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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作者学识博古通今，议论高屋建瓴，遣词造句多文白相间，无论雅俗，皆斐然成章。本书思想性、艺术性、理论性、实操性兼备，颇具阅读与收藏价值。
攻艺者不能贪生名利心。学艺早熟者是春花，中岁有成者是夏花，老而有成者是秋花，衰年大成者是冬花。攻艺一生，焚膏以继晷，四季过尽，仍不花开，也无须抱憾。一生充实，脚踏实地，悦心冶性，心花怒放也不错，亦值。——《豆庐十论?论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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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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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沪上著名书画篆刻家、鉴赏收藏家韩天衡先生的随笔集。作品近三十万字，配相关插图六十余幅。书名“艺絮”，实乃作者自谦之辞。本书分四部分内容：一是怀师忆友，包括海上艺术名家谢稚柳、程十发、唐云、朱屹瞻等人，作者一一讲述志道游艺中的那些生动的师友故事，其间也折射出自身循序渐进、修成正果的历程；二是谈艺论道，从篆刻流派、书法艺术、治印虚实、艺术出新等方面，集中探讨了作者多年从艺的体会与感悟，思虑缜密而辞趣翩翩；三是豆庐课堂，作者谈印、谈篆刻、谈长物、谈写字，从为人师的角度以后学以艺术启迪；四是品说收藏，谈作者眼中的珍物藏品，使读者提高鉴赏眼力，娓娓道来，真知灼见俯拾皆是。本书既有多幅作者与师友交往的珍贵相片，也配有作者精美的篆刻印作，从不同方面展示了作者充沛的人文精神与多样的艺术才情。作者学识博古通今，议论高屋建瓴，遣词造句多文白相间，无论雅俗，皆斐然成章。本书思想性、艺术性、理论性、实操性兼备，颇具阅读与收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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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韩天衡，1940年生于上海，祖籍江苏苏州，号豆庐。擅书法、国画、篆刻、美术理论及书画印鉴赏。现任西泠印社名誉社长、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篆刻艺术院名誉院长、上海中国画院艺术顾问（原副院长）、国家一级美术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上海吴昌硕艺术研究会会长、吴昌硕纪念馆馆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特聘教授等。
曾入选2009年“中国书法十大年度人物”，并被香港《书谱》杂志公布为“最受尊敬的篆刻家”及“三十五年来最杰出的篆刻家”（书法为启功先生）；曾获第五届中国书法兰亭奖艺术奖（榜首）。2016年被评为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海上书法”的代表性传承人，2019年荣获“上海文学艺术奖”杰出贡献奖、中国书法风云榜年度“杰出老书法家”称号。2023年荣获西泠印社终身成就奖。出版有《中国印学年表》、《韩天衡篆刻精选》、《历代印学论文选》、《天衡印话》、《中国篆刻大辞典》(主编)、《篆刻三百品》等著作一百五十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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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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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怀师忆友
