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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历史学家楼劲，深刻解析中古政治史、制度史、思想史的经典问题
长期以来学界勾勒的中国古代文明灿烂而政治黑暗，越是趋近政治核心部分就越应予以否定批判的状态，是不是一幅准确而合理的图景？
由商汤灭夏和武王伐纣完成政权更替的“革命”时代，为什么会日益流行明明已很难实现的尧、舜禅让传说？
所谓汉魏以来儒学、子学衰落、凋零、式微等认识，是否符合历史事实？这些观点是如何产生，并影响中国思想史的？
☆回到历史场景的史学写作范式
以历史时期实际存在的论题为中心展开研究，让问题回到而不是抽离其所处的历史场景；
超越标签化的定位、否定和批判，深入省思王朝体制的基础、构成、作用、地位及其不同阶段的思想内涵和演变进程；
走出就事论事式的、静态的、孤立化的研究，探究在多种复杂关系和不停运动中才呈现出生命的制度史；
☆十余载研究成果全新呈现，精心编选修订
收入本书时做了较大幅度的调整，修削各篇文字，改写部分章节；部分篇目为首度面世，反映作者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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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从中国古代政治现象的前因后果和发展过程观察相关的制度框架、实施状态，从制度举措及其施用之况观察相应的政治内涵和思想动向，是作者近十余年所撰中古政治、制度与思想文化重要论文的菁华。
全书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探讨了中古以前“革命”和“禅让”两种制度的历史观念在早期王朝易代实践中的地位之升降变化及其驱动力；第二部分抉发不同制度所蕴政治诉求和现实问题，针对中古时期的多种具体制度现象，以“动态的制度”研究视角观察其背后的政治逻辑和思想变化；第三部分主要探讨中古儒、墨等学派的发展面貌，澄清了如“汉魏以来儒学衰落和子学萎缩”等长期以来被误解的诸多问题，指出“中古思想界的主流是由儒学不断汲取子学、宗教等多重因子的发展过程所构成”；最后一部分为密切关联古代政治史和制度史的古籍沈约《谥例序》文笺解，和从唐令“女医”条探讨其所蕴之社会性别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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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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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劲，1957年生，浙江绍兴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讲座教授、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所研究员、兼任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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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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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第一编 “革命”三论
第一章 “革命”论退化与汉代政治、思想之转折变迁
一、“革命”传统及先秦至汉初的相关争议
二、武帝以来为汤武辩护的三种理论倾向
