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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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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标（1860-1899），清代著名官员、学者、诗人、藏书家、出版家、书画家，在晚清政治史、教育史、新闻出版史、金石学史、 藏书史、诗歌史、书画篆刻史中均有一席之地。《考据与救世：晚清学政江标日记和信札研究》大致分为江标进入翰林院以前、在翰林院期间、外放学政之后三个板块，重点梳理其学 术成长的过程、其学术积累和撰述 与乾嘉学术路径的关系、举业和学术融合的时代风气、其在学政任上所举新政依托的人际网络、与湖南新旧势力的关系等。尝试摆脱年谱和交游考的写法，力图撰成一部鼎革之际学者 型官员 的成长史。行文中大量引用江标日记和信札内容，分析其追法乾嘉学术的进学路径，传播新学、推行维新中寄寓的救世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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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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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政，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在《文学遗产》《清华大学学报》《文献》《古典文献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多篇。整理出版《江标日记》《江标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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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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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引言
第一章日记和信札等所见江标考据习尚的养成
（1860—1889）
第一节从侧艳诗词到《说文》研习
第二节金石拓本的搜求与研习
第三节书籍收藏与版本目录学实践
第四节举业中的考据表现
第五节时务和西学的习得途径与实践
第二章日记和信札等所见江标翰苑活动和职业波折
（1889—1894）
第一节考据进阶和史学译述
第二节赴日本考察与外交之梦
第三节对甲午战争的关注和进言
第三章日记和信札等所见湖南学政任上的改革和刻书
（1894—1897）
第一节考试改革及其路径脉络
第二节书院改革和学会、学报的创办
第三节江标新政的成效以及日本因素
第四节丛书编刻
第五节与湖南主要官绅的交往
第四章日记和信札等所见卸任后的维新事迹、擢升及革职
（1897—1899）
第一节卸任后的维新活动和晋升
第二节革职后的活动和猝然去世
附述夫人汪鸣琼和子女
结语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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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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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之体，由来尚矣。逐日记事，《春秋》已然，《史记》称为“本纪”，乃国家大事之日记。私家所记日录、日志之属，肇于汉代，至唐宋已相当成熟。明清时期朝鲜半岛出使中国的使臣所撰纪行录，按日隶事，录所闻见，往往直称“日记”或“私日记”。近代以来，上自名爵显宦、文豪武将，下至商贾百工、凡庶下民，多有记日记之习惯。军国要事，官场达踬，学术升降，亲朋网络，民风习俗，天气物价，都在记录之列；所记之人物与事件，具体、真实、丰富且鲜活，较正史典册所载为详为细。或资旁证，或可补阙，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向为研究者所重。
