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碧华，生于1981年12月，管理学博士，毕业于华侨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就职于华侨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公共部门激励。在《中国行政管理》《公共行政评论》等杂志公开发表学术论文有《公共部门激励扭曲形成与测量》《公共部门激励扭曲问题研究》《基层政府绩效考核的元评估分析》《公共部门激励扭曲测量方法研究》《组织承诺与最优激励》《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College Enrollment in China under a Multiple-Principal Framework》等，有专著《公共部门激励扭曲》2017年在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
第1章 导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过去的二十年，我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发展。官方数据显示，各类污染排放物的排量基本上呈下降趋势，同时官方数据显示的基于排放量所征收的税费却逐年递增。数据上体现的环境质量为何互相打架呢？一方面可能源于统计上的误差，即统计口径不同，以及抽样带来的误差；另一方面可能存在减排数据不实，从地方到中央的逐级上报过程中存在诸多因素可能导致数据层层失真，网络媒体称之为“数字减排”，即减排数据上去了，而环境质量却下降了。学者对我国减排政策的执行研究主要聚焦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从行为主体的角度通过剖析央地关系、政府间关系及政企之间的利益博弈来阐释减排政策执行行为；[1][2][3][4]另一方面利用样本数据对减排执行情况进行定量分析以探究相关影响因素。[5]现有大多数文献对减排政策效果、问题和对策的研究，较少从激励视角分析减排政策执行中的激励效率。那么，我们不禁思考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从地方政府到排污企业，减排政策真实的激励效果究竟如何？是否存在激励偏差？这一现象也引起了学术界的激烈讨论。
减排工作历年来是全球环境保护工作的重头戏。减排工作的成效有赖于减排政策的有效执行。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从地方政府到排污企业，减排政策层层落实的背后，其实是一套激励机制在发挥作用。对减排政策执行中的激励问题进行探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书的研究试图从理论和实证上探究减排政策执行中的激励效率改进问题。具体而言，本书从经济学的激励视角，聚焦于减排政策执行中激励偏差现象及其发生机理的分析；从目标责任制、晋升机制、问责制等激励机制切入，探讨减排政策特征与激励偏差的关系；从中央环保督察、生态转移支付、公众参与等治理方式出发，剖析与减排目标密切相关的政策激励及其偏差问题。本书尝试系统地回答减排政策执行中激励偏差现象如何发生，在央地、政府间、政企关系中哪些因素可能影响减排工作，偏离了委托人的激励目标。这些研究结论将有助于改进现有的减排政策激励机制；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思路建议，优化未来减排政策的激励机制；为政府管理者提供决策参考，提高实践中的激励效率。因此，减排政策执行中的激励偏差现象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2研究主要内容和观点
“减排”一词正式出现在国家政策文件中时，常常与“节能”一词一起使用，合称“节能减排”。减排包括主要污染物减排和碳减排。本书研究的减排政策范围包括规制主要污染物和碳排放的政策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配套支持政策或关联政策，也包括财政上的生态转移支付政策，以及运动式治理的中央环保督察政策等。
