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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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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因为代表清政府签署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成为晚清帝国的“裱糊匠”，背了100多年的骂名，成为“卖国贼”的代名词。“每当满清政府把这个巨大的帝国带到毁灭的边缘，他们唯一必须启用的人就是李鸿章。”西方外交家唯一愿意相信的人也只有李鸿章。所以，他在中西方世界历史中的地位与评价截然不同。梁启超评价李鸿章说：“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他“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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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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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作者广泛搜集中、日、英、法、美、德、意、俄等多国史料，以19世纪后期的国际格局巨变为背景，以日本入侵中国台湾、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等重大事件为主线，穿插李鸿章主持的内部变革，强调从中西方观点对比的双重视角，来全新解读李鸿章的一生功过是非，和这段国人似乎已经非常熟悉但是依然陌生的前尘往事。全书语言生动，时代背景与中外对比深刻，历史漩涡中的人物描写极具真实感和冲击力，作者用精彩的语言，结合当今社会现实，做出精彩的点评。既细致入微地展现中西方世界的历史撞击，同时又加以阐述发挥，使读者更容易理解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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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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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林，男，1971年生，黑龙江省伊春市人，曾任红旗出版社首席编辑，现任全国政协丝路规划研究中心《丝路百科》杂志编委委员、北京郑和与海洋文化研究会副理事长。策划、责编、编写的图书曾入选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新闻出版署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出版专著20余部，编写、合著40余部，发表文章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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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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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第一章 为了承担全国的责任而拼命做官：1895年前的李鸿章
儒家务实的爱国者：李鸿章事业的形成阶段 3
笃信“行动更为重要”的独特学生 3
在危及帝国的叛乱中起步 7
关注富强 12
实用主义的文化改造者 20
李鸿章在直隶：一个新政策的呈现 21
李鸿章在中央政府的作用 22
自强——一项李的新政策的出现 27
有限权力的代表者 28
一个全国性官员的角色：执掌中国近代化牛耳的李鸿章与
伊藤博文的对比 29
不同凡响但识见有异 32
取法西方，其“道”不同 36
根本差别和客观处境 41
李鸿章权力网的经营与娴熟的政治技巧 46
第二章 中国的Grand Man（元老）：活跃在19世纪末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外交巨星
