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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曾国藩是近年来史学领域一直很火的人物，其修身、治学、治家甚至书法等备受不同年龄层面读者关注。关注曾国藩，是因为您还有一刻励志的心！
2.作者置身与曾国藩有密切关联的安徽宣城，深入阅读《曾国藩家书》《曾国藩传》等一手资料著述，无限逼近本人内心，还原晚清特定时期纷乱而对学者有趣的历史时空。
3.重点抓取其创办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剿捻”等一系列“武人”事件，脉络清晰而又有序地勾勒其间曾国藩的心灵世界：他在晚清之际，靠读书改变命运，赢得仕进；京宦生涯，十年七迁；书生练勇，筹建水师；平定太平军，复又裁撤团练；倡导洋务，与时俱进……他的用人不拘、奏请留学，怎样一步步说服了朝廷？他的读书、修身、齐家理想与团练作战明显冲突，又经历了怎样的心理历程？演绎了一个晚清乱世身体力行经世致用力挽狂澜的社会精英形象。回应很多读者的好奇。
4.深入浅出，逻辑合理，语言饱满，现场感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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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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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稿结合丰富的史料，从曾国藩的编年史入手，将其定位为一个清朝乱世时代传统文化薪火传承者，勾勒其生平，特别以细腻凝练的笔墨投射其内心世界。包括重归自由、青云直上、乱世从军、铁血江湖、遭遇低谷、大悟山村、脱胎换骨、悲喜交加、海阔天空、忧郁如疾、黯然神伤、走向虚无、白云苍狗等13章，以及尾声、后记，并附录梳理与本书内容相关的曾国藩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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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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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焰，中国作协会员，安徽作家协会副主席。擅长撰写人文历史，出版有历史传记“晚清三部曲”（《晚清有个李鸿章》《晚清有个曾国藩》《晚清有个袁世凯》）、《王维：空山不见人》，历史随笔《在淮河边上讲中国历史》，散文集《思想徽州》《千年徽州梦》《行走新安江》《男人四十就变鬼》《平凡与诗意》《萤火闪烁》等，中短篇小说集《与眼镜蛇同行》，长篇小说《无常》，电影随笔集《夜兰花》《蝶影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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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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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重归金陵 1
第二章?青云直上 21
第三章?乱世从军 49
第四章?铁血湘江 71
第五章?遭遇低谷 87
第六章?大悟山村 109
第七章?脱胎换骨 129
第八章?悲欣交集 155
第九章?海阔天空 183
第十章?忧郁如疾 207
第十一章?黯然神伤 233
第十二章?走向虚无 255
第十三章?白云苍狗 273
