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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走进“不为人知的西南联大”，讲述理想与传奇背后的故事
确凿详尽的日记、会议记录、薪金收入、回忆录，学者王尧将史料作为底布，绘制一幅泛着拙朴光芒的联大群像：在“做行政”与“治学”之间摇摆的郑天挺、治印谋生的闻一多、做“定胜糕”补贴家用的梅贻琦夫人、因贫病交加不得已典当行军床的朱自清……在熠熠闪光的传奇背后，学者王尧回到联大人物的生活中，回到他们鲜活的经历中，去聆听日常的弦歌。
2.刚毅坚卓，弦歌不辍，西南联大何以创造奇迹
联合办校的困难、师生生活的窘迫、新文化与旧道德间的徘徊、学术自由与权力博弈……他深入历史腹地，与那个时空、那些故人以“刹那即永恒”的方式相遇，你会听到联大学人的窃窃私语，理解他们在某个路口的选择。作者以“同人”之心，体贴他们的生活习性，更共情他们的际遇。
3.观生活之微，问大学之大：西南联大寄托着我们的大学理想，尤其是知识人何以自处的省思
这部随笔不旨于为西南联大镀上一层浪漫主义光辉，它尝试追问的是，教育体制中人如何在历史和现实中与自己相处，与大学相处。书中描绘的，既是一幅宏观的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群像，也是一张张纤毫毕现的个体心灵图景。
4.典藏精装，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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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西山苍苍，滇水茫茫。仅存八年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现代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高峰，关于它的著述亦弥漫着传奇色彩。王尧另辟蹊径，于日常生活中聆听弦歌，在历史回响中抵达现场，西南联大于是有了一个全新的讲述。
“三驾马车”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大师巨匠陈寅恪、冯友兰，名士风骨朱自清、闻一多、郑天挺……作者回到困境、欢愉、黑暗、光明、约束、任性、革命、保守、崇高和卑微等鲜活的肌理中去叙述西南联大和生活在其中的人物。论联合，“在动乱时期主持一所大学本来就是头痛的事，尤其要让三个个性不同历史各异的大学共同生活”；论制度，“三校的传统便是学术独立，教授治校”；论社会，“昆明一隅，九儒十丐”；论知识分子，“他们一直思想和生活在新文化与旧道德的双重秩序中”；论生活，“在那样一个纷乱的年代，能够放下一张书桌并读书，便是心安之处”……
西南联大的回响遥远而清晰，后世读史者怦然而生敬意。西南联大何以可能，大学之道何以相传，知识分子何以自处，这些问题延续至今，文明之火亦藉此而光焰不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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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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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尧，作家、评论家。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曾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理论批评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等。出版学术专著多种，另有长篇小说《民谣》、散文集《一个人的八十年代》《纸上的知识分子》等，在《南方周末》《收获》《钟山》等多家报刊开设散文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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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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弁言