三、从革命到执政：理论困境和修正的方向
四、禅让与革命：从革命易代到革政改制
五、“革命”论退化与汉以来政治、思想的变迁
第二章 魏晋以来的“禅让革命”及其思想背景
一、革命易代及其与禅让的嫁接
二、公天下原理与禅让革命的前提
三、顺天与应人：禅让、革命合法性的统一
四、改制以明天道、人心及模式的演化
第三章 十六国北朝的“北族革命”及其影响
一、五胡酋豪的“革命”举义
二、北族革命的发生背景
三、从“革命”回归“禅让”
四、北族革命的多重影响
第二编 制度抉义
第四章 “法律儒家化”与魏晋以来的“制定法运动”
一、问题的提出：西晋《律》《令》观及其前提
二、“法律儒家化”命题及其内涵和背景
三、法律儒家化与制定法运动的关联
四、古文经学与法律儒家化及制定法运动
五、修礼典与定《律》《令》的相互驱动
第五章 北魏天兴定历的相关问题及其名称
一、定历为北魏开国建制的重要环节
二、天兴所定之历取鉴了《乾象历》
三、天兴定历的记载、史源与名称
第六章 太和元年至十六年定《律》《令》的几个问题
一、孝文帝亲政前后的立法进程及其转折
二、改革与定《律》《令》的关联
三、《律》《令》体制的演进与太和《令》的形态
第七章 证圣元年敕与南北朝至唐的“旌表孝义”之制
一、旌表孝义与证圣元年敕的历史背景
二、证圣元年敕的删定与S.1344号残卷定名
三、史馆所录孝、义事迹与证圣元年敕的效应
第八章 宋初礼制沿革与“宋承唐制”说之兴
一、宋初礼制直承五代及宋承唐制说之问题
二、礼制诸《令》之况与唐宋礼制递嬗
三、归复和反省：宋代礼制的新路向
第三编 经子发覆
第九章 魏晋以来儒学的发展及相关问题
一、重新审视魏晋以来“儒学衰落说”
二、“儒学常识化”趋势及相关现象
三、古文经学的兴起、发展与成就
四、玄学之旨归及其对儒学的拓展
五、魏晋以来儒学发展的几点认识
第十章 魏晋时期子学的流播及相关问题
一、子学流行承汉而来
二、子书著录与《隋志》的局限
三、法、名、墨、阴阳学的著录与流播
四、子学流播与儒术独尊
第十一章 《论语·尧曰》首章补疏
一、“二帝三王之道”及战国以来对之的质疑
二、“尧曰”章之辨伪与出土楚简的若干新证
三、《大禹谟》《汤诰》等篇与“尧曰”章之重文
四、“尧曰”章述禅让、革命与现实政治之关联
五、结语：二帝三王之道与政治哲学的突破
第十二章 魏晋墨学之传播与流绪
一、墨学与魏晋名理学及谈玄之关联
二、两汉魏晋学人对墨学的晓谙和关注
三、“儒、墨连称”之例与墨学的影响
四、墨子的多重形象及其为道教所托附
第十三章 汤祷传说的文本系统
一、墨家一系汤祷文本与《汤说》性质
二、圣王陈辞之“套语”与汤祷文本之变
三、以身为牲和桑林祷雨透露的消息
四、《荀子》以来的另一系汤祷文本
五、汤祷新本的时代气息和儒家印记
六、汉代以来汤祷传说的继续流变
七、结论和余论
第四编 文化掇遗
第十四章 《玉海》所存沈约《谥例序》文笺解
一、混入《谥例序》正文的王应麟注文
二、沈约所见《周书·谥法》上篇之批语
三、沈约对两篇古残本所留批语的案释
四、沈约《谥例》取材的几部谥法书
五、沈约《谥例》的体例
第十五章 释唐令“女医”条
一、“官户婢”与太医署女医来源
二、诸司方术生身份与女医之特殊
三、“无夫无男女”及“别所安置”
四、女医所习课程及“按文口授”
五、结语：唐“女医”之制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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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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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从政治现象的前因后果和发展过程观察相关的制度框架、实施状态，从制度举措及其施用之况观察相应的政治内涵和思想动向，由此才会有较为切实也更具纵深的制度史、政治史和思想史，这是笔者多年研习中古制度、思想和政治问题的一点执念。为此自须关注、涉猎一般政治史、制度史和思想史著述不甚寓目下力的问题和资料，更多地从事探旨抉义、发覆缀遗的工作，时有指认新路豁然开朗的振奋，也有汗漫放佚不知所归的惶惑。