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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 作为可见学习的开创者，本书作者之一的约翰·哈蒂教授经过15年的教育实证研究结果，提出了卓越教师的理想形象，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教学理论，影响了并正在影响着全球无数的学校教育工作者和教育研究人员。
· 哈蒂教授认为，影响学生成绩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教师如何看待学习和自己的角色。教师职业的基础是用评价性思考解决核心问题，目的是改善学生的学习体验。
· 对教师专业成长与发展的关注已成为世界教育界的潮流。在中国，教师专业发展和职业幸福感也是教师教育改革的核心。全书以加快教师专业成长，提升职业竞争力为出发点，帮助教师在教育转型的关键期，科学认识自我，掌握职业发展与生涯规划的方法，合理制订成长目标，进而实现个人职业成就，看见明确的发展前景，是教师、学校领导、教育政策制定者的必读书。
· 本书回答了如何让教师职业更专业化，这个问题过去在学科内几乎没有非常专业系统的回答。作者从理论研究入手，通过大量的研究证据，呈现出影响学校系统、课堂、教学职业的真正变革所需的核心因素。教师需要使用和提高专业标准，识别且尊重自己的专业技能。只有这样，才能帮助更多学生获得更深层次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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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聚焦教师职业的专业化，让“可见的学习”指导教师专业成长与发展。
随着社会技术进步、人口结构变化、教学网络化等新需求的出现，学校面临着让更多学生获得更大、更深层次成功的压力。教师需要使用和提高专业标准，识别且尊重教育行业的专业技能。本书旨在通过以下方式来提高教师的专业成长力与评价性思考技能：
·主张将教学像医学或法律等领域一样，确立为真正的“职业”；
·确定满足学校需求的基本专业知识；
·阐述这一新职业基础的评价思维和实践。
本书为教师提供了一个非常清晰且以研究为导向的路线图，有助于教育者拓宽思路，提高工作技能。同时在相关专业工作的人，如青少年心理学家，也会发现本书中的优秀理念和解决方案将为其工作提供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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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菲尔德·里卡兹(Field Rickards)
担任墨尔本教育研究院院长13年，在此期间，他领导了一场将传统模式转变为基于实践和评价思维模式的教师教育项目。
约翰·哈蒂（John Hattie）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教育研究所主任、澳大利亚教师与学校领导力中心主席，他撰写了一系列基于“可见的学习”研究的书籍。
凯瑟琳·里德(Catherine Reid)
作为一名教师和教师教育者，十多年来，她在墨尔本教育研究生院设计和实施了语言和读写教育、大学与中小学合作以及实践教学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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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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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第一部分 教学职业的关键转折点
第一章 为什么要关注教师的专业成长？
第二部分 教师专业知识的本质
第二章 教师的专业知识和学生的中心定位
第三章 教师的工作和专业知识：6个关键问题
第四章 深厚的教学知识基础
第五章 教师职业的本质：评价性思考
