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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从甲午战争开始，中国人对自己的“近代”有着不堪回首的记忆，“落后”“屈辱”“挨打”等受损者心态占据了意识形态的主线。在这种弱者感受的氛围中，社会达尔文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等丛林法则思想应运而生。适时地反省中国人的“近代”，翻检我们的“近代记忆”，“重写近代史”，已经是21世纪多元文化环境中全球华人的共同使命。
中国人的近代从何时开始？戊戌变法因何失败？“华洋分居”格局如何被打破？上海是否真是个“殖民地”并失去主权？它又是怎样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的？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固然曲折，但我们的近代记忆中却也不乏来自民间的精彩、荣耀和辉煌。
本书以时间为线，选择重要年份入手，解析对中国近代历史走向有深远影响的事件，以此串起一部中国近代史。作者试图打通清末民初，从“中国现代性”的全新视角讲述中国近代史，把中国近代史从王朝统治史以及没落士大夫、“军绅”官员和激进民族主义者的叙述视角中拯救出来，还原一部民众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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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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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天纲，1957年生于上海，现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系教授。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思想文化史专业，获学士、硕士、博士学位。主要从事中国基督教、中国宗教以及上海文化研究。著有《金泽：江南民间祭祀探源》( 2017)、《南京路：东方全球主义的诞生》 (2009)、《跨文化的诠释：经学与神学的相遇》(2007)、 《人文上海》(2004)、《文化上海》(1998) 、《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和意义》（1998）等，编有《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马相伯卷》(2014)、《徐光启全集》(2011)、《万国公报文选》（1998）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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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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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3：大清帝国城市印象
1817：马礼逊“看中国”
1835：明清“西学”的延续性——以《几何原本》为例
1842：《南京条约》的祭奠
1853：从“种族隔离”到“华洋杂居”
1862：“京师同文馆”的困厄
1864：湘、淮的崛起与大清的板结
1867：王韬与“天下一道”论
1868：“启蒙”的发端——林乐知与《万国公报》
1896：李鸿章的挫败
1897：经世学的近代转向
1898：“变法”何以夭折
1900：躁动的南方
1903：语言民族主义or文化世界主义
1905：科举制的幻灭
1912：函夏考文苑——民初的学术理想
1914：不作不死的孔教
1916：金融中心的故事
1927：上海市民自治运动的终结
附录一：关于中国的“早期近代性”
附录二：重新书写近代史——序李天纲《年代记忆》郑培凯
后记一
后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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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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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因为距离人物与事件尚未久远，经常掺入研究者的主观好恶，再加上20世纪中国的革命冲突与党派斗争激烈，难以跳出意识形态的影响与牵制，学术讨论很容易就成了声嘶力竭的历史评价与批判，出现历史人物脸谱化、历史事件概念化的现象，偏离了追求历史真相复杂性的探索。实际上人有复杂的多面性，历史事件的发生与进程有其人际关系的纠葛与偶发性的判断和抉择。
李天纲教授这本《年代记忆》，通过具体的时间段落与人物行迹，以细腻的笔触展示近代史事的细节，思考历史人物在当时的处境与言行，抽丝剥茧一般，呈现当事人如何面对事件，如何囿于传统认知的历史局限，却要理解世变日亟，做出涉及个人与国家得失的判断与抉择。在探讨过去的历史意义时，此书也没忘记臧否近代史家如何书写历史，如何探讨文化传统与现代化的纠缠，如何评判历史人物的千秋功罪。
《年代记忆》历史跨度百年，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初，始于鸦片战争前外国来华使团眼中的大清帝国，终于1927年，即国民党利用上海的中心城市地位建立起南京政权。选择从鸦片战争之前的外国来华使团说起，有两个目的：一是，破除把“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开端的教条；二是，摒弃概念化的“东方主义”看法，认为传教士是基督教至上的“欧洲中心主义者”。这两个目的，都挑战了20世纪下半叶大中华地区近代史的认知框架，改变了历史教学意识形态挂帅的情况，质疑了以下论述方式：西方帝国主义侵华政策明确，旨在化中国为西方的殖民地，而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一连串的反抗斗争，最后取得反殖抗暴的胜利。
其实，以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开端，以政治事件作为历史演变的焦点与核心，强调的是外来的侵略导致了中国现代化的转型，忽视了明清经济社会与文化思想转变的内在层面。历史的演化与进程，不像小孩堆积木那样可以随意拼叠，因为突发事件就发生断裂性的崩塌，而是像长江大河延绵不断的波涛，有平缓的河段，也有急流险滩，甚至有悬崖瀑布，却都是后浪推动前浪，有历史的连续性，不是突然冒出的无源之水。探讨中国近代史，以鸦片战争为开端，无视16世纪以来早期全球化的世局巨变，忽略葡萄牙海商与耶稣会士东来所产生的东西文化接触，讳谈满人入关压制晚明以来开放性思维的闭锁政策，昧于知识人“自改革”的历史可能性，是难以解说中华帝国的衰微以至于崩溃，更不用说中国革命浴火重生的追求了。
《年代记忆》探讨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史事，提出不同的历史视角，放在全球史多元文化的认知架构中来探究历史事件的意义，让读者有耳目一新之感，使人深思。我们可以举书中论述《南京条约》、戊戌变法这两个例子，以见中国近代史的复杂性，实在不应当硬生生套入单一教条的模式，作为学生背诵应考的天经地义答案。
分析鸦片战争后清廷签订《南京条约》的过程，作者指出，当时中外交涉的经验中，其实有一种双方可以接受而又行之已久的“澳门模式”，但是清廷却颟顸行事，割让了香港：
“澳门模式”的核心是香山县境内的华洋“分治”和市政“自治”，并不是主权“割让”。如果战前了解清楚，谈判得当，清朝政府或许可以仿照澳门的成例，只在省城广州划出一块“租借地”，满足英国侨民的“自治”要求。即使开辟珠江口的某个孤岛为“英国的澳门”，也不必割让。
好在“五口通商”是按照“澳门模式”设置的，留下了后世收回主权的法理基础：
《南京条约》规定的“五处港口”是按照“澳门模式”开埠的，清朝政府保留了城市主权。……
…………
……从权力构成上讲，中国政府在租界里保留的是“物权”（property），外国侨民借去的是“治权”（governance）。在法律上，“物权”当然高于“治权”。
有趣的是，到了1982年中英谈判香港回归问题的时候，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听从香港商界的建议，提出以“治权”换“物权”的想法，让英国继续代替中国来“管治”香港，遭到中国政府断然拒绝。看来英国人与某些华商利益集团，是从鸦片战争时期起，就一贯比清廷明白，知道“澳门模式”的意义，到了20世纪末还想要退而求其次，尽量保有既存的政治经济利益。中国政府到了20世纪末也清楚了“割让”与“租借”的差别，不再像琦善与耆英那样颟顸，无视国家的主权利益，在国际外交上敷衍了事。
更令人感到历史魅影总是阴魂不散的是，中国内地长期动乱与物权不彰，是租界与割让地经济起飞的动力。五口中的上海租界，虽然一开始以贸易通商为主，但很快就因太平天国与小刀会的动乱，涌入了成千上万的华人，以房地产代替了贸易和商业，成为上海城市发展的支柱产业。开埠以来，上海的地价飞涨，十年涨了十倍，华洋杂居也逐渐演变成华洋共治，发展出新型的社会形态。回顾百多年来沿海口岸城市的发展，若以上海与香港为例，从开埠到改革开放，再到香港回归之后，人口不断涌入，似乎方兴未艾，至今仍是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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