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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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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承碑〉研究》一书梳理了《夏承碑》自宋出土以来的拓本类别、状况、流转过程等信息，并对各个版本进行比对，较为清晰地回应了《夏承碑》的原刻、翻刻、宋拓的相关问题，为读者提供了了解《夏承碑》历史、源流的材料。本书着眼于《夏承碑》的接受史，但不仅限于此，而是在“尽精微”与“致广大”之间寻找平衡，呈现了具有广度与深度的文化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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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夏承碑》是少数自宋代出土便经名家著录并深深嵌入明清艺术史的**汉碑。因原石早佚、翻刻频出、书风奇诡，历代文人学士围绕此碑展开了经久不息的争论，牵涉石刻真伪、版本谱系、文献著录、字体界定、作者归属、书写技法等，几乎涵盖了一件古代碑刻所能触及的**方面。从艺术史的角度考察，《夏承碑》在近千年历史中的升降沉浮及其复杂争议，为研究此间的艺术、学术、文化、思想等，提供了一个有趣且不可多得的切入点。
本书立足于扎实的文献考据与细致的图像分析，以《夏承碑》为研究个案，深入考察了此碑的碑石流传、碑文内容、碑拓谱系，继而探讨其真伪与接受史问题，力求将《夏承碑》的历史呈现为一部“微缩艺术史”。最后附长文《物质、图像、历史：论碑帖、拓片及其研究》，则从具体的个案研究出发，上升到方法论的高度，对艺术史中的碑刻、拓片研究以新颖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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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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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硕，1990年生于山东济南。山东大学文学院、教*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入选“山东大学青年学者未来计划”。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博士，美国布朗大学艺术与建筑史系访问研究员，本科、硕士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书法系。目前出版著作数种，在《文艺研究》《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国际汉学研究通讯》《新美术》《中国书法》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四十馀篇。兼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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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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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001
第一章 《夏承碑》碑石流转概述 013
第二章 《夏承碑》碑文释证 025
第三章 《夏承碑》版本研究
第一节 华夏旧藏本 74
第二节 传孙桢旧藏本 97
第三节 传伊秉绶旧藏本 113
第四节 成化本 121
第五节 嘉靖本 133
第六节 武慕姚旧藏本 150
