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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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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韩非子政治哲学为主题，以天、性、心、情、欲等观念为中心，系统阐述了韩非子政治哲学的根基；以法、势、术为重点，建构了韩非子政治哲学的体系架构。全书分为七章，涉及韩非子政治哲学的时代背景及其哲学问题、思想渊源及其哲学特质，韩非子政治哲学的理论根基，韩非子政治哲学体系之建立与其实际之发用，韩非子政治哲学之检讨与评价，等等。本书既是作者对前贤哲学的重建与追寻，又是将前人不朽之智慧引入现代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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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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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邦雄，1941年生，台湾云林人，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曾创办《鹅湖月刊》，任社长。曾任台湾“中央大学”中文系、哲学研究所专任教授，淡江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老子十二讲》《老子道德经的现代解读》《庄子寓言说解》《庄子七讲》《庄子的现代解读》《老子的哲学》《中国哲学论集》《韩非子的哲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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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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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论 / 1
第二章 时代背景及其哲学问题 / 6
第三章 思想渊源及其哲学特质 / 20
第一节 国情与其身世之激发 / 20
第二节 先秦诸子之递衍 / 23
第三节 三晋法家传统之集成 / 54
第四章 韩非政治哲学的理论根基 / 81
第一节 人性论 / 82
第二节 价值观 / 96
第三节 历史观 / 107
第五章 韩非政治哲学体系之建立与其实际之发用 / 119
第一节 法势术三者之界域与其性能 / 119
第二节 法势术三者相互补足与彼此助长之三角关联性 / 170
第三节 “法”之中心思想及其体系之建立 / 183
第四节 势之抬头及其实际之发用 / 200
第六章 韩非政治哲学之检讨与评价 / 210
第一节 法中心思想之体系架构的建立与其外发之精义 / 211
第二节 人性挟利自为之理论根基的偏狭与其潜存之困结 / 228
第七章 结论——韩非政治哲学的现代意义 / 251
参考书目 /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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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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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国学丛书》总序
在我看来，不管多变的时局到底怎么演变，以及两岸历史的舞台场景如何转换，都不会妨碍海峡对岸的国学研究，总要构成中国的“传统学术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事实上，无论是就其时间上的起源而言，还是就其空间上的分布而言，这个幅员如此辽阔的文明，都既曾呈现出“满天星斗”似的散落，也曾表现出“多元一体”式的聚集，这既表征着发展步调与观念传播上的落差，也表征着从地理到政治、从风俗到方言上的区隔。也正因为这样，越是到了晚近这段时间，无论从国际还是国内学界来看，也都越发重视起儒学乃至国学的地域性问题。
可无论如何，既然“国学”正如我给出的定义那样，乃属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总称，那么在这样的总称之下，任何地域性的儒学流派乃至国学分支，毕竟都并非只属于某种“地方性文化”。也就是说，一旦换从另一方面来看，尤其是，换从全球性的宏观对比来看，那么，无论是何种地域的国学流派，都显然在共享着同一批来自先秦的典籍，乃至负载着这些典籍的同一书写系统，以及隐含在这些典籍中的同一价值系统。
更不要说，受这种价值系统的点化与浸润，无论你来到哪个特殊的地域，都不难从更深层的意义上发现，那里在共享着同一个“生活世界”。甚至可以这么说，这些林林总总、五光十色的地域文化，反而提供了非常难得的生活实验室，来落实那种价值的各种可能性。正因为这样，无论来到中华世界的哪一方水土，也无论是从它的田间还是市井，你都可能发出“似曾相识”的感慨。——这种感慨，当然也能概括我对台北街市的感受，正因为那表现形态是独具特色的，它对我本人才显得有点“出乎意料”，可说到底它毕竟还是中国式的，于是在细思之下又仍不出“情理之中”。
在这个意义上，当然所有的“多样性”都是可贵的。而进一步说，至少在我这个嗜书如命的人看来，台湾地区的国学研究就尤其可贵，尤其是由那些桴海迁移的前辈们所做出的研究。
正是因此，我才更加感佩那些前辈的薪火相传。虽说余生也晚，无缘向其中的大多数人当面请益，然而我从他们留下的那些书页中，还是不仅能读出他们潜在的情思，更油然感受到自己肩上的责任，正如自己曾就此动情而写的：“这些前辈终究会表现为‘最后的玫瑰’么？他们当年的学术努力，终究会被斩断为无本之木么？——读着这些几乎是‘一生磨一剑’的学术成果，虽然余生也晚，而跟这些前辈学人缘悭一面，仍然情不自禁地怀想到，他们当年这般花果飘零，虽然这般奋笔疾书，以图思绪能有所寄托，但在其内心世界里，还是有说不出的凄苦犹疑。”
终于，趁着大陆这边的国学振兴，我们可以更成规模地引进那些老先生的相关著作了。由此便不在话下，这种更加系统的、按部就班的引进，首先就出于一种亲切的“传承意识”。实际上，即使我们现在所获得的进展，乃至由此而催生出的国学高涨，也并非没有台湾地区国学的影响在。早在改革开放、边门乍开的初期，那些从海峡对岸得到的繁体著作，就跟从大洋彼岸得到的英文著作一样，都使得我们从中获得
过新鲜感。正因此，如果任何一种学术史的内在线索，都必然表现为承前启后的“接着讲”，那么也完全可以说，我们也正是在接着台湾地区国学的线索来讲的。
与此同时，现在借着这种集成式的编辑，而对于台湾地区国学的总体回顾，当然也包含了另一种活跃的“对话意识”。学术研究，作为一种有机增长的话语，其生命力从来都在于不断的创新，而如此不断创新的内生动力，又从来都来自“后生”向着“前贤”的反复切磋。也是惟其如此，这些如今静躺在台湾图书馆中的著作——它们眼下基本上已不再被对岸再版了——才不会只表现为某种历史的遗迹，而得以加入到整个国学复兴的“大合唱”中；此外，同样不在话下的是，我们还希望这次集中的重印，又不失为一种相应的和及时的提醒，那就是在这种“多元一体”的“大合唱”中，仍需仔细聆听来自宝岛的那个特殊声部。
最后要说的是，在一方面，我们既已不再相信任何形式的“历史目的论”，那么自然也就可以理解，今后的进程也总会开放向任何“偶然性”，无法再去想象黑格尔式的、必然的螺旋上升；可在另一方面，又正如我在新近完成的著作中所讲的：“尽管我们的确属于‘有限的、会死亡的、偶然存在的’人类，他们也的确属于‘有限的、会死亡的、偶然存在的’人类，可话说回来，构成了彼此‘主观间性’的那种‘人心所向’，却并不是同样有限和偶然的，相反倒是递相授受、薪火相传、永世长存的，由此也便显出了不可抹煞的‘必然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总还有理由去畅想：由作为中国“传统学术文化”总称的国学——当然也包括台湾地区国学——所造成的“人心所向”和“主观间性”，也总还不失为一种历史的推动力量吧？
刘东
2020 年6 月24 日于浙江大学中西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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