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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王松是理科出身，精于计算，再难缠的地方总会理出头绪。山穷水复疑无路也不要紧，学数学的王松讲的是逻辑，讲的是推导与演算，万事皆有可能。这样的计算与推导使他在作品的结构上拥有巨大的优势，并且使他的作品显示出现代小说的技术质地。
——汪政（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文学评论家）
王松讲老天津人的故事，很在意其文化和性格的元素。他坦言，自己虽然祖籍不是天津，但很“喜欢”乃至“热爱”这座城市，它“拥有的很多文化，其实都来源于自身”，“是由这种只属于它自己的独特的‘文化’支撑起来的”。王松的小说叙事借鉴了一些曲艺元素，他喜欢相声，多次谈到“万相归春”的话题，相信世间万物皆可“入活儿”，并认为天津相声是天津人性格和城市“杂色文化”的一种外化形式，也是在这块土壤上生长的一朵文化奇葩。
——黄桂元（《文学自由谈》原主编、文学评论家）
王松其实不是特别善于交往的人，他外表感觉比较低调谦逊，但是内心对自己有很高的要求，并且还有一股倔劲儿，这些都表现在他的写作和为人上，他肯定不是一个圆滑的、左右逢源的人，他有自己的立场和准则，他对人性的认识也许是悲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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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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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王松最新中篇小说集。分别是《梅花煞》《春景》《梨花楼》《人中黄》《王三奶奶考》《一溜儿堂》。其中的背景横跨大半个世纪，涉及天津文化与市井民生的三教九流、五行八作。这些小说描摹个体生命的悲欢沉浮，把碎片式日常细节整合为具有人文价值的叙事经纬，以此洞视各色人等的灵魂奥秘。王松深入民间，打捞历史，为小说文本融入新的元素，形成了一种酷烈却精致，野性兼优雅，剑走偏锋却不失智慧通透的叙事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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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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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松，天津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天津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文学创作一级，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出版有《王松作品集》（四卷）及《双驴记》《猪头琴》《哥尼斯堡七座桥》《阳光如烟》《蟾蜍怒放》等个人作品集共四十余种。其中，中篇小说《红汞》曾获《中国作家》“优秀小说奖”，《双驴记》曾获《小说选刊》优秀小说奖、《小说选刊》“读者最喜爱的小说奖”、《北京文学》优秀中篇小说奖等，并位列当年的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中篇小说第一名。长篇小说《流淌在刀尖的月光》获公安部金盾文学奖。