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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 汇集多位中青年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
★ 十多个方言点涵盖各大方言区
★ 全面呈现汉语方言位移表达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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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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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方言位移表达研究》是“汉语方言范畴研究”丛书的第五本，讨论的专题为汉语方言的位移表达。2018年12月21—23日由王健教授牵头常熟理工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省重点建设学科举办了“中国境内语言与方言‘运动事件’表达类型学术研讨会”。收入本书的多数论文是工作坊的参会论文。一共收录22篇文章，涵盖了官话、晋语、吴语、徽语、湘语、赣语、客家话、粤语、闽语等各大方言区，还有一篇文章涉及趋向成分的历史演变。大部分文章以一个方言点或者一个方言区为研究对象，系统地描述其趋向成分，一般都集中在标注位移路径和表示直指位移的趋向成分的描写上，分别阐述其作谓语核心和作补语时的形态、语义和句法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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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盛益民，男，1985年生，浙江绍兴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现代语言学研究院兼职研究人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语言类型学、方言学、历史句法学。
柳俊，男，1981年生，博士，副教授，现任教于常熟理工学院中文系，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类型学和描写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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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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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序 柯理思
河北孟村方言位移事件的表达手段 董淑慧
淄川方言的趋向动词与位移事件词化类型 孙克敏
河南内黄方言动趋式动词的变韵 李学军
关中方言趋向表达的句法语义类型——兼谈方言语法中的无标化倾向 唐正大
甘肃漳县方言的唯组合式动趋结构 盛益民、尚婧
成都方言的位移表达研究 江凝紫
山西襄汾方言中“走”的趋向用法 赵变亲
山西泽州方言的趋向成分及其位移事件表达功能 关黑拽
陕北神木话的趋向动词及其语法化 邢向东
杭州方言位移事件表征的句法结构和语篇特点 姜淑珍、高任飞
吴语绍兴话位移事件的词化类型与论元配置 盛益民
汉语位移事件表达的变化和变异： 吴语温州话的个案研究 林静夏
早期吴语位移事件词化类型之比较——基于《路加传福音书》土白译本的考察 林素娥
安徽黟县方言位移表达研究 黄维军
湘语益阳方言的位移表达 夏俐萍