减排政策执行的背后，其实是一套激励机制在起作用。本研究所讨论的政策执行中的激励问题，既包括奖励、晋升、财政拨款等正向激励，也包括问责、罚款、停职等负向激励；既包括薪酬待遇、岗位内容、职位晋升、工作环境等的外在激励，也包括使命、认同、精神嘉奖等内在激励。本研究的激励偏差，又称激励扭曲(Incentive Distortion)，是指激励机制设计所引起的激励结果偏离委托人期望目标的现象。激励偏差主要有三大来源：一是由激励目标冲突引起的；二是由激励依据，即绩效指标引起的；三是由励措施和强度引起的。本研究旨在通过分析减排政策执行中的激励偏差的来源和发生机理，实现公共部门管理实践中的激励机制设计的优化。
本研究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减排政策执行激励偏差的基本分析框架
本研究建立了一个基本分析框架，从减排政策目标、政策执行者、政策手段、政策实施对象等四个方面着手研究减排政策执行中的激励偏差现象。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政策目标的可测量性、时效性、维度、层次性，政策执行者的替代性选择、所处层级、执行任务的努力成本、努力程度与绩效考核结果的关系，政策手段的实施依据、激励强度、公众可见度、对准政策目标的精确性，政策实施对象的接受程度、内部一致性、政策参与程度等特征，均会影响激励偏差的产生。
(二)减排目标责任考核中的激励偏差
本研究利用基本分析框架剖析了减排目标责任考核的激励特征及偏差。从不同委托人之间的激励目标差异、激励权限差异、激励强度递减性、负向激励措施等方面演绎了激励偏差产生机理。继而对“十一五”减排政策的目标责任考核情况进行案例分析，结果表明地方政府面临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社会稳定等多个任务，在问责压力下可能采取先应付后突击的减排执行方式。据此，本研究提出中期考核数据可能比终期考核数据更能够体现减排政策执行的真实情况，并收集2010—2013年137个地级市的“十二五”减排目标考核中期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数据回归结果显示，公众监督和企业行为对减排进度有显著影响，减排激励效果好；滞后一期的地方政府有偿排污征收力度、环境违规处罚力度等因素对减排进度激励效果有限。甚至一些排污费的征收力度对氮氧化物减排有反向影响作用，激励效果不显著。我国政府高瞻远瞩，于2018年正式实施排污费改环保税。总而言之，减排目标责任制执行过程中，存在激励不足和激励过度现象并存，拖延与突击交替的现象，地方政府“各显神通”地实现减排目标。
(三)官员晋升绩效考核中的激励偏差
本研究通过2013—2019年179个地级城市数据的分析验证了地方官员在任期内面对的纵向和横向减排绩效压力，对主要污染物浓度和空气质量均有显著影响，减排绩效压力越大，城市主要污染物减排效果越好。无论是纵向还是横向减排绩效压力，对可见度高的主要污染物减排效果的影响更为显著。若减排绩效指标的选取没有考虑主要污染物的公众感知程度，采取一视同仁的考核办法，就可能造成激励偏差。公众容易感知到的减排成效，可以在官员晋升考核中更好地证明地方官员在减排政策执行中的努力程度。所以，一些地方官员可能更愿意花精力去减少这些政绩信号强的污染物排放。
其次，由于减排绩效是以减排目标为阈值来实施考核，地方政府的减排量未达到目标时，地方官员会努力减排；达到目标后，减排努力水平下降。若官员努力程度与绩效考核结果的联系紧密，那么激励效果较好；若官员努力程度与绩效考核结果的联系不紧密，那么激励效果较差。
再者，官员任期、工作年限，以及受教育程度对减排政策执行效果均有显著影响。官员任期越长，晋升压力越大，执行减排政策越有动力。其中，市长任期比市委书记任期对减排政策执行效果的影响更加显著。若设计晋升激励机制时忽略官员任期特征和地方政府党政负责人的区别，就可能造成激励偏差。
(四)生态转移支付与激励偏差
减排政策体系中的财政激励主要体现在生态转移支付制度上。首先，生态转移支付政策目标的可测量性、维度和层次影响着该政策的激励效应。众多政策实施对象导致指标测量工作艰巨，信息不对称程度大，导致政策更注重短期指标，忽略长期指标。政策维度层面上，双重目标的设置使得功能区政府有了替代性选择，可能造成公共服务支出对环境保护支出的“挤出效应”，导致激励偏差的产生。
其次，政策执行者的替代性选择会减弱政策的激励效应，生态转移支付不限制资金使用领域，政策执行者可以把资金投入其他更有利于自身发展的领域。生态功能区自然资源禀赋不同，改善环境的努力成本也不同，在衡量成本与收益的情况下，各功能区有自己的选择，最后大量资金可能被用于扶贫而不是用于环境保护。对改善环境动力不足，以及不同的政策目标有不同的发展路径，一定程度形成激励偏差。
(五)环境问责机制中的激励偏差