2020年秋，我应童岭兄之邀前往南京大学讲学，回京后他引荐上海人民出版社 · 世纪文景的何晓涛先生向我约稿，促使我把这十多年所撰中古政治、制度与思想文化之文汇为一帙，修改订补，刊行于世，既可借此总结反省这些年来自己的探讨，也可将相关问题一并就正于学界同仁，以获更多的批评意见。自2021年初以来，我都在不断为此做定稿工作，裁删取舍全书内容和编次结构，修削各篇文字，核对资料出处，统一全书体例，有时还要改写有些章节。直到十月下旬我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访学期间，这一工作基本完成。从仍旧满目苍翠的湘江之滨回到秋意斑烂、色彩浓烈的北京，顿增岁末将近之感—是该为这本《中古政治与思想文化史论》做个说明了。
一
本书共分四编，第一编题作“‘革命’三论”，所论为汉魏以来王朝的易代革命及其背后的思想传统。促使我写这组文章的问题盘旋于心亦已久矣：一是在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中，政治文明究竟处于何种状态，居于何种位置，起到了什么样的历史作用？长期以来学界勾勒的中国古代文明灿烂而政治黑暗，越是趋近政治核心部分就越应予以否定批判的状态，是不是一幅准确而合理的图景？二是夏、商、周三代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开始定型，公天下变为家天下已成定局的时代，在这个由商汤灭夏和武王伐纣完成政权更替的“革命”时代，为什么会日益流行明明已很难实现的尧、舜禅让传说？东周以来以禅让与革命为王朝易代两大模式，且以为禅让优于革命，蕴含着什么样的思想和历史进程？三是秦统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两汉，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王朝体制的形成期，也是源远流长的汉文明体系之奠基期，那么为何两汉的建立均上效汤、武抗暴定乱而称革命举义，结束其祚的王莽和曹氏则都模仿尧、舜而行禅让？何以此后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至宋，王朝更替大都通过禅让或革命模式展开，直至满清代明及清帝逊位仍存其踪？
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探讨，应可明确夏、商、周三代积累、开启的政治与思想传统，在秦汉以来仍有绵亘的发展势头和现实影响，而禅让、革命模式所蕴王朝体制、王朝易代、王朝谱系和贯穿于中的王道理念，也包括今人关注的统治合法性之类，正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集中体现，其成败得失及其光明与黑暗复合的历史状态，实为中国古代政治史和政治思想史头等重要、无可回避却又长期研究不力的课题。在清末民初以来的反封建、反复辟大潮中，几代志士仁人深恨清朝之腐朽而痛国运民命，由此清算王朝体制而重构国史，自然就要先把中华民族共有的中国与一家一姓所治的王朝区别开来，并把王朝体制视同帝制而“天下之恶皆归焉”，也就导致了史界对之除去蔑视批判几不正眼看待的局面。当然，近年以来其况已在改变之中，国史研究的不断深入终究需要直面王朝存在的事实，弄清历史上的中国为何以唐虞三代至秦汉以来王朝为标记的一系列问题。中国古代政治史和政治思想史研究只有超越以往那种标签化的定位、否定和批判，深入省思王朝体制的基础、构成、作用、地位及其不同阶段的思想内涵和演变进程，才能走出幼稚阶段，真正开始实事求是。
