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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left them in their blinding talk To meet adopted path and sky， And bend the grass for light and space. Here I can hold the air with birds， Still， solitary in their flight Without men，s calculated race. Now only sun and water rule Unchallenged over silent pain: And the burst cry of a grey swan. Lotte Kramer 我的祖父母以为历史已被永远埋葬在第三帝国的残骸之下，但往事在1948年1月的一天早上突然重新浮现。这一天，卡尔在信箱里收到了一封信，信封上寄件人的名字预示了不祥：雷布施泰因-梅茨格博士、律师，曼海姆市。在简短的书信中，律师告知说她有一个客户对施瓦茨石油制品公司提起诉讼，索赔大约11 000帝国马克。客户住在芝加哥，名叫尤利乌斯·勒布曼。诉讼依据是在美国占领区实施的一项法律，要求对在纳粹时期受到掠夺的犹太人进行赔偿。 这封信及其引发的故事，不管是我的父亲还是他爱讲家事的姐姐都不曾对我说起。我早前就知道祖父曾加入纳粹党，我对施瓦茨石油制品公司曾经属于犹太人这件事也有朦胧的概念。我在学校学习第三帝国历史的时候，父亲应当和我说起过此事，但是我当时太过年轻，对这背后的秘密并没多大兴趣。 很久以后，是听到姑妈英格丽德偶然的一句话后，我才决定去翻阅被祖父保存在曼海姆公寓楼地窖里的文件夹子。祖父母过世后，这幢公寓楼遗赠给了家人。这些文件尽管已在岁月中泛黄但依然清晰可读，我在里面找到了卡尔·施瓦茨收购一家小型石油制品公司的合同。小公司原先属于两个犹太人兄弟尤利乌斯·勒布曼和西格蒙德·勒布曼以及与他们同为犹太人的舅兄威廉·韦特海默。威廉的两个妹妹，玛蒂尔德和伊尔玛，分别嫁给了勒布曼两兄弟。当年西格蒙德·勒布曼公司坐落在曼海姆的港口区域，靠近内卡尔河。重要是收购的日期：1938年8月。这一年，德国的犹太人被无情地推向地狱，愈加频繁地遭受骇人听闻的虐待和歧视，被迫以极低的价格出售他们的资产。 我开始搜寻勒布曼家族的踪影，但是几乎一点痕迹都没找到。我想要找到尤利乌斯在芝加哥的后人，这是他对祖父提出索赔要求时的居住地。当我在网上搜寻到一个曾居住在芝加哥的勒布曼家族时，我心里不禁微微颤抖。但随后电话号码查询网站上连续出现的一长串勒布曼家族的电话号码浇灭了我的希望。这还不如去海底捞针呢。 我开始查询韦特海默家族这边的情况。我偶然看到一篇文章，提及一个叫洛特·克拉默的人，她的婚前姓氏正是韦特海默，她是英国“儿童撤离”行动中依然健在的亲历者之一。这个行动让一万多名来自德国和中欧的犹太孩子得以在1938年到1940年之间被安全转移到英国。我在一家养老院那儿找到了她的一些线索，养老院位于伦敦北部的小镇彼得伯勒，距伦敦一小时车程。在电话里，她向我确认她就是索菲·韦特海默的女儿，而玛蒂尔德和伊尔玛正是索菲的姐妹。她立即同意与我见面。 正文（节选） 我对纳粹的兴趣并非与生俱来。我的祖父母既不是受害者，也不是加害者。他们当年既没有什么英勇事迹，也没有犯下狂热的罪过。他们只是一些“Mitl?ufer”，一些“随大流者”，简言之，他们的态度和当时大多数德国民众的态度一样，仅仅是些许盲从和懦弱一点点累积、叠加在一起，便为人类历史上最为令人发指的国家犯罪铺平了道路。在德国战败后的多年时间里，我的祖父母同大多数德国人一样，他们没有意识到，假如没有“随大流者”的配合—即便是个体层面上那些微不足道的配合—希特勒也许无法犯下如此规模的罪行。 元首本人意识到了这一点，经常试探他的人民，想要摸清民众的底线在哪儿，哪些事情能接受，哪些不能接受，同时用纳粹和反犹太主义的宣传充斥民众的视线。德国第一次有组织地大规模驱逐犹太人的行动发生在德国西南部，我的祖父母当时就生活在那里，这一行动即将成为一场对民众接受度底线的测试：1940年10月，超过6 500名犹太人从德国的西南部被驱逐押运到法国西南部的居尔拘禁营（Gurs）。