李鸿章对外国军事人才的使用：形成时期 65
李鸿章与常胜军 66
“驭夷”的早期教训 72
外国军事援助的遗产 76
李鸿章对日本和朝鲜的均势战略 82
1870年前李鸿章的日本观 83
遏制日本同西方合作：1870—1874年 84
探求新的战略 87
朝鲜国际均势 91
结束语 94
李鸿章与琉球丧失始末 96
伪善的近邻 97
初次受骗 100
模糊不清的外交掌权人物 102
走向中日全面战争之路 106
李鸿章对朝政策从放任到“牵制与均衡” 107
壬午兵变和中国态度的变化 110
甲申政变和李鸿章的干涉主义政策 112
甲申政变后中国宗主权的再次坚持 114
结束语 118
李鸿章和中俄密约 120
中国之大患终在俄 121
从欲盖弥彰到大白于世 123
“背信和昏聩奇怪地混合在一起” 125
“李二先生是汉奸” 127
对洋人老老实实的结果 129
第三章 着眼世界改革潮流的拓荒者：晚清身体力行改革开放的第一人
中国近代化的开始 135
新兴企业 137
李鸿章在 1874 年 11 月以前近代化工业的努力 140
李鸿章在 1874 年 12 月关于台海及边疆危机的建议 145
李鸿章与江南制造局 152
江南制造局的建立与早期经营 152
江南制造局的造船计划 157
重武器生产 160
结束语 164
改革科举，创办兵工学校和造船学校 166
组织学生海外培训 170
李鸿章的军事变革思想与北洋海军的兴衰 174
李鸿章对近代海军的认识及其目标 176
购船置炮——北洋海军的创建 177
海军学堂与训练 178
遴选将才与组织舰队 179
无法克服的困难和不可避免的崩溃 181
结束语 182
第四章 找寻继承者：时代巨变旋涡中之李鸿章的用人观念
李鸿章的幕友与门生 185
李鸿章的用人观与对亲属的回避 185
李鸿章的幕僚们 187
李鸿章的属下和门生 190
李鸿章对留洋人才的培养与使用 194
李的知遇之恩与袁世凯的崛起 196
李鸿章对外国专家与人才的聘用 199
津沪联系：李鸿章通过代理人对上海的政治控制 203
城市之间的交通运输 204
两个城市之间的人事调动 205
上海道台：是李鸿章的人吗？ 206
正式的政治控制 207
非正式的政治控制 209
第五章 忠诚为先的末世儒臣：外国人对李鸿章的性格解析
一生屈辱仍然忠字当头 213
远游万里心念家国 214
联俄拒日：一生永远的痛 218
最后一次出场 219
几种评论 220
附：振聋发聩之声——《纽约时报》李鸿章采访实录 221
第六章 半神、半人的异邦人：李鸿章的人际交往与人格魅力
权力运用的极致 227
富可敌国的财势 230
名副其实的领袖品格 234
第七章 死者指挥生者：历史发展进程背后的李鸿章
不同世界历史观的伟大与可笑 243
近代化倡导者李鸿章 244
外交家李鸿章 246
从更广阔的视野看李鸿章 248
贪污问题 251
李鸿章仅仅是政治家吗？ 252
第八章 身后满负诟病的殉道者：李鸿章的自我评价与认知
志同道合的维新者 259
“公车上书”真相迷离 259
鼓励李提摩太当说客 260
强学会的支持者 263
“维新之同志” 265
秋风宝剑孤臣泪 268
委曲求全等待时机 268
义和团的起源 269
“废立之谋” 270
悍然宣战的前前后后 273
“廿五矫诏，粤断不奉” 275
诡秘出格的“两广独立” 277
静观待变 280
北上乞和死不瞑目 282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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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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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家李鸿章
外国使节感到李鸿章比总署官员更加开放，更为果断。他们在前往北京之前，总要在天津逗留几天去看李鸿章，这已习以为常。他们不仅认识到朝廷在考虑研究阶段，会不可避免地向李征求意见，而且他们同清政府接触最初成功，也有赖于他们能够从李的说话实质和思路中了解到中国的观点。地缘、政治和个人条件结合起来，使李鸿章成为中国外交必不可少的人物。由于李鸿章起了这样关键的外交家作用，他的活动应当放在中国在全球地位的整体背景下进行评判。
人们长期以来承认，李鸿章在 19 世纪中国对外政策制定和贯彻执行方面曾经起到过巨大的作用。正是在很大程度上由于他的外交活动记录，他受到许多历史学家的尖锐谴责。正如李倡导近代化的作用需要重新考察一样，早就应当对李鸿章作重新评价。
