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德桥（Glen Dudbridge，1938—2017），著名汉学家，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曾任牛津大学汉学讲座教授、欧洲汉学学会（EACS）主席（1998—2002）等职。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小说、民间传说与世俗信仰。代表作有The Hsi-yu chi:A Study of Antecedents to the Sixteenth Century Chinese Novel，The Tale of Li Wa:Study and Critical Edition of a Chinese Story from the Ninth Century，Religious Experience and Lay Society in T‘ang China: A Reading of Tai Fu’s Kuang-i chi等多种。
杨为刚，男，1975年生，山东即墨人。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汕头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汉唐时期的都市文学、宗教文学与古代小说，在《历史地理》《中华文史论丛》《唐研究》《国学研究》《中国学术》等刊物发表论文二十余篇，主持国家、省部级社科基金项目多项。
查屏球，男，1960年生，安徽铜陵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副主任，韩国釜山大学、日本九州大学客座教授，中国李白学会副会长，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著作有《唐学与唐诗》《从游士到儒士》等，整理《夹注名贤十抄诗》，主持翻译《隋唐小说研究》，曾获jy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等荣誉，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
吴晨，女，1984年生，陕西西安人。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学士，古典文献学专业硕士，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东亚语言文学博士，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中文项目组高级讲师。研究方向为唐代小说，发表中英文论文多篇。
译者序
关于英国汉学，中国学人多较熟悉李约瑟之问，李约瑟于《中国科学技术史》(1954年)的序言中写道:“中国的科学为什么会长期大致停留在经验阶段并且只有原始型和中古型的理论? ……并在公元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科学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本书第一章言:“为什么现代科学，亦即经得起全世界的考验并得到合理的普遍赞扬的伽利略、哈维、凡萨里乌、格斯纳、牛顿的传统——这一传统肯定会成为统一的世界大家庭的理论基础，是在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发展起来，而不是在中国或亚洲其他任何地方得到发展呢?”杜德桥对这个问题有一个长期思考，早在1942年第一次到中国时，即以此问质疑经济学家王亚南教授。王氏受此刺激，写下《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在传统知识结构中，西方学人视汉学为东方学分支，以辨析语义与辑录希见材料为主要特色，汉学家多以汉学为异质对象，最大的兴趣就是求索其中异质特征，虽然各自关注的异质点不同，但核心命题多与这一终极关怀相关。杜德桥的汉学思维也就承此传统而来，其思考的核心话题———中国宗教世俗化问题也属这一类。在他看来，对宗教的态度不同是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别，世俗化的宗教意识是中国文化最突出的特点。他的学术兴趣就是解析这一特点的具体特征、内部结构系统与形成机制等问题。他最初从事《西游记》研究，在与柳存仁教授就相关文献真伪问题对话之时，就思考为什么一个与西方“圣徒传”一样的传记竟演变成了喜剧化的神魔故事。在他看来，在《西游记》中，玉皇大帝是制度权威的象征，而观音是一种信仰符号，但也不断带上送子之类世俗功能，何者为大? 缘于这个思考，他专门研究了观音形象的演变过程，并形成了《妙善传说》(The Legend of Miao shan)。为掌握唐人叙事方式，又研究唐人小说的代表作《李娃传》，分析唐代叙事文本形成方式的问题，完成专著《<李娃娃>:一部中国九世纪传奇的研究与版本评述》(The Tale of Li Wa:Study and Critical Edition of a Chinese Story from the Ninth Century)。他在搜辑早期观音传说文献时，发现十世纪中叶流行的少女信徒故事与观音形象的世俗化相关，溯其源，以《广异记》中王法智等故事为多，就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广异记》研究。