第三部分 教师专业成长的启示
第六章 职业中的专业主义
第七章 培养教师的专业性
第八章 一场教学和学校教育的变革
第九章 结 论
致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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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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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正在经历的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对学校教育造成了最严重的破坏，但是教师们在适应学校运作方式的过程中展现出了不可思议的创造力和多样性。这是一个多么值得尊重教师职业的时代呀！可悲的是，随着学校回归正常，我们都会遗忘教师们有着那么多独特而有价值的专业知识，又将 重新讨论那些不那么重要的话题，如修改时间表、为家庭作业而争吵，以及决定学校应该是私立还是公立。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深入探讨教师作为一种职业意味着什么，专业知识和评价性思考如何成为一种职业的核心概念，同时说明很高比例的教师具备这些特质，他们能将教学从一门技能转变为基于专业知识的受人尊敬的职业。
目前的教学和学校模式已经合理地保持了150年，并且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对教师和学校的需求一直在快速增长。现在，越来越多的学生被归类为需要特殊帮助，学生背景的多样化也在增加，所涵盖的内容似乎越来越多，责任无处不在，社会和情感的学习也已经被添加到教师和学校的职责范围内。由于互联网的力量，家庭和学校之间的界限也逐渐模糊。传统的教师职业结构正在不断瓦解，许多人要么选择不进入这个行业，要么选择年纪大得多才进入这个行业，要么就是不想从教室升迁到领导岗位。负责制定政策和问责模式，并将自己喜欢的理论推广到学校的官僚机构正以更快的速度增长，而官僚机构通常由那些课堂经验很少或没什么课堂经验的人组成。
我们处于这样一个时期，可能需要让教师这个职业提出关于其目的、专业基础知识和未来发展的一些关键问题，因此，《教师的专业成长与评价性思考》一书就应运而生了。
我们从第一部分开始做介绍性说明，来解释这个转折点。文章的论点是专业知识特别是评价性思考的概念，需要成为专业的核心。我们认为，它一直都是核心。我们强调思考和行动的深度，以及关于互惠、关心、尊重、专业知识等其他核心价值观，这也是教师为之奋斗的职业目标。我们将在第二部分更深入地探讨这些关于专业知识本质的观点。
当参观学校和教室时，我们很快就会被周围的优秀打动。事实上，对我们三位作者来说，见证这种优秀便是一种主要的动力，让我们继续从事这个职业并为被称为“教师”而自豪。第三部分讨论了这种评价性思考在行动中的一些更实际的例子，我们研究如何将核心概念转化为教师培育项目。我们有10年的经验，每天都在教师培育项目中生活和呼吸，努力实现评价性思考。一些人对这项工作持批判性态度，通常是因为术语上的争议。
他们不喜欢像“循证教学”这样的术语，它经常被用作一个标签——我们也同意这个标签可能隐含的一些误解——但批判往往不是关于制定了什么，而是批判者担心什么正在制定。人们往往误认为“循证”或“评价性思考”意味着冰冷或是不带感情的实践，又或弊病或是缺陷，在未受到审核的情况下即把数据用于课程或系统运行。但在医疗语境中，“循证”往往意味着同情、价值观、关怀和对其他人意见的欢迎。
我们需要一场革命，或至少是重新评价教师职业。目前是最适宜的时间，但我们需要批判性地深思我们要去往哪里，我们要如何成长，我们想要如何被同事们看待，如何吸引新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行业中，以及受到家长、大众和政府的欢迎和支持。
我们三位作者从截然不同的职业轨迹中得出这些观点:专注于教师培育，专注于研究，专注于教学。在过去的10年里，我们每天与志同道合的同事们还有批评者们一起工作，建立了一个基于评价性思考和发展专业知识的项目，下面是我们的故事。
菲尔德·里卡兹