长篇小说《寻爱记》获首届“中国文学好书奖”。曾获天津市第二届“中青年作家文学创作奖”。迄今发表、出版长、中、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作品共计一千余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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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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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煞
春景
梨花楼
人中黄
王三奶奶考
一溜儿堂
附录·创作谈
“王三奶奶”是谁
关于“矫情”
天津人的“绝活儿”
关于“四块半”
想起“万相归春”
三个不挨着的问题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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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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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矫情” ——《梅花煞》的几句题外话
上世纪 90 年代，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遇到一位鼓曲演员。 她是著名梅花大鼓表演艺术家花五宝的亲传弟子。后来，我们成 了很好的朋友。 一次闲聊时，她对我说，她会唱“含灯大鼓”，而且至今还 收藏着这种表演的道具。我听了很吃惊。含灯大鼓我只听说过。 这种表演形式在今天已基本绝迹，但在曲艺的鼓曲艺术中堪称一 绝，如今在世的鼓曲艺人，能表演这门绝技的已经没有几个人 了。后来有一个机会，我让她把这道具拿来。她很爽快的就答应 了。尽管我在一些资料上看过照片，事先也有心理准备，但这一 次，我还是一下就被这道具的精美惊住了。的确，它真的是太漂 亮了。 也就是那次，我有幸亲眼见到，她唱了一段含灯大鼓的著名 唱段《秋江》。 含灯大鼓顾名思义，是把“灯”含在嘴里演唱。但这个灯不 是普通意义的灯，准确的说，是一个木制的灯架子，架子上可以 335 点燃若干支蜡烛，下面缀着红流苏。这些蜡烛和流苏，再加上架 子本身，重量也就可想而知。就算演唱这种含灯大鼓的演员功底 再深厚，有一个问题也必须面对，这东西不光叼在嘴里，还要用 牙齿紧紧咬住，这样开口演唱时才不至于掉下来，可是这样演唱 又谈何容易。所以，后来经过历代艺人的不断改良，架子还保留 下来，但蜡烛减少了，或者干脆就不再点焟，只在下面缀一些流 苏。当然，这样的效果也就大大逊色了。这一次，这个女演员的 演唱用她们的行话说，是“执功执令”，灯架子上还点起8支红 焟烛，流苏也缀全了。在她演唱之前，我特意把这个“灯”拿在 手里掂了一下，确实有一些分量。但她演唱时，我仔细观察，这 个灯叼在嘴里竟然并没显出太吃力。这时，才看出这种表演形式 的独特魅力。演员的脸被这八支蜡烛映得很亮，这种亮给人的感 觉似乎已不太真实，这是用今天的任何灯光手段都无法达到的效 果。而最关键的还是她的演唱，她的吐字基本都是“齐齿音”， 如果只听，不看，绝不相信她的嘴里还叼着这样一个东西。 这种含灯大鼓再早不是天津的曲种，应该起源于北京，是当 年八旗子弟在票房玩儿“全堂八角鼓”时琢磨出来的玩艺儿。直 到后来，才随着曲艺艺人传到天津。其实不只是这种含灯大鼓， 也包括别的曲艺形式，当年都是源于北京，火在天津。这件事如 果细想，也有点意思。北京和天津，这两个城市的文化特征有着 非常鲜明的差异，但唯独曲艺，为什么相通，而且兼容？