上述认识在我大约开始于二十一世纪的前十年，当时亦已在着手梳理相关资料。这方面最先撰就的《西汉时期“革命论”之退化与政治思想之转折变迁》一文（刊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七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其开头一句“思想史研究要当以历史时期实际存在的论题为中心来展开”，说的就是相关研究如果老是纠缠于那些古人闻所未闻的现代命题，而不去关心他们当时究竟在面临和讨论什么样的问题，进而揭示其中的义旨意蕴、主次关系和发展轨迹，又怎么谈得上把握其思想发展脉络呢？同理，一部中古政治史或政治思想史，如果不能直面当时的基本统治体制及其所寓政治原理、社会理想，说不清楚时人何以对之积极实践并且抱有“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自信，那么其构筑起来的研究框架即便在专制皇权、统治集团、种族关系、阶级斗争、农民战争等方面及相关思想的总结批判上贡献良多，也终究只是残缺片面的，其批判的部分也会是不合格的。
正是以此为出发点，本编“首论”阐述汉初以来“革命”理论的遭逢、流变与各阶段政治实际紧相关联的态势，以此解释王莽禅代及光武革命的思想背景，同时也为“二论”魏晋以来的禅让易代模式，“三论”十六国北朝各族标榜革命而称王称帝的相关问题，在其所承历史渊源和思想理论背景上做了铺垫。由此揭出的历史进程和思想进程，是王朝体制在解决易代难题时的逐渐成熟，是尧舜禅让、汤武革命说所寓政治原理经汉魏以来王朝易代实践而深入人心和发展修正，从而演出了“禅让革命”和“北族革命”的新样态。于中可见王朝绝非只是专制集权官僚政治的代名词，其思想内涵之丰富，制度构成之多样，得膺正统的前提之严肃，均远超今人之印象。围绕王朝体制、王朝谱系和王朝易代的理论和实践，不仅构成了华夏—汉文明系统中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国古代政治史和政治思想史亟待明确、充实的主体内容。而其在汉魏以来续被群雄操弄利用的历程，亦极为生动地展现了相关核心价值和政治准则易于沦入的异化困境，即便其也推崇尧、舜、汤、武之道，并可在“顺天应人”的自我辩护上达到逻辑自洽，这种核心价值和准则的异化困境仍意味着一系列严重的问题，足以导向政局动荡不安和朝代的短命衰落。
这三篇文章的写作断断续续长达十年，其最终样态与原先计划自然已有所不同。如原先设想应有“四论”隋唐革命一波三折，其余绪则可把五代和赵宋的建立也涵盖进来。但写到“三论”之末，觉得其义已尽，接下来多是史实铺陈而应就此收住。还有一些变化是在具体考察魏晋以来相关历史的过程中，对禅让、革命及王朝体制的看法有了进展，致使三文之间在某些问题的表述上不无差异，本书定稿时即对此做了调整。此外，在撰写过程中越来越觉得有必要上溯先秦时期革命和禅让问题形成、发展的脉络，却一直都缺乏时间和决心展开这一工作。直至疫情大起，鲜少外出而重读先秦诸子，仍感无力对之全面清理，只能就《论语 · 尧曰》首章所述二帝三王之道，尤其尧舜禅让和汤武革命之事做了补疏，也观照了秦汉以来王朝体制及其禅让、革命的态势，算是部分完成了自己的设想。在本书定稿时，这篇补疏列在第三编“经子发覆”之中，但其部分内容实可视为“‘革命’三论”编之序章，关注王朝易代问题研究的同仁无妨参看。
二
第二编“制度抉义”收录了五篇制度史研究文章，由于其旨在抉发不同制度所蕴政治诉求和现实问题，加之一般都认为“制度”是由国家政权推出并保障其施用的规则章程，其构画、出台和调整发展均为政治的重要内容，故本编实际也在政治史研究之列。
我是从官制史走进史学的，当年内心最为纠结和与师友讨论最多的，便是什么是制度和应该怎样研究制度。后来撰文讨论各种制度问题，也常考虑所涉政治和思想背景。一直到2000年后，我写《道武帝所立庙制与拓跋氏早期世系》《〈周礼〉与北魏开国建制》等文，不少同仁推许我的礼制研究，其实我写的重点仍是政治和思想，心知自己在政治、思想和制度的综合研究上已趋自觉。回顾所经之路，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徐连达老师邀我撰文讨论政制研究方法，倡扬“动态的制度”研究，其中即已讨论了制度规定、制度实际与制度记载的关系，包括影响制度形态、制度运行的政治前提和思想成分［《关于中国封建政制研究方法的若干问题》，刊于《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到九十年代刘光华老师携我合著《中国古代文官制度》一书，不能不考虑制度的诸多内涵与外延，相关认识在系统性上有了切实推进，不过当时自己的关注点多在行政层面的层级节制、人事控制、公文流转及其法律表现，在制度与政治现实的关系上仍嫌概念化而流于浅表。