作为一个中国文学研究者，杜德桥虽借用人类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也多关注文学问题，关注这种世俗化的神秘体验对于小说结构衍变的作用，这一点在对《李娃传》的研
究中表现得更明显。其跨学科思维，兼具新旧汉学双重特色。一方面，他有新汉学家学术思维与学科意识，如上述所论，多宏深之论与精邃之思。另一方面，又多有早年汉学家以语言学与文献学为基础的博广之趣，而且，他确实是这方面的专家，有这类专著，如《三国典略辑校》(A Recons truction of Qiu Yue，Summary Documents of Three Kingdoms)，《中国中世佚书》(Lost Books of Medieval China)，无论是选题还是表述方式都是非常本色化的，以积累之功展示了传统汉学的知识魅力，对于中国同行来说，这一特色让人尤有亲近感。杜德桥这一学术风格与学术格局，与他特殊的学缘有关。本科期间他师从蒲立本(Edwin G. Pulleyblank，1922—2013年)先生，蒲立本就是语言学与史学兼擅的大家，唐史方面的《安禄山叛乱的背景》、语言学上的《晚期中古汉语和和阗语语音的比较》《古汉语语法纲要》都是国际汉文经典，在蒲立本门下，他掌握了词汇训诂与文史考证的路数。读研究生期间，杜德桥随张心沧先生做论文，张氏就是中国古典小说专家，曾翻译《聊斋志异》，这一学术旨趣对杜氏颇有影响。他在读书期间，也多受教于老一辈汉学家龙彼得(Piet van der Loon，1920—2002年)、崔瑞德(Denis C. Twitchett，1925—2006年)，对欧洲汉学传统多有继承，注重解读文本的功底，强调对文献的出处、来历的辨识能力。这一学缘使其著作既有传统东方学渊博的魅力，又有新汉学思理逻辑的启发力。
1991年，笔者首次接触到杜德桥的论文，对其睿智的识见与扎实的功力印象甚深，就追踪他的研究。2001年赴韩任教，试译了他的一篇论文(即本书第一章)，开始与他电邮联系。约在2003年，他委托周发祥先生转达对译稿的肯定并希望完整译介全书。我约在2004年年底完成翻译初稿，并就其中的一些问题与他讨论了几次，主要是关于书名的翻译。(其时对其全书的主旨尚未把握，对“世俗化”的理念理解也不清晰，几经商议才译成《宗教体验与唐代世俗社会》，现在觉得译成《唐人世俗化的宗教体验》，可能更切合原意。然而，考虑到此题是与他商定而成的，就仍保留下来了。)周发祥先生原拟编纂一套海外汉学丛书，本书列入其中。然而，丛书尚在筹备中，杜德桥与我遽然失联(后知杜德桥先生突患帕金森综合征)，不久，周发祥先生也撒手归山，此事就搁置下了。在这期间，我用译稿作为备课材料，发给相关同学阅读。印象中，有三位本科生、二位硕士、二位博士已将之作为论文的参考书。杨为刚博士2002年考入复旦攻硕、博学位，阅读本译稿甚有心得，发表了一篇书评，还对译稿作了修正与整理，并借鉴其中空间理念与民俗学研究方法完成了硕、博的选题与论证，发表了一系列论文，颇得博士生导师陈尚君教授及相关学者的好评。在我看来，这是本书在中国学界引起的最大反响，他可能也是本书最认真的读者了。这次出版前又请了吴晨博士对译稿作了全面的校改。吴晨博士于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留学，师从倪豪士(William H. Nienhauser)教授，获博士学位后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有了她的修订，我们心安许多，衷心感谢她的热心相助。还要感谢的人有:陈引驰教授，2001年时他在哈佛大学访学，为我复印并邮寄了本书，让我较早读到全书并顺利开展译事;陈尚君教授，在初译之时，他将方诗铭点校本《广异记》借我长期使用，并提供了相关佚文线索，使得翻译工作方便了许多;姚大力教授，在事过二十年、几乎要放弃的情形下，蒙姚教授向“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力荐，方得解决版权事宜，重续出版之事;伊维德(Wilt L. Idema)教授与英国学术院出版部助理Portia Taylor女士，他们同意授权翻译伊教授所作“杜德桥教授评传”，使得本书可向中国学界完整介绍杜德桥教授的学术成果。当然，也觉得有些遗憾:提议译书者周发祥先生已于六年前去世，不能看到本书的出版了。本书作者杜德桥先生也于五年前辞世，笔者在翻译过程中，解决了书中二处失考之事，一直想找机会与他当面交流，分享这种发现之乐。可惜的是杜德桥教授来上海参会时，我在日本任教。音讯相通，却无缘得见，只能留下永远的遗憾了。姚教授向“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力荐，方得解决版权事宜，重续出版之事;伊维德(Wilt L. Idema)教授与英国学术院出版部助理Portia Taylor女士，他们同意授权翻译伊教授所作“杜德桥教授评传”，使得本书可向中国学界完整介绍杜德桥教授的学术成果。当然，也觉得有些遗憾:提议译书者周发祥先生已于六年前去世，不能看到本书的出版了。本书作者杜德桥先生也于五年前辞世，笔者在翻译过程中，解决了书中二处失考之事，一直想找机会与他当面交流，分享这种发现之乐。可惜的是杜德桥教授来上海参会时，我在日本任教。音讯相通，却无缘得见，只能留下永远的遗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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