就今存日记而言，以晚清民国间人所撰为最。彼时撰写日记风气更盛，而且存量较大，字数百万者亦不鲜见。据称现存近代人物日记达千馀种，但整理刊行者不过200多种。这一方面是因为，向来研经治史者都把重点放在经史四部资料的收集与剖析上；另一方面，日记整理与研究的难度相当大，故多避难取易，绕道而行。
日记整理与研究，的确存在不少陷阱与矛盾，足以令人望而止步。日记虽为当时人记录当时事，但遇到国事秘闻、官场争斗与个人隐私等时，往往避忌万端，不能直书，此其一；作者在记录某事某人时，貌似客观实录的背后，常常有着自觉或不自觉的个人偏好与轩轾，此其二；作者在记叙某物某件时，并非亲见亲历，时有道听途说之言，小道致泥之说，此其三；作者记录自己谋事攻关、临决处置时，多半会夸大自己的作用，不乏虚美之辞，此其四；有时作者怕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在日记中用隐语、代称、字母等指代某人某事，令读者如坠迷雾，难寻端倪，此其五。况且，有人记录日记就是为了将来面世，故将自己打扮成道德模范；有人只是记录给自己看，故嬉笑怒骂，毫无遮挡。因此，相对成熟的史籍而言，在利用日记资料时，如果都视为信史，反而会被“只缘身在此山中”的作者带到深深的暗沟里。
相较而言，整理近现代人日记，还有诸多其他难点与困惑。比如有些当时作者并不避讳的事件与人物，在今日又相当敏感；有些作者臧否的人物，其子孙后代一旦闻见，则枝节丛蔓，是非频出；有些日记散存数处，或有遗缺，求全为难；更令人头疼的是，日记多为手稿，书法不拘，潦草难辨，又涂抹添改，签条夹纸，在在多有，整理为难。有鉴于此，日记整理通常的处理方式，首先就是武断地删节，或大段裁去，或个别剜空，令读者难见真相；其次就是忽略批注、签改与旁记等，使日记内容不全；而最常见的是文字识读错讹满纸，难以卒读。
信札的整理与研究，也有着类似的情况。其反映的当时各类信息动态，与日记一样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其整理难度，较日记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进入本世纪前，名家手札的收藏、整理与研究，尚属寥寥。但近二十年来，相关收藏成为热门，拍卖价格飙升，已经属于文物级别。且有些手札在拍卖市场吉光一现，便无影无踪，令研究者徒唤奈何。
近十馀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张剑教授与南京大学文学院徐雁平教授振臂喝倡，身体力行，主持“中国近代日记文献叙录、整理与研究”项目，致力于近现代人物日记的整理与研究。张剑兄提出日记整理与研究要有“二全”（搜罗版本要全面，整理日记要全息）与“三度”（创新度、难易度和重要度），可谓实获我心。在他们的引领下，一批年轻学者在日记整理与研究方面成绩突出，本书作者黄政就是其中的一员。
对江标其人其学做个案研究，是作者谋划已久的事项。正如本书所言，江标是“近代史上经常被提起的名字”。江氏生长于文献大邦苏州，人文蔚兴，代有硕学。如果生活在清中叶，江标很可能成为顾广圻那样的校勘学家，或者黄丕烈那样的大藏书家。但江标出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末期，此时的清朝已是将倾之大厦，任人宰割，危在旦夕，这就注定了宗尚考据的江标从学立业的路途与他的乡先贤截然不同，而他一生的轨迹也的确成为一份别样的时代标本，值得探赜索隐。
近几年中，黄政先是整理《江标集》出版，其中不乏自己辑佚所得的信札多件，此后又整理刊行《江标日记》。今又撰成研究专书，可谓一锨一铲，水到渠成。匆读本书，我感觉有如下特点：