环境问责机制的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程序、问责范围、问责强度、问责结果等方面的特征都和激励偏差现象有关。从政策执行的激励偏差分析框架来看，环境问责制强化了负向激励效果，降低激励偏差程度。在清晰的减排目标下，环境问责有效地促进地方政府减排。中央环保督察体现了环境问责制的内在逻辑。中央环保督察组的问责强度比常规治理下更大，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做出更加严厉的处罚。中央环保督察的问责压力迫使地方政府紧锣密鼓地开展设立专门的领导小组、领导亲自督察、网格化目标责任制等工作，有效地推动地方环境治理，降低激励偏差程度。具体而言，中央环保督察行动从中央直接深入基层一线，跨层行动打破了原有多层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使得各地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可以直达中央，改善了在多层委托代理链条上的激励强度递减问题，增强了政策激励效果，降低了激励偏差程度。同时，中央环保督察解决了一些跨省域、跨流域、跨区域的污染合作治理问题，弥补了原有激励机制在这方面的不足，也降低了激励偏差程度。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书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减排政策制定时增加对激励偏差的考量。减排政策制定过程中，需要考虑政策执行的时效性，并从代理人角度考量政策执行的可行性。在政策可行性论证时，增加激励偏差的考量，以降低政策执行中的激励偏差。
第二，对不同来源的污染物，采取针对性减排激励手段。当前我国四项主要污染物排放的总量控制目标在进入减排绩效考核指标体系时，对考核结果的激励强度和措施是一致的。然而，不同来源的主要污染物，污染形式有差异，政绩信号的强弱也不同，设计针对性的减排激励手段非常重要。例如，二氧化硫与氮氧化物的主要来源是废气排放，直接污染空气，公众可以感知到空气质量的变化。化学需氧量，氨氮的主要来源是水体污染，相对而言，公众对水污染的感知度没有对空气污染那么敏感。由此，基于二氧化硫与氮氧化物的减排绩效，和基于化学需氧量与氨氮的减排绩效的激励手段应该不一样，后者的激励强度需要大于前者，才能收到和前者一样的减排激励效果。公众感知明显的污染物，应当充分发挥公众监督的作用，达到更优的激励效果。
第三，基于城市间合作的减排激励机制设计。空气与水污染都具有跨域流动特点，当前的减排绩效考核缺乏对不同城市政府之间团队合作的激励措施。上级政府只考核各地市的“自家一亩三分地”是否搞好，那就必然造成各地市“自扫门前雪”的激励结果。在晋升锦标赛刺激下，甚至各地政府之间展开恶性竞争。因此，建议加大对政府间减排合作的激励，在减排考核指标选取上充分考虑政府间合作绩效。
第四，科学设置激励目标体系，优化减排考核办法。减排目标的设置要有可行性。应当充分考虑污染物来源和地区经济发展实情，有区别地制定各地减排考核办法，如果设置了地方政府无论怎么努力也不可能完成的减排目标，那么容易导致数据造假、合谋欺骗、瞒报虚报等激励偏差现象出现。
1.3研究方法与思路
本研究在梳理大量研究文献基础上，开展以下研究：首先在经济学的委托代理分析框架下，构建基本分析框架，从理论上演绎政策执行中的激励偏差的内在机理。其次，分析我国从中央到地方的近千份减排政策文本，归纳总结减排政策中的激励方法、依据、措施、强度等信息。再者，采用计量经济学模型，用经验数据验证减排政策执行中的激励偏差程度，以及各项影响因素。最后，总结归纳减排政策执行中的激励偏差现象。如图1.1所示。
图1.1研究思路图
1.4本书框架与创新点
本书研究框架如下：第一章概述本研究的基本内容，第二章对环境政策、减排领域相关文献进行综述，第三章介绍我国减排政策的现状与发展历程，第四章分析减排政策执行中的晋升激励与激励偏差，第五章分析减排政策目标责任考核、中期绩效与激励偏差的关系，第六章分析晋升激励、减排绩效与激励偏差的关系，第七章探讨减排政策的生态补偿机制的激励偏差问题，第八章探究减排政策的环境问责、中央环保督察制度的激励偏差的问题。第九章概述本研究的结论与不足，并提出了研究展望。
此外，在本课题研究期间，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造就了一场天然的实验，即检验人类生产与出行突然间急剧减少，主要污染物排放和空气质量如何变化。课题组成员将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管控措施前后我国城市空气质量状况进行对比，收集全国168个重点城市的空气质量和6种大气污染物浓度在疫情管制措施实施前后各一个月的变化情况数据，引入断点回归法，设置基准回归模型，对疫情管制措施实施与空气质量指数和大气污染物浓度间的关系进行描述，从而探求疫情管制措施的有效性。此外，并将2019年与2020年同期数据进行对比，采用相同方法对具有不同特质的区域进行区域异质性分析。相关情况作为本书附录呈现。
