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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权威性与专业性
罗平汉教授是中共党史领域的知名学者，他的研究和著作在学术界有极高的认可度，本书的出版也是其研究成果的又一体现。他运用丰富而可靠的一手史料，结合坚实的理论框架，深入剖析了从1937年十二月会议到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间的关键历史时期，详细展现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如何确立与形成的过程。
★独特的视角和新颖的立意
本书不仅关注历史事件的本身，更从中共领导层的决策过程、思想交锋和策略转变等角度，提供了全新的解读视角，帮助读者更深入地理解中共党史的发展脉络和内在逻辑，对历史事件和人物有更全面的认识。
★引人入胜的历史细节
作为一部党史学术普及读本，本书在保持学术性的同时，也注重通俗易懂，使得广大读者能够轻松阅读并理解这段重要的历史。书中史料呈现生动有趣，让读者更容易理解和记忆历史事件，增加了阅读的趣味性，如通过讲述如毛泽东对王明的热情接待等生动细节，增加了历史的现场感和人物的丰满性，让读者有身临其境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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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在党的历史上，从1937年十二月会议到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间，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确立和形成的一个重要时期。该著作以丰富扎实的史料、坚实的理论视角集中呈现与阐述了此段历史。
全书约16万字，分为四章正文与前言、结语六部分。全书以十二月会议为起点，运用大量的会议资料和档案文献等一手资料，以及当时中共主要领导人的回忆录、文集等，从史料出发，有力论证了毛泽东等人如何提出中共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原则，有关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和中共开展敌后游击战的重要性；同时也详细介绍当时的中共主要领导人王明等对于上述问题的看法和建议，以及所犯错误形成过程。
全书立意新颖，细节叙述较为吸引人。如在第二章开篇讲述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时，毛泽东等领导人对他热情接待，在欢迎仪式上，毛泽东一再激动地重复：“喜从天降，喜从天降！”并在一段时间内强调王明同志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回来指导党的工作，是“马克思给我们送来了天兵天将”。由此可见，当时毛泽东等人对王明抱有的信任与期望。书中这样的细节史料的叙述较多，令人印象深刻。
可以说，全书史料扎实，注重史料挖掘与史实考证，是一部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党史学术普及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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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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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平汉，湖南安化县人。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的教学与研究，著有《决胜：解放战争何以胜利》《探寻与阐释：中国革命中的几个问题》《农村人民公社史》《土地改革运动史》《回看毛泽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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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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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一章 毛泽东强调独立自主
一、对右倾危险的警惕
二、强调独立自主事出有因
三、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第二章 对独立自主原则的冲击
一、“马克思给我们送来了天兵天将”
二、“一切服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三、毛泽东对独立自主原则的坚持
四、十二月会议所产生的影响
第三章 长江局与延安的分歧
一、十二月会议之后的王明
二、三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三、对国民党临全大会等问题的不同看法
四、毛泽东继续强调持久战和游击战
第四章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一、九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二、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和毛泽东论新阶段