当然， 如果细究，也许行里和行外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说法。 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矫情”。 我越来越发现，“矫情”这个词看似简单，其实有说不尽的 哲学意味。比如在天津方言中，它接近于因为较真儿而争辩，或 者是偏执的较真儿。如果用天津的另一句土语说，也就是“凿死 336 铆子”；总之，把这几个意思综合起来，也就是天津人所说的 “矫情”。 北京和天津都有浓郁的市井文化色彩，但在某种意义上说， 也就是这个“矫情”，让天津显得有些特殊。天津是个矫情的城 市，而北京不是。当然，这里所说的矫情，又多了一层意思。北 京的城市文化特征很鲜明，鲜明，当然也就不矫情。天津则不 然。虽然文化特征也鲜明，但这鲜明却在于它的“杂色”，赤橙 黄绿青蓝紫，“狐黄白柳灰”，不光杂色，各路“神仙”也混在其 中，很难用一两句话说清楚。我曾在另一篇文章中说过，天津的 城市文化，如果让一百个人说，会有一百种说法，这些说法好像 都对，又似乎都不全面，就如同一个拼图，只有把这些说法拼接 在一起，才有可能看到它的全貌。 这也就是天津这个城市的“矫情”所在。 由此可见，天津和北京，一个矫情，另一个不矫情，而连通 这两个矫情和不矫情城市的，就是曲艺。当然，除了曲艺还有别 的。正如前面所说，一百个人又能举出一百个例子。 但曲艺，作为天津城市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意义 更深远。
后记
——关于这个“文化城市”的文化
王 松
也许应该先说明一下。
这里所说的“文化城市”，不仅是有文化的城市，也是能产生文化的城市，而且不仅能产生文化，还能一直不断的产生文化。可以这样说，产生文化，也是这个城市的性格。
对，这就是天津。
当然，也是我近几年，一直醉心写这个城市的原因。
尽管我祖籍不是天津，从小受的文化熏陶也不是天津，但我生于斯，长于斯。说不清从哪一天，我天始“认真的打量这座城市”——这是一位评论家说我的话；我这时才惊讶的发现，原来这个城市的文化基因，早已注入我的血液，乃至生命，或者说，就如同“胎记”一样一直带在身上，只是我自己没意识到。而且，我竟然很喜欢这个城市，说喜欢还不准确，干脆说，就是热爱。很多年前，我忘了在哪里看到过一位哲学家说的话：一个人，生活在他热爱的城市，是一生的幸运；当时不理解，现在才真的明白了。
喜欢什么？热爱什么？
当然，是属于这个城市自己的文化。
如果把天津这座城市说成是一个人，那么这里所说的“文化”，就是它的骨骼。也就是说，这个城市，是由这种只属于它自己的独特的“文化”支撑起来的。
先说这个城市。
天津这个城市本身就很独特。它的独特之处正如前面所说，拥有的很多文化，其实都来自于自身，或者说是它自己制造出来的。更神奇的是，直到今天，它仍还在不断的制造着属于自己的文化。这种文化，如果不是天津人，是很难体味到的。
有一句俗话，叫“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这话放到天津最合适不过。在这里，文化不一定是“高、大、上”的东西。举个例子，天津包子当年只是街上提篮摆摊儿卖的小吃，但就是这种小吃，一个包子得捏出18到22个褶儿，多了少了，内行拿眼一搭就知道不是正宗。天津菜馆儿有一道菜，叫“老爆三”，这菜本来很普通，但里边放的蒜末儿，要叫“蒜米儿”，这蒜米儿切的形状和放的时机都有讲究，稍错一点儿，天津人一口就能吃出来。
在并不久远的当年，天津街头有一种职业，专修自行车。当然，这职业并非天津独有。但问题是天津修车的，也跟别处不一样。就说补胎这点事，也分“倒角儿”和“不倒角儿”。所谓“倒角儿”，也就是在剪补窟窿的皮子时，剪刀要偏锋，斜着剪，这看似简单，其实也是一门有技术含量的手艺，这样剪出的皮子边儿飞薄，补到窟窿上，就如同是长在了上面，跟车胎浑然一体。所以一说街上的哪个师傅补胎“倒角儿”，也就意味着技术达到一定段位。