1974年我在墨尔本大学任教，担任该校听力学研究生项目的首任主任。 这是一个循证项目，通过将循证科学与循证实践相联系来发展循证思维。其中一门课程是声学，这是一门重要的基础科学，支撑着听力学领域的许多方面。作为一名教师，我对教学内容充满热情，包括简单和复杂的音调、噪音、共振、听觉感知、语音声学、房间声学等主题，每一种都是听力测量、助听器安装、听力康复和聋人教育的基础，并直接应用于听力学和耳聋治疗领域。这个课程中提出的概念，连同其他基础和循证科学，支撑着所有治疗听力受损患者时的循证思维。参与此项目的学生从包括科学、工程、语言学和心理学在内的多个学科中毕业。声学考试简单明了，旨在评估学生对声学的深刻理解。
考试结果呈典型的双峰型，那些对主题有深刻理解的人可以拿到优秀（前15%）或优异（前5%），那些不太理解概念的人只能勉强通过。这是关于深层学习和表层学习差异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我的教学有什么问题吗？几年后，我明白了我只是在传递信息。我没有给每个学生足够的时间将信息转化为知识和理解，也没有给自己足够的时间来“诊断”房间里30位研究生持有的误解，我把教学和教师向学生传授“知识”弄混了。我花了几年的时间才明白，学习需要努力去理解信息，这转而会促使知识的发展。这个过程使信息变得有意义，并帮助学生构建支撑循证实践的思维概念框架。教师的工作越来越多地偏向于帮助学生理解意义，教师或教科书不再是知识专供者。相反，批判性地分析和比较来自不同来源的信息成为教育的一个重要元素。
教师面临的挑战是审慎地从表面往深处，在学生的发展或表现的各个方面配合他们。教师们总是要面对班上学生之间相当大的差异，在许多地方产生了个性化学习”的需求，以确保每一位学生都能够充分掌握知识。但个性化的学习方法并没有被更多注意，这可谓是一个挑战——如果教师要满足个别学习者的需求，那么需要的不仅仅是“个性化学习”的修辞，他们需要的是具体技巧来激活学生的认知和思维。
教学是一项最复杂、最具挑战性的职业，对听障儿童的教学是一项尤其复杂的任务。它比一般的学校教学任务包含更多内容，进展情况需要更具体地阐明并监测。教师的专业实践专注于学生个体，并建立在学生当前的表现和发展需求的明确依据上。所有这些都让我产生了这样的疑问: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教学是否以及如何以证据为基础？我们如何从听障教师使用的这些依据中学习？
多年来，我认识了许多专业教师，他们的教育成果是卓越的。来自加拿大的丹尼尔·凌（Daniel·Ling）教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聋童口语教学的国际专家。他写了许多关于提高聋童学习能力的文章，他向我介绍了发展性进步、评估、定向教学、正式评估和非正式评估的概念。
1989年，我从医学院换到墨尔本大学教育学院，因为我开始对那些在很小的时候就被诊断并植入人工耳蜗的学生们在新环境中的学习状况产生了兴趣，然后我成为教育学院院长，开始有机会将我对教师培育的观察付诸实践。教师培育似乎受到越来越多的批判，因为它过于注重理论，以至于脱离了现实世界。人们普遍认为，有些人天生就是教师。这一论断强化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教师培育对那些自然而然走进课堂的人来说是一种不必要的负担。培训过程被太多不必要的学术工作打断，无法真正在实践中应用。
2008年推出的“墨尔本模式”将所有专业课程都提升到了研究生水平，这为我们重新思考新的教学方法提供了机会。教学硕士项目（MTeach）作为对教师培育变革需求的创造性回应，于2008年启动。传统的教师预备项目由大学课程和有限、松散的专业经历或实践教学组成，在我看来，我们一直在重复着平庸。
教学硕士项目是一种范式转变，所培养出的新一代教师将成为干预学派的实践者。通过有效的校际合作，他们能够使用数据来识别和满足单个学习者的学习需求——就像丹尼尔·凌一样。“忘记你在大学里听到的所有东西，我会告诉你所有你需要知道的教学”这一传统理念被打破。这是墨尔本大学30多年来在聋人教育中采用的模式（更多细节见第七章），该模式在1970年至1980年期间发展出了听力学的循证专业知识。这本书提供了一个讨论这些问题的机会，这些问题对我作为听力学家和教育学院院长的发展至关重要。
约翰·哈蒂
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我在新西兰的一个小镇上长大，直到15岁才离开这个小镇。那里没有电视，主要的劳动力人口都前往了“海外”的另一个岛上。我的主要抱负是进入一个行当，我开始做一个画家和裱糊匠。