三、张闻天的组织报告与王明等人的发言
四、正确处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
五、“党有了群众信仰的领袖”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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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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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对独立自主原则的冲击
四、十二月会议所产生的影响
（第99~109页）
十二月会议就统一战线和国共关系并没有形成具体的决议，只是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准备召集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央政治局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工作的决议》和《中央政治局关于中共驻国际代表团工作报告的决议》等文件。
《中央政治局关于准备召集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规定：“在最近时期内召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全中国人民解放斗争和党的工作，均有最严重的意义”，“大会准备期限不能过长，应尽可能地在较短时间内召集大会”。七大的中心任务“在于讨论和规定如何在巩固和扩大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方针下，组织和保障全中国人民取得对日抗战的最后胜利；同时，党七次大会应当对于自党六次大会以来的革命斗争经验作一个基本的总结”。七大的主要议事日程为：（一）十年奋斗的基本总结和今后奋斗的基本方针。（二）如何组织和保障全中国人民对日抗战的胜利。（三）动员工人阶级积极参加对日抗战工作。（四）在新工作条件下的党的建设问题。（五）改选党的中央领导机关。
会议还决定成立准备召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委员会，其成员为毛泽东、陈绍禹（王明）、朱德、周恩来、项英、张闻天、张国焘、秦邦宪、赵容（康生）、廖陈云（即陈云）、王稼祥、彭德怀、任弼时、邓发、刘少奇、何克全（凯丰）、林祖涵、吴玉章、董必武、徐特立、曾山、张鼎丞、陈毅、杨靖宇、高岗。以毛泽东为准备委员会主席，王明为书记。准备委员会下设立秘书处，由毛泽东、张闻天、赵容、廖陈云、陈绍禹组成。以毛泽东为七大准备委员会主席，而不是遵义会议后在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为这个委员会的主席，表明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得到进一步的认可。这个准备委员会既设一“主席”，又设一“书记”，不知二者的职权范围如何划分，恐怕很大程度上是与会者出于对王明这位从昆仑山过来的“天兵天将”的尊重，给了他这样一个名分。
《中央政治局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工作的决议》则对南方游击战争作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认为“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后，在极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的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以至能够保存各游击区在今天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重要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主要的领导同志以及在游击区长期艰苦斗争之各同志，他们的长期艰苦斗争精神与坚决为解放中国人民的意志，是全党的模范。政治局号召全党同志来学习这些同志的模范。”对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作了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
《中央政治局关于中共驻国际代表团工作报告的决议》说：“政治局听了中共驻国际代表团王明、康生、陈云三同志工作报告之后，认为在王明同志领导之下的代表团，在国际领导和特米脱洛夫的帮助之下，几年来所做的工作成绩，首先在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的政策的确定与发展上给了中央以极大的帮助，此外如培养干部，出版报纸书籍，反对隐藏在某些党的组织中的奸细敌探，对满洲与华侨工作的直接领导和进行国际宣传等，是满意的完成了党中央与共产国际所给与他们的任务。”
十二月会议还增补王明、陈云、康生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决定由周恩来、王明、秦邦宪、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负责同国民党谈判；由项英、周恩来、秦邦宪、董必武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