尾?声 305
附：曾国藩年表 313
后?记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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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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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我蛰居在敬亭山下的宣州小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在研究曾国藩。我读《曾国藩家书》《曾国藩传》，也读他的文章以及据说是他所撰的《冰鉴》一书。系统地读一个人，就好像去一个人家拜访，先是熟悉这个人的生活环境，去看看这个人家的庭院，然后进入厅堂，参观寝室、书房，乃至浴室和厕所；继而与这个人谈心，了解他的工作、经历、习惯和生活。读曾国藩的文章，我明显感觉到一个人内心的深厚度与宽广度，也看到一个人的巨大的忧郁和悲凉。在我的感觉中，曾国藩是一个具有时间和空间双重意义的人，从时间上说，这个人熟读古书，对中国文明的足迹和精髓异常熟稔，而他本人，绝对堪称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甚至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后一座高峰。在这个人身上，可以看到自孟子以来所提倡的儒家人格的最高标准，那是一种真正的“内圣外王”，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典范。
读曾国藩的同时，那一段时间，我几乎是疯狂地迷上了西方古典音乐。在我看来，音乐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能够记述和表达世界当中那种细致入微的东西，表达人的内心情感的本质。比较能说明问题的是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整个交响乐，就像一个人巨大的内心的经历：这是一种巨大的心理转换，由风起云涌波澜起伏直至云破日出，然后，终归平静与喜悦。贝多芬体验了这种情感的过程和本质，他的内心完全洞开，一种欢乐在九死一生之后终于诞生，那是一种悲欣交织的欢乐。于是，在这种情况下，便会不由自主地歌颂欢乐——那是一种最高层次的欢乐，就是人类的上帝，就是人类头顶上最亮的星座。贝多芬的《欢乐颂》仿佛内心最深层次的爆炸，那种至高无上的欢乐，仿佛原子核一样巨大的能量喷薄而出。它不是个人情绪的单纯抒怀，而是这个世界客观能量最大程度的释放，是在人类和世界源头的共振。
除了“贝九”“贝六”之外，我最喜欢的，就是贝多芬晚年的弦乐四重奏。从音乐中可以感觉到，步入老年的贝多芬已进入一种真正的自由状态：激越没有了，疑问没有了，只有轻松、随意以及乐观，那是一种遮掩不住的星光灿烂。这样的状态，应该是人作为个体所能达到的最高层次，也是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层次；那不是一种甚嚣尘上的狂喜，而是一种平静和智慧，或者，“禅”一般的会意和欣慰。在这种巨大的欢乐中，贝多芬达到人之为人所能达到的最大的自由。
由贝多芬，我同样想到了曾国藩。在我看来，曾国藩也是一个有着巨大内心波澜的人。在这个人的内心深处，同样有着关于心的萌芽、成长、痛苦、觉悟，以及最终走向衰竭的故事。只不过与贝多芬相比，曾国藩心中的一切，一直属于中国传统文化这一片汪洋大海。在这片汪洋大海中，曾国藩一直如一只舢板一样，在暴风骤雨中努力不使自己沉没。在这样的过程中，他既欣喜、失望、悲怆、平淡，又诚信、狡猾、阴险、残忍，人类所有的情感，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所探索出的几乎所有的可能性，都在他的身上体现得如此艰辛，如此错综复杂，也体现得如此完整。