哦，天哪，这份工作需要的技能很少，而我也没有这些技能。很明显，这不是我的人生目标，而且这份工作也不允许我在城外冒险。怎么出去呢？
我了解到，如果你想成为一名教师，政府会付薪水培训！所以，我申请了，然后被录取，去达尼丁看看“大千世界”吧。每小时我们都要签字，是的，每小时！在第一年末，我回家过圣诞节，收到了一封信，通知我已经成功获得了奖学金，可以去上大学。3年后，我获得了大学学位，我开始在中学教书。这是一次美妙的经历，我非常享受这一年，希望学生们能从我这里学到一些东西，这段经历让我决定继续做一名教师。但我更喜欢测量和统计，我获得了更多的大学奖学金以完成了一个硕士学位，然后申请攻读博士学位，并被录取。我的导师是世界上最好的因素分析理论家之一罗德·麦克唐纳（Rod·McDonald），他在我身上看到了我自己都没有看到的东西，同时从他那里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从而确立了我的新事业——测量方面的教学与研究。
像菲尔德一样，我是教师培育的局外人。令人惊讶的是，我的同事们对如何教育新教师非常确定，而他们对这种确定性的回答又是如此不同。我看到了微格教学、专业学校、学科知识的深度，以及许多变体。关于如何以最佳方式教育新教师，几乎没有评估，也很少有研究，而且大多数的观点认为，教育学校就像家庭手工业一样。我也像菲尔德一样，在三所大学里担任了20多年的教育学院院长，试图把研究的意识引入教师培育，但这确实是一项艰难的任务。
20世纪90年代末，我被任命为全美教师培育认证国家委员会（NCATE）的顾问，当时该委员会正在从更传统的教师培育方式向以标准为基础的方式转变。我是技术咨询组的一员，该小组正在建立全美专业教学标准委员会（NBPTS）的衡量标准。这两个项目让我对教师的发展和该领域研究的力量有了更多的了解，并看到（基于良好的测量）美国各地出现了一些令人惊叹的教师培育项目。全美专业教学标准委员会非常强大，因为它专注于最好的。我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分析数以百计在美国开发的专业标准，并审查了超过100个最佳中学英语教师的视频——当我从试图理解有效教学转向关注教师有效思考和决策的主要原因时，我了解到，没有衡量标准的标准一文不值，而最好的教师的教学方式几乎没有共同之处！
这些年来，我的一个爱好是探索自1976年以来吉恩·格拉斯（Gene·Glass）提出的概念以及发表的许多荟萃分析（我自己也完成了许多荟萃分析）。综合这些荟萃分析似乎便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更快方式——尽管我花了15到20年才理解这些数据的含义。2009年《可见的学习》出版后，我的写作和研究从测量转向了研究综合，尽管应用良好的测量和研究设计仍是我学术自我的核心。
作为一个测量者意味着经常要与政策和政治家打交道。2014年，我被澳大利亚内阁任命为澳大利亚学校教师和领导者协会（AITSL）的主席，这使我卷入了关于教师、学校领导人和教师培育者的辩论。作为澳大利亚学校教师和领导者协会的主席，连同我的《可见的学习》签售之旅一起，我总是对我们学校中如此优秀的存在感到惊讶——主要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认识不到这种优秀？我们本应该研究、理解和提升这种优秀。我经常观察到，教师们拒绝承认他们自身或他人的这种优秀。这样的论调经常出现——“我们都是不同的”“我们的教学方式不同”“我们无法识别教师的优秀”“我们都是平等的”以及其他对教师职业的贬损。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教师培育，他们的口头禅更多的是“给我们钱就好，别来烦我们，我们知道真相”。
当被问及我想在我的政治角色里实现什么时，答案很简单——我想在教学中重新引入专业知识的概念。在墨尔本模式下与菲尔德和凯瑟琳的合作让我大开眼界，因为我回顾了这个项目的循证实践视频（详见后文），看到了学校里的值得兴奋之处。且值得注意的是，超过90%的毕业生声称他们通过该项目做好了成为教师的准备。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在墨尔本9年思考、观察、辩论和享受当下的结果。
凯瑟琳·里德