第一，对江标一生学术的变化与成就进行了详细分析与总结。江氏由早期的擅长词赋，熟习《文选》，到继承考据宗风，整理与研究并重，重视小学、金石诸学，辑佚《仓颉篇》《声类》，撰写《说文经字疏证》《黄丕烈年谱》《宋元本行格表》等系列著作。作者评价江氏《宋元本行格表》“属于版本学独立的开端之一”，而“其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辑佚等方面的系统实践，比叶德辉稍早，都在实际上显示出后来的文献学学科的轮廓”。而随着国势日蹙，江标的目光自然转向西北史地、东南海路，学英文、希西风，将学术研究与救亡图存相结合。可以说江标在人生的每一阶段，都有着傲人的成绩。“此种成功肇基于其天性禀赋”，“同时根植于苏州、京师浓厚的乾嘉朴学氛围和沪上丰富的西学资源”。正可谓自幼至大，南来北往，学凡三变，随时而更。
第二，对江标一生的功名实绩做了全面考察。江氏从参加科举考试，到出任湖南学政，再至被革职软禁，从一个传统的士子到改革派官员，其成长与变化之过程，可谓备经曲折，壮怀激烈。他从沉浸于经解和诗赋，在科考策论中纸上谈兵，到甲午战争期间，将勘界、出使、军工、铁路、矿业、国债、议院等直面政体和时事的话题大量发布于考题中，重心一步步从书斋考证转向广学济时。江氏不仅刻书办报，购置仪器，大声疾呼，引领革新风尚，而且积极培育人才，试图实业兴国，找出救国之道。也就是作者所说的，“江标一生志业可用考据和救世来概括。他生命短暂，但在这两方面都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绩”。
第三，对江标学术渊源与好恶取舍、往还师友，穷源溯委，纵横别辨。江标生于人文渊薮之地，其学术脉络直承乾嘉间钱大昕、顾广圻、黄丕烈、洪亮吉、汪中、孙星衍、邵晋涵、阮元、凌廷堪、江藩等人遗风。而受其家境影响，幼岁失怙的洪亮吉对他少年时代的影响最大，以为励志之楷模；成人以后则更多地以阮元为榜样，希望像阮氏那样为学为政。舅父华翼纶与妻兄汪鸣銮是最先影响江标学行的亲友，后来所交师友如叶昌炽、费念慈、李文田、吴大澂、潘祖荫、沈曾植、王懿荣、李盛铎等，对江标学行皆有良好的助益。而江氏的学生辈，如毕永年、杨毓麟、唐才常、樊锥、胡元倓、谭延闿、蔡锷、石陶钧诸人，后来事迹皆可歌可泣，彪炳史册。在凄风苦雨、家国衰亡的巨变时期，诸人相互提携，交相砥砺，造就了一代熠熠生辉的英杰群相。
第四，在资料的占有上，作者由里及外，对江标别集、日记与手札极其熟悉，“在对此案例的探索中，日记、信札等材料为我们观察其复杂肌理提供了最重要的支撑”。同时，对江氏所著、所校、所刻之书有深入的学习与钻研，对其交往的师友与其科举、仕宦等行实有足够的了解与把握，有的放矢，竭泽而渔，故所得结论颇令人信服。
江标在被蒙冤革职、戴罪籍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一方面不以荣辱撄心，颇有玩兴；而另一方面则“常怀屈子之忧”，了无生人之趣。本书对这段时间江氏的心态起伏以及他与各方的互动，未做细致深入的分析与论述，如果后续有新出材料，似有扩展之必要。
在对江标的整体评价方面，作者认为“从著述和政治影响力而论，江标不属于晚清最优秀者之列”，大约属于学界所言之“经世小儒”，或有人认为是晚清时期“身份地位不大不小，而对于历史实际进程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中等人物”。窃以为这些评价略有偏低。的确，江标学术不如吴大澂、潘祖荫、沈曾植诸人成果卓著，而事功也不如晚辈唐才常、谭延闿、蔡锷那样轰轰烈烈。但他只活了区区40岁，其宦海生涯也在逝前因废锢而终止，如果天假其年，寿考以终，恐怕学术成就与宦海功绩不会小于上述诸家。历史固然不能假设，但其已经取得的成就，已呈井喷泉涌之状，而其影响也是深远的，他以孜孜矻矻的勤勉与鲜活辉煌的实绩，为后世立下了“江标式”典范。
我对日记与手札的整理实属外行，对晚清学术更鲜涉及。黄政因寄籍门下数年，因师生之谊，抬举我给他的大作写序，只好拉杂说些偏远之谈，书中更多致思细节，读者自可阅读品味。如今学术界评判学者的成绩，是大项目与大刊物发表论文的量化标准，我则更希望作者在完成规定产量以图生存的前提下，能够坚持沉潜学海，苦坐板凳，不追时髦，稳健前行，取得更好的成绩。
