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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D. 什鲁斯伯里出版《不列颠群岛的腺鼠疫史》，指出近代早期的英国人并不知道他们面对的瘟疫是腺鼠疫，不能有针对性地进行防治，因此他们的抗疫斗争是无效的。他甚至认为，1666年德比郡伊姆村为防止疫情外溢进行的自我封锁是犯了“一个悲剧性错误”。奇波拉也深受其影响，虽然他高度评价意大利人的抗疫举措，认为这些举措是近现代公共卫生制度的开端，但它们对于应对当时的鼠疫要么没有效果，要么起到相反的作用。直到晚近才有专家指出，虽然当时人们还不能从细菌学的角度认识并应对鼠疫，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能根据观察发现鼠疫的传播规律并采取相应的隔离措施。 1630 — 1631年的佛罗伦萨鼠疫是著名的“米兰大瘟疫”的一部分，1629年鼠疫在米兰爆发，随即扩散到意大利的整个北部和中部地区。亨德森从比较的角度分析了佛罗伦萨的成功应对。初，佛罗伦萨政府沿亚平宁山脉设置隔离封锁线，派卫兵把守通往佛罗伦萨的山口，从而延缓了鼠疫的推进；当1630年8月鼠疫开始在佛罗伦萨城内蔓延之后，费迪南德大公下令将圣米尼亚托要塞撤除，将之改建为全城主要的隔离医院；1631年1月疫情高峰时期，佛罗伦萨推出“全面隔离”政策，要求所有人必须居家隔离40天。疫情从1631年春天开始减弱，到夏季完全消失。按照奇波拉的统计，整个疫情期间佛罗伦萨死亡9000人，占人口总数的12%，远低于米兰的46%、威尼斯的33%。 在亨德森看来，佛罗伦萨的隔离政策有效地遏制了鼠疫的蔓延，事实上，当时的佛罗伦萨人也是这样认为的。当1632 — 1633年鼠疫再次席卷佛罗伦萨时，政府立即启动全面隔离，并将染疫者送往隔离医院，很快就将疫情扑灭了。亨德森还研究了隔离医院对患者进行的治疗，回答了瘟疫史研究者长期回避的问题，即在现代医学尤其是细菌学诞生之前，人类是否有能力医治像鼠疫这样可怕的疾病。中世纪欧洲人将鼠疫，即“黑死病”称为“必死症”，但到17世纪医生们已经摸索出一些医治的办法。在佛罗伦萨，采用的是外科和内科治疗相结合的办法，即先由外科医生划破病人身上的肿块，排出脓液和污血，然后使用内科医生开具的清毒药。圣米尼亚托隔离医院院长比索尼于1631年1月写道，经过多日的观察他发现，“在治疗期间，药物的确起到了重要作用”。除此之外，医院还重视改善病人的饮食结构，增加肉食、鸡蛋和鸡汤的比例；安排修士照顾病人，以减轻他们的精神焦虑和痛苦。毫无疑问，17世纪佛罗伦萨的医疗水平远不能同现代相比，在佛罗伦萨的四家隔离医院，死亡人数占总入院人数的54.5%。其中1630年11月的康复率仅为29%，12月上升到40%，次年2月更是上升到96%。康复率的提高可能与鼠疫本身的毒性减弱有关，也可能与医治更及时有关系。 由此可见，亨德森将传统的宏大叙事和晚近的微观史有机地结合起来了。他一方面叙述了政府抗疫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另一方面分析了隔离给普通人尤其是穷人带来的恐慌和生活困难。但两者并不是完全对立、不可调和的。抗疫是为了有效地保护人民的生命健康，政府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也必须以人民为宗旨。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在1630 — 1631年疫情期间，佛罗伦萨政府始终将抗疫和纾困一起抓，而且在处理违法违规案件时，执法者总是带着同情心尽可能灵活处理。事实上，在疫情期间的违法违规案件中，绝大多数当事人只是无心之过，只有极少数坏人才蓄意违法违规。