本书的创新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本研究借鉴经济学的激励偏差研究理论，结合我国政策实践，从政策目标、政策执行者、政策手段、政策实施对象等方面，提出了一个政策执行中的激励偏差基本分析框架，系统地推演了政策特征与激励偏差之间的关系。
其次，本研究结合我国20年来的减排政策执行实践，在激励偏差的基本分析框架下探讨减排目标责任制、官员晋升机制、环境问责制、生态补偿机制、环保督察机制中哪些措施容易导致激励结果偏离委托人期望目标，从减排目标责任考核、地方官员晋升绩效考核、环境问责依据、生态转移支付依据、中央环保督察等方面对激励偏差的存在性、来源、内在发生机理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
再者，激励偏差程度的测量一直是一个理论难题，本研究创造性地选择中期绩效作为激励偏差的指示变量。通过中期与终期绩效数据相比较，本研究提出中期绩效是衡量激励偏差更优的统计量的观点。
最后，本项目根据我国省级和市级减排政策执行效果的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提出基于污染物来源的减排激励手段设置和基于城市间政府合作的减排激励机制的设计思路，为我国政府减排政策制定和执行提供有益借鉴。
第2章 相关文献综述
2.1环境政策执行的相关研究
2.1.1环境政策执行模式
环境政策执行相关研究的成果较多集中在政策执行模式的探讨上。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美国行政界掀起了一股关于政策执行的研究热潮，由此产生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条路径。以“自上而下”研究模型为例，代表人物包括Pressman（普雷斯曼）和Wildavsky（威尔达夫斯基）[6]，此外，Sebatier（萨巴蒂尔）和Mazmanian（马兹曼尼安）也提出了政策执行综合模型。“自下而上”的研究模型是以个体为起点，以李普斯基（Lipsky M.)的街坊官僚理论、埃尔默（Elmore R. F.）的追溯性筹划研究为代表。
在政策执行模式的相关实证研究中，国外学者根据样本情况，构建了相应的理论体系和模型。其中，Antweiler(安泰尔)、Copeland（科普兰）和Taylor（泰勒）提出了一种将环境影响分为规模、结构和技术3种效应的ACT模式，并以此来检验其对环境的影响。[7]而Grossman（格鲁斯曼）和Krueger（克鲁格）则通过对北美地区的环境影响的研究，提出了一个有关经济开放对环境的影响的理论体系。[8]一些学者对环境政策实施的问题进行了探讨，Duncan Liefferink（邓肯·利福林克）的研究表明，由于体制和文化等方面的原因，欧盟的环境管理模式在实施起来并不顺畅。Van Rooij（范路易）从环境政策出发，以政策执行优先性为核心，讨论了环境政策执行方面的问题，并探析了中国的一系列环保相关的政治性运动的进展和取得的成效。[9]Fredriksson(弗雷德里克松)和Millimet（米里米特）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有着空间上的关联性，在特定的国家，其环境控制的政策是由毗邻州决定的，所以，它的环境控制标准必须与毗邻州保持一致，不然就会造成更大的污染。[10]
我国环境政策演变的动力多来源于“自上而下”的政府内部推动，其原因主要在于外部社会因素影响力不足。张萍、农麟和韩静宇指出，中国的环境政策演进有5个不同的历史时期。5个时期的演进，标志着我国环境保护工作进入新的历史时期。[11]在我国，环境政策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关于环境政策的研究也日益丰富，其中环境政策工具有着丰富的研究成果，不同的学者对政策工具有着不同的分类方法。对于环境政策工具的分类，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按照强制程度将其划分为命令—控制方法、经济手段和劝说式手段等3类。[12]甘黎黎的分类方法也是相似的，他着重于政策工具的外部协调和内部互补。[13]李伟伟认为，环保政策的工具有两种类型：一是经济的，二是自愿的。[14]在将环保政策分类之后，学术界的研究重点明显更进一步，任盛刚等人考察了3种不同的环境调控手段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15]，而张江雪的研究结果表明，与自愿的环境管制手段相比，行政环境管制和市场管制手段在促进经济绿色增长方面的效果更为显著[16]，魏龙和潘安从战略环境政策发展的角度出发，指出战略环境政策具有经济逻辑，可以从环境政策的角度对企业的进出口进行研究，从而为环境问题提供新的视角。[17]