江西吉安云楼方言的位移表达 昌梅香
安远(龙布)客家话的动趋式 叶雁鹏
基于类型学与历史演变的粤语趋向动词研究 Carine Yukman Yiu(姚玉敏)
粤语玉林话位移事件的类型学考察 王君婷
位移事件视角下闽东罗源方言的趋向词 黄涛
潮阳方言位移事件的表达 肖阳
汉语方言里与趋向动词相关的几种语法化模式 吴福祥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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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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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柯理思
(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东亚语言研究所)
早期的汉语方言研究较少注意空间位移的表达问题，基本趋向动词也往往不会纳入调查表。此外，虽然雅洪托夫、赵元任两位伟大的语法学家曾经在《汉语的动词范畴》(1957年，汉语译文1958年)和《汉语口语语法》(1968年，汉语译文1979年)中分别拿俄语和德语这两个典型的卫星框架(S型)语言的动词词头/前缀来讲解趋向补语，但国内习惯把动趋式归入句法组合层面作为“短语”来处理，较少将能够充当补语的趋向动词看作封闭类语素，因此方言专著也很少在语法部分进行系统性的介绍。然而，众所周知，趋向补语和结果补语都是中古以后才成熟的，不同方言之间差异较大，是值得作为跨方言研究的重要课题。虽然动结式和动趋式两类组合有许多平行之处，但趋向补语“路径（Path） 直指(Deixis)”这一独特的双重结构，加上受事、处所或存现客体等不同的宾语类型，使得不同方言里构成动趋式的两个谓词性成分的融合度一般比动结式要弱一些。普通话趋向补语跟前面谓词的关系较松散，处所、受事名词论元的位置多样，而且中间还能够插入体标记“了”(虽然受限)，这些方面成为国内外语言学界对汉语位移事件表达问题存在诸多分歧的重要背景。一方面，不仅是一部分讨论位移事件的国外学者以为汉语和泰语差不多，表达位移时用连动结构(SVC 即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如 D. Slobin、W. Croft 等，详见本论文集盛益民文“引言”)，而且汉语语法学界也能听到类似的观点，比如 Paul(2022)认为，“搬出来一把椅子”一类组合才是名副其实的连动结构，其中的“来”应该分析为中心语(Head)。另一方面，关注汉语历史演变和跨方言比较研究的学者却往往持不同意见。如刘丹青(2017)举出形态、韵律、句法方面的一系列判定标准，主张现代汉语的动趋式与连动式已经彻底划清界限了。最近十年还有两部学术著作，可以说为本论文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史文磊(2014)对汉语历史演变的研究以及姚玉敏(Yiu 2014)对东南部粤、客、闽等方言位移事件表达的跨方言对比研究。后者梳理了几个对比参照项，并且像20世纪桥本万太郎那样利用“横”与“纵”的视点，揭露了粤、闽方言更靠近古汉语的一些具体特征。本论文集大部分文章或多或少也会参考 L. Talmy 等一系列认知语言学、语言类型学研究提出的理论框架，试图衡量所讨论的对象究竟位于S型语言至V型语言连续统上的哪个位置，可以拿新鲜的语言材料让这场已经延续很久的争议有所进展。有几篇文章对理论方面的讨论相当深入，这再一次说明汉语方言研究站在类型学研究的前沿。从这个角度看，这本论文集来得正是时候。