可见，天津文化的独特之处，也在于“讲究”。
当年买自行车不容易，要凭购买证，天津人叫“自行车条儿”，当时可谓“一条儿难求”。但天津人手巧，有自己的办法，而且很快就把这办法也上升成一种文化。如果你有多余的车链子，我有多余的车鞍子，大家可以交换，反正每种零件都有固定价钱，多退少补。这样换来换去，也就能换出一辆车的零件，甚至有手更巧的，连车架子都能自己焊，自己喷漆，车把也能自己做，然后自己再组装起来。那时在“劝业场”的和平路门口，是专门交换自行车零件的地方，外地人从那儿过，都不知这是干什么的，说的话也听不明白。
这又是天津文化的另一个独特之处，源于手巧。
不夸张的说，天津人的手巧确实令人瞠目。只要他想，别管多难的事，没有学不会的，而且还能迅速的形成一种文化。计划经济时期木器家具难买，当时走在天津的街上，问十个年轻人，得有八个会木匠手艺，高低柜，高平柜，酒柜，组合柜，一说工艺就更复杂了，贴树脂板的，不贴树脂板的，老虎爪儿的，八岔爪儿的，立爪儿的，光书桌——天津人叫“字台”，就能说出多少样儿。不光木匠，连铁艺也会。当时最讲究的是“钢管儿床”，在今天看来有些类似于“欧陆风格”。这种床架子竟然也能自己做。找来铁管儿，按尺寸截好，烧红了就可以弯成想要的形状。但这样一弯也出问题，弯的地方会变形，可以想像，铁管儿在这个地方就会瘪了。聪明的天津人很快就攻克了这个难题。可以先在铁管儿里灌满沙子，这样烧红了再弯，也就能保持原来的形状了。最后，连这铁床架子上的黄铜饰件都能做出来。
当时流行几句话：“上海青年学科技，成名成家多神气；北京青年学外语，联合国里当翻译；天津青年打家具，娶个老婆拜天地。”
当年，天津的年轻人对这几句话很反感，好像说的是一种没出息的表现。但此一时彼一时，今天再看，这也是一种本事，不仅有出息，也应该是这个城市的大出息。
天津就是这样一个城市，天津人也就是这样的脾气，因为好讲究，也就崇尚手艺。当然，不是现在才这样，几百年来一直都是这样。讲究，再注重手艺，也就是这个城市的性格，也才注定有这种独特的文化。不懂讲究、没手艺的就不用说了，即使懂讲究也有手艺的，稍差一点儿，在街上都没法儿混，想恬着脸混也能混，但得忍着，肯定让人瞧不起。
其实天津人的“讲究”，说到底就是地道。
天津人夸人也这么说，一问谁谁的活儿怎么样，就俩字儿，地道。这一说应该就是最高的评价了。天津人所说的“活儿”，也就是手艺，这手艺的含义很宽泛，连说书唱戏说相声也都是“活儿”，也算一门手艺，所以夸谁，也常这么说，谁谁的活儿不错，地道。也正因如此，在天津的文化里，决不容忍滥竽充数。别说“滥竽”，你的活儿稍差一点儿都不行，还别说稍差一点儿，就是活儿再好，一旦出了差子，天津人的眼里也一点儿沙子都不揉。当年马连良，号称马老板，来天津的“中国大戏院”演出，出了一点儿差子，当时底下的天津观众连茶壶茶碗都飞上去了。小说《春景》里写的这一段，是真事儿。当然，天津人也宽容，宽容是因为通情达理，不该错的地方你错了，这当然不能原谅，但如果确实有情可原，也能体谅台上。所以，真正的艺人来天津演出，其实是很快乐的事，你在台上演，台下能懂，而且还是真懂，鼓掌叫好儿都在裉节儿上，节骨眼儿也拿得准，就算在底下起哄接下茬儿，尺寸火候儿都拿捏得恰到好处，还能给你喊出高矮音儿来，能把台上的演员也逗乐了。台上台下其乐融融，已经融为一体，这种气氛，在全国也罕见。由此可见，且不说别的，单说相声，“北京是兴处，天津是聚处”，这句话流传至今，也就不奇怪了。
其实这话，也是此一时彼一时。
相声发展到今天，“天津相声”已经单是一回事。它的特征已越来越鲜明的显现出来。这也是因为这个城市的独特性格。当然，具体说是因为天津人的性格已经完全融进了天津的相声。所以，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相声在天津发展到今天，已经形成“天津相声”。