第四章 《夏承碑》的“伪”与“真”
第一节 由“拓”而“碑”：辨伪意见的生成过程 166
第二节 论《夏承碑》文字为可靠汉代书迹 177
第三节 《夏承碑》“伪”在何处？ 195
第五章 《夏承碑》接受史中的若干问题
第一节 八分、芝英、汉隶一体 210
第二节 “沿讹信是中郎笔” 223
第三节 篆笔与楷笔 245
结语 265
附 物质、图像、历史：论碑帖、拓片及其研究
第一节 “风格”与“功能” 279
第二节 艺术史中的中介性因素 290
第三节 拓片：从“物质性”到“可塑性”“平面性” 305
第四节 碑帖、拓片之为经典 318
余论 340
参考文献 345
后记 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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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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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凡曾阅读过金石学乃至碑刻学方面书籍者，想必会对其中追溯碑石铭刻形制变化、罗列秦汉以降丰碑巨制的文字印象深刻。而凡游历过古代宫殿、庙观、祠墓乃至诸多风景名胜者，亦想必会将矗立于其间的碑刻纳入到自己的相框中。毋庸讳言，不论是示于众人，抑或是隐于幽冥，镌有或短或长文字的碑石都以一种独特的文化实践方式，见证着古老国家的深厚历史，述说着悠远岁月的真切故实。
不过，倘以时下学术的进展来检视既有的文化传统，不难发现，以“自古以来”一类语辞描述中国历史上“树碑立石”的传统，既不具体，甚至亦不够准确。毕竟，秦汉以前艺术史的研究对象，主要是青铜器、玉器、陶器等，公共石刻特别是镌有铭辞的大型碑碣数量极少，亦不发达。故而考察石刻的发展历史，先秦时期的《石鼓文》《守丘刻石》等，绝无统一的规制，大抵属于在略施加工的天然石块上镌刻些许文字而已。秦始皇东巡途中所立诸石，如《泰山刻石》《琅邪台刻石》等，亦显然与之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至此，这些遗物基本没有逾于《说文》“碣，特立之石” 或在崖壁上简单磨出平面进而镌刻文字的阶段。它们之间是否或在何种程度上存有直接的渊源关系，亦是难以确切论证与凭信的。时至西汉与新莽时期，如《群臣上醻刻石》《鲁北陛石题字》《五凤二年刻石》《鲁孝王陵塞石》《麃孝禹刻石》《居摄两坟坛刻石》《莱子侯刻石》等并传于世，其中偶有与后来碑石形制接近者，但形体大都矮小，据多出现于其间的纵向界格与其书写方式考察，实脱胎于彼时的简牍文书。显然，后世观念中的“丰碑”还未登上历史的舞台。
当历史前进到东汉时，这一局面得到了根本性的改观。即以今日所见者论，碑石之数可以百计，曲阜、泰安、西安、汉中、洛阳、成都等地所藏者，皆极具规模。这些碑石的形制相对成熟稳定，铭辞颇具体例，书写卓绝、镌刻精整更为世人所知——显然具有一套从字到文、到石的社会共识与制作办法。倘将郦道元《水经注》、欧阳修《集古录跋尾》、赵明诚《金石录》、洪适《隶释》等历代典籍中著录的东汉碑刻加以汇总，则彼时的树碑风气应是何等的繁盛，何等的前无古人，诚是不难想见的。当然，短短百年之间竟突发了“从碣到碑”的历史性剧变，大型碑刻纷纷涌现，自非“自然而然”所能解释。在讨论东汉时期丰碑骤然林立的现象方面，赵超于《中国古代石刻概论》中的表述，乃是周到公允之言：
我们认为，促成东汉时期石碑大量产生和定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在汉代，标示墓葬的习惯逐渐普及成风；厚葬之风大肆盛行；歌功颂德、扬名传世的思想与儒家思想日益深入人心；随着开通西域，西亚、北非等地西方文化的影响逐渐传入等。这些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造就了在中国古代社会流行开来的重要石刻——碑。
李零所言更为具体：
大型石刻，中国早期并不发达。发达是汉以来，估计背后有外来刺激。
…………
中国的爱好转移是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既不