由曾国藩和贝多芬，我还想到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列夫·托尔斯泰——马克西姆·高尔基在评价列夫·托尔斯泰时，将他称为“一个人类的人”。这一句话极富有深意。托尔斯泰跟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一样，都是用龟裂的泥土塑成，同样带有世俗的不足。托尔斯泰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发现了这些不足，也能深刻地了解这些不足，并且，更痛苦地忍受着它们。在我看来，在人格的发展过程中，曾国藩与贝多芬、托尔斯泰一样，都具有相同的意义——他们同样是靠自己一层层地蝶化，最终成为“超人”的。这种蜕变，尽管表面平静而安详，但在内部，却有着巨大的轰鸣声；并且交杂着困苦、热情、悲愤与反抗，直至大觉悟后的心若止水。贝多芬是音乐家，他可以倾听自己内心的山呼海啸，用五线谱将这个过程表现出来；托尔斯泰是作家，他也可以借助文字来表现疑问和质询，表达他的悲悯和艰辛——而对于曾国藩呢，他的内心中同样也有着巨大的嬗变，只不过，他一直无法借助音乐或者文学来表现，始终压抑着自己的痛苦和困惑，也压抑着自己的欢乐和悲伤。在更多时候，他只是一个人独自面对——而我们，只能借助曾国藩留下的雪泥鸿爪，来揣测和感觉这种变化。当然，在这样的过程中，一种内心的贴近是最重要的，只有内心的贴近，才是真正理解一个人的不二法门。
出于这样的想法，我一直对于曾国藩感兴趣。我一直试图寻找一种路径，来深入这个人的内心世界。要研究一个人所具有的历史、文化乃至人类本质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与心灵的真切体验有关。那种从内部深入的办法，相对于外部进入，可能是最本质的。这种体验绝不是单单躲在书斋里靠“皓首穷经”就可以做到的。直接而又深入的生命体验，又能超拔于狭隘的、片面的、个人经验之上，再辅之以科学的参考系，才是一种正确的方法。对于我来说，这个人一直像一座布满森林的高山，不仅让人高山仰止，更有着属于自己的迷宫。但我一直坚持着，坚持着以一种文化和内心紧逼的方式去接近他——我就像一条蛇一样，去吃掉他留存于这个世界的文书、奏折、日记、著作，然后，摇身一变，以最大的可能，全力变成他本人的模样。这样，一个人的内心就可以嬗变为另一个人的内心，跳动着他的脉搏，呼吸着他的气息，体验他的生活，体味他窒息、临终、遭受最后的病痛，直至如何咽下最后一口气……在这样的转变中，那种深藏不露的内心世界昭然若揭。
……那是一段阴晦无比的日子，因为过度地体验到这个人的苍凉，我的内心世界也情不自禁如北极一样寒冷。这样的方式，仿佛让我经历一次严冬的游历，在北极的荒原上，我孤身一人，去触摸覆盖在冰层下的地壳。当我终于完成这本书时，我就像从一口千年深潭中爬上岸，浑身透湿，瑟瑟颤抖。这样的写作经历真苦！一个人怎么会有如此的荒凉之心呢，仿佛是戈壁大漠，寸草不生——当一个人承受着历史与文化的重压，同时面临世界末日的绝望时，那一种人性深处的枯寒，就这样变成一口幽深的井。
法国作家玛格丽特·尤瑟纳尔曾经说：一个人一生所构成的图表……是由三条弯弯曲曲的、无限伸展的、不断汇聚又不断散开的线条组成的，这就是，一个人曾以为是的、曾希望是的和曾经是的那种东西。对于曾国藩来说，同样也是如此。在这里，我想写就的，就是那个自己曾以为是、曾希望是和曾经是的人。这，就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曾国藩。
是为后记。
重归金陵
1872年3月2日，初春的金陵城天气阴霾。从前一天的半夜开始，天气似乎就变了，先是有点闷热，然后，那种绵密的春雨说来就来了，并且，还是携带着雾霭来的。天阴阴地，总像有一层薄雾似的，一点儿也看不真切，即使是对面之人，也看不清个所以然，只能稍稍地见着一个轮廓。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天气。两江总督府前的街道，平日里人总是熙熙攘攘的，现在，行人也变得很少了，也可能是因为阴冷吧，人们都躲在屋里去捱春寒了。几个在外急匆匆赶路的人，这会儿知晓淫雨的厉害了，他们的全身都是湿漉漉的，尤其是头发，滴着的水仿佛成冰晶了。雨是什么时候下的呢？伸出手，却感觉不到雨的存在。真是怪事！雨，可以说是雪的游魂吧，跟前些日子的雪比较起来，雨真是阴鸷无比，或者说难以把握。它们哪里比得上雪呢！雪像天上的精灵，只要它一出现，整个世界欢呼雀跃似的，然后，就是云破日出——但现在，雪死了，雪的游魂却出现了。
