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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瞠目结舌的“猫狗大屠杀”，是战争之殇还是人性之恶？英国历史学者全新视角研究动物与人的关系《纽约时报书评》《华尔街日报》《纽约客》等多家国际著名媒体推荐作者研究了大量珍贵的回忆录、书信、日记，采访了多位亲身经历者，内容详实，细节丰富，内含多幅宠物与人的历史图片装帧精巧雅致，开本适于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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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了许多悲剧，但至少有一个被人们遗忘了：1939年9月，英国有40万只宠物被屠杀。
其实政府、兽医和动物慈善机构都建议不要捕杀动物。那么，为什么成千上万的英国公民会自愿排队对家庭宠物实施安乐死呢？希尔达·基恩从动物慈善机构档案、私人日记和家庭口述中，拼凑出了这段扑朔迷离的战争往事。
战争改变了一切，这场“怜悯心的集体狂热”只是其中一段插曲。亲历者反思：“难道因为与野蛮人搏斗，我们也要变成野蛮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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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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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尔达·基恩，英国格林威治大学客座教授，伦敦大学学院名誉高级研究员。著有《动物权利：1800年以来英国的政治与社会》《伦敦故事：个人生活和公共历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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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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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动物、历史学家和“人民战争”
第 2章 可预知的大屠杀纪事？
第3章 9月大屠杀
第4章 “虚假战争”
第5章 战时饮食
第6章 界限模糊：谁离不开谁？
第7章 战时救援
第8章 大后方的情感、价值、士气
第9章 结论：变化与延续
致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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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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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时人类记忆中的动物
20世纪30年代的人们与21世纪的后人在许多方面都不尽相同，与他们一起生活的宠物也是如此。哈丽雅特 ·里特沃在撰写 19世纪动物与人的关系时，非常重视阶级和性别。因此，她认为，猫可能会受到那些“默默支持动物自主权的”人群的青睐。的确，如果说 19世纪发起的动物保护运动的部分原因是为了“保护动物免受下层阶级的掠夺”，那么，在 20世纪，动物慈善机构则面向越来越多的群体，也会照料那些曾遭受社会批判的平民的宠物。由英国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国家兽医药房动物之家等组织经营的城市诊所的发展表明，越来越多的百姓领养宠物并且愿意为它们寻求兽医护理。虽然动物—人类关系会因阶级和性别的不同存在差异，但在 20世纪 20年代和
30年代，某些动物和人类生活在同一屋檐下，有利于跨越这一界限。
当然，动物和人类的关系之所以出现危机，并不是因为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近，虽然影片中动物在“一战”中的存在终于获得了人们的认可，尤其是马、骡和驴，但人们还是不太关注宠物。尽管“二战”的幸存者可能还记得几十年前发生的事，但动物的寿命要短得多，它们不可能记得。 1939年夏天幸存下来的猫咪、小狗、兔子或金丝雀不可能经历 20年前的“一战”，“9月大屠杀”（September Holocaust）历史悲剧与幸存动物的战时行为本身毫不相关。如果之前的战争与动物在“二战”时的行为有所关联，那是人类的经历及 20世纪 20年代和 30年代家庭中动物—人类关系的总体状况所致。