关于环境政策执行模式，我国学术界也有相关研究。毕正宇研究表明，以“自上而下”模型为基础的政策问题研究，是以决策者的视角为基础的，这一系列的决策过程包含了一系列的逻辑环节。[18]在实证方面，贺东航、孔繁斌等人提出了中国政府政策实施的经验，其中包括中国特色的“高位推进”“层级化”“多属性”的治理模式，是中国政府政策实施成效的关键保障。[19]胡象明则从中央集权的国家结构入手，提出中央监控下的“点面”模式。[20]
“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主要是从基层的行为主体入手，着重探讨了如何提高执行人员的责任感和执行力。如翁士洪在研究土地流转执行政策时，以小岗村为研究样本，结果显示，由于基层政策执行人员其特殊的社会地位与工作性质，具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使得政府决策的权力配置出现了偏差。[21]江凤娟以教育政策执行为例，着重探讨了政府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所遇到的“自主权与控制”“回应与规范”“需求与供给”等问题[22]；葛大汇还深刻地阐述了乡村义务教育资金实施中基层干部的决策困境，并指出，由于“政策变异”，基层干部的自由裁量权，能够保持贫困国家的教育规模，这是一个奇迹，尽管存在着可能丧失法律程序的风险。[23]庄文嘉将上述两种路径结合起来，对基层劳动监察的实施情况进行了剖析，指出其政策执行者的身份认同导致了其决策的有选择性。[24]
在我国关于环境政策执行问题的研究，从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角度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探讨。在社会学的研究中，人们从社会和社会的互动关系、社会结构和机制等方面来探讨环境问题产生的社会原因和相关的利益关系。[25]经过大量的实证分析，经济发展和环境质量的关系是密切相关的，其中最著名的是库兹涅兹曲线。经过多年的研究，管理学界的学者发现，目前的环保管理体系是一个垂直的层级结构，上级主管部门只是对下属环保部门进行业务指导，不存在隶属关系，反而地方政府是当地环境的主要责任方[26]，为解决这一问题，向延平提出，应建立一套协调控制系统，使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地方民众参与到环境治理中来。[27]荀丽丽等人则从政府动员的角度出发，认为环境治理的实施是由地方政府、农牧民等多方参与的过程。[28]
在上述文献中，有一些讨论了环境政策执行偏差的文献，如基于晋升锦标赛[29]、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的基础上分析环境政策执行偏差现象，并得到了以下结论：张欣怡通过对各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认为现行的财政分权制度下，不健全的财政激励可能会导致地方政府对环境调控的偏离[30]；周雪光、练宏调查表明，环境监管领域在检验技术、统计手段等方面都有一定程度的模糊不清，环保部门上下级在互动过程中，组织内部的谈判现象也十分普遍[31]；杨海生、陈少凌、周永章等人则认为，一些地方政府在实施环保政策时，往往会相互攀比，从而使环境问题更加严重[32]；污染治理投资与软环境政策均无明显效果。[33][34]
2.1.2环境政策执行绩效
有关环境绩效的最初研究应该首先源自外国学者对于其内涵的定义。英国会计学家Gary（加里）和Corbett（考白特）分别从信息披露的角度和环境管理效果的角度提出了相应的环境绩效评价内涵。[35][36]Gary（加里）认为所谓的环境绩效应该包括在环境管理过程中所采取的环境政策、计划和结构框架、企业的财务状况、开展的环境活动等；Corbett（考白特）则认为环境绩效是政府或者企业进行环境管理所取得的效果，包括政府管理制度、地区文化、人力资本、资金运用等体现的环保意识和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对于环境事务造成的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