上午，一直在两江总督府的曾国藩感到心中还是有点堵塞，连呼吸也变得有点困难了。这一段时间，曾国藩的身体一直不太好，不，不是不太好，简直可以说太差了。尤其是这样阴湿的天气，曾国藩甚至不得不张开嘴，像一条上岸的鱼一样，大口大口地呼吸。
曾国藩是1870年12月12日到达金陵的，在此之前，他在直隶总督的任上。从直隶总督的位置调任两江总督，这里面的原委人们都知道，那是因为朝廷对于曾国藩领办“天津教案”一事的不满，加上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身亡，朝廷只好让更熟悉两江情况的曾国藩重回金陵。在外人看来这倒是个不错的安排。
曾国藩当然也清楚朝廷的想法。虽然曾国藩在“天津教案”所做的一切都是经过慈禧首肯的，甚至有很多，就是慈禧的主意。但对于此事所造成的纷争，朝廷还是习惯找一个替罪羊。这一回的替罪羊，变成了曾国藩——属羊的曾国藩，这回真成了一头温顺的羊了。从1870年6月24日曾国藩由保定到天津处理教案，到8月28日曾国藩接到朝廷的圣旨——安排他重归两江总督之位，只有两个月。但就是这短短的两个月，让曾国藩的一世英名毁于一旦，曾国藩是真切地感受到人生的灰凉无趣了。
金陵乃至两江一带的很多官员，都可以说是曾国藩的老部下。有些，即使不是当年的湘军，对于曾国藩，在骨子里，也是相当尊重的。他们知道“大帅”在北方生活得不开心，所以，自从曾国藩要回金陵的消息传出，这些老部下就开始张罗修缮两江总督府，想让“大帅”各方面过得开心一点儿。此次重回金陵，曾国藩可谓百感交集。对曾国藩来说，他一直喜欢金陵，这座城市气韵雍容而森然，一看，就是虎踞龙盘之地。尤其是乘船从长江上看过来，最能领略这个地方的苍劲和凛然。曾国藩到了金陵之后，由于两江总督府正在修缮，曾国藩暂住在江宁盐巡道衙门。下车伊始，按说曾国藩最应做的就是紧锣密鼓地处理马新贻案了，但令人奇怪的是，对于马新贻的案件，曾国藩并没有持积极态度，相反，案犯张汶祥就押在牢中，曾国藩一直没有抽时间审讯他，有关档案也封存了起来。一直到一个月后刑部尚书郑敦谨来到江宁，曾国藩才出面会审这一案件。郑敦谨也是湖南人，不过他是道光十五年（1835）的翰林，算起来，比曾国藩还要早几年。郑敦谨在仕途上一直不是太顺，在京堂当上刑部主事外放以后，一直调来调去当藩司，虽然颇有政绩，却一直没有提升，到了同治元年（1862），才内调为京堂，升侍郎、升尚书。不过在查案方面，这个颇有资历的内臣却有着丰富的经验，办案铁面无私，在清廷有着相当的名气。曾国藩之所以在马新贻案件上表现得磨磨蹭蹭，也许，是他多了一个心眼，毕竟，这是在两江地盘上发生的案子，得由京师的人亲署才行。在朝廷派人来调查之后，曾国藩才接手此案。也许，曾国藩的小心翼翼，正是想避一避自己的嫌疑。
正式介入案情之后，曾国藩印证了自己当初的猜测——这果然是一件扑朔迷离的案件——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1870年8月22日）卯时，两江总督马新贻光临校场检阅武员操练。马新贻饶有兴致地观看武员们的骑射，三个时辰之后，马新贻自箭道回署，护卫紧紧追随左右。这时，突见一短衣清兵模样的人快步走到总督面前，躬身请安。护卫未及拦问，短衣人已从靴筒中拔出短刀，接连向马新贻猛刺。护卫一下子怔住了，刺客本可以乘乱逃走，但见马新贻奄奄一息，丢下刀束手就擒。马新贻由于伤情太重，次日身亡。刺客自称，他名叫张汶祥，46岁，河南汝阳人，曾经是太平军将领李侍贤的随从，之所以要杀马新贻，动机有三点：
一是马新贻在浙江当巡抚时执法不公，导致张汶祥老婆自杀身亡。据张汶祥自己说，他从太平军回到宁波老家后，发现一个叫吴炳燮的人姘居了自己的老婆，也霸占了自己的钱财。人财两空的张汶祥找到时任浙江巡抚的马新贻，想请他公正断案，但马新贻置之不理。张汶祥只好到宁波府告状，后来，虽然妻子重归自己，钱财却分给了吴炳燮。张汶祥气急之下，狠狠地打了老婆一顿，老婆一气之下吞烟自尽。张汶祥又气又急，在他看来，所有的悲剧都是马新贻造成的。