能用简单的本土说来抹杀，也不能用简单的传播说来解释，而是要从授受双方的相互作用来分析。其中既有接受，也有模仿，甚至包含“中国化”的改造。
…………
大型石刻，起源最早，艺术水平最高，恐怕还是中近东（赫梯、亚述、巴比伦和埃及），以及与中近东临近的希腊、罗马和伊朗。汉代石刻受外来影响，不光是印度，也包括伊朗、阿富汗和中亚。
不论是风气与需求上的“本土培育”，还是形制与作法上的“洋为中用”，都促成了“树碑立石”的文化实践成为中国历史传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东汉（特别是桓帝、灵帝年间）诸碑，即是这一高度发达的实践、传统的早期见证。
关于碑刻的分类，清末学者叶昌炽（1849—1917）所言虽不尽周全，但仍是颇具概括性的：
综而论之，立碑之例，厥有四端。一曰述德，崇圣嘉贤，表忠旌孝，《稚子石阙》《鲜于里门》，以逮郡邑长吏之德政碑是也。一曰铭功，东巡刻石、登岱勒崇、述圣、纪功、中兴、叡德，以逮边庭诸将之纪功碑是也。一曰纪事，《灵台》经始，《斯干》落成，自庙学营缮以逮二氏之宫是也。一曰纂言，官私文书，古今格论，自朝廷涣号以逮词人之作是也。举此四例，若网在纲。
传世东汉碑刻，大都可以归入叶氏所言的这四类之中。对于镌刻其上的那些波磔丰富、结构宽博而又风采各异的铭石“八分”之体，后世学者往往以“汉隶” 或“汉分”相称，认为是“大汉气象”的直截体现。因而，这些碑石之所以能获得累代学者的推崇，除却其形制古朴庄严，文辞雅驯端整，并可补正史之阙漏、可见一时之风气外，其书法艺术之高超卓越，乃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即以时下学者最为熟稔者论，如《乙瑛碑》之方整端严，《礼器碑》之细劲挺拔，《张景碑》之平和宽厚，《孔宙碑》之温润沉着，《华山碑》之整饬雄秀，《衡方碑》之雄浑内敛，《史晨碑》之深厚庄重，《曹全碑》之婀娜舒展，《张迁碑》之古拙生动……面目或精粗有别，用笔或方圆异趣，然能各造其极，为一代之绝诣，启后学于无穷。本书的研究对象《夏承碑》，即是这璀璨群星中的一颗。
逮至今日，因鲜有习书者的临摹仿效，《夏承碑》已然被绝大多数人所漠视乃至遗忘。偶见于市肆的拓本（主要是印刷品），其文字既不精美，亦不古朴，学之者寥寥。加之此碑并不具有多少政治的象征意义，所涉的史实有限，无益于考证，遂成为寻常而“小众”的一通汉碑而已。
但是，此碑在古时的境遇，实与当下不可同日而语。考虑到《曹全碑》《张迁碑》等要迟至明代中后期方出土，被人当作书法范本更是在入清之后才渐成气候的。相比之下，《夏承碑》在北宋时期甫一出土，便被大名鼎鼎的金石学家赵明诚（1081—1129）著录在了《金石录》之中，此后的千余年，历代众多金石典籍都载录其名目、考校其铭辞、赏鉴其书法。至金石之学空前繁盛的清代乾嘉时期，研究者、评骘者、收藏者、临摹者、著录者更是不可胜计，仅著名学者翁方纲（1733—1818）一人为此碑所撰的考证文章、题跋、诗歌等，便有数十篇之众，令人咋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此碑及部分旧拓最为“如日中天”的历史时期，其受到世人关注的程度，似乎并不逊于在艺术史上同样闻名遐迩的《华山碑》。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此深入地介入到种种学术讨论旋涡中的《夏承碑》，既无确真碑石可依，亦颇为混乱的版本谱系所扰，其间的复杂性、混乱性与模糊性，共同促成了引人瞩目的争议性。因而在金石材料出土骤增，学术与艺术风气发生重大变化的清代中晚期以降，种种争议或被澄清、或被搁置、或被遗忘。来源可靠、实物完好且信息丰富的大量两汉铭刻甚至墨迹，逐渐居于学术与艺术场域的中心。《夏承碑》遂连同着那些多少有点“盲人瞎马”意味的累累聚讼，渐渐地被边缘化，直到如今。
诚如前文所述，即便是《夏承碑》的几件最为知名的旧拓本，亦未必能够招来多少当代观者的垂青。故而这种“边缘化”的趋势，既无可挽回，亦无可厚非。但是，倘从艺术史研究的角度考察，《夏承碑》在千百年间遭遇的升降沉浮，广涉诸多层面的复杂争议，恰恰为我们研究此间的学术、艺术、文化、思想等，提供了一个有趣且不可多得的切入点，明清以降众多关于何为隶书、何为汉隶、何为汉碑、何为原石、何为翻刻的讨论，都可以在此领略其锋芒、展现其理路。甚或在一定程度上而言，《夏承碑》在宋代出土之后的接受史，乃是此历史区间内的一部“微缩艺术史”。其学术价值自可超越一般意义上的文物价值与艺术价值，从而受到学者与广大读者的重视。