3 教诲直到魂灵
—杂忆恩师谢稚柳
12 药翁三五事
22 幽默仁心才情
—缅怀程十发先生
33 仁者屺老
41 印苑巨匠钱瘦铁
47 慈爱莫过维钊师
56 沐恩说沙翁
60 方介堪师的几件逸事
64 六字赠言抵万金
—与李可染先生的交往
76 坚净翁
—启功先生杂忆
84 说说黄胄先生
91 “近代绝才”郑竹友杂忆
96 竹篮下蒙灰的秘藏
101 一印屏，一部书
—篆刻方面的两则故事
108 海上六大家印象
115 三登泰岳
121 谈艺论道
123 不可无一不可有二
—五百年篆刻流派艺术出新谈
133 理念的辉煌
—再论五百年篆刻巨匠的出新
151 立雪杂说
—程十发先生其画其人
162 感恩批评
165 豆庐十论
168 从辩证的角度说书法
186 谈谈治印的虚与实
189 “束缚”与“破束缚”
194 保持艺术新鲜度
199 传统万岁，出新是万岁加一岁
204 郑板桥与“六分半”书
208 齐白石的《荷花影》
211 鲁迅《蜕龛印存》
214 发老印事
223 读范存刚画随笔十则
226 礼忠君的寿山石雕
229 豆庐课堂
231 豆庐印说（节选）
239 谈篆刻
246 印石三说
252 书画印杂件鉴赏杂说
276 《韩天衡印选》后记
280 我所认识的青田石
285 名家课堂
290 学艺回眸四举
299 豆庐独白（一）
306 豆庐独白（二）
309 品说收藏
311 兰室长物话文房
315 砚文化说略
333 雅石汶洋
336 美石芙蓉
340 魏关中侯金印
342 《唐人写经卷》谢题陆画本
344 宋双凤穿莲剔彩盒
346 明何震“芳草王孙”印
348 明吴彬《晋阮修人物图》
350 明董其昌临《兰亭集序》
352 明黄道周诗卷
354 清汪启淑《飞鸿堂印谱》
356 清任伯年《松鹤图》
358 帝石田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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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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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诲直到魂灵
—杂忆恩师谢稚柳
1997年6月初，我自日本讲学归沪，放下行李，就直奔巨鹿路老师的府上，在他的灵堂前向已西去了三天的老师，三叩九拜。往事如昨，一晃，二十周年了。于艺术界，老师是一位难得的学者型大家；于我，老师是一位塑造艺、德、人生的恩公。
我自1963年拜识谢老，列其门墙，三十四年间，老师就像一位高明且严谨的雕塑家，认真地就我为艺为人的每一个块面、每一个细部进行精雕细琢，由表及里，由艺事及灵魂，力求让我能走向完善。
我自小好刻印弄文，恋栈于方寸咫尺之间，致使落下了严重的颈椎病。1975年颈椎病发作时，头似有千斤重，到哪里都先把头往桌上一靠，方有所舒缓。老师关心地说：“小韩啊，你不要一天到晚刻图章写文章，那样活动的范围太小。不妨站起来画画，这样人可以放松。”初涉绘画，又值“文革”，学习的范本奇缺。老师便取了自己画于乾隆宫里专用的玉牒纸上的重彩荷花册页十二张，让我拿去临摹，并经常为我示范技法。书法的资料也是同样。老师在“文革”时期被批斗，家里的书画资料乃至笔墨纸砚都被抄光，但他居然像地下工作者似的悄悄弄来一本张旭的《古诗四帖》，下大功夫双钩廓填，复制一本，惟妙惟肖，精气神俱佳。这是老师平生唯一的自摹件，宝贵自不待言。老师复制的这个本子，“文革”后期，也慷慨地借给我几个月，供我借鉴学习。
在书画的学习路上，“临”“摹”是起步，是对艺术世界的了解和初探；“读”“悟”则是后续，是对艺术世界的内核做进一步的感知和把握。记得20世纪70年代，凡有机会，老师总想到让我多看、多读、多悟。有一次，和老师在杭州同住大华饭店。某日，杭州兼做字画生意的余先生和太太拿着一件古画来请老师鉴定。我从外面回到住处时，余先生夫妇刚好离开，老师对我说了一声“你回来啦”，便倏地以从未见到的小跑步向门外奔去。只听得老师在高喊着：“嗨，回来！回来！”他急着叫回他俩时，即轻轻地跟我耳语：“有张画，你好好看看。”余先生夫妇进屋后，又将画轴打开，是一张人物画，极为古苍高妙，但没有名款。送走客人后，老师跟我讲：“这张画是南宋大画家马远的作品，了不得啊！”老师还对我说：“此人是做生意的，我没点出这是谁的作品，只怕这张画流出去。得跟浙江方面讲一声，看看能不能公家收下来。”