本论文集内容丰富，除了最后一篇讨论趋向成分经过语法化而脱离空间范畴的综合性研究外(吴福祥文)，大部分文章以一个方言点或者一个方言区为研究对象，系统地描述其趋向成分，一般都集中在标注位移路径和表示直指位移的趋向成分的描写上，分别阐述其作谓语核心和作补语时的韵律、形态、语义和句法特点。论文直接涉及的21个方言分布在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甘肃、四川、湖南、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14个省份，如果加上使用吴语圣经译文的林素娥文，就是16个省份(加上江苏省、上海市)的25个方言点。这些方言从方言区来看分布如何呢？刘勋宁(2008： 324)曾指出，在语法上没有足够的根据把晋方言从北方方言分出来。本论文集既然讨论方言语法，就不妨暂时借用刘文对汉语方言分为两群的划分方式，把书中22篇论文的阐述对象概括如下：
北方方言(秦岭淮河线以北)南方方言(秦岭淮河线以南)
北方官话(2篇)
中原官话(4篇)
秦晋方言(2篇)趋向成分语法化
综合性研究
(1篇)南方官话(1篇)
东南诸方言(12篇)
这个编辑方针的第一个结果是读了本论文集以后，可以重新认识中原官话和吴语的内部差异。中原官话方言从西到东描述了甘肃漳县、关中地区、山西襄汾、河南内黄四个方言点，内黄和漳县几乎相距1
200千米，产生一定的出入也不足为奇。毕竟是方言语法研究底子相对淡薄的官话区，材料丰富起来就会有新发现，这很正常。但是出自吴语区的著名语言学家不胜枚举，吴语研究不管是在质量上还是在数量上一直占方言研究的首位。论文集除了针对杭州话、绍兴话、温州话的文章外，还有一篇以19世纪的苏州话为语料，比较上海话、宁波话、台州话和温州话。杭州到温州不到450千米，同一个浙江省里，吴方言之间的差异却让人惊讶。尤其是绍兴和温州方言呈现出比较彻底的S型语言特征，大部分趋向补语是所谓“唯补词”，即已经没有相应的能够做谓语核心的趋向动词的功能了，即使是自移事件也必须出现某一个方式动词再带表达路径的趋向补语。这些特点与那一带方言OV语序特点的关系，也将是往后需要着重关心的问题。其次，论文集里对湘、徽、赣、客家方言的描写也让我们发现那些方言和吴方言的异同，会帮助我们把握好“过渡地带”(大致对应罗杰瑞1988所说的central dialects)在语法上的一些共同点，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客家方言。最后，到了南端，读者还可以比较已经有详细研究的香港粤语和大家感到更陌生的玉林方言，发现粤语的一些内部差异（如“到”引进终点的用法）等。讨论某个方言点的大部分文章都会顺便提到描写对象在位移事件的表达上与普通话或者附近方言的异同，还有几篇文章以更全面的视角系统地讨论了方言位移事件表达的重要类型。
我们翻看文集时，注意到一些有趣的语言现象，接下来和大家分享。
1. 作为封闭类的趋向补语在构成成员上的出入(客观参照)
趋向补语典型的南北差异往往与词汇史相关，如具有历时替换关系的“入”和“进”等(见汪维辉 2001)。另外中部、东南部方言的趋向补语系统往往具备一对表示聚散方向的补语“开”和“拢”(见于西南官话、吴、湘、客家方言，粤方言用“埋”，闽东罗源用来源于名词性的“兜”和“边”，但潮阳话却没有)。下边只提及笔者注意到的一些其他问题。
“进出”义位移： 除了上述词汇替代现象外，还有一些成员在语义范围方面呈现有趣的交叉现象，比如“回来”兼表“进来”义(陕北晋语普遍特点，参本论文集邢向东文)、玉林话表示从外到里的位移不常用“入”，更多地用“落”(让笔者想起巴色会客家话文献《启蒙浅学》中的“落”)，还有的方言用相当于“里”的方位词“底”(温州、罗源)。黟县方言不用“出”，“起来”兼表“出来”，“起去”表达“出去”。
“返回”义补语表现出各种各样有趣的特色。“回”和“转”这一南北对立是以往研究曾提到过的。而更新鲜的是，在绍兴、安远方言里返回义的“归”和“转”有一定的分工：“归”专门表示“回家”，而“转”不受这个限制。黟县方言里“迁不回头”相当于“迁不回来”。另外，黟县话用词化的“来家”“去家”表达“回来”“回去”，淄川也用类似的经过词化而成的趋向补语，但是语素排序相反，为“家去”。孟村有“家来”“家去”“家走”，还显示位移客体人称上的限制。甘肃漳县方言的趋向补语缺“返回”义补语，用“来”“去”。香港粤语发展出一个可插入到动词和双重结构的“出来”类趋向补语之间的“翻(返)”，这种补语三分的现象至今报告得不多，分布可能比较有限。