到这时，中共中央书记处由张闻天、毛泽东、王明、康生、陈云组成。据张国焘回忆，会议在讨论组织问题时，王明在事先未同任何人商量的情况下，提交了一张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名单，不过这张名单“在人选上只增加了和他同回国的赵云（应为赵容）、陈云两人（实际上，陈云在1934年1月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就已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引者），其余多是旧人，不过将席次略加调整而已”，毛泽东曾“力主将王明的名字列为第一名”，而王明“极力表明，他之提出这张名单，决无‘夺帅印’的意思”。张的回忆写于他脱离中共多年之后，自然有极重的个人感情色彩，但说王明在十二月会议上没有“夺帅印”之意，大致还是说得过去的。王稼祥后来在延安整风时回忆：“季米特洛夫对王明说：你回中国去要与中国同志关系弄好，你与国内同志不熟悉，就是他们要推你当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王稼祥又说：“对于中国党的路线，我的印象没有听过国际说过路线不正确的话。”季米特洛夫对任弼时也说过在王明回国前，他特地提醒王明：“虽然你在国际工作了多年，而且又是执委会成员和书记处书记，但你并不代表国际，而且你长期离开中国，脱离中国革命实际，所以，回国后，要以谦逊的态度尊重党的领导同志。”既然共产国际有了如此明确的表态，王明纵使领袖欲再强，恐怕也不至于对季米特洛夫的话置若罔闻。
这次会议倒是张闻天的地位发生了一些变化，他由负总责（总书记）变成了书记处成员之一。这次会议之后有一访问记称他为总书记，他特地在1938年4月12日的《新华日报》上发表文章予以澄清，说“中共中央设有少数同志组成之书记处，但并无所谓总书记”。
虽说十二月会议后“实际工作中并没有真正去贯彻王明那一套”，但王明在十二月会议上关于统一战线的一些观点，还是产生了一定影响。
十二月会议之后，彭德怀在从延安回到华北前，询问张闻天回去之后如何传达会议精神。张说，由书记处写一个统一的传达提纲。过了两天，张交给彭一个传达大纲，即“政治局十二月会议的总结与精神”。彭回到华北后，就是按照这个大纲传达的。据彭德怀后来回忆：“在这个大纲中，我加了一段，即八路军是国民革命军的一个组成部分，应在下面三条原则下保持其光荣传统：其一，保障和加强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其二，保障工、农成分的绝对优势；其三，保障高度政治工作的传统，保持学习制度。当时我虽然对某些问题认识模糊，但保持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是明确的。此外，对大纲没有增减。”
这个传达大纲分为目前抗战形势、中国抗战能否胜利、统一战线的实际运用、保障党的独立性四大部分。在目前抗战形势这一部分中，专门讲到了五个月抗战的主要收获：一是在国共两党合作的基础上，开始了全国的统一与团结；二是国民政府开始起了国防政府的作用，政府的法令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有效果；三是中国政府开始了初步的民主，如各党各派已取得公开或半公开的合法地位，及政治犯的释放，民众的战争动员等；四是全国军队的参加抗战，进行了英勇顽强的自卫战争，使全国军队开始了统一，起到了国防军的作用；五是提高了民族抗战的自信心，粉碎了恐日病和积弱的传统；六是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取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同情与赞助。
大纲提出：“巩固与扩大以国共两党为基础的统一战线，是争取持久抗战的条件，我们应紧紧握住统一战线的武器，团结全国力量，坚决抗战到底，我们的口号是：抗日高于一切！一切为着抗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王明在十二月会议的报告中，曾提出“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而这个大纲则在“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上，进而提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
大纲同时认为，全民族抗战以来，党的正确领导停止了十年的内战，开始了国共合作与统一战线的建立，实现了全国抗战，但因为有下面的缺点，民族统一战线没有得到应有的开展与巩固：
（一）对国民党的基本转变认识不够（由不抗日到抗日，由“剿共”到联共等），使国共合作的程度还没有应有的进步。
（二）对国民政府开始起到国防政府的作用，国民革命军开始起到国防军队的作用估计不够，因而对友军的团结、赞扬与帮助不够，加之强调独立自主的结果，也引起了一些不必要的摩擦，反而给了亲日分子以分裂统一战线的口实。
（三）过分强调了片面抗战与全面抗战，因而把民生与民主的口号并列起来，有时没有把握住“抗战高于一切”的原则。实现民主与改善民生是保障抗战胜利的重要条件，但有时过分强调民主民生的结果，反而造成一些不必要的摩擦。
（四）对于在统一战线中保持对友党友军的批评态度的原则，在运用上欠审慎，因而引起了一些刺激与反感，然而国民党内一部分人，亦仍然保持过去的成见阻碍了两党的合作发展与团结巩固。
大纲还要求向党内外正确地说明统一战线的性质与内容，其要点是“统一战线是各党各派的政治联合”；“各党派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共同奋斗，互相帮助，互相发展”；“统一战线是长期的，应相互采取诚恳的态度，不应有谁向谁投降，谁消灭谁，谁削弱谁的观念”；“统一战线的前途，是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民主共和国的新中国，而不是苏维埃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统一战线中，因为是各党派的联合，摩擦是难免的，但应避免不必要的摩擦，即对民主与民生的斗争，也采取推动与调解的方式去解决”；“在统一战线中，应保持我们的批评态度，但是诚恳的善意的而不是站在岸上说风凉话，对友党友军的好处，应鼓励与发扬，而不是只宣传自己的好处”；“对国内营垒的分法应是亲日派和抗日派，分为左派中派右派的方式不是妥当的，反可给亲日派以分裂的口实，CC、复兴社不是法西斯，因为法西斯主要是侵略者，而CC、复兴社今天是抵抗侵略者”；等等。