谢老从上海博物馆退休后，依旧做研究写文章。一日，大雨，我去老师家，恰逢无外人，老师兴致颇高：“小韩啊，今天给你看样好东西。”他就到隔壁书房里，拿了一件宋代大名家的书法手卷，锁上门，说：“这件东西你好好看看！”让我静下心来仔细地读了一遍。在向我讲解作品的妙处后，他还喃喃地自语“什么时候启功到上海来的时候，让他在后面题一段”。
年轻的时候，老师还一直告诫我：“小韩啊，要多读书！”后来我懂得了读书的紧要，读书是补本养心的妙药。搞艺术之人，能够让你取得真正成功的要素，不是技法，不是功力，也不仅仅是笔墨，真正的大马力孵化器是文化。
我这个人在艺术上素来好胡思乱想，而且经常带着一些学术疑难去请教老师。当初，少不更事，常因为对问题的看法不同与老师争执不休。有一次，在老师家，老师拍桌子：“你尽管争好了，在学问面前没有老少之分！”知情的一位好友警告我：“你以后跟谢老可不能再这样争论了，你看谢老跟你争的时候，脸憋得通红，脖子上的筋都爆出来了，老先生小中风过的，你当心闯祸啊！”后来，我便有所留意，只向老师请益，尽量不与老师争辩。老师是觉察到这种变化的。一次，我去看望他，他话里有话地说：“王一平（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来过了。他问我，小韩好像眼睛里对其他人都不咋的，对你，他很敬重的。我跟王一平讲，小韩啊，他现在聪明了，不跟我争论了。”
艺术之外，老师对我的品行要求也很严。1979年在杭州，一位何姓画家来请教老师。旁边人说：“你既然请教谢老，这里笔墨纸张都有，你画两笔给谢老看看。”彼时何兄尚年轻，在谢老面前提笔挥毫，手一直在颤抖。边上一些人就扑哧扑哧地笑，我也跟着笑了。人散以后，老师关上门就严格地批评我：“你这个态度是非常恶劣的！人家在我面前拘束，胆怯，手抖，他们可以笑，你怎么可以笑？有什么值得你去笑？”这严格的训斥直捣我的灵魂。老师对我的批评是经常而坦诚的，民谚曰“不挨骂，长不大”，这是确保为人为艺长进的“秘方”。谢老曾对我说过：“徐悲鸿见到同行，总是一句‘我是老子天下第二’。”人人都比他画得好，“老二”就变成了“老幺”，垫底了。我理解这满是傲气的口头禅，谦虚得很有智慧。这些教诲都让我牢记，搞艺术要懂得尊重他人，不能妄自尊大，更不能贬低同行。
老师关心扶持我，“文革”结束后，曾问我是否考虑去博物馆，从事书画鉴定工作。当时老师作为博物馆的顾问，为书画鉴定后继乏人而担心。我深感老师抬爱，却也只能婉拒。我清醒地思忖过：若要做一个合格的鉴定家，我还得面壁去啃大量典籍，少说也要十年光阴。那时我已是快半百的人了，况且我做篆刻书画创作研究，也半辈子了，若去从事鉴定工作，恐怕前功尽弃，而将来能否成为一个好的鉴定家还难说。对我的诉说，老师表示理解。当年，上海师大也传出风声，想邀我去他们的艺术系当主任。我征求老师的意见，他说：“当主任杂务多，还是到画院好。”最终，也有老师的推荐帮助，我去了画院。（附带说一下，老师热心扶持过的后进远不止我一个。）
老师生前的最后一本著作《谢稚柳书集》要出版，他对出版社说：“这篇序，叫小韩写。”给老师写文章很难，过去写过几篇，重复是没有意思的，我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角度，也就无法动笔。后来，我与出版社的编辑闲聊，他说谢老在定书名时，把“谢稚柳书法集”中的“法”字圈掉了，叫“谢稚柳书集”。这对我着实是一个大启发。我们如今惯称的“书法”，在魏晋时称“书”，不叫书法，谢老将书法集的“法”字删去，应是注重书法所具有的文化、意境、格调等深层次的蕴含，而不停留于纯“技法”的范畴。于是我便从书法史上围绕着强调“技法”和“学识”之间的识见与博弈入手，引经据典地写了一文。那天，我和儿子骑了单车到瑞金医院看望老师，将文章呈上请他审阅。那时，老师的气色已差了许多，躺坐在椅子上，说“你念给我听吧”。念完以后，老师难得地当面谬许。
