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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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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家庭建设，重视家庭教育，养成良好家风，是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的重大举措和重要任务。本书以家庭、儿童、养育与代际传承为切入点，从理论和实践结合的角度对家庭、家教、家风作了研究。全书共收录26篇论文，分为四个部分：家庭变迁与代际传承、家庭教养与家长参与、家庭政策与儿童发展、时代发展中的家庭与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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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李骏，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当代中国社会研究，包括社会分层与流动、城市社会学、劳动社会学等。
王芳，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教育学博士，重点关注领导力发展、家庭教育、青少年发展等研究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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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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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李骏
家庭变迁与代际传承
代差与代同：新家庭主义价值的兴起
孝道衰落？成年子女支持父母的观念、行为及其影响因素
“亲密有间”：两代人话语中的新孝道
转型期的家庭代际情感与团结
自反性实践视角下的亲权与孝道回归
代际传承与二代企业家群体研究
家庭养育与家长参与
上海家庭教育的新变化与新挑战
家庭教育需求与理念的代际比较
城市“二孩”家庭的养育：资源稀释与教养方式
中国城市家庭教养方式的阶层差异
新高考下家长参与“大学准备”的影响因素
“鸡娃”时代的主体性发展困境
家庭政策与儿童发展
家庭、国家与儿童福利供给
美国家庭支持服务育儿模式之审视
美国无家可归儿童：定义、现状及救助措施
法国儿童自闭症患者的政策演进及对我国的启示
欧洲就业性别平等政策的新路径及对中国的启示
小学入学年龄对儿童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表现的影响
中小学校园欺凌行为及其影响因素
时代发展中的家庭与青少年
“我一代”典型特征及其社会影响
日本“无欲世代”的群体画像和成因探析
深度现代化：“80后”“90后”群体的价值观冲突与认同
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同步发展：“90后”生活价值观特征分析
上海“00后”成长发展状况研究
被“结构化”的童年与一场思想的革命
AI时代“教育内卷化”的根源与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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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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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李 骏
2012年以来中国进入新时代，这不仅是党中央的一个重大政治判断，也是中国社会转型与变迁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高度集中概括。新时代的标志是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思想的灵魂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个结合”。而回顾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承受时空压缩型现代化剧烈冲击但又延续了中国历史文化根脉的社会细胞，正是家庭。由此就能充分理解习近平的重要论述：“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无论经济社会如何发展，对一个社会来说，家庭的生活依托都不可替代，家庭的社会功能都不可替代，家庭的文明作用都不可替代”。还有许多相关重要论述，都收录在《习近平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论述摘编》一书中，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家庭成为观察新时代、理解新思想的一个重要研究对象。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是中国家庭研究的重镇，最早参与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重大课题“中国城市家庭研究”，牵头成立中国社会学会家庭社会学专业委员会，长期担任中国社会学会青少年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单位，曾经组建家庭学和儿童社会政策研究两个特色学科，目前设立家庭和青少年两个创新团队，在婚姻、性别、儿童、青少年、福利政策等广义的家庭研究领域一直深耕不辍、成果不断。当前，全党全国上下正在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为更好地理解新思想关于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内容，我们精心收集编辑全所科研人员在这个研究领域的相关论文，出版《新时代家庭家教家风研究》。