漆永祥
癸卯（2023年）盛夏芒种后一日匆书于京北紫石斋中
第一节从侧艳诗词到《说文》研习
江标曾有诗回顾自身成长经历：“我生识字初，人笑非书种。跳荡为嬉戏，闭户倦弦诵。弱冠忽知文，自爱群儒从。”《江标日记》（下），光绪二十一年乙未三月初七日，第599页。其实不尽确切，其“爱从群儒”的时间要更早一些，但弱冠左右的确经历了从喜爱侧艳诗词到沉浸于考据学问的转变。
一、 从《绮怀诗》到《红蕉词》
清末民初的相关资料经常提及江标工于诗词。当时除了词集《红蕉词》一卷，江标并无诗集刊布，但时人仍就其散见的诗作给予颇高评价。其中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比之于明末苏州才子汤传楹，称其“诗工殊深，风致娟然”；易宗夔《新世说·文学》谓其“上掩玉溪、冬郎，次回《疑雨集》不足道也”，以为可追晚唐李商隐、韩偓，胜过晚明诗人王彦泓，显示出对江标描绘闺怨阁愁文字的重视，而清末民初正是江南流行《疑雨集》的阶段参耿传友《论晚清民国王次回诗歌的流行》，《文学遗产》2018年第6期。。
今考《笘誃日记》《三借庐赘谭》《申报》等资料，确实可见一些儿女缱绻之作，典型者莫过于《怀珠阁感事诗》《秋风词》《倚雯楼绮怀三十首》诸题，三题内容均见其好友邹弢《三借庐赘谭》（以下简称《赘谭》）。其中光绪五年（1879）所作《秋风词》在《赘谭》卷七，《赘谭》所录是对原本百首绝句的节选；长篇古体诗《怀珠阁感事诗》在《赘谭》卷五，按卷数次第当作于《秋风词》同时或更早；《倚雯楼绮怀三十首》于光绪九年（1883）载于《申报》，《赘谭》卷十二部分收录，作于光绪七年（1881）夏，原属专集《写蚕集》《江标集》，第265—266、272—276页。。又，江标好友评价其光绪六年（1880）的《无题》诗时写道：“情种愁根一样痴，夜阑剪烛话当时。三生杜牧扬州梦，卅首西昆艳体诗。曾有青衫留别泪，只无红豆寄相思。愿君身作司香尉，莫使飘零好护持。”张炳翔《读江建霞无题诗，戏书其后》，《江标集》，第464页。以“留得青楼薄幸名”的杜牧戏比，又明确指出“艳体诗”之名，道出作品特质。江标光绪十年（1884）的《题秋闺夜怨图》更是直言“吾本三生狂杜牧”《江标集》，第281页。，表明此时不仅天生情志未敛，更有意效法杜牧式的性格和审美趣味。
以内容来看，江标此类题材作品是有所师法的。其《怀珠阁感事诗》道：“空廊鹦鹉傍侬啼，团扇多情屑麝脐。留得一双金约指，教人忍想手如荑。”“无限柔情乱若丝，断肠诗句寄将谁。博山香袅帘初动，烧尽红笺侧艳词。”描摹环境言动、衣香鬓影之细腻，与韩偓《香奁集》、王彦泓《疑雨集》颇多类似。另有诗题径言“戏仿唐人宫词”《癸未二日下旬，襄校余暇戏仿唐人宫词，即所谓本事诗也，梦盦亦同道中人，见之当为惘然》，《江标集》，第271页。，学习香奁之意尤为明显。又有《秋风词》曰：
……废苑寻春追瘦蝶，空楼设榼祭牵牛。秋风偶到城西路，天上兰香邂逅遇。……美人家住横塘曲，门外春波怜绿缘。兰桨年年惯采菱，枣帘悄悄常藏玉。一从选入长干里，飘零只为饥寒起。秋月新愁品洞箫，春风旧恨吹罗绮。天然生小惯娇痴，乱挽云鬟松簪珥。前生合是绿衣人，一转双瞳剪秋水。……
对比吴伟业《圆圆曲》：
……红颜流落非吾恋，逆贼天亡自荒宴。电扫黄巾定黑山，哭罢君亲再相见。相见初经田窦家，侯门歌舞出如花。许将戚里箜篌伎，等取将军油壁车。家本姑苏浣花里，圆圆小字娇罗绮。梦向夫差苑里游，宫娥拥入君王起。前身合是采莲人，门前一片横塘水。……
从结构到语句，模仿痕迹一目了然。自乾隆帝在藩邸时称赞吴伟业诗歌以后，清人普遍对吴伟业诗持赞赏和效法态度王于飞《七言歌行的演变与“梅村体”》，《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第47页。，晚清时学习吴氏古体长篇者颇有其人，以樊增祥（1846—1931）为代表参李亚峰《近代“长庆体”叙事歌行的发展及解构》，《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江标应当也是受到这种时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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