曾有个外地朋友，让我简单的给他描述一下天津这个城市的文化和天津人的性格特点。我一听就乐了，对他说，要给你描述这些，不是简单不简单的事儿，关键是这件事的外延实在太大了，用一句数学的话说，已经大得“无限大”。但这个“无限大”也不是大得没边儿，一百个人，可能对天津的城市文化和天津人的性格有一百种看法儿和说法儿，所以关键还在自己。不过也有一个办法，我对这朋友说，你去街上的茶馆儿买张票，听一晚上茶馆儿相声，这听还有窍门儿，别光听台上，也听台下，台上怎么说，台下怎么接茬儿，有这一晚上，你就能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不过，要想真正知道，恐怕也不易，否则也就不是天津了。
这又是天津文化的一个特点，天津人自己制造出来的文化，是为哄自己乐。
小说《梨花楼》里讲的故事，也是有影儿的。这个人物的原型，当年到上海滩演出时，确实引起轰动，当时的上海报纸也确实把他说成是“秦腔泰斗”。当然，这个“秦腔”并不是西北秦腔，而是河北梆子。这件事是有案可稽的。后来，这位“秦腔秦斗”死在了哈尔滨，是被人害死的。但此事成了“无头案”。再后来，还是天津喜爱他的观众，在社会贤达的帮助下，去了一些人，把他的遗骨接回来，葬在天津。这样，他才算魂归故里了。
有件事，很值得思考。当年的戏曲名家大角儿，几乎都曾来天津演出，而且很多人在别的地方没红，到天津一唱就红了。这是为什么？戏曲行和曲艺行里有句话，“天津的观众最捧人。”其实这话对，也不对。天津的观众也不是是个人就捧，因为懂，也就分得出好赖，不行的上台一张嘴，直接就往下轰，翻开天津的旧报纸看看，当年让天津观众轰下来的不少。但如果活儿真地道，因为天津人有属于自己的独特文化，这种文化就能让一个演员成角儿，成大角儿，想让谁红，还就真能红起来。所以当年还有一句话，别管什么演员，只要是吃开口饭的，在天津这码头能得到认可，到别处也就不用愁了，肯定没问题。
由此可见，天津的文化本身，也是文化的土壤。
其实打量一个城市，也没这么容易，不是“窥一斑而见全豹”的事。我一直认为，天津这个城市就像是一本没头没尾的书，从哪儿翻都能看进去。
但要想看完，是看不完的。
叶汶对我说，有句俗话，人老深，马老滑，兔子老了鹰难 拿，其实这个深不是别的深，是指心计，心计深也不是别的意 思，是说办事有分寸，懂得适可而止。他说着就意味深长地笑 了，然后摇摇头，又接着说，年轻时不这样，总是脑子一热，一 条道儿跑到黑，说白了就是一根筋，只要认准的事，说怎么着就 得怎么着，用我七爷的话说，不管不顾。 他说，事情的起因，是那年春天，福佑剧场后身儿的一个废 品收购站着了一把火。这福佑剧场后来改叫“红卫兵剧场”，再 后来又叫“战斗剧场”，这次废品站着火之前，刚又改回来。当 时叶汶刚中学毕业，运气挺好，已经没有去农村插队的任务。但 工作不理想，分到一个废旧物资回收公司，说白了也就是“收破 烂儿的”。这个着火的废品收购站，就是这家公司的一个下属单 位。据说，这把火是突然烧起来的，火苗子蹿起一丈多高，把前 面的福佑剧场都映红了。幸好抢救及时，才没酿成更大火灾。事 情出在清理火场的时候。当时消防队的人为消除隐患，把库房里所有的破烂东西都搬出来。就在这时，无意中发现了一个瓦楞纸 的箱子。这箱子方方正正，不像旧东西，在破烂儿堆里也就挺显 眼。有人把这箱子打开，里面是一摞一摞的白纸，却又不像一般 的白纸，上面有字。于是就把消防队长叫来。消防队长拿出几张 纸看了看，见一张的上面写着“关于汉奸白燕尘在日伪时期表现 的揭发材料”，再翻翻箱子里别的纸，应该也都是类似的内容。 消防队长不知这白燕尘是什么人，但显然，这种材料上说的应该 不是一般的事。想了想，叮嘱这箱子先别动，就把废品收购站的 站长叫来。站长过来扒拉着箱子看了看，倒没当回事，废品站里 经常会有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就大咧咧地说，大概是底下的人当 废纸收来的。消防队长毕竟有经验，立刻提醒说，这可不是一般 的废纸，更不能流出去。站长一听，这才意识到事情有点儿大， 于是赶紧给公司打了电话。 叶汶这时在办公室当文书。公司领导接到电话，让他去看看 怎么回事。其实这种事以往也有过，底下的废品站收了什么奇怪 的东西，一时吃不准，就向公司汇报。公司的处理办法一般都是 物归原主。只要认为是不宜当废品的东西，从哪儿收来的还退回 哪儿就是了。但这回不一样，叶汶一听“白燕尘”这名字，好像 有点儿耳熟。接着就想起来，他爷爷懂曲艺，不光喜好，年轻时 还是鼓曲票友，据他爷爷说，当年虽然算不上名票，在京城也小 有名号，经常去子弟八角鼓的票房走局；叶汶好像听他爷爷说 过，当初有一个叫白燕尘的人，最早在北京的票房一块儿玩儿 票，“拆唱八角鼓”唱得最好，后来下海了，在珠市口的街南唱 梅花调。但他爷爷从没说过，这白燕尘还是个汉奸。叶汶去废品 收购站的路上想，就不知电话里说的这个“汉奸白燕尘”，跟他 爷爷说的唱梅花调的白燕尘是不是一个人。