上下(垂直)位移： 汉语大部分方言表达从下往上的运动时一般有两种选择，区分表示物体的位置发生变化的“上 ”和表示基于某一个起点的姿势变化(以及躯体动作范围内的致移)的“起”(包括带“来、去”的变体)。闽南话好像除外，但是闽东罗源话还是能列出两种不同的补语。在不少方言里缺项的“起去”在涉及神木、益阳等方言的文章里有所描写，这里不再细谈。表示向下的位移的多样性更令人意外。比如在一部分吴方言(如绍兴、杭州等)和安远客家话里，向下运动也会区分表达姿势变化(如“跪下、坐下、躺下”)和导致整个位移体从某处位移到另一处的位置变化的趋向补语。前者用“倒(来/去)”，后者用“落”或“下”。和“掉”相关的补语也值得进一步观察： 内黄方言除了“下”以外还发展出一个从动词“掉D来”(意思是“掉下来”，“掉D”指“掉”的变韵形式)词化而来的趋向补语。
2. 表示直指类位移的动词和补语(主观参照)
除了(似乎)成对的直指位移动词“来、去”外，汉语不少方言和世界许多语言一样都发展出一个表达中立的位移动词，带终点(或目标)处所。普通话、黟县话、成都话和某些吴方言的“到某处”就是如此，失去了“到达”义，后边还可以加表示直指趋向的“来、去”构成“双重结构”的直指位移动词。泛化位移动词除了来源于“到达”义动词和“往上位移”的“上”(北京话、孟村、淄川)外，还有来源于“经过”义动词的“过”(泽州、罗源)。泽州方言的“过 处所”和“去 处所”相比，前者用来表达去近一点的地方。还有来源于方式动词的“走”(襄汾方言）。另外，温州话“走”带终点处所用法是否也可以采取这样的角度看待考，德语、俄语有类似的现象。“返回”义动词“转”在安远客家话里似乎也属于这种情况。这说明借用某一个路径动词用来充当泛化位移动词的现象，并不限于“来、去”失去了带处所宾语的方言。在描写这些形式的过程中还会碰到一些问题，如应该分析为介词还是动词、怎么衡量其直指性程度等，有的文章也提到了一些有启发性的看法。
最近十几年的研究表明，直指位移有其独特的表现，仅仅看作是路径的一个下位成分(Deictic component of Path)不一定最理想，尤其是分析日语、韩语、汉语、泰语等不同类型的亚洲语言时(见松本Matsumoto 等2017)。笔者(Lamarre 2008)也曾经拿日语、汉语、法语等语言的实例指出，一个语言倾向于表达直指趋向和它的V型或者S型特点没有关系(俄语和德语也是有说服力的一对)。论文集的各章也提供了支持这个看法的旁证： S型语言特点最明显的温州话、绍兴话却不用或少用含有直指位移成分的复合趋向补语(详见林静夏文和盛益民文)，似乎与V型语言特点最显著的玉林话相同。而潮阳闽语是“直指趋向作为显赫范畴的方言”，和关中方言一样。
在直指趋向补语有独特的补语标记(见下文第4节)的方言里，分布和“来”“去”类似的形式还往往包括“走”，意思类似于北京话“偷走”的“走”(孟村、淄川、内黄)。
3. 趋向补语能否带处所宾语的问题
《现代汉语八百词》“现代汉语语法要点”(吕叔湘主编， 1980年，34页，修订本39页)提出：“跟某些外语比较，当动趋式动词后边是代表处所的名词时，动趋式里的‘趋1’的作用像一个介词，例如‘话说出口’‘走出门来’；当后边是代表事物的名词时，趋向动词的作用像一个副词，例如‘说出话来’‘走出一个人来’。” 国外非汉语学界的位移事件研究一般也把普通话的“走进教室”“跳下车”一类结构看作是最典型的表达模式。比如，Chen & Guo(2009)认为“我跑出了厨房”一类句式是汉语最典型的位移表达，这也正是把汉语分到同等框架类型(equipollentlyframed languages)的重要根据。以前偶尔能看到一些零星的记载，提到陕西、河北的官话方言或者吴语的个别方言趋向补语不能带处所词，表示起点、经过点和目标的处所词一般用介词放在动词前，而终点可以留下来，但要用专用的终点标记。然而，从本论文集所报告的情况看，趋向补语不能带处所宾语是相当普遍的现象，论文集涉及的大部分方言就属于这种情况。这个参照项的理论价值非常重要： 论元结构是判断动词语法化的一个关键标准，也是判定某一个方言靠近S型语言还是V型语言的重要线索。
