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写作缘起
2010年9月，在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中外教育关系专业的硕士阶段学业结束后，我赴美留学，在洛杉矶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攻读博士学位。当时，谨遵我的硕士生导师霍益萍教授的指点，我的研究兴趣聚焦于课堂内部的学习与教学过程，尤其是课堂互动的运作机制及其方法论的问题。非常幸运的是，洛杉矶加州大学恰恰是北美研究人类话语与社会互动的重镇之一。留美五年，我与互动分析领域的诸多泰斗级人物进行了深入的接触，向他们学习话语分析、互动分析、交谈分析、沟通民族志、微观互动民族志等研究方法。2015年回国后，我又承担了哈佛大学考特妮·卡兹登（Courtney Cazden）教授的经典著作《课堂话语》一书的翻译工作。这些接触与问学的机会，让我在关注社会互动理论与分析方法的同时，也得以管窥一个研究领域是如何在其特有的历史背景和学术境脉中发展起来的。换言之，我有幸得见一个学术实践共同体（community of practice；参见Wenger， 1998）中的“人们”，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而不仅仅是他们各自的“作品”。
缘于这些经历，我开始尝试一种对自己来说全新的写作形式：把课堂互动研究的种种进展与成果，重新置回有“人”的历史情境之中，用一群研究者的个人学术史，串起一个研究领域的发展史。此外，我也希望用具体的案例——他们或我自己的真实研究——呈现不同取径的课堂互动研究究竟是怎么操作的，能够得到怎样的发现。也就是说，我希望将学术史、方法论与案例分析编织在一起，在动静之间呈现这一研究领域的根茎与枝叶。
基于这样的考虑，此书的主体部分是引言之后的五个章节，以一些核心的课堂互动研究者为线索，引出五个互相关联但又不尽相同的流派，这些流派的主要区别在于关注焦点的不同。第二章将介绍以考特妮·卡兹登和休·米恩（Hugh Mehan）为代表的课堂话语结构与功能分析，这不但是课堂互动研究的早期探索，也仍然是目前的主流取径之一。在关注话语结构和功能的过程中，研究界一方面关心微观层面上的互动过程与发生机制，另一方面对文化、种族、阶层等问题有强烈的关切，这将分别是第三章和第四章所论及的问题，其代表人物分别是弗雷德里克·埃里克松（Frederick Erickson）与雪莉·布赖斯·希思（Shirley Brice Heath）、克丽丝·古铁雷斯（Kris Gutiérrez）、卡萝尔·李（Carol D. Lee）等人。此外，批判的向度也一直是课堂互动研究中的重要声音，这将是第四章所介绍的主题，其代表人物是雷蒙德·麦克德莫特（Raymond McDermott）。最后，第五章将关注学习科学切入课堂互动的独特视角与方法。
对于这样的内容组织，有几点需要说明。首先，五章的排列顺序大体上基于各个流派的代表人物在历史舞台上的“出场时间”。但是，这样的排序，乃至这样的章节区隔，难免有“刻舟求剑”之嫌，因为课堂互动研究作为一个整体学术领域而言，各个层面上的关注焦点实际上是交织在一起的。例如，埃里克松虽然被归为微观情境分析的代表人物，但他的研究也具有强烈的文化向度。又如，古铁雷斯、李等文化向度的学者，同时也带着批判的立场。因此，本书的章节安排只是为了论述上的方便，而不能被视为对课堂互动研究的截然、明晰、确凿的“分门别类”。其次，在书写这五个流派时，我有时谈及的是一个群体，如结构功能分析中的米恩、卡兹登、萨拉·迈克尔斯（Sarah Michaels）、玛丽·凯瑟琳·奥康纳（Mary Catherine
O’Connor）等人，有时谈及的是有代表性的个人，如微观情境分析中的埃里克松，以及批判取径中的麦克德莫特。这样的选择主要基于两个考虑：第一，本书更关注的是对课堂互动研究领域做出巨大贡献的人，而不是这个领域本身的发展史，因此我不打算做面面俱到的述评。第二，我希望书中有“对话”的声音——有身为课堂互动研究者的我，与这些堪称领域内最核心人物的同行之间的“对话”——所以虽然有我的选择侧重，但读者仍可从中窥见这个领域的发展主线。再次，也正因为这样的考虑，这本书聚焦于北美学界，而几乎没有涉及到其他地区的重要人物及其研究，如英国的尼尔·默瑟（Neil Mercer）、澳大利亚的阿兰·卢克（Allan Luke）等。这既是我的有意为之，也是我的局限所致。
