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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韩愈古文是中华文教的核心载体，影响持续千年之久，其所涵育建构的超越家族血缘、身份等级的“同道中国”理想，是走向世界的中国人需要认真对待和反思的中华文明精神遗产。
韩愈古文亦是唐代文化创造的一个缩影，它有继承六艺之文、百家之编与回应佛老挑战的“大进大出”，也展现了“文起八代之衰”的“大开大合”。品读韩文，既要理解其纵横古今的开阔，又要体会其如何回应时代课题、自树立不因循的深刻独创。
古人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韩愈则塑造了士人的所思、所行与所言。其所建构的“文道观”，将中华道统的统一与“文”的多样性相融合，这是唐朝这个开放融合时代对中华文明的精神再造，不仅绵延后世，也将启迪未来。
——刘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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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以贯通中国文章史、思想史的视野，对韩愈通过“文教”传统在中国思想史和中华文明史上的重大贡献，做出了独到而深入的发明，从成体之功、造语之力、文道追求三个主要角度，全面探讨了韩愈古文在文体、文法、语言、观念上的新创，以及这些创新与其儒学复兴思考的深层联系，揭示了韩愈古文深邃丰富的思想世界。
书中详细讨论了韩愈追求拟圣、追寻定名、讲求开放师道、推重天性忠诚等思想特质与其古文成体之功的深层关联，分析了其语言创新所体现的激进追求与超越力量，同时深入探究了韩愈对“文道观”的全新建构。这些观点不仅激活了韩愈的思想能量，也光大了唐代在中国的精神传统和思想史上的启示性地位，并对“唐宋变革说”提出了新的回应和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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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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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宁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第十三、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主要从事唐宋诗文与学术思想史研究，著有《唐宋诗学与诗教》《汉语思想的文体形式》《唐宋之际诗歌演变研究》等，译著《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主编《诗者天地心：当代诗词名家讲诗词》，在海内外刊物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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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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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百代文宗、千年立法
韩愈古文建构精神传统“天下公言”：重建儒学普遍性儒家伦理：绝对信念和内在责任缔造“同道中国”重视“诗文”对理解中华文明的意义
上编：成体
第一章 拟圣精神
一、古文不是“家言”
二、古文的“拟圣”追求
三、古文理论与儒家修养思想
第二章 追寻“定名”
一、 “五原”文体创新：“正名”走向“定名”
二、韩碑之变：对才性品评的疏离
附论：形名学对中古文体观念的影响
第三章 开放的师道
一、《师说》：唯自尊者能尊师
国学学官经历的影响“师其人”与“明其理”
第四章 天性忠诚
一、“双忠”的“天性忠诚”
二、《南霁云庙碑》的文体与忠臣思考
三、《毛颖传》中的忠臣
四、杜甫的“恋阙”之情
第五章 屈骚之变
一、 “抑遏蔽掩”：韩文改变屈骚旋律
二、杜诗改变屈骚艺术
三、柳宗元倾心屈骚及其心曲
中编 造语
第六章 语言激变
一、激进的“务反近体”
为何“务反近体”：骈文的思想性格
三、韩碑“造句之奇”
第七章 伟辞中的身体力量
一、惊心动魄的动作语
二、《论佛骨表》崇儒排佛思想的身体关切
三、狠重之美
下编 明道
第八章 “文质论”在汉唐间的流行
——从“文质”到“文道”（上）
一、中古“文质论”的渊源与旨趣
二、“质文相救”与李白《古风》其一
三、“文质论”与中唐《春秋》学
四、中唐《春秋》义例学与“文质论”
第九章 韩愈建构“文道观”
——从“文质”到“文道”（下）
一、二十世纪文道观阐释的曲折历程
二、韩愈“文道观”的“主体自觉”
三、韩愈“文道观”的“中国自觉”
余论 “同道中国”的文明意义