有时我说我不知不觉地陷入教学的工作中，但实际上，我的职业可能永远围绕着教育。当我还是个小学生的时候，我创造了一个假想的世界——包括一整个学校的学生，他们的名字被整齐地列在我爸爸下班带回家的本子里。
毕业后，我获得了一个文科学位。然后我花了几年时间做办公室工作和旅行，直到“屈服”于一个教育研究文凭。我那一年的教师培训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本书中提到和批判的“传统”教师培育模式。我参加了大学的课程，且在一年的定期间隔中完成了实习，每一个实习都由一个3周的单元组成。和许多教师一样，我对自己的实习经历记忆犹新，对课程作业的记忆很少。我被安排在一所女子学校中一个关注性别和广泛包容性的班级，但我不记得我的课程作业和我在学校的教学工作之间有任何明确的联结。作为一名中学教师，我与我的同事和学生建立了牢固的关系，这些关系一直是我工作的核心。在我早期的教学生涯中，我的一些课堂教学方法无疑是基于直觉，而不是基于“证据”或“数据”。在计划和实施课程时我不会有意识地运用理论，但是在几年的教学实践中，我意识到我的教学优势在于识别学生现有的技能和知识，并为学生学习发展的下一个阶段提供支持。我认为我的教学方式是有针对性的，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与12年级学生一对一的交流中，让他们计划、起草和完善自己的英语写作手卷。对于一些高年级学生来说，他们写作发展的下一个阶段是创造一个更强的主题，或使用延伸的隐喻，或借用一个研究过的作者的风格。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写一个连贯的段落，把观点联系起来，或改变和扩大词汇量，或提高校对技能。这很费时间，有时还很有挑战性，尤其是在一个有30多名学生的班级里。但是，当一个学生写出了令我震惊的优秀原创作品，或者当一个一直在努力写作的学生完成了一些超出他们（和我）最初期望的东西时，这是巨大的回报。回想起来，取得成功的关键是，我使用来自工作样本和其他来源的证据来指导我的教学，也来自我对学生的实际情况以及校外世界的了解。
时间快进到2008年，我在墨尔本教育研究生院（MGSE）工作了几年，在教学硕士（中级）的第一年，我负责协调专业实习的项目。在教学硕士首次交付的前一年，我参加了几场演讲，其间菲尔德和其他人公布了新的课程结构，讨论了学校实习如何与课程科目相结合，并强调“干预主义实践”和“循证模式”——这是我以前没有与教学联系起来的语言。我的角色要求我在墨尔本教育研究生院和我们的中学“基础学校”之间建立和培养校际合作，并协调基础的学术人员（循证专家）、驻校导师（教学研究员），以及数百名教师候选人（初任教师）的工作关系。
这些伙伴关系以及理论和实践的整合关键是一种共同的语言。我们需要与我们的教师候选人、我们的大学同事和我们的学校合作伙伴共同使用这一语言，我们需要在我们作为教师的工作背景下拆解它，理解它，特别需要考虑到挑战现有教学观念的新语言的发现。此外，课程评估任务的设计依赖于教师候选人自己的课堂实践。教学硕士（以及随后的其他项目）的关键是循证实践考试（CPE）的实施。循证实践考试的设计借鉴了菲尔德在医学领域循证测试的知识和经验，由芭芭拉·卡梅奈尔（Barbara·Kameniar）博士和一个核心学科协调员小组领导，我很幸运能成为团队的一员。我们每周开会讨论循证实践考试的基本原理和要求，确定我们对语言的定义和概念化，如“循证模型”“干预主义者”“证据”和“实践”。我们将3个课程主题的概念、理论和研究与学科特定的教学方法和实际的课堂经验相结合，形成了一个理论与实践相联系的具体实例。循证实践考试有助于教师候选人在研究、理论和证据的运用以及他们对学生的了解和共鸣的基础上，在实践中发展评价性思考。作为一项口头任务，它要求教师候选人使用循证教学模式的特定语言清晰地表达他们的实践，这种实践的表达是将教学作为一种职业的基础前提。此外，由驻校从业人员和大学学术人员组成的循证实践考试顾问之间的紧密合作和专业对话是循证实践考试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循证实践考试模式已被几个合作学校采用，教师采用这一模式作为展示自己专业发展的媒介。
在过去的13年里，整个教学硕士和墨尔本教育研究生院课程的评估务和科目的设计经历了重大的发展和概念化重组，学术人员已经承认并整合了循证模式的关键方面。与菲尔德和约翰一起写这本书的经历让我反思了我对循证教学模式的入门和后续投入，以及“教师思维”是如何在实践过程中得到巩固和转变的。