支柱艰危的“孤臣孽子”
昆明一隅，九儒十丐
“五四”的光和影
“在动乱时期主持一所大学本来就是头痛的事”
“我是大时代中的一名小卒 ”
《新潮》：“夜猫”喊叫催黎明
跋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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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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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终于成为一部传奇，而且似乎是不可再生的传奇。——最早将西南联大定义为“传奇故事”的大概是费正清的弟子易社强。
易社强从1973年开始关注和研究西南联大，其英文著作《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于1998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在这本著作的导言中，易社强说：“传奇故事早已过时……（但）联大以壮伟的漫漫长征开始，以数年的刚毅坚卓为之继，以掺杂着悲剧的成果告终。这无疑是传奇的材料。”我们今天读到的关于西南联大的很多著述，确实弥漫着传奇色彩。
传奇故事背后的精神是什么？这位史学家接下来追问的是：“然而，假如联大仅仅是一段妙趣横生的传奇，那最好由小说家来承担这个任务。之所以有必要从历史学的角度研究联大，是因为它在二十世纪中叶的中国知识史（intellectual history）、文化史和政治史上占据了至关重要的地位。联大兼具传统模式和自由理念，同其他国立大学一样，它既有世界性的背景，也有地方情境。逾越中国的疆域，联大提出了普世性的重大问题：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孕育并坚持通才教育？促使一所大学完成使命的内在动力是什么？”这位美国学者进入传奇故事后越来越意识到：联大人的思想与心情有异乎寻常的人格魅力。
1942年在昆明逗留了几天再往重庆的费正清，由西南联大教授们的贫困状况深刻意识到了这里是一个希望与绝望并存的地方：“他们正在顽强地战斗，但是不可能持续太长时间。你可以想象这种情况——这里充斥着绝望、悲惨、勇敢面对、互相支持以及思想与行动逐渐衰退。”费正清特别担心的大概是思想与行动逐渐衰退。他特别关注西南联大中原清华大学的教员，这些留美归国的中国学术精英，“如今却陷入了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困境中”。在后来关于西南联大的叙述中，绝望、思想与行动的衰退则鲜有提及。
我和易社强一样赞同这个观念：“一部缺乏人物，只有数量化的非人性力量交互作用的史书，必然是一部干瘪苍白的历史，不仅缺乏可读性，而且，根本上会更不准确，因为它忽略了鲜活的经历。”——我因此想回到联大人物的日常生活中，回到他们鲜活的经历中，去聆听日常的弦歌。
支柱艰危的“孤臣孽子”
一
1937年12月14日， 郑天挺（字毅生）抵达长沙， 这一天 晴暄和暖。
在北平与北大同人困守四个月后，郑天挺和罗常培、魏建 功、陈雪屏、罗庸等最后一批离开北平往北京大学的“交通站” 天津。这是三十年代大学长征的一条路径，郑天挺在日记中用 极简的文字叙述了他们抵达长沙的路线 ：“离北平，经天津，至 香港，入梧州，取道贵县、柳州、桂林、衡阳而达长沙。”一路 的艰辛都在这句话中省略了。
十年以后，1948年北大五十周年时，罗常培追忆北平沦陷 后已成“残局”的北大，为纪念特刊撰文《七七事变后北大的 残局》。 在这篇文章中， 罗常培特地提到在7月29日到10月19 日的几个月中，“最值得佩服”的是北京大学秘书长郑天挺： “自从‘七二九’以后北大三院两处的重责都丛集在他一个人的身上。 他除去支应敌寇汉奸的压迫外， 还得筹划员工的生活、 校产的保管和教授们的安全。别人都替他担心焦急，他却始终 指挥若定，沉着应变。一班老朋友戏比他为诸葛武侯，他虽逊 谢不遑，实际上绝不是过分的推崇。”