尽管危机时期很容易暴露人性的弱点和制度的缺陷，对此亨德森并没有回避，但从总体上，《从瘟疫中幸存的佛罗伦萨1630 — 1631》讲述的是一个正能量的故事，即一个关于团结、勇敢和无私奉献的故事。 隔离与城市 为确保感染率和死亡率继续下降，卫生委员会考虑实施一项新政策，即对所有居民实施全面隔离。12月，官方已经对部分居民实施了隔离新规，规定妇女和13岁以下的儿童须关在家中隔离，这样至少能阻止一部分人传播疫情。基于同样的理由，从7月中旬开始，博洛尼亚对妇女和儿童实施了相同的隔离政策，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加强管控力度。他们认为妇女和儿童更有可能离开房间，当然也可能是认为这类人群的经济生产效率较低，因此没有外出活动的必要。1630年12月，官方对佛罗伦萨城部分及全面隔离期间需要经济支持的群体展开过一项调查，现存的部分调查结果也反映出这类群体（妇女和13岁以下儿童）在经济上确实更为脆弱。这项调查结果保存至今的部分是关于圣斯皮里托区的。该区一直是佛罗伦萨贫穷的地区之一，在当时全区1912个家庭中，有将近一半（44%）都收到了救济金。这份详尽的调查清晰地反映了该区的社会构成：较富裕的街区不需要救济金，比如马吉奥大街；而在该区为贫穷的街区之一—卡马尔多利街，则有超过50%的家庭都接受了经济援助。居住在这些较贫困街区的家庭几乎都是女人当家，她们的丈夫要么生病了，要么不在本地，还有许多家的户主是穷困潦倒的寡妇（17%）。迪安娜·萨尔迪·布奇对1630年夏天送往圣米尼亚托隔离医院的女性病例的来源地的分析显示，这些女性大多来自上述较为贫困的街区。安·卡迈克尔对15世纪（尤其是1430年大流行期间）圣斯皮里托区鼠疫死者的地理分布也做过研究，结果表明，贫穷和高死亡率之间长期以来就有着密切联系。 官方调查揭示了1630年12月佛罗伦萨居民的贫困状况。调查报告中强调，在过去几个月中，疫情让那些本已因经济衰退而陷入贫困的居民的生活雪上加霜。在当年8月进行过卫生调查的贵族对此感到震惊：“在卡马尔多利街，所有（房子里的）居民都没有工作，作坊主因害怕布料传染而不再提供工作机会。如果人人都能如愿有份工作，那么政府要支出的救济金就会少很多。”到了12月，当人们讨论是否应该在佛罗伦萨实施全面隔离政策时，工作和贫困问题仍然是话题的焦点。虽然实施全面隔离政策可能耗资巨大，但人们对彻底消除鼠疫的渴望也同样强烈。 疫情初期人们对这种疾病的临床表现和类别属性争论不休，到了1630年12月，和其他城市无异，佛罗伦萨人又对是否应该在市内实施全面隔离政策展开了辩论。这涉及当时人们对政府防疫措施总体效果更广泛的看法。龙迪内利详细记录下了这场关于全城隔离的讨论，并列举出了辩论双方的主要论点。反对隔离的观点有： 一些人谴责这种做法是有害的，因为如果将这么多人长时间封锁在充满恶臭空气的小房子里，他们很容易就会被感染…… 如果一人不幸感染，那么几乎肯定会传染给其他人…… 也有人认为，若在40 天的隔离时间里充分满足穷人的所有需求，就会使他们变得懒惰并失去工作的欲望…… 还有人对政府竟然能够在如此长的时间内养活整座城市的居民而感到惊讶…… 另外还有一些人也认为隔离措施是徒劳无功的，这是一项新政策，过去没有采取类似的做法，人们也成功消灭了多种瘟疫。 尽管对佛罗伦萨而言这可能是项“新政策”，不过在1630年9月，博洛尼亚实施全面的隔离政策时，也遇到了类似反对的声音。这些反对者引用了欧洲北部城市管理者的经验： 那些经常受瘟疫困扰的德国和法国城市，通过丰富居民膳食，严格将感染者和可疑病例隔离开来，并且将这两类人与健康民众也隔离等方式，来抵御这一灾害。他们甚至都没有考虑采取全面隔离政策…… 毕竟，他们是知道那些曾采取类似措施的意大利城市是遭受了多大的损害的。 反对隔离的游说团体还清晰地列出了一系列医学和经济方面的论据，以支撑他们的观点。