全书共收录26篇论文，分为四个部分：家庭变迁与代际传承、家庭养育与家长参与、家庭政策与儿童发展、时代发展中的家庭与青少年。需特别说明的是，全书所收录文章均公开发表过，因受篇幅所限，每篇文章的参考文献均未放入，读者若有进一步参考需要，可按文末注明参看原文。
一、家庭变迁与代际传承
习近平指出，“我反复强调要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是因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重大变化，家庭结构和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新变化”，“敬老爱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要把弘扬孝亲敬老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建设具有民族特色、时代特征的孝亲敬老文化”。那么，中国的家庭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对孝道文化、代际关系产生了什么影响？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构成了本书的第一部分。
现代化必然导致中国社会从家庭主义向个人主义的转变吗？《代差与代同： 新家庭主义价值的兴起》通过区分家庭主义的两个维度，发现代差主要体现在责任维度，代同主要体现在权利维度，得出的结论是：变迁的结果是在青年人身上出现了以个体意识的崛起和家庭价值的稳固为双重特征的“新家庭主义”，它区别于以前一味强调家庭高于个人、个人要为家庭利益无条件牺牲和奉献的传统“家庭主义”，也区别于西方式“个人主义”。现代化导致传统孝道文化衰落吗？《孝道衰落？成年子女支持父母的观念、行为及其影响因素》通过考察奉养双亲（养亲）、侍奉在侧（侍亲）、显扬亲名（荣亲）、顺从双亲（顺亲）四项指标，发现整体上传统孝道文化并未衰落，青年人不孝的趋势并未得到支持，代际关系中的给予与获得失衡问题并不严重，但城乡之间在孝道文化上确实存在较大差异。《“亲密有间”：两代人话语中的新孝道》继续追问：何以农村研究发现“孝道衰落”而城市研究发现“孝道继承”？作者回答，由于老年人经济上的独立性，现代城市家庭的孝道已由旧孝道向新孝道演化；旧孝道是“奉养无违”，强调物质上要供养父母、精神上要绝对服从父母和压抑自我个性，而新孝道是“亲密有间”，强调精神赡养的重要性，同时尊重亲子双方的个体价值和自由意志；从旧孝道到新孝道，养亲、侍亲发生弱化，尊亲、显亲、悦亲得到强化。沿着精神或情感这个费孝通认为“被忽略而极重要的”分析维度，《转型期的家庭代际情感与团结》通过比较分析和谐与冲突的两类城市“啃老”家庭，发现“亲子一体”的情感结构让代际互助传统表现出了强大的文化抗逆性，关系和谐的“啃老”家庭成功延续了以亲子一体和无限责任为特征的代际“和合”文化传统；《自反性实践视角下的亲权与孝道回归》通过聚焦成年初显期，认为城市中产阶层家庭代际关系的核心特征就是以亲密情感为基础的亲权和孝道运作，青年向亲权和孝道的回归既是亲密惯习的实践结果，也是协商性成年道路上的自我认同建构。而关于青年如何在代际传承中实现自我，《代际传承与二代企业家群体研究》通过比较父子两代民营企业家在产业选择、企业治理、技术更新、企业文化等方面的异同，描绘了子代对父代既继承又开创的继创者形象。
二、家庭养育与家长参与
习近平指出，“希望大家注重家教。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长应该担负起教育后代的责任……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男同志在家庭中也要发挥作用，但女同志有自己的优势……广大妇女要自觉肩负起尊老爱幼、教育子女的责任”。那么，中国家庭的教育、养育和中国家长的参与性、主体性有什么特点？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构成了本书的第二部分。
《上海家庭教育的新变化与新挑战》通过比较2005年和2015年的两次家庭教育调查，发现大多数家长的家庭教育理念有了明显变化，家庭教育方式也随时代变化，家庭拥有了更多教育资源，家庭教育中“父亲缺位”依然存在，而母亲负荷有所上升，家庭亲子互动时间减少，而孩子课外教育时间上升，家庭成员之间对养育孩子的矛盾有所增多，不同阶层家庭之间的教育结果差异明显。《家庭教育需求与理念的代际比较》将研究场景从上海转换到苏州，将研究视角从时期比较转换为代际比较，发现家长和孩子对家庭教育的认识既有共性，也有差异，还有随孩子年龄增长而带来的变化。《城市“二孩”家庭的养育：资源稀释与教养方式》则重点探讨城市“二孩”家庭的养育特点及其影响因素，发现在养育资源上“二孩”家庭存在经济资源稀释但不存在教育资源稀释，在养育方式上养育两个孩子，尤其是两个女孩的父母体验更为积极，但养育两个男孩的父母面临更大挑战。《中国城市家庭教养方式的阶层差异》聚焦阶层差异，通过测量整体的教养方式而非具体的教养行为，使用职业、教育和综合地位作为阶层的三重指标，经过上海和全国数据不同测量方法的交叉验证，发现中国城市社会阶层之间确实存在教养方式的显著差异，经济社会地位越高的家庭越可能采取权威型或民主型教养方式，而非专制型或放任型教养方式。《新高考下家长参与“大学准备”的影响因素》将家长参与的分析重点从日常化的普遍情境转向具体化的高考准备，发现家庭文化、社会网络与学校升学服务均有正向影响，而对于在家庭经济和文化上不占优势的家长，家庭社会网络和学校升学服务对他们参与大学准备具有促进作用。《“鸡娃”时代的主体性发展困境》认为家庭养育不能回避人的主体性问题，结合热播影视剧中的典型案例，对密集养育模式下家长主体性的迷失、家长对儿童主体性的漠视、儿童主体性的消解进行了理论反思，并呼吁家庭养育的主体建构和模式转向。
三、家庭政策与儿童发展
习近平指出，“要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家庭建设的新期盼新要求，认真研究家庭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做好家庭工作……帮助妇女处理好家庭和工作的关系……男性也不能当甩手掌柜，要同妻子分担养老育幼等家庭责任”，“家庭、学校、政府、社会都有责任……全社会都要担负起青少年成长成才的责任……要健全社会教育资源有效开发配置的政策体系”。那么，家庭建设、家庭工作需要国家出台什么样的儿童政策、性别政策、家庭政策？国家政策又对儿童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构成了本书的第三部分。