二是张汶祥曾经有一些海盗朋友被马新贻捕杀。这件事也导致了张汶祥决定杀马新贻复仇。
三是马新贻明令禁止张汶祥私自开“小押”（重利盘剥的典当行）生意，绝了张汶祥的生路，加深了张汶祥对马新贻的愤恨。新仇旧恨累积在一起，使得张汶祥动了杀心。张汶祥化装成了一名清兵，完成了对马新贻的刺杀。
至此，似乎案件可以下结论——马新贻是被寻仇遭杀的，马新贻在任两江总督的位置上，得罪了不少人，因此遭到了袭击。曾国藩和郑敦谨将此事的前因后果及处理方案向朝廷作了报告，但朝廷一直拖延着没有表明态度，反而一再要求曾国藩与郑敦谨再细细盘查。因为案件结果迟迟不公布，民间的传闻越来越多，甚至有很多传言把马新贻的死与桃色事件联系起来，说马新贻跟张汶祥曾经是结拜兄弟，马新贻强占了张汶祥的妻子，导致了情杀。对这一类传说，曾国藩一开始并没有在意，中国市井文化就是这样，总习惯把一些寻常之事引向传奇，民间的创造力往往在这些地方得到充分释放。但不久，曾国藩发现传闻变得越来越政治化了，马新贻的死竟然跟湘军联系上了——有一种说法是马新贻因审理江苏巡抚丁日昌之子丁慧衡的随从丁炳殴人致死人命一案，造成督抚不和，从而招致杀身之祸的。也就是说，是湘军杀了马新贻。传言到了如此地步，曾国藩变得忐忑不安了，他很担心传闻背后暗藏某种阴谋，甚至，有某种人在背后操纵……终于，朝廷的批复下来了，认定张汶祥“听受海盗指使并挟私怨行刺”，“实无另有主使及知情同谋之人”。有了这样的定论，曾国藩的一颗心才落了下来。1871年4月，张汶祥被凌迟处死，以祭奠马新贻。
虚惊一场之后，曾国藩庆幸这一次的麻烦事没有跟湘军联系在一起。但不久，另外一件突发事情，又让曾国藩烦透了——1871年6月1日，两个曾经的太平天国叛将、朝廷命官李世忠（原名李昭寿）与陈国瑞在扬州火并，先是大打出手，数人丧命，接着，陈国瑞被李世忠绑架，差一点儿死掉。这一件丑闻闹得沸沸扬扬，让两江总督曾国藩很没面子。提起陈国瑞这个“烂人”，话就长了——这个人真是曾国藩的“老冤家”，他曾三次给曾国藩带来很大麻烦：第一次，是北上剿捻之时，陈国瑞带着手下跟刘铭传的“铭”字营火并，结果让曾国藩劳神费心处理了很长一段时间；第二次，则跟“天津教案”有关，教案发生那一天，哪有陈国瑞什么事呢，偏偏这个家伙恰巧路过天津，听到有人闹事，不甘寂寞地赶到案发现场，大肆煽风点火。结果英法方面竭力要求给陈国瑞治罪，曾国藩据理力争，才算保住了陈国瑞。这一次，陈国瑞又是因为与同样无赖的李世忠的宿怨，被李世忠绑架4天，水米未进。
6月28日，在处理完这起乱七八糟的事情之后，曾国藩向朝廷上了李世忠陈国瑞寻仇构衅实参奏折，陈述了事情的原委，并建议说，这两个人都是心术相近的垃圾，而李世忠尤为阴狠，这次软禁陈国瑞，情同掳人勒赎行径，应照例严办不赦；但朝廷既已保全于前，这次仍从轻发落。曾国藩建议：将前任江南提督李世忠即行革职，勒令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如再出外滋事，一经查实，即行奏明严惩；对于记名提督前任浙江处州镇总兵陈国瑞，则以都司降补，勒令速回湖北原籍，不准再在扬州逗留，以免滋生事端。朝廷同意了曾国藩的意见。
事情平息下来之后，曾国藩终于有时间开始读书了，在那段时间，曾国藩经常重温的书籍有：《四书》《五经》《资治通鉴》《朱子年谱》《二程全书》《二程遗书》《宋元学案》《理学宗传》《王船山年谱》等。读书之外，就是作文，曾国藩永远有还不清的文债，在1871年这一年中，曾国藩先后作《赠李眉生》《丁君墓志铭》《罗伯宜墓志铭》《湖南文征序》《张君树程墓志铭》《重刻茗柯文编序》《黎君墓志铭》《钱君墓表》《酬王壬秋》《题俞荫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后》《仪宋堂文集序》《书何母陈恭人事》等。一直以来，曾国藩很少有时间安安静静地梳理一下自己的心情，也一直想为自己的父母和祖父写点文章来祭奠一下。这一年，曾国藩终于忙里偷闲完成了《台州墓表》以及《王考星冈公墓表》。当曾国藩写作这些祭文时，仿佛看到自己的祖父和父母的影子。曾国藩又一次感受到文字的留存和昭示作用，以及它背后的神灵意义。