为了让公民们习惯这样的场面，警察部队小心翼翼地维持着若无其事的样子，避免付诸暴力，为了载人甚至租用了一些客车车厢，而不是后来使用的货车。纳粹决策层想要探个究竟，想弄清民众肚子里面到底装着什么。于是他们故意在光天化日之下采取行动，数百名犹太人排成队列，被推搡着，拉着沉重的手提箱，穿过市中心，前往火车站，其中包括哭泣的孩子和疲惫的老人。这些景象就在公众眼前发生，但他们冷眼旁观，从未展示出人性的光辉。第二天，大区的地方长官们骄傲地向柏林报告称他们管辖下的大区是德国第一个清除了犹太人的地区。元首想必是欢欣鼓舞，他的人民对他是如此体谅，已经成熟到能够“随大流”了。 然而，有一个特别的片段表明，民众并没有像他们在战后所声称的那样无能为力。1941年，德国的公民以及天主教和新教的主教们发起抗议，成功阻止了一项希特勒下令展开的灭绝行动。该行动要求灭绝在精神和身体上有残障或者被视作残障的人，意在将这些“没有价值的生命”从“雅利安人种”中清除干净。尽管这项名为“T4行动”的秘密行动已进行得如火如荼，而且已经有7万人死于德国和奥地利境内专门的毒气室里，然而希特勒面对人民的愤怒让步了，停止了这个行动。元首深知在公众面前表现得过于残酷可能带来的风险。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帝国耗费了大量精力来组建一个极端复杂和昂贵的后勤运输系统，将欧洲和苏联的犹太人运到波兰偏远的集中营，让他们远离同胞们的视线，然后再实施屠杀。 不过战争刚结束时，德国几乎没有人会自我反思：假如大多数人没有“随大流”，而是反对这个老早就展示出践踏人类尊严意图的政权，那情况又会如何？像我祖父一样“随大流”的情形是如此普遍，以至于普遍性成为这种罪行得以减轻量刑的理由，甚至决心让德国去纳粹化的同盟国也持有这种想法。在取得胜利以后，美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和苏联人把德国和柏林分别分成了四个占领区，每个盟国都致力于在德国各个仲裁听证会的协作下，清除各自占领区内的纳粹元素。他们将纳粹罪犯按照四个级别进行划分，即主犯、从犯、轻从犯和“随大流者”，理论上将对前三个级别的罪行展开司法调查。根据官方的定义，“随大流者”指的是“只是在名义上参加国家社会主义阵营的人”，特别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NSDAP，即纳粹党）的党员中，仅缴纳党费并参加强制会议的人”。实际上，在1937年帝国境内的6 900万居民中，“随大流者”的数量远远超过纳粹党的800万党员数量。另有数百万人加入了其他各式隶属组织，更多的人在没有加入任何纳粹组织的情况下为国家社会主义热情欢呼。比如我的祖母不是纳粹党党员，但她比身为纳粹党党员的祖父更加忠于阿道夫·希特勒。但同盟国没那么多工夫来研究如此错综复杂的情况，光是主犯、从犯和轻从犯就已经让他们忙得不可开交。这些是在第三帝国迷宫般的官僚体制中下达犯罪命令的高级官员，以及众多执行了这些命令的人，其中一些在执行犯罪命令时展现出了卑劣的狂热。 像我祖父这类被同盟国判定为“随大流者”的普通纳粹党党员，他们几乎安然无事地逃脱了惩罚。祖父受到的唯一处罚，是在几年的时间内被剥夺了对自己的小公司—施瓦茨石油制品公司的控制权，这段时间内公司由同盟国当局授权的一个管理员进行监管。假如祖父想要谋个公务员职位，他可能也会遇到些困难。我的姑妈英格丽德确信祖父曾被罚去“砸石头”。但奇怪的是，我的父亲一点这样的记忆都没有，并相信“像他那么圆滑的人”，就算这个不太可能的处罚真有其事，也一定能设法逃了这苦役。父亲回忆说，祖父的生意从来没有比在被迫失业的这段时期里更好，因为祖父在黑市上比在合法市场上更能找到生意的门路。在他的记忆中，施瓦茨家的饭桌上总是有酒有肉，还有鸡蛋和苹果；而在战后民不聊生的德国，很多人连这些食品的滋味都已经想不起来了。祖父卡尔·施瓦茨的两个孩子的记忆中出现的这个差异，也许是由于姐姐和她的父亲更亲近，而弟弟却较为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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