《家庭、国家与儿童福利供给》首先做了一个概述性的历史回顾：传统上儿童抚育事务主要由家庭承担，工业革命之后西方国家才开始系统关注并发展儿童社会福利，为抚育儿童的父母提供制度化的国家支持，并对父母亲权的实践进行国家监督；关注得不到家庭适当抚育的儿童并为其提供必要的福利服务，已经成为现代国家的共识；鉴于我国传统的以家庭为主的儿童抚育模式失灵，积极发展选择性的儿童福利服务具有充分合理性。接下来，《美国家庭支持服务育儿模式之审视》《美国无家可归儿童： 定义、现状及救助措施》《法国儿童自闭症患者的政策演进及对我国的启示》分别介绍美国支持家庭育儿服务、美国救助无家可归儿童、法国发展儿童自闭症国家战略计划及对我国的政策启示。《欧洲就业性别平等政策的新路径及对中国的启示》则将视角从儿童转向性别，考察欧洲如何从发展公共照顾服务转向改变照顾责任性别安排，从而促进性别平等的经验及对我国的政策启示。鉴于国家政策和社会环境对儿童发展的重要性，《小学入学年龄对儿童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表现的影响》《中小学校园欺凌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分别研究了入学年龄对学校表现的影响和环境系统对校园欺凌的影响。
四、时代发展中的家庭与青少年
习近平指出，“广大青年要把正确的道德认知、自觉的道德养成、积极的道德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自觉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少年儿童正在形成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过程中， 需要得到帮助”，“广大家庭都要弘扬优良家风，以千千万万家庭的好家风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那么，与全球化背景下的其他国家相比，中国青少年具有怎样的价值观？家庭、学校、社会的协同育人体系成效如何、挑战何在？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构成了本书的第四部分。
《“我一代”典型特征及其社会影响》介绍了美国心理学家滕格提出的“我一代”，即出生于20世纪70—90年代的三代美国年轻人的统称，他们以自我为中心，藐视权威，展现出前所未有的自信与决断，可是也缺乏责任感、前所未有的不快乐，作者呼吁借用这一研究视角，对我国“80 后”“90 后”“00后”三代年轻人的社会特征进行统一研究。《日本“无欲世代”的群体画像和成因探析》介绍了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社会出现的“无欲世代”现象，即年轻群体表现出物质寡欲、消费需求低落的同时，“低欲望”趋势也蔓延到对“性”的态度和行为上，对此有“平等说”“风险说”“负担说”等多元解读，背后是经济压力的增加和生活环境的改变等复合因素的共同作用。《深度现代化：“80后”“90后”群体的价值观冲突与认同》从八个方面对中国“80后”“90后”的价值观进行分析，认为当代青年的价值观并非简单的“后物质主义”，而是从以物质主义为主的价值观，向生存和幸福价值观并重、传统和理性价值观共存的深度现代化价值观转变。《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同步发展：“90后”生活价值观特征分析》聚焦中国“90后”青年的生活价值观，认为这一代人的生活价值观既区别于“低欲望”，也区别于“小确幸”，是一种注重成就、注重工作、注重科技发展、注重家庭等现代性的发展元素，又注重自我表达和自我发展、淡化权威、追求个人内心宁静的简单和自然生活方式的后现代价值观，因此是一种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同步、具有发展取向的价值观。《上海“00后”成长发展状况研究》从品德发展、学习能力、身体成长、心理健康、劳动实践、综合素养、学校育人、学校生活、家庭支持、家庭生活、社区环境、文化环境等诸多方面，对上海“00后”的成长发展和成长环境做了全面分析，既发现了新的特征，也剖析了新的挑战。《被“结构化”的童年与一场思想的革命》关注到近年来中国城市中一种被成人主导的高度“结构化”的童年景观，分析其形成逻辑和社会后果，认为需要一场关于童年的思想革命，重新思考和建构儿童与成人的关系框架。《AI时代“教育内卷化”的根源与破解》从当下中国儿童教育内卷化现象入手，认为在AI时代须通过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体系来解决这个难题：家庭教育应教会孩子“敬畏生命、学会生存、感恩生活”，学校教育须破除功利化的“五唯”评价，切勿拿儿童“大脑”与“电脑”竞争，社会教育目的是“将孩子心灵点亮，而不是将大脑塞满”。
综观上述研究，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在“5·17”和“8·24”重要讲话中蕴含的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的四点方法论。一是问题导向，如探讨孝道衰落还是孝道变迁、啃老家庭的代际团结、“鸡娃”时代的主体困境、AI时代的教育内卷、民营企业家代际传承等；二是吸收借鉴，如研究欧洲、美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家庭相关政策和青年发展状况对我国的启示；三是坚持创新，如提出新家庭主义、新孝道、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同步、深度现代化价值观等概念，显示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守与韧性；四是重视实践，既使用问卷、访谈等社会调查方法进行定量与定性实证研究，又关注二孩政策、入学年龄政策、新高考政策、校园欺凌治理政策、儿童性别家庭政策等影响和建议。希望本书的出版，能让社会各界进一步了解本所服务中国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整体研究实力，并推动本所进一步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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