关于 1914—1918年战争期间人类对待动物的方式，每个人的回忆都不同。或许有人记得当某些议员对所有宠物发泄不满时的议会氛围。菲利普 ·马格努斯爵士是活体解剖的推动者，他曾提倡禁止在市区养狗（但未成功），因为狗既消耗食物，又破坏伦敦的人行道环境。他宣称，“不受欢迎的动物可以完全禁止”，他说的是流浪狗和杂交狗，不包括已登记注册的品种。埃塞克斯郡都切尔姆斯福德的保守党议员欧内斯特·普雷蒂曼也很反感宠物进入市区，他表示：“宠物狗的用处千差万别，因为其中不乏毫无价值的狗，所以限制它们进入市区当然是可取的。”因此，一直支持犬舍俱乐部进行犬只区分的优生论重新抬头。当时，战争使得狂犬病流行，弄得人心惶惶，政府借此机会证明宠物狗确实会对城市居住环境造成严重危害，所以要对杂交狗、来路不明的狗和“无用的”狗实行必要管制。除了将狗划分为纯种或杂交之外，政府还试图在“实用”和“情感”方面进一步区分，从某种程度来说，这属于阶级和性别歧视。也就是说，人们认为犬类与人类的关系将决定政府如何对待它们。因此，人们认为养土狗省事省力且有利可图。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羊群育种者协会呼吁政府对养狗征税，他们认为市区里有“许多无用的狗”在消耗人类的食物。即使是宠物豚鼠，几十年来一直被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称赞是干净无害的动物，现在也成为人们饭桌上的菜肴，“作为各种炖菜的主菜，与蘑菇一起切碎，文火慢炖，味道极佳”。
其他人可能记得动物慈善机构的强烈反对，记得坚定的动物支持者反对议会镇压的任何企图，记得当时写给《泰晤士报》的书信，记得人们与宠物共患难。国家犬类保护联盟驳斥了政府对宠物狗的敌意，认为“那些憎恶狗的人不是出于爱国主义，也不是想要保障人类食物，而是出于私心，他们试图利用政府权威实行报复”。人们做了很多努力，用分配得来的食物喂养宠物。国家没有定量配给狗饼干，但 1917年的小麦、黑麦和大米限制令限制了其营养成分。对一些狗来说，吃点凝固的血就可以当一顿饭了。其他狗会食用鱼的残渣及来自人们自家花园的胡萝卜、防风草和土豆。狗主人约翰 ·桑德曼解释道，除饼干外，他的狗只能靠吃人们丢弃的碎肉和皮为生，否则会成为下酒菜。“我觉得杀害它们是一种既残酷又不公正的行为，所有人都应当反抗。那些提出质疑的人自己并不养狗，他们因为无知而胡乱发声。”然而，尽管许多国会议员对狗怀有敌意，但从未建议或通过任何残杀宠物狗的行政指令。 1918年 5月，英国财政大臣被迫在下议院声明：“政府并未像某些团体预测的那样，下令残杀宠物狗。”豪厄尔曾仔细分析道，这些运动险些酿成大祸，造成某些特定品种甚至整个狗界灭亡。
有些人对猫也满怀敌意，他们认为养猫是一笔不必要的花销。因此，《泰晤士报》严厉谴责了一家“猫坊”，因为其收留了德国人遗弃在伦敦的动物，当时这些人或被拘留，或被迫逃离。其所付出的成本也受到了批判：“当每一分钱都要为帝国所用，就没有时间为猫大动干戈。”然而一些人认为猫是“行走的疾病活体”；另一些人则认可猫可以防止啮齿动物偷吃储藏物，以及鸟类啄食田地里的种子。正如一位支持者所言，老鼠每年毁坏的食物价值 150万英镑，而猫可以有效预防鼠疫。人们关于猫的存在价值褒贬不一，《泰晤士报》由此引发了关于猫的价值和成本的热议。尽管面向全国 1500万只猫征税很难落实，但并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其他人建议政府应设立一个灭鼠部门，如此一来，伤员可以监督猫，猫可以捕捉老鼠。相比之下，1916年兰贝斯猫展上的猫生活安逸，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反感，只见它们“舒适地躺在粉蓝色丝垫上……这些猫干净整洁、毛发光滑，其中还有几只肥硕无比”。为了转移人们对纯种动物舒适生活的批评，主办方把盈利捐给了服务于受伤军人的“星嘉德”机构。在兰贝斯宠物狗展上展出的狗，尽显奢华、整洁，与严冬季节挤在防空洞的人类形成了鲜明对比，“此后，关于人们去餐馆为宠物狗购买昂贵的菜肴之说，看来并非空穴来风”。
然而，许多个体和动物慈善机构都反对敌视猫狗行为，认为这是对“敌人”的屈服，这种说法在之后数十年仍然盛行，即将善待动物视为一种文明行为。一位日记作者在 1917年 4月这样写道，禁止养宠物都是一些胡话，他表示强烈谴责：“难道因为与野蛮人搏斗，我们也要变成野蛮人？”英帝国主义事业的正义性似乎也要求人们善待宠物，这一主题将在“二战”中重现。尽管关于动物—人类关系的一些争论是在大战时期展开的，但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人类和动物的依存关系将得以确立。如果人类发生了变化，与之共存的动物也会改变。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我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工业革命、城市化、全球化，所有这些或已经或正在影响动物的生活……