我们的主要观点是，教师职业的基础是用评价性思考解决核心问题，目的是改善学生的学习体验。
基于评价性思考的6个关键问题是：
1. 学生准备好学习什么了，有什么证据能支持？
2. 什么是可能的和首选的循证干预对策？
3. 对学习的预期影响是什么？要如何评估呢？
4. 如何让首选的干预措施充备资源并实施？
5. 什么发生了？又要如何去解读？
6. 我如何与他人（同事、学生、研究人员）合作，以了解我的影响力？
评价性思考至少有5种方式 ：
1. 对证据进行推理和批判性思考，得出“下一步往哪里走”的建议。
2. 解决实施的精确性，不断检查意外的后果，并允许调整，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学生的结果和经验的价值。
3. 调查可能导致错误结论或决定的潜在偏见和混淆因素。
4. 认识到教学的主要目的是对学生产生理想的、重要的和有价值的影响。
5. 理解他人的观点，从而判断价值。
这将教师集中表现为诊断专家、干预者和实施者、问题解决者和假设测试者、变化推动者和其影响的评估者、合作者和第二意见的寻求者。这种模式取决于学生的中心地位，并了解学生通过他们的技能（先前的理解、文化、家庭）、意愿（性格、对学校的态度）和他们的热情（学习的动机）为班级带来了什么。它也取决于教师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在实践中欣赏和使用证据和判断，对专业标准负责，以及在作为教师的学习生活之前和期间进行严格的学术和实践培训。
这种循证方法专注于基于知识、关系和成功标准的评估判断，让教室成为一个吸引学生前来参与挑战和学习乐趣的地方。它关注的是对学生的深刻理解，以及从任何系列课程的表面、深入和转移的结果。它是来自课堂和研究的证据与对选择高概率干预措施的后果影响的判断的相互作用。它更像是循证推理（解决问题、决策、判断、对经验和证据的开放态度），而不是任何类型的自动处理或对测试、机器人或非个人信息的依赖。
这种循证评估模式对学生的职前教育具有深远的意义，学生必须发展足够深入的知识基础，发展评估思维技能，并学习如何与他人合作，讨论他们的思维和影响。如果这反映在初任教师被要求承担的任务中，如循证实践评估，那么新手学生将很快领会到教师真正重视的东西。同样重要的是，教学生如何在团队中工作，如何对团队工作有信心，以及如何通过学生的眼睛看到他们所产生的影响。
对于那些将教学视为职业的人，以及家长、政策制定者和媒体来说，需要传递的信息是增强对这个职业的尊重 —— 对专业知识以及技能水平的尊重。经验固然重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专业知识胜过经验。与其寻找失败，并以此为借口，不如专注于寻找和尊重成功。几乎每一份报告（数量众多）的第一章都在哀叹学校有多糟糕，感叹世界在变化，而学校却没有变化，并指出教学仍是过去150年一直存在的“流水线”模式。相反，我们需要认识到，在我们的学校里有一些（在一些地方，是大量的）优秀人才，我们应该从承认这些优秀人才和专业技能开始 —— 然后去考虑如何提升这些专业技能。
还需要考虑如何加强教师的职业结构、专业标准和薪酬（例如，具有更高水平的评价思维和指导团队工作技能的教师）。此外，我们需要考虑促进教师跨学科合作的机制，以确保每个学生都有机会成长，并最大限度地提高他们的学习能力。
教学是一种由评估推理技能定义的职业，专注于对学生学习生活的最大影响。这个标准是很高的，但它是可以达到的，而且已经被许多人达到了。它应该成为那些想要提高教学质量，以及那些想要提高学习质量的人的战斗口号。
来自可见学习研究的证据
可见学习研究是基于对（目前）1600多项教育元分析的综合。它首先提出了一个教育界的难题——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能找到如此多的研究支持几乎所有的事情，以至于教师、政策制定者和家长都宣称“我们应该做某件事，因为有证据表明它能提高学生的成绩”？在元分析的语言中，目的是发现影响学生学习的大小量级。如果一个效应（或严格地说，一个效应大小）大于零，这意味着影响（如班级规模、教师的专业知识）是积极的，如果是消极的，它会影响学生的学习。有2.5亿名学生参与到可见学习研究中来，结果表明，95%以上的影响对学生的平均影响大于零——从这个意义上说，教师和政策制定者辩称他们所做的大部分工作都有证据是正确的。显然，我们需要做得更好，而不仅仅是宣称我们在学校所做的事情有积极的影响——几乎所有事情都有。这个故事是基于对那些大于这个平均水平的影响和低于这个平均水平的影响的共同主题的理解。我们需要停止问“什么管用？”，然后用“什么最有效？”（所有来自可见学习的数据，包括更新信息、词汇表、搜索功能和许多其他资源，都可以在https://www.visiblelearningmetax.com上找到）。