还有许多国外学者从重要性、作用和内容等方面对环境绩效评价指标进行了研究，例如Henri（亨利）和Journeault（朱奈尔）认为政府和企业迫切需要环境绩效指标对环境绩效进行测量，并且从环保法规、政府补贴和环保目标3个方面深入分析了环境绩效指标的使用方法。[37]国外学者Moana（莫阿纳）在他的文章中提到消费指数和环境绩效指标之间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利用exlobase数据库全球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确定了温室气体排放、材料、水、土地利用和固体废物的生产和消费压力指标。他指出，以生产力为基础的指标与国内生产总值平价之间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其中以环境指标中的碳和国内生产总值评价之间的相关性最高。[38]另外，有部分国内学者在国外发表文章表述自己的观点，例如Tang（唐）、Liu（刘）在文章中着重于如何通过中国的强制性目标体系(MTS)将以前的环境绩效排名转变为未来的政策绩效。通过研究表明，省级环境绩效评价是加强环境治理的有效激励手段。[39]由于官方赛事的竞争，排名较低的省份将在未来几年改善其环境政策表现。并对中国环境政策的现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环境政策执行绩效体现在环境政策的执行效果，而环境政策的实施成效，则取决于环境问题的处理和处理的程度，也就是环境的质量和公共卫生的安全。英国于1956年通过《清洁空气法》，引发了一场异常激烈的争论，有关环保政策的效力评价问题也成了学界津津乐道的话题。Chay(tp)利用最小二乘法，发现1970年美国《清洁空气法案》虽然减少了总悬浮微粒，但对成人和老人的死亡率却没有任何影响。[40]Dechenes(德切尼)等人通过运用三重倍差法发现美国NOX的排放权交易机制可以降低死亡率，也对改善公众的健康有很大的帮助。[41]Luechinger（卢钦格）公司的调查显示，德国电力工业实行的脱硫政策可以有效地减少SO2的排放。[42]而在发展中国家，其实施环境政策的成效却很差，而政府能力不足是其最大的障碍。Greenstone（格林斯通）& Hanna（汉娜）通过运用两阶段倍差法，发现了由于更多的民众参与政策的实施更加有效。[43] Hedley（何德利）等人调查显示，20世纪90年代，中国香港SO2的排放下降部分是由于实行了对环境的限制政策。[44]此外，学者对不同环境政策的执行效果进行比较分析。Baumol（鲍莫尔）等人对环境政策模型进行了综合分析，并对排放许可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强制管制的政策比经济政策更有效。[45]Barry. C. Field(巴里·费尔德)认为，因为各个企业对政府的边际管理费用的控制程度各不相同，用统一的标准来衡量，会存在一定的偏差，所以，他建议制定一种“指令-控制性”的环保政策更为有效。[46]Nick Hanley(尼克·汉利)从环保角度出发，分析了经济-激励模型中常见的方法，他认为税收和补贴政策的实施难度很大，因为很难确定一个合适的标准，所以只能提高税收收入，而不能有效地减少污染。[47]
目前，国内实证领域内关于环境政策执行效果的相关文献较少，只有少数学者运用数据包络理论对我国实施节能减排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包群等人从法律的角度出发，认为环境保护的立法要想有效的实施，当地必须存在非常严重的地方环境问题，或者说，当地执法更为严厉。[48]朱琳从“成本一效益”角度，对节能减排的最终实施效果进行了分析，从微观角度考察了各产业的实施效果朱琳. 基于成本—效益的节能减排政策执行效果分析［D］. 天津师范大学，2014.；刘伟和李虹在分析了工业数据后，发现取消煤炭补贴后，单位GDP的CO2排放量会相应减少。[49]