在作为主体部分的五章（即第二章至第六章），每一章将由三部分组成：首先，从每一个流派所对应的核心人物的个人学术史出发，勾勒这一流派的发展脉络与主要关切；同时尽可能地写出这些人物之间的关系——我试图呈现，或因学术旨趣，或因现实关切，或因社会风云，这些人物的命运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互相关联。其次，依照这些人物对课堂互动研究的主要贡献，梳理每个流派的经典研究及其发现[1]；最后，在结语中回到这些核心人物，对他们的学术生涯及其关切做出简要的总结或评论。
本书试图用一个课堂互动研究的核心命题串起这五章，即教育公平与社会公正，这是五个流派的人物所共同关切的问题。而在全书最末的第七章，我将基于自己的研究经历，进一步探讨这一命题。我试图论证的观点是：互动研究抵达社会公正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通过学术研究获得对他人的更深入、更共情的理解，而获得这样的理解需要研究者消除三个偏见：“语言中心”的偏见、“人类中心”的偏见，以及“编剧”立场的偏见。这里将用三个具体的案例，分别阐述这些偏见如何阻碍了我们对课堂互动的理解，并探讨消除这些偏见的方法。这些案例都来自于我在美国某小学做博士论文课题期间的田野工作、数据与反思。
总之，在讲述每一个研究者的个人学术史时，本书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其人是怎样开始研究“互动”的，又经历了哪些转向？他是在怎样的社会和学术背景中开始学术旅程的？他最大的关切和困惑是什么，所得又是什么？在梳理每一条研究取径（或言，每一个研究子领域）时，我关注的核心问题是：这一取径有哪些最重要的研究？得到了哪些发现？它们和其他取径的研究有何异同，又是如何影响了其后的研究？最终，本书将落脚在研究者的反思向度上，以期在更广阔的社会变革背景下与读者探讨课堂互动研究的“可为”。
后记
这本书试图将经典的课堂互动研究、做这些研究的学人，以及他们所处的社会历史情境联结起来。正如书中呈现的那样，每一个研究者的学术关切都与其成长经历密不可分。初出茅庐如我，也不例外。所以，我要感谢父母。当我沉浸在智识之中，他们牵挂着我的安全和健康。我对日常生活的兴趣和对他人的共情能力，离不开父母的熏陶和教诲。我要感谢我的硕士生导师霍益萍教授。她建议并鼓励我关注课堂，并将话语和互动分析作为博士阶段的主攻方向。她的言传身教对我有着无可估量的影响。我要感谢我的博士生导师威廉·桑多瓦尔（William
A. Sandoval）教授。我希望自己三十年后能成为他现在的样子。
我要感谢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这里的开放、团结和进取为这本书的写作提供了最理想的氛围。我还要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顾晓清女士。在称不上顺利的写作过程中，一想到她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我就转忧为安。
这是一本挂一漏万、充满缺憾的书。它最好的部分是标题。“听说”有两层含义：课堂互动的基本元素是“听”与“说”；而我“听说”了互动研究领域里一些学者的故事，并把它们写了下来。“Revoicing the minds”则是后面这层含义的意译，同时又借用了“revoicing”这一课堂互动研究的经典术语。我自己不可能想得出这样的标题，这两者都来自于刘畅博士——我的同事、挚友与妻子。事实上，这本书的整体构想便是源于她的灵感与提议，而她的陪伴、鼓励与讨论也贯穿了写作的始终。对于她的参与，再多的感谢也是不够的。
在本书结束之际，我想起两个声音。一是在2009年夏天，霍老师建议我去美国留学，好好探索课堂里的话语、互动和教学，把那边的研究方法带回来。二是在2017年春天，美国教育研究年会期间，在圣安东尼奥市一个巨大的会展中心里，我和埃里克松有一次短暂的重逢。我们边走边聊，他的步履沉重而坚定。在这两个声音之间，我离开母校，又回到母校，从青涩学子成为了青年教师，而课堂互动研究成为了我的志业与日常。
为此，我以这本书向这段求学生活致谢与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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