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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近年简帛出土古书颇多，有关一些古书的学派判定是许多思想研究者关注较多的问题。然而对于相同篇章，诸家说法差异较大，甚至有多达二三十种意见者。这显然不是简单的诸家说法的问题，而是我们的研究方法有问题。诸家说法之所以看似都言之有理、持之有故、成一家之说，却相去万里、互相矛盾，是因为我们在用同样的几种研究方法作推导、得结论，而论者往往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或故意立异，标为新说，多不能涵摄诸家，圆融无间。探本寻源，其实恰恰是论者作为根据的那些研究方法本身有问题。
《出土文献的学派判定》大体按照问题出现的先后，选取信阳楚简、简帛《五行》、帛书《二三子问》、帛书《易传》、秦简《为吏之道》、郭店楚简《穷达以时》、上博简《子羔》诸篇、上博简《鬼神之明》、上博简《慎子曰恭俭》几篇学界讨论颇多的古书，具体分析、讨论对其学派判定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一己之见，最后总论出土简帛古书学派分析中的误区和解决方法。要之，“六家”“九流十家”的学派观，是归纳而出者重视的学派观，而不是先秦时人所看重的学派观，当时人更重视的是学派的师承。因此，是我们对学派的认识过于关注“六家”“九流十家”，从而造成我们分析古书篇章的方法存在问题，对于确定性结论过于执着，而不重视复杂性分析和阙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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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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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锐，1977年生，武汉黄陂人，先后师从廖名春、葛兆光、李学勤先生，获清华大学历史学硕士、博士学位。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学术思想史。出版《新出简帛的学术探索》、《战国秦汉时期的学派问题研究》、《同文与族本——新出简帛与古书形成研究》等专著五部，在《历史研究》等中外刊物上发表《“二重证据法”的界定及规则探析》、《上古史新研——试论两周古史系统的四阶段变化》等文章百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等项目多项。“诸子学论坛”发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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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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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简帛古书的学派判定工作，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上自河南信阳长台关楚简第一组，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仪礼》简，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六韬》等，河北定县（今为定州）八角廊汉墓竹简《论语》《儒家者言》《文子》，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五行》《九主》，以及《经法》《十大经》《称》《道原》等四篇，还有《周易》经传、《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为吏之道》《语书》，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竹简《诗经》，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汉墓竹简，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盖庐》，湖南省慈利县城关石板村《宁越子》等，湖北江陵县荆州镇郢北村王家台秦墓《归藏》；下至湖北荆门郭店楚墓竹简《老子》《太一生水》《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及四组《语丛》，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简八册中的《孔子诗论》《衣》《性情论》《子羔》《鲁邦大旱》《从政》《容成氏》《恒先》《彭祖》《周易》《仲弓》《内?N》《曹沫之陈》《三德》《鬼神之明》《慎子曰恭俭》《孔子见季子》《凡物流行》《郑子家丧》《子道饿》等篇。不少学者就这些篇章属于某个学派发表了意见。经过这些年的研究，学者们充分利用传世文献，大概将简帛古书在现有条件下所可能属于的诸种学派都罗列了出来，譬如关于马王堆帛书《五行》经传以及后来的郭店楚简《五行》，至今已有不少于35种意见，后来者似乎只能在诸种可能性中进行取舍了。但是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比较消极的后果：曾经被认为能够重写思想史、学术史乃至引发中国的“文艺复兴”的新出简帛，实际上只不过为古代思想补充了一些文献而已（比如可以在儒家列子思学派，以《五行》《中庸》等为思想文献），最多只能修正个别结论，而不足以改变大局。所以，有学者认为出土文献并不能产生重写思想史或学术史的结果。也有学者认为近几年强调出土文献太过，要重新强调研究传世文献的重要性。于是，也有学者认为这几年强调的“走出疑古时代”“重建中国古典学”等有问题。
这里面牵涉到很多问题，绝非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也和本书的主题不太相关。简言之，笔者认为，出土文献确实有可能重写思想史、学术史。此中的关键，不是新出土简帛对传世文献的补充和冲击，也不是新思路、新观念指导之下的新编纂法或新写法，而是由新出文献引发的我们对过去用以指导学术研究的观念、预设的深刻反思、扬弃之后所采用的新的研究范式。也就是说，如果出土文献能够改变我们过去研究学术、思想时所持的观念和预设，那么势必会促成对思想史、学术史的重写。这时的重写，应该和单纯的模仿西方流行的观念改变而亦步亦趋的视域改变有所不同，而是从中国自身的问题出发所引发的变革，是观念和史料的双重改变。不无夸张地说，可以称之为一种哥白尼式的革命：是由把出土文献纳入现存传世文献，以传世文献为中心，转变为以出土文献为中心，从出土文献的视角重新审视过去的一切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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