读书写作之时，曾国藩的心情仍旧好不起来，他的心绪经常像一个不敬业的伙计一样，从读书和作文的间隙处不由自主地溜出来，以至于走了很长时间的神自己都没有觉察到。曾国藩知道这是心力不济的缘故。先前的日子里，由于定力足，曾国藩很少会出现这样的情形。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心血全枯，无水可汲，故作文艰窘异常耳。”回到两江之后，曾国藩给朝廷连续打了两次辞职报告，在报告中，曾国藩一再阐述自己的力不从心，想告老还乡，回湖南老家休养。每次朝廷的批复都是冷冰冰的：不予同意。这样的批复，让曾国藩非常郁闷，因为它甚至连一个理由，或者一句宽慰的话都不给。曾国藩给在湖南湘乡老家养病的曾国荃写了一封家信，吐露了他目前的心境：我两次在京，不善应酬，遭到了众多朝廷高官的白眼；加以“天津教案”处理结果引起广泛的议论，以后大事小事，朝中都有人有意对我吹毛求疵，那是故意与我为敌啊！节外生枝的是，陈国瑞被发配，他的妻子进京告状，也说我办事不公，还欠薪水不发等话。我的心情哪里好得起来呢！
曾国藩的确感到忧郁极了。虽然一直以来，曾国藩做事只求过程，不求结果，但在骨子里，那种不知来自何处的忧郁仍是让他心绪不佳。忧郁真是一个怪东西，它仿佛可以暗藏在任何地方，在萧瑟的风中，在冷湿的空气里，在飒飒的落叶之中，在天气的变幻之中……它就像一种气味一样，悄无声息地散发开来，无所在，又无所不在。除了莫名的忧郁，曾国藩还有伤心和无奈，那是一种透心的凉，仿佛从脚，一直沿着脊梁徐徐向上攀升，一直凉遍人的全身。来到金陵后不久，天气就转冷了，曾国藩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原来这个滨江城市是如此之冷，有一种阴寒之气，直往人的骨缝里钻。阳光下金陵的融融景象只是一种伪装，其实骨子里，还是阴冷萧瑟的。待在偌大的官邸里，有时候会让人不由自主打起寒噤。这个时候，曾国藩真有点后悔先前的过于勤劳，年轻的时候过于透支了体力和心力，这使得他的身体，就像是一支快要点干的蜡烛一样。
1871年秋天，重回两江总督任的曾国藩又开始巡视了。曾国藩登舟启行，沿江而下，先后巡视了扬州、清江浦、丹阳、常州、常熟、苏州、松江等地。一路巡行中，曾国藩总体感觉还是不错的，这些地方，在兵燹停息之后，各方面都得到了有效的恢复，有些地方，甚至可以称得上繁荣了。那些地方官们谈起当地发展，尽管一个个忧心忡忡、唉声叹气，但毕竟，与前些年来比，他们懂得了不少东西，有了些思路，也开始做些经世之事了。尤其是到上海之后，曾国藩看到江南制造总局所属的各厂发展迅猛，竟可以生产自己的铁甲战舰，很是高兴。这些，可以说是他大力提倡的“洋务运动”结出的硕果。曾国藩检阅了已建成的“恬吉”“威靖”“测海”等各船操演枪炮，又细细地察看了在建的第五号轮船。在上海，曾国藩更盼望朝廷能批准自己和李鸿章的建议，在全国招考一些聪慧少年准备赴美。朝廷如果能将此事实施，说明清廷在很多方面有了进步。如果这一步能走成功，那么，往后的很多事情，就可以大张旗鼓进行了。
在上海，曾国藩度过了自己的61岁生日。当部下轮流向曾国藩敬酒祝寿时，曾国藩算是暂时忘了眼前的一些不快，他像一个真正的老人那样慈祥地开怀大笑起来。曾国藩的笑脸让随从和手下特别开心，毕竟，很长一段时间了，“大帅”还是第一次如此开怀呢！
1872年1月2日，曾国藩搬进修缮一新的两江总督府。对于这一处住所，曾国藩感到特别亲切，先前曾国藩进入两江之后，就一直住在这里。在此之前，这里曾经是太平天国的天王府。当年攻下金陵之后，曾国藩搬进天王府，还有人向朝廷打报告，说曾国藩之所以住进天王府，是想着图谋不轨。结果朝廷派人问寻，曾国藩的回答是，正因为天王府里有“妖气”，自己想住进去，来镇一镇“妖气”。这样的回答，使得一些说闲话的人没了下文。这一次重归故宅，属下们知道曾国藩喜欢竹子，特意在总督府内开辟竹园，种植了一大片竹子。曾国藩住进了新两江总督府后，一开始，因为事务缠身，倒也过得充实。大部分时候，曾国藩表现得相当平静，但在内心里，他的确是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是啊，晚年栽了如此大的一个跟头，对于一直自省自尊的曾国藩来说，心中当然有一个难以解开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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