影响最小的学校教育结构方面包括新形式的学校（例如，特许学校），改变教室结构（例如，缩小班级规模，改变教室结构），对学生进行分组（例如，跟踪或流媒体），改变课程（或日历和时间表），以及提供更多的资金。各种各样的教学形式是最多变的，深层教学方法（探究和基于问题的方法）的成效较低，而刻意的教学方法（直接教学、掌握学习和互惠教学）的成效较高。然而，一个主要的因素是表面的结合——通过深入的教学和学习是需要的，因为学生需要在联系和扩展这些想法之前有内容和想法。很少有方法能够跨越这些表面和深层的结果。决定表面和深层的正确组合需要教师具备深刻的知识，知道什么时候专注于表面，什么时候从表面转移到更深层的任务和思考。
教师专业知识的影响最大。最有力的是教师有能力评估他们对学生学习的影响。这种思维方式不规定任何方法或任何工作程序，相反它强调了教师设计有效课程的能力，有质量和精确地实施这些课程，然后能够批判性地确定他们的教育课程对学生学习的影响程度。它提出了道德目的问题：教师所说的影响是什么意思，有多少学生经历过这种影响，以及评估如何衡量影响的程度。
对学生学习影响最大的教师的思考与他们对学习成长的期望有关，拥有并分享明确的成功标准（不太难，也不太无聊），与学生建立信任，使错误也可以被视为学习的机会，有多种结果，如表面学习和深度学习（建立信心，使课堂成为学生愿意来学习的地方），寻求对他们影响的反馈，以便他们学习，适应，修改，诊断，从而增强他们对学生的持续影响。这是一套强大的思考策略。
因此，对教师而言重要的是了解自己的影响。也就是说，教师需要询问他们的干预对学生的影响的优点、价值和意义。教育者的角色不仅仅是收集数据、撰写报告和教育学生，还包括对他们的教学影响的证据进行解释。需要有一种寻求证据来支持对影响的解释的文化，对这些解释进行假设测试，并不断质疑其对学生影响的意义和普遍性。这种评估要求教师对他们的影响做出判断，并寻求关于他们对这种影响的解释的可信性的其他观点（第二种观点）（与考试分数进行三角评估，与同事一起审查，倾听学生对他们自己学习的解释）。
要使他们对自己的影响做出的评估判断的真实性最大化，需要教师对学生之前的学习有深入的了解，了解学生如何使用学习策略，并在一系列课程开始前，有一种方法让学生清楚地知道成功是什么样子的。它要求教师把重点放在表面学习和深度学习的最佳比例上，要有适当的挑战水平——不要接受“尽最大努力”，教师必须确保成功标准对所有学生都具有足够的挑战性。
这种对了解影响的强调并不规定任何方法、任何工作程序或任何类的结构。相反，它强调教育工作者有能力设计有效的课程，有质量地实施它们，然后批判性地确定他们的教育课程对学生学习的影响程度。强调这种变化的重要性是至关重要的：考虑到95%以上用于加强学习的方法将对学习产生积极影响，仅仅加强学习是不够的。为了让学生最大限度地学习，教师需要知道他们的影响程度，并评估这种影响是否足够。评估的思维方式能够促进改进。
以下一组思维框架，或思维方式，是从可见学习研究中发展而来的：我是一个评估自己影响力的人；我是变革的推动者；我从一开始就明确地告诉学生成功的影响是什么样子的；我认为评估是对我的影响提供反馈；我和其他教师一起工作，形成关于进步的共同概念；我参与对话，而不是独白；我追求挑战，而不是“尽力而为”；我用语言学习；我把错误看作是学习的机会；和我合作。
这种看得见的学习和思维框架模型要求教育工作者根据4个主要主题评估他们所能提供的证据的质量：（1）他们的战略规划和自我审查，包括对干预措施和教学影响的反馈；（2）他们善于调整教学策略的选择以影响表面和深层的学习；（3）他们利用学生的声音作为影响的重要证据；（4）收集和解释影响的证据。
最困难的方面是成功地实施这4个想法。在我们的工作中，我们使用缩写“DIIE”作为监督实施的基础：教师参与在学生开始上课时诊断（Diagnose）他们的状态；他们有多种干预（Intervention）措施，并精确地实施（Implementation）；他们评估（Evalution）学生对干预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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