韩愈为唐宋八家之首：“同道”对“同理”的意义“唐宋变革说”的启发与局限“同道中国”与中华文明
参考书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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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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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道中国”的文明意义
韩愈古文是中华文明的核心经典，宋代以下千年时间里，无数人对韩文沉潜涵咏，心追口摹。在家族礼法、亲缘乡土传统很深的中国社会，以韩文为代表的古文，涵育了自励自强、同道相知的精神共同体，塑造了“同道中国”的文明传统。“同道中国”让中国人摆脱外在的依傍，追求道德的绝对性与内在性，树立了同道的思想价值基础；通过文以明道，让同道拥有丰富的情感文化基础；通过发明师道，让同道拥有交流传承基础。正是这三个基础的结合，让古文塑造的“同道中国”情理兼备、血肉丰满、生气淋漓。
韩愈古文在传承中不断引发后人的思考，当然也不乏争议。宋人对韩愈的复杂态度，反映了韩愈的“同道”精神，对宋人日趋显著的“同理”追求的特殊意义。20 世纪以来，陈寅恪为弘扬韩愈历史文化成就做出重要贡献。他的有关见解，深受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说”影响，“唐宋变革说”所带来的积极启发与所存在的局限，值得深入反思。这些意见起伏、赞誉与争议，一次次印证了韩愈的重要影响，反映出理解韩愈是一项十分艰巨但极有意义的课题。
韩愈古文是塑造中华文明精神价值的“深文本”，其深刻的意义、深邃的思理以及复杂的语言，需要以贯通古今的视野，在复杂的文本环境中加以解读。对中华文明的深入理解，需要对韩文与杜诗这样的“深文本”不断做出新的探索。
第一节 ?韩愈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同道”对“同理”的意义
韩愈是“唐宋八大家”之首，这个“首”，并不只意味着开端，更意味着首要与主脑。韩愈古文奠定了古文传统的基本道路。宋代古文以韩愈为法而又有新的创造，展现出与韩文有所不同的风格。而宋代古文相对于韩文所发生的变化，令人更加深切地感受到韩文所特有的重要意义。
宋代是韩愈传承的重要时期，无论是古文家还是理学家，在继承韩愈古文理想的同时，都明显增加了“理”的反思。古文家令文章更趋理性化、平易化；理学家则更加强化韩文“拟圣”的超验与神圣，探索形而上的“天理”。宋人重“理”，不是否定“同道中国”的理想，而是面对更复杂的现实矛盾和群体纷争，希望通过将“同道”发展为“同理”来回应现实的挑战。
欧阳修是宋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他推崇韩愈，但不满于韩文的艰深奇僻，希望古文更加关注现实，更加平易而理性。韩文的艰深僻涩，很大程度上出自其“拟圣”的脱俗追求，欧阳修则希望以更加务实的理性态度来理解“圣人之道”。他认为：“（圣人之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盖切于事实而已。”（《与张秀才第二书》）他明确反对学者虚谈性命，主张多关心具体的现实问题。对此学界言之已详。关于文道关系，如前所述，韩愈认为“文”承载着修身成德、优入圣域的修养意义，强调对“文”深入沉潜涵咏；欧阳修则明显弱化了这种修养论的体认，其《答吴充秀才书》云：“圣人之文虽不可及，然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 这里起主导作用的，显然是“道”。“道胜”之人，在“文”上取得成就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这与韩愈对“文”的强烈关注与投入，显然颇为异趣。欧阳修古文特有的“六一风神”，即表达了理性化、平易化的文风追求。
苏轼追随欧阳修，对古文理性化、平易化的趋向做了更加丰富而深入的开拓。他认为“道”是物之“理”，包括宇宙万物的全部规律，不限于儒家之道；认为“道可致而不可求”，要通过实践修养获得对“道”的认识，既认识事物的规律，又养成内在的德行修养；而“文”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物固有是理，患不知之，知之患不能达之于口与手。所谓文者，能达是而已。”（《答虔倅俞括一首》）他主张“道艺两进”：“居士之在山也，不留于一物，故其神与万物交，其智与百工通。虽然，有道有艺，有道而不艺，则物虽形于心，不形于手。”（《书李伯时山庄图后》）诗文创作如果能随物赋形、辞达无碍，就反映出对“道”的透达无遗。
宋代理学家则发展了韩愈“拟圣”神圣化的一面。北宋道学家不断表现出机械模拟圣人言语的文风，他们所谓“作文害道”，并非一概排斥文字表达，只是针对有别于圣人言语风格的文字，这显然是对韩愈别白“文”之正伪精粗一面的极端化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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