我在这方面获得进展主要有赖于断代史研究，真正深入到某个具体专题或事件之中，各种历史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才会生动地凸显出来，才能真正明白制度与政治和思想相互关联的实际状态，所撰之文也才开始有了些样子。2009年《中国古代文官制度》修订再版，我撰写的修订本序言结合自身所体甘苦，把学界已具相当共识的制度史认识总结为十条，以为今后研究及其方法讲求之要。现在看来，这些年来自己所撰也包括本编诸文得以具有一定的特点，都可归为对此的身体力行，而史界迄今所提的各种制度史研究主张，大略也均不出此十条之所概。
本编的五篇文章皆从具体问题抉发其制蕴义和历史内涵，而特别将之列在本编，则是考虑到其在时间上包括了魏晋、北朝和唐宋，内容多涉政治史并与前后各编之文有所照应，更重要的是所论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古政治与思想文化的发展脉络，也都体现了我对这一发展脉络的基本看法。瞿同祖先生所阐法律儒家化进程之所以需要撰文强调其切实而重要，是因为与之相伴的还有中古制定法运动等一系列重大的历史现象，相关事态远非仅涉及法制而至为错综，令人意识到其总体从属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整套政治、制度围绕儒学定型不断意识形态化的进程，这也正是中古政治与思想文化发展至为重要的一条线索。在这个进程中，北魏无疑因其终结十六国乱世和开向隋唐新局而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我曾概括其政治与制度主导整个社会不断更新的态势，称之为“儒家化北支传统”，并以这一传统的形成和发展为汉文明体系得以渡过魏晋南北朝的艰险坎坷而进入隋唐的关键。本编所论天兴定历和太和立法二文，即述儒家化北支传统开启期和定型期的有关状态。前一文反映了北魏建国举措对于十六国时期的继承和发展，在民族关系至为尖锐复杂之时仍以定历为立国要件，再次说明了北魏继承汉魏以来传统王朝的决心，体现了当时统治核心为构筑胡汉合作平台所做的努力，也解释了为什么是道武帝开启了儒家化北支传统。孝文帝迁都以前的立法，包括刑法、俸禄、三长、均田、官制等方面，较之迁都以后侧重于习俗的激进改革更能代表儒家化北支传统的常态，事实上也构成了北朝后期续此发展而超越南朝的框架基础。此文对迁都以前改革与立法关系的观察，对其阶段性重心变迁和内容递进的讨论，即旨在揭示儒家化北支传统定型期的路径特色，有助于理解这一传统在迁都以后的曲折走向和历史所以从北朝进入隋唐的进程。
旌表孝义之制是观察汉文明体系特有思想文化状态的绝佳视角，也是一种核心价值观在官方崇导和社会认同下有可能衍生何种事态的典型个案。与汉以来整套政治、制度围绕儒学定型的意识形态化过程相伴的，是整套纲常伦理即所谓名教不断渗透至全社会与时流衍的过程。这两个进程一起构成了两汉所以走向隋唐的内轴，即便在民族关系复杂的十六国北朝也还是呈现了坚韧之势，却都因为官方推崇、利禄所归而常失本异化。对这种名教异化之况的省思纠偏，实为中古政治与思想文化发展的又一重要线索，涉及政策制度、社会治理直至观念形态的诸多事件和波澜。本编收录的《证圣元年敕与南北朝至唐的旌表孝义之制》一文，即是从政策角度对崇尚孝义之所以催生伪滥而败坏孝义的观察，所论与上一编“‘革命’三论”与下一编“经子发覆”述易代举措饰伪和玄学兴起原因的部分相互呼应。循此线索放眼再看，从郑学风行到玄学兴起和援道、援释入儒，再到儒释道终趋同归而催出宋学，这些思想史上的大事节目不仅皆与时人对名教失本异化的关注相连，且均蕴有强烈的政治、社会诉求。在此认识之下，《宋初礼制沿革与“宋承唐制”说之兴》一文讨论与宋学隐隐相关的“宋承唐制说”之兴，观其针对五代时期名教涂地之局，力欲在迅疾到来的平民时代追踪汉唐振起世风的旨趣，则唐宋政治、社会及其儒学之所以重振的问题，亦可以一窥其要矣。
三