现在的宠物与 1800年的宠物并不一样。”改变的不仅是关系，人类和动物之间共享（或不共享）空间的物理参数也会反作用于这种关系。
宠物与家庭空间
据《泰晤士报》 1939年报道， “20世纪的新家养宠物”是虎皮鹦鹉，“二战”时期，英国有三四百万只虎皮鹦鹉。兽医约翰·克拉比陆军准将估计， 1939年，仅伦敦就有大约 200万只猫狗， 5万匹（头）马和牛， 2.4万只羊和猪。这些数字或许能表明人类和动物可以持续生活在同一空间，但不能说明关系类型或这种共生是如何发生的。
狗作为人类的伙伴已有数千年历史，但在 20世纪 20年代和 30年代，狗的地位开始发生变化，可根据它们在房子内或房子外的住处判断。狗作为人类的伙伴，不同的动物慈善机构和犬科专家对它们的合适位置的看法不一。埃德温 ·理查森上校因在“一战”中训练各种狗而闻名，尤其专长训练艾尔谷梗犬，他的方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他的著作《英国战犬：训练方法和心理学》总结了他和妻子训练犬类的方法。例如，理查森夫人表示，曾经有一只送去军犬学校的斗牛獒，“极其蛮横无理，让人束手无策”，四年来它一直戴着铐链。“她发现，这只斗牛獒的行为虽然野蛮凶狠，实则天性敏感且局促不安。它的性格受到心灵创伤和内心恐惧的影响，如果能帮助它重建信心，那它也不会如此凶狠。”她尝试慢慢地和斗牛獒进行身体接触，
“她的手放在它棕色的大脑袋上，斗牛獒允许她抚摸自己光滑的耳朵”，就这样，它的铐链被换成了绳子。值得注意的是，正如罗伯特·柯克近日讨论的那样：理查森认为，与动物打交道需要训练员具备特殊天赋，好选择那些爱狗人士，这样才能与它们进行有效沟通。建立关系是关键，更重要的是，狗需要训练，驯养人同样需要。
犬舍俱乐部主席亚瑟 ·克罗克斯顿 -史密斯在和平时期采用了类似方法，他对将狗拴在户外的做法提出严厉批评：“这种做法不仅可耻，而且残忍。狗为人类提供无偿服务，难道我们提供的报酬就是用短链把它们拴在木桶上吗？”和理查森夫人一样，他得出结论：“看到它变得郁郁寡欢、野蛮凶狠，惊讶吗？”更激进的是，与当时的规范相悖，克罗克斯顿-史密斯还严厉质疑狗应该住在哪里：“狗住在家里带来不便时，人们应该立即停止把它们当作玩物的行为。”即使它是一只像拉布拉多一样的“工作犬”，通过改变狗的生活空间，动物—犬科关系也可能随之确立，“把它带到屋里，让它和你熟悉起来；每当你带着它外出时，你会惊讶于它带来的快乐”。也就是说，如果人类富有同情心，允许狗进入自己的空间，人和狗都将得到情感慰藉。针对反对在屋外为狗预留空间的观点，国家犬科保护联盟做出了相关回应，将狗重新定义为“生来追求自由的动物”，认为用链子拴住狗“不仅残忍，而且对狗的健康有害，往往会使性情温和的狗变得野蛮易怒”。尾巴战士俱乐部以“我来守护我的朋友”为口号招纳了约 40万名宠物狗主人，该组织发行的小册子指出：狗或许是家庭吉祥物，这不仅仅是一种隐喻，而且是在重新描述狗和人类共处同一空间时，二者之间的相处方式 —各取所需、互惠互利。
对于人类和其他动物的关系来说，家庭内外的指定空间也很重要。但人们很少会为猫指定位置，猫在家庭中的角色决定它们是否可以进入室内不同地方，但是猫并不期望像狗那样拥有自己的指定空间。这不仅显示出人类眼中的猫科动物具有独立性，也表明了猫科动物的警惕性，它们并不喜欢长期待在同一个地方。
育种与生存本质
不同种类宠物的育种意味着会培育出不同的生理和情感特征。人类的介入使动物符合当代人的需求。人类的选择特别影响了被繁殖的狗的类型和数量，而与个体动物的“配偶选择”无关。犬类宠物的体形通常不同于往日，关于过度喂养的话题，批评者表示，大丹犬变得“越来越壮硕，酷似驴子”。“一战”结束后，阿尔萨斯犬可谓香饽饽，甚至在犬舍俱乐部的犬种中一度名列前茅，“全是拜欧洲战场上的归国军人所赐”。更讽刺的是，为了在 20世纪 20年代“扩大”育种基地，人们从德国进口大量狗。“一战”期间，犬舍俱乐部中的腊肠犬（德国狗）登记数量出现了“悲剧式下跌”，很显然，腊肠犬不再那么受欢迎。与杂交狗不同，犬舍俱乐部里的狗由人类专门喂养，人类的态度也会对某些种类动物的生存和基因变化产生特殊影响。
人类在养猫的过程中也会刻意培育其外表和智力。正如理查森上校在 1929年写的那样：“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希望改善不同品种猫的质量，经他们培育后的猫都变得很聪明。 ”例如，暹罗猫是极其罕见的品种。 1930年 8月，出版商迈克尔·约瑟夫专门选购了一只暹罗猫查尔斯，他还有一只玳瑁斑猫米娜。据他描述：“如今（ 1943年），暹罗猫在英国大部分地区都很有名，但在 1930年，许多人还从未见过它。”因此，很早以前，有故事讲述了一名火车售票员将查尔斯误认为是只狨猴。然而，约瑟夫仍然认为有必要向战时读者详细描述暹罗猫的特征，比如“它的声音与普通猫的声音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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