这其中就包括“污浊空气的恶臭成分会愈加滋生”的说法，这也是疫情初期人们的普遍观点。当时，所有人都认为这种疾病不是鼠疫，但这一观点强调，无论是何种疾病，腐败的空气都能成为传播疾病的媒介。在经济层面，这些反对者认为，全面隔离政策会助长穷人的懒惰，每天给他们提供食物还会产生巨额开销。 但其他意大利城市因实施隔离政策而遭受种种不幸的传言，并没有打消支持者的念头。他们称这是好的治疗方法，“因为经验表明，传染病是因人们聚集在一起而传播的，所以通过消除直接诱因，就可以切断疾病传染的根源”。但是他们也意识到，封锁在狭小空间内会导致空气“毒性增强”，因此如果实在无处可去，居民可“在窗户旁、露台上或屋顶上呼吸新鲜空气”。 龙迪内利把更多的篇幅留给了反隔离阵营，这表明他可能也并不赞成实施全面隔离政策。然而，作为记录这场流行病的史官，他不得不支持终的隔离决定：“支持隔离的人们终获胜了。因为这一政策不但有充分的论据支持，而且也是大公的意思，他极度渴望把这种疾病从自己的国家彻底清除。”考虑到龙迪内利的记述为官方记载，这样写也可能是为了歌颂年轻有为的费迪南德大公。终，大公决定留在佛罗伦萨城内（或附近），并且走街串巷，为那些被迫要困在家中40天的可怜臣民们给予鼓励和支持，他因此在疫情期间树立了令人仰慕的美誉。 全面隔离于1月20日开始在佛罗伦萨及其周边所有地区执行，这一天也是庆祝战胜瘟疫的圣徒圣塞巴斯蒂安的节日。从龙迪内利的记述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到，当时多数人的自由活动立即受到了限制。他们被要求在自家房屋中待满40天，违者将公开处以鞭刑。每天会有人把食物、水和柴火送到家中，以保证他们的基本生存。然而，从龙迪内利的记载中也能看出，这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面隔离，在执行过程中，人们也会因为不同的社会和经济地位而被区别对待。在隔离政策正式实施的前几周，任何在乡下有别墅的人都可以离开佛罗伦萨，前提是他们要事先通知卫生委员会并且留在那里不四处走动。不过根据巴尔迪努奇的记录，当时更普遍的情况是，那些14岁以上、未领取每日食物补助的男性，只要不进入任何房子内部，都可以获得通行证在城内的街上行走。巴尔迪努奇就是那些可以在佛罗伦萨四处游荡的人之一。他记录道，自己在全城隔离的天就被震撼到了，特别是在“看到街上和教堂里空无一人时，感到非常沮丧”。作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尽管弥撒每日仍会在有可移动祭坛和神龛的街道上进行，巴尔迪努奇还是会因为教堂里阒无一人而悲痛万分。 隔离法规对富裕人群开了许多特例，比如允许他们搬到城 内或公国内的其他住所。施行隔离的天（1 月20日），大公的一名财政官弗朗切斯科·迪·乔瓦巴蒂斯塔·奇内蒂就被准许搬进费迪南德大公在岑达屋洛街的宫殿里。其他一些人也获准离开佛罗伦萨，例如著名的宫廷画师潘多尔福·萨基于1月23日获准前往梅佐蒙特别墅。这座别墅刚被红衣主教乔瓦卡尔洛·德·美第奇购入，主教 委托他用壁画装饰别墅内的走廊，这些壁画也一直保存至今。第二天，林博蒂·宾博蒂骑士的妻子卡泰丽娜也获准离开佛罗伦萨，前往她母亲玛丽亚·巴尔多维内蒂夫人的家中。这位夫人长期受着某种未知疾病的折磨。不过按规定，卡泰丽娜应在卫生委员会代表的陪同下坐轿子出行。显然这也是特殊情况，因为正如卫生委员会长官所指出的，这种做法违反了当时禁止妇女离开住房的隔离法令。此外，巴尔多维内蒂家族的权势定是强大到足以影响卫生委员会的地步，因为廖内洛·巴尔多维内蒂在2月底获得特别许可，准许他的姐姐韦尔吉尼娅·巴尔多维内蒂和洛伦佐·弗莱斯科巴尔迪于3月初举行婚礼，这对新婚夫妇可以在两位贵妇人的陪同下，在圣洛伦佐教堂举办婚礼。 尽管给富裕阶层“法外开恩”，准许他们离家甚至举行婚礼，但为确保穷人留在家中，官方为隔离政策的实施做了周密部署。