第一章?《夏承碑》碑石流传概述
《夏承碑》，全称《汉北海淳于长夏君碑》，亦称《淳于长碑》《夏仲兖碑》等（以下统称《夏承碑》）。后世据碑文中云“建宁三年六月癸巳淹疾卒官”，一般将其定为东汉碑刻。此碑于东汉诸碑中并不特殊，大抵是记述已故地方官德行政绩的一类。碑主夏承（114—170），字仲兖，历任主簿、督邮、五官掾、功曹、上计掾、守令、冀州从事，五十六岁时卒于淳于长任上。据碑文所载，夏承的祖父官至东莱太守，父官至太尉掾，兄官至右中郎将。毋庸讳言，夏承出自仕宦之家。他最终虽未察举“孝廉”、得登高位（或因寿限），但由其家族背景与任职经历来看，仍属相当典型的东汉地方政治精英。夏承官阶较为低微而品行高洁，为政清肃，且不辞纠枉、扶正之责，洵是一位地方能吏。或因此而政声远播，民感其德，遂镌此碑。
此碑之所以在中国艺术史上颇有影响，自然不会是因为夏承本人在东汉的历史上做出过何许伟大的功业，而是此碑书风奇诡多变，版本流传纷繁复杂，成为历史上少有的长期被众多文人学者持续关注的著名碑刻。
最早著录此碑者是北宋的著名金石学家赵明诚，其《金石录》云：
碑在今洺州。元祐间，因治河堤得于土壤中。建宁，灵帝时年号也，距今千岁矣，而刻画完好如新。余家所藏汉碑二百余卷，此碑最完。
按：宋之洺州，即东汉时冀州钜鹿郡广年县，而淳于则为青州北海郡属县，二地相距颇远，绝无接壤处。故历史上多有人据此推测赵明诚所见是异地重立者。尔后此碑又为洪适《隶释》、刘球《隶韵》、娄机《汉隶字源》、佚名《汉隶分韵》等著录，成为在宋代便受到广泛关注的东汉碑刻。
此碑在元代文献里虽记载寥寥，但通过这些零散记述，我们仍然能够明确，《夏承碑》的碑石没有离开洺州（即元代广平路）。而且应该可以据此推论：只要碑石所处的位置没有出现大的变动，则元人所见者，有较大可能性即为赵明诚等宋人所著录者。如揭傒斯（1274—1344）诗云：
金陵皇象剑戟张，中山夏丞鼎独扛。
洺州系属古中山国旧地。“丞”“承”二字，古人多混用不别。元、明两代文人所称的《夏丞碑》，即是《夏承碑》。故而可以凭据。
但穿过元代的零星记载，到明代时，此碑的境遇竟发生了截然不同的变化。成化十五年（1479），时任广平郡守秦民悦云：
予承乏广平，见府治后堂有碑仆地，阅之，乃《汉北海淳于长夏承碑》，建宁三年蔡邕伯喈所书，八分体。……於戏！光和苦邑之刻，予固未及见之。今观此书，风神骨立，想亦逼真矣。计自东汉灵帝建宁三年至今，凡一千三百五十有五岁，而此刻尚存，岂非神物守护之至耶？因与诸同寅谋，复树于堂之东隅，创一小轩以覆之，扁曰“爱古”，志书法也。若承之功德与夫墓之所在、碑之所从来，固不暇考论，但碑之下截凡一百一十字，年久藓蚀，系后人模刻，览者当自择之。
秦民悦所云可以反映出以下几点：其一，此碑自宋代出土以至彼时，似乎未曾离开广平地界。其二，此碑至秦民悦所见之时，已经多年无人问津，“有碑仆地”便是证明。其三，成化之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此碑的保存情况极为不佳，或由捶拓，或由土掩，或由风化，且碑石的上、下部分遭遇有别，导致其下部的文字漫漶不清，而后人补刻一百一十字的行为，亦可以反映出这一点。在少有汉碑留存的广平一地，秦民悦的举动无异于为地方“打造”了一块蔡邕手笔的“招牌”，并成为暗喻地方历史传统、地方官重视文教与风雅的一种独特的“文化景观”。因而此碑的声名便开始随着拓本（此谓“成化本”）传播开来。但不到七十年，碑石便遭毁坏，以致彻底殒没。嘉靖二十四年（1545），此时的广平郡守唐曜据旧拓重刻了一块新的《夏承碑》，并作跋云：
右蔡邕书《淳于长夏承碑》，在广平府。承不知何许人，其仕与卒皆无当于广平。碑所自来，莫可考竟。永乐七年（1409）修，岁久踣仆。成化己亥（1479），前守秦公民悦复建“爱古轩”以覆之。碑首有穿，疑所以受繂悬棺，而八分字画奇古，信为汉物无疑。迨今几七十年，海内赏鉴拟《石经》矣。嘉靖癸卯（1543）筑城之役，为工匠所毁。越二年，予来守郡，索诸瓦砾，不获，乃取摹本临石，置亭中。予观欧阳子《集古录》至千卷，自以为多，是碑《录》所未载。然其时已云汉隶难得，况后此五百年，获见古人未及见之完碑？乃不幸而沦毁，岂不可深惜耶？今临刻遒劲，不失汉风骨，足作佳观。它时兴作者，他山之石何限，岂必兹碑也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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