按照彭德怀的回忆，这个大纲实际上是中共中央书记处“写的”，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是当时中共中央在统一战线诸问题上的共同认识。这个大纲很明显受到了王明在十二月会议上发言的影响。其观点也影响到了部分高中级干部，时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旅长陈赓读了这个大纲后，曾在其日记中写道：“读德怀同志传达中央政治局会议总结之一部，深感过去对于统一战线的认识确有模糊之处，以致在运用上发生缺点。我们一定要认识只有把握统一战线的武器，才能团结全国力量。抗战是每个中国人的共同要求，目前是抗日高于一切，统一战线是抗日的基本要素（特别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今后巩固与发展统一战线，正确地运用统一战线，是值得我们严重注意的。今天是巩固山西的统一战线，避免不必要的摩擦，这对全国有非常之大的意义。”
12月18日，十八集团军军委分会发布训令称：“巩固民族统一战线，始终是我们的中心与方针。在山西方面的地方工作中，必须注意尽量取得与山西当局及地方政府民众团体与附近友军的协同与合作。须从抗战利益说服其采纳我们的意见与建议，万一不能同意的，不应出于勉强，而应让步，求得在继续的说服、善意的批评。群众的要求中，使其能采纳而后实现，同时我们应检查与纠正我们某些左的急性病幼稚、甚至反路线的行为。”“为减轻摩擦、巩固抗战团结”，规定“十二月底停止扩兵突击”；帮助阎锡山“以教导决死队为基础，扩大新的部队”，“对于其他友军在当地扩兵时，亦应给予可能的帮助”，“对汉奸处置，除特别情况下，亦须交由行政机关处置，在山西政府权力所及地区，我们不应直接筹款与罚款”等。
实际上，十二月会议之后一段时间，连毛泽东和张闻天对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也没有以往那样强调了。
12月17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八路［军］对华北各友军尤其对阎及各地方政权，必须保持好的友好关系，一切须求合法与统一，减少摩擦，团结［对敌］，尤其荣臻所在之晋东北地区，事同一律，不应立异，一切须取得阎之同意者须设法取得其同意，其坚不同意者我们应让步。晋西北、晋东南及晋西南各区方针，照此原则办理。”
12月20日，毛泽东又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邓小平等人：“部队扩大甚快，枪饷两缺，与阎发生严重矛盾，亟应停止扩大，收回部队驻在［地］以外之八路［军］工作人员，一切在统一与各部范围内工作，一切须取得阎之同意。”
12月21日，张闻天在《解放》周刊上发表《巩固国共合作，争取抗战胜利》一文，其中说：“使国共两党合作发展与巩固起来，更是今天坚持抗战，争取抗战最后中心之中心”，“这中间决不能包含有丝毫的虚伪与玩弄”，国共两党应当“互相帮助，互相发展”。“说共产党要在国共合作的过程中同国民党争取领导权，这种说法，显然同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完全不相符合，像抗日救国这样的大事，决不是一党一派所能担负起来的，所以共产党人始终主张各党各派的合作，以达到‘共同负责，共同领导’的目的。”“目前抗日战争中，蒋介石先生所领导的国民党已经处在领导地位，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我们是竭诚拥护现在蒋介石先生领导下的国民政府的，因为这个国民政府今天是一个已经开始担任着国防任务的政府，已经开始代表着民族利益的政府，这是全中国人民自己的中央政府，也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中央政府。”
12月24日，毛泽东、萧劲光、谭政致电五县八路军留守兵团所属的绥德、米脂、清涧、葭县、吴堡）警备区、两延（延川、延长两县河防）司令部等：“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始终是我们的中心与方针”，“为达到扩大统一战线的目的，在共同负责、共同领导、互相帮助发展的口号下，与各统一战线的地方工作当局协商，群众工作的进行，必须注意尽量取得他们的同意与合作，从抗战利益出发，说服他们采纳我们的意见与建议，万一不能同意时，不应勉强而应暂时让步。”“对于友党友军及地方当局某些弱点，应采取善意的批评与建议，避免讥笑与讽刺。”“对于政府抗战的决心及其他好的设施与表现，友军抗战的英勇与牺牲的精神，应加以表扬与赞勉。”“帮助政府进行征兵动员，予以必要之保证，同时应要求政府帮助我们完成募补计划。”“没收汉奸财产及处理、捉汉奸必须取得政府的同意，最好是交给他们处理。”
12月28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十二月会议情况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此次政局会一致地接受了国际的指示，检查了过去统一战线工作中一些经验教训，纠正了在实际工作中的某些偏向，使统一战线政策有了新的发展。”事后看，这次会议实际上“纠正”的是本来正确的东西。由此可见，王明在十二月会议上的一些观点，还是或多或少产生了影响的，说王明在全民族抗战之初犯了右倾错误也不算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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