对谢老艺术、学术上的评价，我以为远没有到应有的高度。有很多人认为谢老的画比较接近张大千，这当中不无因素。谢老的哥哥谢玉岑，与张大千是莫逆之交，情胜手足。谢玉岑三十八岁过世时，拜托张大千：“弟弟就请你关照了。”彼时谢老才二十多岁。张大千一直拿谢老当自己的胞弟，因此他的很多学生到谢老这里来，都敬称谢老“师叔”。“文革”时，张大千寄了两支牛耳毛的斗笔，从巴西、中国香港辗转了两年多才到谢老手里，笔上题刻“稚柳我弟”，寄托了兄弟间无限的相思。谢老曾作过一首长诗，讲述张大千送笔之事，书写成长卷并贻赠于我。我曾问过老师，当代画家中，您认为谁画得最好。“张大千，”老师说，“张大千是真的厉害！在敦煌时，临摹寻丈的大画，他爬上梯子，将上方的一根根线条拉下来，画到一半，人从梯子上下来，再将一根根线条由下而上对接上去。上下线条衔接，可以做到针尖对麦芒，了无接痕。他有这个本事！”
对大千和老师的绘画艺术，我做过一些研求。谢老和张大千都崇尚宋元，给人感觉，两个人风格好像近似。实际上，老师和张大千的风貌与情趣是小同而大异的。大千是身在江湖里，心也在江湖里，老师是身在江湖里，心在江湖外，此其一。由于学问、性格乃至笔性的差别，张大千的画美中寓媚，而谢老的画气格美中寓清；在笔墨的挥运方面，谢老的线条写为主，张大千的线条则是划为重。如一样画彩荷，张大千的荷花若杨贵妃丽中寓俏，妖艳华贵，有邀宠于人的脂粉气，而谢老的荷花则如李清照清妍淡雅，有不取悦于人的素净心。两人的山水亦类此意趣，老师味醇，大千味鲜，自有巧克力与奶油糖的不同味感。此外，在鉴定、诗文、书法诸方面，谢老更是公认的博学通才。当然，现代人所讲的艺术价值，事实上是掺杂、搅和了太多的其他因素。
这里，还想谈谈老师为人之大气淡泊。他对钱财名利一直看得很轻。20世纪80年代，国务院对全国所有博物馆的古字画要做一次普查，成立书画鉴定组，老师任组长，组内有启功、徐邦达、刘九庵、杨仁恺诸先生，是我熟稔的长辈，也都是全国最有影响的鉴定家。为了完成这一项系统的鉴定任务，老师花去了整整八年时间，而这八年正是书画家赚钱的黄金时代。若这八年时间老师拿来创作，至少创作超过千件书画作品。然而担当在心，责任在肩，八年里，老师不分寒暑，不顾年迈体衰，走南北，闯东西，兢兢业业，从无微词。别人说他“亏了”时，他总是坦荡荡地说“值得啊值得”。而对自己的作品，老师向来慷慨，赠予友朋、学生从不在意。有个警官喜欢字画，尤敬佩谢老，老师先后有几十件书画送给他，后来此人出事，公安局就把一大堆的画轴、手卷拿来还给谢老。老师一看，说：“画给人家的东西就是人家的！怎么可以还给我呢，这不可以。”坚持拒收。结果，公安局只能把东西全部捧回去。
给老师筹办八十岁祝寿的画展时，为更加全面地展现他的绘画体系，我四处搜寻他早年的作品。有位老先生，藏有老师二十七岁时候画的四条屏，我询问能否借我去给老师看一下，如果能用作展览，可用现在的画对换。老先生同意了。结果谢老一看，说画得不成熟。后老先生说：“我还有一张，画的工笔《萱花图》。”打开一看，甚精。我跟老先生讲：“让老师画幅山水给你换好？”老先生自然高兴。后来，老师将手卷留了下来。没几天，他讲：“山水画好了，你送去给他。”我正在击节称赏时，老师将《萱花图》塞到了我的手里：“喏，手卷给你了。”我愣了半晌。谁知道忙了多时，居然不是为了老师，却成全了自己，我此时除了愧疚，唯有感恩。
学富五车的老师是极有趣的人，喜欢听朋友和我谈些南北艺坛的趣事，也谈自己的许多趣事。他对我说过多次：“唐云这个人好耍赖！”我不解，他说：“唐云讲我的肚子大。我说他的大！大家就把皮带拉下来量。我规规矩矩量肚脐，唐云却量在肚子上方。明明他肚子比我大，还讲我肚子大，耍赖？”真正的艺术家大都有其直率而童真的一面。20世纪八九十年代，老先生们常在一起聚餐，朱屺老、唐云、徐子鹤、宋文治、程十发等先生，嗜好相同，都是吃肉朋友。饭桌上，一只大蹄膀上来，大家都会相互告诫：“这可是胆固醇很高的，上了年纪的不能吃！”但往往第一个讲这话的人，拿筷子夹了一大块皮，就进了嘴里。人人都讲胆固醇高不能吃，但一张蹄膀皮转眼就没了去向。在这个场合，我这个食肉者是没有吃“皮”的份的，但看着师辈情趣满满的场景，却比自己吃着更多滋味。
老师已经远行二十年了，这些年里，每想起他，就仿佛又听到他用沙哑的常州沪语呼唤我“小韩”，这一声叫到我五十七岁才终止的“小韩”竟是那样亲切而隽永。
（原载《文汇报笔会》2017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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