来到废品站，消防队的人已经撤了。废品站的站长姓吴。吴 站长是个瘦子，长着一张黄脸，一见叶汶来了就赶紧说，没想到 收破烂儿收了这么一箱东西，你快弄走吧，省得搁我这儿招惹是 非。叶汶从箱子里拿出这几张“关于汉奸白燕尘在日伪时期表现 的揭发材料”看了看，发现上面说的都是一些老艺人过去的事。 再看，还有几个名字，也都是他爷爷曾提过的，心里就明白了， 这个“汉奸白燕尘”，应该就是那个唱梅花调的白燕尘。 叶汶留了个心眼儿，回来的路上，先把揭发白燕尘的这份材 料拿出来，揣在身上。回到公司，只把这个瓦楞纸箱子交给领 导。下午，他找个没人的地方，把这份揭发材料又仔细看了一 遍。这材料是一个叫郝连瑞的人写的。据材料上说，白燕尘的艺 名叫“小白牙儿”，1936年来天津，当时是投奔他师父“老板儿 牙”，后来一直在南市和谦德庄的几个茶馆儿园子唱梅花大鼓， 最拿手的是“含灯大鼓”。1937年8月天津沦陷，那年冬天，一 个下午，白燕尘突然拉着几个人去南市牌坊附近的一个地方。到 了那儿才知道，日本的“红帽儿衙门”已经有人等着，要给艺人 登记。这几个跟着去的人一看，心里都不太愿意。但已经被白燕 尘拉去了，再看“红帽儿衙门”的人一个个儿都铁青着脸，样子 挺凶，又不敢走。后来见白燕尘已经带头儿写了自己的名字，也 就只好都把名字写上了。这个叫郝连瑞的人说，当时登记的人有 十来个，好像有“老板儿牙”“蔫黄瓜”“二窝头”“唐转轴儿”， 还有谁就记不清了，他自己也跟着登了记。他当时不敢不登，他 已看出来了，白燕尘跟“红帽儿衙门”的人不光熟，应该还不是 一般的关系，而自己在园子的后台候场时，跟大伙儿聊天儿经常 拿日本人“砸挂”，还说过日本人不少坏话，他担心白燕尘向 “红帽儿衙门”的人告发自己。这以后果然发现，白燕尘不光跟 “红帽儿衙门”的人熟，也经常有来往。1938年秋天，日本人占 领武汉。白燕尘表现就更活跃了，硬拉着大伙儿上街参加日本人 的庆祝活动，在旭街一带，“白帽儿衙门”的人给维持秩序，白 燕尘还带头儿为日本人宣传演出。 这份揭发材料不长，字也写得歪歪扭扭，可以看出，这个叫 郝连瑞的人文化程度不高，应该是和白燕尘同一个时期的老艺 人。叶汶曾听他爷爷说过，所以知道，这个郝连瑞在材料里说的 “砸挂”，是曲艺艺人，主要是相声行里的一句行话，意思是开玩 笑，随便抓哏拿别人找乐儿，当然是含着挖苦的意思。如果这样 说，这个郝连瑞担心也就是有道理的。 从这份材料可以确定，这个白燕尘，确实是从北京过来的那 个鼓曲艺人白燕尘，如果这样说，也就应该和叶汶的爷爷说的曾 在北京票房一块儿唱“拆唱八角鼓”的那个白燕尘是同一个人。 但问题是，这个白燕尘来天津之后，怎么又跟日本人的“红帽儿 衙门”和“白帽儿衙门”扯上关系了呢？叶汶曾在一本书里看 过，所谓“红帽儿衙门”，是日本侵华时期在天津的宪兵队，“白 帽儿衙门”则是天津的日本警察署，这两个机构当时干尽坏事， 天津人都恨之入骨。因为日本宪兵队的人穿黄军服，帽子上有一 道红边儿，日本警察署的人穿蓝制服，帽子上有一道白边儿，天 津人有个习惯，如果恨谁，就给谁起“外号儿”，于是暗地里就 把日本宪兵队叫“红帽儿衙门”，把日本警察署叫“白帽儿衙 门”。倘真如郝连瑞所说，这个叫白燕尘的艺人当年为“红帽儿 衙门”和“白帽儿衙门”做事，那就应该是汉奸无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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