大公任命阿方索·布罗卡尔迪对隔离政策的实施与管理进行全面监督，10年前正是这名大臣主持修建了慈善救济院。当时布罗卡尔迪以行事严谨、管理高效而著称，且不受同辈欢迎。虽然他并非出自名门望族，却受到了统治者的庇护和提拔，尤其是在费迪南德二世尚未成年时，他的母亲—大公夫人玛丽亚·马达莱娜就对这位大臣青睐有加。在建立慈善救济院之前，布罗卡尔迪就支持将穷人封锁在某个固定区域。因此，他强烈赞成全面隔离政策也就不足为奇了。考虑到此人在宫廷中的权势，他可能对隔离政策的正式通过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那些被全面隔离的区域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认为是更大规模的慈善救济院。很巧的是，当时德·卡斯特罗医生也把这座城市比作一家医院。在全面隔离政策下，每个家庭中只有一位男性可以得到出门购买食物的通行证，所有妇女和14岁以下的儿童都必须留在家中。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也对组织调配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而政府又雇用了1100人。两座大型储货仓库随后建成，一个在阿诺河以北的圣克罗切修道院，另一个在南岸圣母马利亚·戴尔·卡尔米耐修道院。这两个仓库负责向城内各区的小货栈发放物资。所有区的总体管控权交给了大区总长（Caporione），此人代表大公，并有权对任何违反隔离法规的人进行处罚。 总长下面有30位富绅受其指挥，他们在1631年1月的上半月对佛罗伦萨各区居民进行了详细调查，来确定需要供餐的人数和居住地点。这项任务定是艰巨而繁重的，因为根据当时的官方记录显示，市内总居住人口为61408人，其中有30452人符合领取救济食物的标准。此外，这30位富绅还负责安排将食物运送到每区的小货栈，那些持票的人每天都会来这里凭票领取定量的口粮。不过，他们也会安排将食物送到那些妇女当家的家庭，因为她们被禁止离开住所。塔尔焦尼记录道，大公和其他人向这群富绅总共提供了300辆手推车，帮助运送食物和柴火，使穷人免受饥寒之苦。在无法通过充足的身体活动来取暖的情况下，这样做尤其必要。巴尔迪努奇1月20日的日记对分配的口粮提供了更为准确的信息，其中包括面包、葡萄酒、油、肉和食盐，营养品则有香肠、茴香、迷迭香、米、蔬菜沙拉和糖果。 巴尔迪努奇并不是负责调查居民人口和在街道发放食物的富 绅之一，因此他可能是从同住在吉诺里街上的两个邻居乔万巴蒂斯塔和乔瓦尼·吉诺里那里收集到了这些信息。一份当时的官方记录可以为巴尔迪努奇的记述补充更多细节，其中说道“这样下去我们可以满足隔离期间居民们的饮食需要”。官方按日轮流定量发放食物和饮品，每人每天都会得到两条面包和约半升葡萄酒；每周日、周一和周四送一次肉；每周二则会发一根由纯猪瘦肉、胡椒、茴香和迷迭香制成的香肠；此外，如有米和奶酪，则在每周三、周五和周六发放；每周五还会发放混有苦味和甜味蔬菜的沙拉。这种均衡的饮食搭配是卫生委员会医学顾问安东尼奥·佩利奇尼医生的建议，实际上比穷人们之前的日常饮食要丰富得多。 官方之所以向穷人发放丰富的食物供给，除了不想让他们忍饥挨饿之外，也是为了解决人们在疫情初期就意识到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当时的人们认为，穷人的不良饮食习惯导致他们体内的体液腐坏，进而散发出腐败空气，而这是终导致鼠疫暴发的原因之一。佛罗伦萨并不是一个在疫情期间给穷困阶层提供丰盛饮食的城市。1576 — 1577年，意大利北部暴发了鼠疫，当时的人们对米兰、帕多瓦和威尼斯等地城市当局的慷慨大方有过类似的描述。而且毫无疑问，这些政策背后也有类似的多重动机。 