上述第一、二编主要是从王朝易代和相关制度阐其思想和历史文化内涵，第三、四编所论则为公认的思想文化史问题。我对中古政治和思想文化主体内容和发展线索的认识，不少都从政治史和制度史探讨中领悟而来，是在关注政治实际和制度施用的来龙去脉、背景、内涵中得到的。这样的过程自然会在思想文化史领域积累起一些问题和看法，并且陆续撰写成文。今将之列为本书第三、四两编，依次对之略做说明。
第三编诸文的关键词是儒学和子学，其中前三篇文章讨论了魏晋以来儒学发展和子学流播的问题。儒学和子学之况是中古思想史研究的基本问题，我的讨论取径总的来说偏于澄清史实而非发挥义理，力图让问题回到而不是抽离其所处的历史场景，其结论与思想史界的定论相当不同：一是以往不少著述所绘汉魏以来儒学衰落和子学萎缩的图景，完全不符各种资料实际传递的样态，无论是传世、出土文献还是诸多考古发现，魏晋以来儒学和子学相辅相成不断发展的大量事实，实非今人变换视角和标准可以否定。二是正因为儒学和子学仍在继续发展并仍扎根现实与之积极互动，才可以解释魏晋以来政治与制度围绕儒学的意识形态化进程，以及玄学兴起和儒释道在思想、学术层面上交流互渗等一系列事态。三是既然中古思想界的主流是由儒学不断汲取子学、宗教等多重因子的发展过程所构成，并且贯穿于当时政治、社会以至民族关系等各个领域，那么以往关于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递嬗的阶段性概括，无论是要突出各期重点还是勾勒其间脉络，就都有了重新省思和修正的必要。
另外两篇即《〈论语 · 尧曰〉首章补疏》和《汤祷传说的文本系统》，则从先秦论至汉魏，属于中古儒学和子学的溯源性研究。其中前一文的撰写背景上已交代，文中可见春秋以来儒家政治学说尤其是对王道内涵的阐述，至于战国已为各家关注讨论的焦点，尤其有关王朝谱系、王朝体制和王朝易代的部分，可说已逐渐形成了某些主流共识，这实际上就是秦汉大一统王朝所以建立的理论基础，也解释了统一六国时秦始皇身边博士所以多为儒生，汉初文帝、景帝为何已立若干儒经博士，至于武帝独尊儒术而其势头得以不断壮大发展的轨迹。后一文在本书定稿时增加了分节，不少地方虽已重写而原先的观点并未改变。所论儒、墨二家汤祷传说文本的分化组合和演化过程，亦足见战国诸子围绕圣王形象、王道内涵的分歧及其义旨互渗，至于汉以来汤祷文本的“袪魅”之势和文本流变，也还是反映了汉以来儒学与子学上承战国而关联发展的总体态势。
第四编题为“文化掇遗”，一方面是因为其所含二文分别关乎谥法文献和女医之制，正在一般所谓“文化”的范围之内；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其原来各为另一研究计划的部分内容，整个计划目前难言完成之期，使之犹如孤叶离枝，遂为“掇遗”。其中的《〈玉海〉所存沈约〈谥例序〉文笺解》一文，缘起于我试图讨论《魏书 · 序纪》所载道武帝追尊拓跋早先二十八帝谥号的问题，需要清理当时流行的谥法文献。《释唐令“女医”条》一文，则与我关注汉魏以来知识体系和知识阶层，不满于以往教育史、学校史几乎只论儒学而不及其他，遂曾梳理官方部门之学、佛道寺观之学的状态相系。而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所存唐令中即有官方部门之学的不少重要资料，“女医”条亦其中之一。两者皆对相关问题研究具有绕不过去的基础性，故敢掇此二文以为全书末编。回顾自己的研习之路，从官制逐渐推至礼、法诸制，再到制度所处的政治实际和背后的思想观念，以及更为多样的历史进程，这是自己在史学上的根柢所在。总结自己四十年来的体会，最为深切和困难的是要始终盯着问题所及展开探讨，不因其繁难冷僻绕避，也不因时忌尊讳或其他种种牵扯另行开局，即便事有轻重缓急，也能及时接续前功。认真说来，中国现代史学一直以来的痼症之一，便是几代学者的身段普遍过于柔软，大多跟着潮流说风就是雨，总是一拥而上，倏忽退潮，不惮重起炉灶。我曾得过不少老师告诫：学术研究固然需要多种才华学识，但首要的仍是拙朴的坚持，亦即独立而不改的学者立场和持续推进认识的科学精神。至今思之，这真是至为痛切的经验教训，又深愧自己也曾一拥而上，遂书此于序末，以为鉴戒。
楼 劲
2021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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