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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礼以义起》是吴飞教授十余年礼学研究的思考与总结。2007年，他在从事人类学研究时，关注到“礼”的因素对理解中国社会与人伦关系的重要作用，并由此转向礼学研究。
传统礼学素称难治，如何借重现代学术方法为其开拓新路？本书提供了答案。作者通过阅读、整理经典文献，对礼学中的核心议题、服制流变、器物仪礼等方面，予以重新诠释与梳理。
此外，本书还展现了一位优秀学者的治学经验。对有志于学的年轻人而言，如何在学术上少走弯路，找到“门径”，本书提供了参考。作者转向礼学研究后面临着巨大挑战，“这种过于专门的学问，进去是有可能出不来的”。他在书中回忆了研究初期不得“门径”的困窘，以及如何在复杂的学术系统中，寻找到“入门”钥匙的经验。作者在前言略述本书所收诸文的撰作缘起、思考所在，正是“以学术为志业”的生动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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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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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思想。如何在现代文明的基盘上，承续“礼”的精神，找到“礼”的现代言说方式？作者从“西学”转向“中学”，十余年来致力于礼学研究，本书正是他对上述问题思考的成果——以跨学科和中西文明的比较视野，对礼学中的重要论争、经典文献、服制流变等，予以重新梳理与诠释。在为传统礼学研究开拓新路的同时，也在文字、文献、服制、器物的流变中探询着中华礼乐文明的真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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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吴飞，1973年生于河北肃宁，2005年获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礼学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基督教哲学、人类学、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礼学等。著有《自杀作为中国问题》（2007）、《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2009）、《心灵秩序与世界历史：奥古斯丁对西方古典文明的终结》（2013）、《人伦的“解体”：形质论传统中的家国焦虑》（2017）、《生命的深度：<三体>的哲学解读》（2019）等。
“礼以义起”，是古人对礼学与礼制的精要概括，而作为本书的书名，则包括了三个方面的含义：作为历史制度的礼与经学义理之间的关系、汉学与宋学之间的异同与兼采、现代学术中经义新诠的方式及其意义。三条线索相互交错，虽千条万绪，皆可归结于性命之义。
——吴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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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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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
第一部分 经学与中国文明理想 1
从古史重建到经义新诠 3
今人如何读郑学？ 26
大同抑或人伦？——现代中国文明理想的探索 39
《礼运》首章再考辨 50
圣人无父——《诗经》感生四篇的诠释之争 89
第二部分 “差序格局”与“亲亲尊尊” 119
从丧服制度看“差序格局”——对一个经典概念的再反思 121
丧服图考论 144
三年丧起源考论 178
人道至文——《三年问》释义 209
《礼记·三年问》与《荀子·礼论》关系再讨论 233
第三部分 再议经典礼学问题 247
王昌前母服议 249
若子与降等——论为人后丧服的两个方面 325
论“妇人不杖” 347
说辟领 406
第四部分 礼学中的“汉宋兼采” 429
祭及高祖——宋代理学家论大夫士庙数 431
精义之学——程瑶田之义理学、宗法学与丧服学 461
礼学即理学——定海黄氏父子的思想脉络 525
风雨难摧伏氏壁，弦歌终剩窦公音——张闻远先生学述 570
参考文献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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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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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页）古史重建，就是史事体系的现代形态，是以现代眼光重构三代古史。《史记》中确有相当多的观念，现代人不可能再无条件接受。夏、商、周之间的朝代更迭，《史记》中的叙述与后世周、秦、汉的更迭似无不同，但现代学者不会再以这样的方式来看待三代关系，而是认为它们来自不同的族群；《尚书》和《史记》中所称颂的尧舜禹盛德禅让，今天的学者也不会轻易接受，而会以更加客观的历史眼光来看待其族群之间的关系，而禅让制变为世袭制，现代学者也多理解为国家的出现；包括汤武革命，今天的学者也不会简单以道德话语来理解，而是认为其间的力量对比、族群兴衰，自有其可解释的原因；至于对具体史事的记载和判断，今人凭借现代手段，发掘出司马迁未曾见过的史料，推测出司马迁不可能有的判断，当然是非常自然的事。现代人面对三代古史，会思考中国国家制度的形成、族群文化的融合、宗教形态的演变、文字的出现与演化，等等，这些现代学者特有的问题，成为解决中华民族文明起源的关键之处，当然不在古人的视野当中。视角的转换使现代人必须依赖现代的学术工具，依赖出土文献与地层划分，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全盘否定《尚书》和《史记》中的古史系统，反而需要现代人对这一系统重新解读。
面对三代文明，古人的史事体系与经义体系，是不可或缺的两翼；面对中华文明的丰厚遗产，现在人除了古史重建，也必然需要经义新诠。……现代人古史重建的工作在疑古的风潮中蹒跚而行，终于初具规模，时时都在呼唤着经义新诠携手同行。古史重建的同仁，通过大量的发掘工作，已经牢牢确立了商、周历史的基本脉络，在夏代的问题上争论正酣，却也卓有成效；考古学家发掘出来的大量卜辞、铭文、简牍、帛书，已也为经义新诠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中国考古学家能够有效地将考古材料与传世文献相互参证，成功地把现代考古学技术纳入传统经史的大传统中，这个传统赋予了中国考古学以灵魂，而现代考古学又为传统经史之学打开了新局面。与之相比，六经义理的现代诠释，还只是在摸索的阶段。
与古史重建相配合的经义新诠，当然也不是简单的复古，而是对六经义理的现代诠释。三代作为中国国家文明的起源，不仅因为在时间上是源头，而且因为确立了基本的文明精神，就像希腊罗马确立了西方文明的基本精神一样。古史重建的任务，是以现代学术方法描述中国国家文明在这个时期如何起源、如何兴盛、如何建立其一系列基本制度，形成其一系列文化观念，以及形成一系列著述的；经义新诠则要告诉人们，三代所形成的这些制度、这些观念、这些著述，究竟传达了怎样的文明理想，诸如如何看待天地自然，如何思考人伦物理，如何理解家国天下，与其他文明的观念有何不同，并如何将它讲得更高明。
……因而，古史重建与经义新诠的共同使命，乃是诠释中国的文明理想。在中华文明起源的夏、商、周三代，是这个文明理想形成的时期，三代之治与六经文本的丰富性，使这一文明理想有着诸多解释的可能性。汉代形成的史事体系和经注体系，开辟了诠释其基本精神的两条脉络，其后的学术形态，在重新诠释三代文明时给出了不同于汉学的答案，却无不借助于汉人确立的这两条脉络。现代中国的时代气质与文明格局，与古代的任何时期都已不同，因而对这一文明理想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疑古派是这种挑战的一个集中体现，却也为古史重建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中国考古学家借助西方考古学的方法，已经逐渐走出一条古史重建的路来，这无疑是这一文明理想伟大生命力的体现。与古史重建相比，经义新诠面对着更多的困难和挑战，其成熟必将更加滞后。但古史重建的成果激励着对经学义理有兴趣的同仁，共同面对现代学术的挑战和古代文明的遗产，以建构现代中国的经史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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