在全面隔离期间，全市约有一半的人口都不得不留在家中，但从事某些特定行业（尤其是纺织业和食品销售）的人仍可以出门工作，前提是他们不能回家，只能住在作坊或店铺里。此外，与当时贵族的情况类似，隔离法规面向这些人也时有破例。一些其他行业的人也获准继续工作。例如，只要不会导致大量人员聚集，铁匠可以继续在作坊劳作。葡萄酒商人也可以继续出售烈酒，但不能贩卖食品。一些个人也得到了许可，有三名建筑工就被允许在佛罗伦萨圣母领报大殿继续施工，还有斯特凡诺·迪·巴斯蒂亚诺·托里切利师傅获准在某间房子里工作一天。 不过，更多的特许被授予跟医药相关的人员，以及民间郎中（barbersurgeon）等当时工作需求量巨大的人士。仅在2月1日这一天，就有23人获准在有需要的地方工作。 所有这些特例情况，无论是群体性的还是个人的，都在某种程度上反驳了反对隔离者阵营的观点。他们担心不工作可能会让人们愈加懒惰，但实际上，正如前文提到的，甚至在全面隔离前，大公就亲自安排了一些男性雇工在达巴索古堡和波波里花园从事体力劳作，并组织了一些妇女有偿纺丝和纺麻。在隔离期间，大公继续聘用这些工人，且因为天气寒冷，还给他们每人额外配置了一件深色大衣，让他们能在波波里花园进行室外工作时穿。与纺织业和食品业的从业人员一样，对于这些工人来说，的不利因素就是他们必须要住在花园内而不能回家。 这不禁会让人觉得，在全城隔离期间，大公的英雄形象被过分渲染了。例如，大公的兄弟红衣主教乔瓦尼·卡洛亲王在1631年3月17日写信给他们的兄弟马蒂亚斯亲王，形容费迪南德大公是在向他的臣民展示“过度的爱和仁慈，以及崇高的灵魂”。费迪南德在整个鼠疫期间一直住在佛罗伦萨附近的贝洛斯瓜尔多，他当然不必这么做。如前文所述，他不仅给穷人提供了工作，还为抵御鼠疫特别是实施隔离政策捐献了大量个人财产。与当时的许多记述无异，乔瓦尼·巴尔迪努奇着重描绘了这位年轻的大公在隔离期间如何在数位大臣的陪同下走上街道视察情况，以向穷人们表达支持。巴尔迪努奇记录道，大公与被封在房子里的人们交谈，还耐心聆听他们的需求，这“对穷人来说确实是好的慰藉，对全世界而言都是令人振奋的模范举止”。 年轻的费迪南德公开表现出对穷人窘境的关切，既遵循了美第奇大公家族从科西莫一世以来的慈善传统，也令自己在整个托斯卡纳地区美名远扬。的确如一位不知姓名的编年史家所写，“人们没有在街上看到尸体，过去疫情期间发生过的恐怖的事情这次也没有出现”。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容易完全相信这些官方的英雄主义修辞，却忽略了全城隔离政策对居民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下面这首作者不详的十四行诗就很好地向我们揭示了人们的真实想法，他们不再对这些限制人身自由和经济活动（尤其当狂欢节暂停举办时）的新隔离政策抱有幻想： 这些狡猾的人衣冠楚楚， 他们脚穿丝袜，手拿鲜花，戴着手套， 有一千名卑鄙的医生， 还有一千位富人家的男爵。 谁不会坐享其成？ 谁不会吹嘘自己家财万贯？ 我们可不会给你钱， 懒骨头们，你们应该死去！ 我看到了一个男人 穿着不属于他的披风， 戴着刚刚从矿中挖出的钻石。 穷人死于痛苦，而这些人却在享受：呸！ 因为我如此愤怒。 唉，一个好人不能沉默！ 如果说一些人将自身利益和财富的获得建立在他人痛苦之上是薄伽丘《十日谈》中再熟悉不过的话题，那么疫情期间穷人们的悲惨处境则是前工业化时代所有大流行病记录中亘古不变的主题。毫无疑问，即使给居家隔离的居民们提供了食物，他们仍有非常多的不满。这也反映在违反卫生委员会法规事件的数量及类型上。对此，本书在第七章中会有详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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