我们已经看到，从 19 世纪 60 年代起，中国同外国的关系由一个新的机构总理衙门处理。然而总署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政府机构，它只是作为军机处的分设办事处而发挥作用。而且，总署从它成立之日起，便从来不具备近代外交部那样完整的权力，沿海省份许多督抚分享了它的权力。一个特别恰当的例子是从 1875 年至 1902 年几度出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刘用大部分时间处理内政问题，并不特别关心对外事务。然而长江下游沿海地区都属他治 辖，这就必然要求他负责处理其地区的对外关系。沿海省份（广东、福建和山东）其他高级地方官员也同样如此。他们就这样在中国对外政策的制定和贯彻执行中，分享了总理衙门的权力。
然而不仅这些地方官员，比他们更为重要的是与总理衙门同时创设的两个新官职，即北洋和南洋通商大臣。这两位大臣按规定广泛处理对外贸易关系，他们不仅受专门指派，分享总理衙门特有的权力，而且实际上被认为在实施对外政策中，比总理衙门更为重要。上述刘坤一任两江总督时，也兼任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将其北洋大臣衙署设在战略城市天津，以发挥他在外交事务中不断增强的关键作用。在与总理衙门协同工作几年以后，他在重要性方面很快就取代了它。李的个人条件和他的官位是同样重要的原因。在能干的文祥（1818—1876）去世、恭亲王（1833—1898）政治上蒙辱去职，总理衙门失去他们两人以后，外国使节感到李鸿章比总署官员更加开放，更为果断。他们在前往北京之前，总要在天津逗留几天去看李鸿章，这已习以为常。他们不仅认识到朝廷在考虑研究阶段，会不可避免地向李征求意见，而且他们同清政府接触最初成功，也有赖于他们能够从李的说话实质和思路中了解到中国的观点。地缘、政治和个人条件结合起来，使李鸿章成为中国外交必不可少的人物。
由于李鸿章起了这样关键的外交家作用，他的活动应当放在中国在全球地位的整体背景下进行评判。对于中国来说，19世纪下半叶加入“国际家庭”，是一个令人望而却步的任务。正是在中国放弃它的封贡体制（除朝鲜外）的时候，西方步入最富有竞争性的帝国主义时期。一如威廉·兰格的经典著作《帝国主义外交》正确地指出：虽然中国学习西方外交制度还很不够（它到19世纪80年代曾经这样做过），但是中国必须从弱国的地位去对抗强有力的西方敌手。因此，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不可能是平等的伙伴关系。李鸿章必须在这些严格的限制之内行事。
李鸿章在不同时候，不是作为顾问，便是直接以外交身份履行他的职责。他在中法战争期间同法国打交道中，间接的作用十分明显。正如易劳逸在他的《皇室与官员》一书中所指出，李虽未直接涉足战争，他却试图通过拟议中的《李鸿章——福禄诺协定》结束战争。然而朝廷于1884年拒绝了这种妥协，只是将它看作是1885年最后结束战争的《巴黎条约》的基础。李鸿章在对外政策中起顾问作用的另一个例子是，1881年解决伊犁争端时，朝廷利用他的较为和解的政策作为左宗棠好战政策的制衡。不过，李在处理朝鲜和日本的关系中，发挥了更加直接的作用。朝鲜作为中国从前的一个朝贡国，它的事务传统上一向由礼部办理。1879年朝廷正式指派李鸿章负责朝鲜事务。尽管李极力赞同维持北京同朝鲜封贡形式的意愿，但他已开始认识到此时中朝关系不能不是包括中国、日本和各大国在内的更大范围关系的一部分。李鸿章根据丁日昌等人的建议，力劝朝鲜同美国和欧洲国家订立条约，以对付日本新的侵略政策。他通过派出由中国正式指定为新设朝鲜驻扎官的袁世凯，进一步实现中国对朝政策的这一转变。他还另派一些人去朝鲜，充任朝鲜宫廷新增的顾问。在所有这些决定中，李是首要的决策人。
李鸿章并没有将自己直接的外交作用局限于中国紧邻的国家。他还多次提出同英国、法国、俄国和其他国家的代表商谈。他最令人感兴趣的关系之一是同美国的关系。李早在1874年就在寻求美国的斡旋，后来他又数次主动提出这样的倡议。韩德在他的《一种特殊关系的形式》中，强调美国是李在外交方面最喜欢的一个求助对象。在1880年至1894年间，他三次寻求美国斡旋：琉球争执时向前总统格兰特提出建议，中法战争期间以及1894年战争前夕。不幸的是，所有这些倡议都没有成功。
由于李鸿章受命具体负责对朝鲜和日本的关系，朝中其他高级官员，尤其李的敌手，容易利用此作为抨击他的一个方面。李在朝廷上和地方官员中敌手众多。尤其麻烦的是，一批号称“清流派”的年轻的传统主义官员，时发清议，放言高论。他们在那几十年间，在几次危急的时刻，将李置于进退维谷的困境。因此，尽管李对中国对外政策有强大的影响力，在决定具体政策时，他却无法完全自由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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