直指趋向补语带宾语原来以为是闽、客语的特点，但是经过邢向东(2011，载论文集第9章)的研究，发现晋语也说“回来神木”“拿上去山上”。孟村话的“来”“去”虽然不能带处所宾语，但“进来”类复合趋向补语的两个构成成分的融合度显得特别高： 处所词如果是终点以外的话，“下炕”可以说成“下来炕”，不能看作是“来”保留原来的论元结构；处所词还是“下”的宾语，表示起点。
致使位移句里受事宾语出现的位置是语法学界一直关心的问题，本论文集也提供详细的材料，显示出的倾向和以往的研究相符，即普通话的所谓四种可能的语序不一定有代表性，到某一个特定的方言里，成立的词序就更有限。因为篇幅上的问题，在这里不做详细的介绍，不过这个问题也是把动趋式看作是一种连动结构的重要根据(见上文)，也需要进一步讨论。
4. 动词和补语连接成分的有无、分布和强制性
本论文集所涉及的方言中，不少在动词和趋向补语之间要求或者习惯插入某一个虚成分，以往的研究采用“趋向补语标记”或者“傀儡补语”等说法。这个成分除了近代汉语文献里也出现的“得”(神木、黟县、绍兴、安远、益阳、吉安)和“将”(晋)之外，还有“着”(漳县)、“起”(成都、益阳)、“上”(晋)，也包括形态化程度更高的弱化形式(关中)、变韵(内黄)或者前边音节拉长一类合音变调(淄川)。这个成分在某些方言里只分布在动词和直指趋向成分之间，但是有的方言还能出现在动词和双重趋向补语之间，使用条件和分布颇为复杂。这些连接成分在不同方言里会有不同的功能，不能一概而论。刘丹青(2017)把吴语常见的“得”类趋向补语标记看作是“趋向补语从属成分的很好体现”，如果这么看的话，也可以用来讨论动趋组合的性质问题。本论文集中的各方言，只有粤语才允许动趋式之间出现不同的体貌标记，说明动趋式与体标记的共现问题很有必要继续考察。
上文说过，论文集大部分文章主要阐述趋向动词和趋向补语。对编码路径的其他封闭类的研究还比较松散，在这里不妨提一下在位移事件表达上同样起到关键作用的成分：
a) 空间介词本论文集虽然不是每一章都详细描述介词，但却是第一部提供那么多文章系统地观察方言里怎么表达路径各个构成成分(起点、经过点、目标、终点）的著作(如潮阳、漳县)。这些路径信息在汉语不少方言里实际上并没有专职的介词来标注，“中立”的介词也不罕见(如绍兴话的“望”、漳县话的“安”、益阳话的“走”等)，这些现象涉及路径信息在句子里由不同成分来充当，梳理清楚就可以丰富位移事件表达的类型学理论。
b) 关联位移位移动词经常和表示位移目的的动词词组相结合，构成连动式如“回去吃饭”“上街买菜”之类。本论文集有一部分文章也涉及这类格式。在直指位移动词不能带处所宾语的方言中，会出现目的VP后带虚化的直指趋向标记，可以看作是类型学界所说的“关联位移”(associated motion)。另外在直指趋向动词能带处所宾语，但是直指趋向补语有较高的强制性的方言如神木话、泽州话里，也可以看到“去 目的VP 去”的结构，但是后一个“去”弱化了，与趋向补语同形；而淄博的“VP 去”的“去”发音上已经彻底变了，音[ti]。这些东南西北的不同类型揭露两个谓词性成分从保留动词性的“连动结构”到“动词上附加虚化成分”的对立，也很值得进一步描述。孟村话显示出向心和离心位移的不对称：“来”构成“来VP”，而“去”构成“(去)VP去”类格式(后一个“去”轻读)。襄汾方言在祈使、意愿句里还发展出专门表达说话人请听话人一起去某处办某事的“走”，“VP走”与一般让对方一个人去某处的“VP去”有区别。这种“走”已经进入了直指趋向成分的位置构成“进走”(一起进去)一类说法。关联位移结构基本上只在对话里出现，不出现在用视频采集汇报故事情节的口头叙事文本中。
c) 方位词来源于名词的方位词和来源于动词的趋向补语在分布上有时呈现有趣的交叉现象，如温州、罗源方言的“底”充当“进”的角色。这让人想起陕西、山西一带的“里”进入趋向补语的位置。同样温州、神木、漳县的趋向补语都能够与“望”或“往”构成位于动词前表示路径(详见各章的讨论)。另外，方位词虽然不限于位移，但是在标注路径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其强制性也在不同方言里会有差异，是有必要进一步考察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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