Grossman（格罗斯曼）和Krueger（克鲁格）认为，环境污染程度与经济增长存在着长期的倒 U形关系，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50]，而 Brock（布洛克）等人则将污染因素与环境质量纳入经济增长的内生增长模式中，最终得出了提高环境投入可以改善环境的结论。[51]而在考察政府行为对中国85个城市的环境影响方面，Wang（王）和Di（狄）认为各级政府的环保意识和所反映的环境问题，都会促进当地政府的环境管理。[52]而Thomas Heberer(托马斯·海博勒)和Anja Senz（安贾·森兹）等人的研究表明，在鼓励当地官员实施中央环保政策方面，政治奖励还远远不够。[53]此外， Harsman（哈斯曼）和Quigley（奎格利）在2010年的一项研究中也提到了公众的直接参与和监督能够提高环境质量[54]，Harrison（哈里森）和Kostka（科斯特卡）的研究显示，约束指标对于环境政策的执行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可以帮助当地政府更好的执行环境政策。[55]
我国目前对环境政策实施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是从实证研究进行的，而且以不同的视角进行分析。李侃如、李继龙等人在分析了影响当地政府参与气候变化的各种因素后，归纳出了我国地方政府在环境问题上的MPC-IC行为方式，即动力、能力、权力、激励、约束。[56]郑寰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这一问题，他从垂直层次和水平层次两个层面对我国水资源保护体制实施困境的成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在垂直层面上，存在着3个方面的问题，即中央派驻机构缺乏政策权威、层级控制断裂、公共政策缺乏参与。
李侃如通过对中国政府治理制度的分析，发现权力分配与激励机制是制约环境政策实施成效的重要因素。[57]同样，黄晗还从环境治理规模、制度结构和激励机制等角度，对我国环境政策实施的困境进行了剖析。[58]唐啸、胡鞍钢和杭承政则更加深入地探讨了激励问题，他构建了一种基于激励-行为-产出的二元激励模式，认为非正式制度的信号作用可以让地方政府感受到政府的政策取，从而提高了政策的实施。[59]上述学者的研究都是以激励为出发点，之后的学者则分别从压力系统的不同层次进行分析，马亮提出的压力-状态-响应模型，指出环境压力会促使环境调整，并将其还原到正常水平，并对此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侮辱式”的管理对绩效等级的影响是有限的。[60]周权雄认为，面对各种经济指标的压力，区域财政赤字水平会对地方政府环境保护功能产生一定的影响。[61]张华的调查还表明，对实现经济目标的更大的激励，部分地分散了地方政府对环保政策的关注。[62]李永友、沈坤荣等人对排污权交易机制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污染排放之所以能有明显的效果，主要是因为征收了污染税，而现在，排污权交易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63]因此，孙伟增、罗党论、郑思齐、万广华等人分别从86个主要城市的数据分析中得到了一个结论，那就是要把环保工作纳入政府的工作考核中去，并且要加大对环境的管理力度，这对环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64]除了上述有关环境政策实施的动机与压力因素的探讨外，还有一些学者则从利益合谋、贪污等方面进行探讨，结果显示，作为管制政策的环保政策，其实施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管制目标-污染制造者和监管者-地方政府与基层政策执行者之间的利益共谋，[65]李后建则以三阶段博弈模式为基础，进一步揭示了腐败对环境政策执行的影响机制，即腐败与工业企业的规模会削弱其政策执行力。[66]
总之，就其研究的内容而言，目前已有大量的国内外学者对环境政策进行了大量的探讨，其中包括对环境政策实施的理论探讨和环境政策工具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相关理论的讨论。目前国内有关政策实施成效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教育、农业、扶贫等领域，而许多学者仅从激励、腐败、分权、压力体制等方面探讨环境政策执行的影响，而对其执行成效的研究相对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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