“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1938年1月10日中午，顾毓 琇（字一樵）告诉郑天挺长沙临时大学将迁往昆明，由蒋梦麟 （号孟邻）先往筹备。 郑天挺日记中说：“ 此孟邻师昨日下午谒 奉化所决定也。”第二天，傅斯年（字孟真）来访时也谈到临时 大学迁昆明后将请蒋梦麟担任校长，消息的来源是：“此事孟真 闻之陈之迈， 之迈闻之顾一樵。”此时的傅斯年已经意识到北 大、清华、南开三校之间需要有人调停，以为周炳琳（字枚荪） 是合适人选，郑天挺非常赞成。但后来，这调停三校的责任落 在郑天挺肩上。
周枚荪当时已是德高望重者，跨学界与政界。这位在北大 法科经济门读书的学生，“五四运动”时是全国学生联合会秘书 长，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组织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留学归 国后， 任教北大经济系， 又曾任武汉商科大学教授。1931年， 蒋梦麟掌北京大学，周枚荪受邀再回北大任教。1937年春，蔡 元培推荐周枚荪任常务次长，北大、清华、南开迁往长沙成立临时大学，便是周枚荪的建议。 隔了几日，1月14日，郑天挺日记云：“上午孟邻师自汉口 归， 临时大学决迁昆明。”19日， 郑天挺下课后去见蒋梦麟， 已经谈到临时大学迁往昆明后的人事布局：周枚荪为总务长， 潘光旦为教务长，黄子坚为建设长，胡适为文学院院长，吴正 之为理学院院长，方显庭为法商学院院长，施嘉炀为工学院院 长。 在23日的全体教职员茶会上， 梅贻琦向大家报告迁滇办 法。当日晚，蒋梦麟嘱咐郑天挺早日入滇。此时长沙战事已紧， 想必郑天挺他们已经想象到在昆明办学的情景，夜间九点多还 和魏建功几位同人至 飶 香居吃了一碗长沙最负盛名的馄饨。
身为北大秘书长的郑天挺已经开始接洽自湘入滇的车辆， 准备26日与章廷谦、魏建功、罗常培、陈雪屏诸人同行。24日 晚上八点，北大开临时校务会议报告迁滇并设迁滇办事处，并 让郑天挺担任总务。 郑天挺在日记中说：“ 此次南来， 决意读 书，以事务相强，殊非所望。”郑天挺这样的角色冲突，在到达 昆明之后更为强烈。在准备离开长沙的前一天上午，郑天挺已 致信友人在昆明代觅房舍，下午四时，获悉汉口来函：“ 当局于迁滇一事尚有异议，孟邻师决缓行，吾辈行期亦改。”易 社强在他的著作《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中详细叙述了产生“异议”的原委。 决意读书的郑天挺在缓行昆明后的数日气定神闲阅读古 籍。26日上午检《资治通鉴》。27日上午读《通鉴》，这一天傅 斯年赠所藏《新旧唐书合钞》初印本，下午逛古玩旧书店，得 “定有知音”嘉庆壬申年旧印一方。 在27日的日记中， 郑天挺 还写下了自己的心得：“ 今日偶思及规划筹谋， 不患不精明而 患不周密，不难于忠尽而难于无私。凡事不可有我，而不可无 人。”读完《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后再随意翻阅，我突然觉得 郑天挺的这句话仿佛是他一生的旋律。
1月30日， 是除夕夜。 晚上校中同人聚餐， 有二十四人之 多，除蒋梦麟夫妇、江泽涵夫妇、李麋寿夫妇，其他同人家属 均留北平。 郑天挺感慨道：“ 非离乱之际， 除夕不能有此盛会 也。余自有生以来，未尝在客中度岁，亦从无除夕元旦不祭祖 者， 思之惶怃。”1938年1月30日的日记记载了这个细节。 聚 餐之后，罗庸约他度岁，十点半归校后，又与罗常培几人作西 洋叶子戏，到凌晨五点始散。
除夕和正月初一两天可能是郑天挺近年来最放松的日子， 初一上午十点起床后， 与蒋梦麟、 杨振声、 叶公超等几位闲 谈；中午，他念及“诸儿必在祭祖上供，小子千里远客，不能礼拜， 乃遥望默祝”；午饭后与罗常培谈治史；下午偷闲检阅 《新旧唐书合钞》，姚从吾来访，向郑天挺出示了去年湖南《力 报》11月连载的《沦陷后之平津》， 其中有“北大之郑某支柱 艰危，为孤臣孽子，忍辱负重”等语。
郑天挺读到《力报》此语时，心理当会有所慰藉，想必心 中又再次遥望北平。郑天挺在日记中有时也会发出感慨，但在 抄录这段文字时，他的笔节制得不着一字，他自始至终都把自 己放在平常的位置。我不知道此时的郑天挺是否想再次“支柱 艰危”。 从长沙到昆明再到蒙自后， 郑天挺除了管理日常事务 外，多数时间都在读书。他在学术与行政之间的徘徊几乎是一 生的矛盾。在昆明他曾经和蒋梦麟说想专心学术，但终其一生， 郑天挺都被行政纠缠，这位明清史的大家，如果不是战乱，不 是兼职行政，当会有更大的成就。
5月的蒙自忽阴忽晴，21日夜间下起大雨，22日上午郑天 挺雨中闲庭信步，在日记中留下了最有诗情画意的一页：“九时 冒大雨至崧岛，张伞沿堤缓行，四顾无人，别饶野趣，自以为 画图中人也。 近岛， 见从吾张伞、 宾四戴笠在前， 择路而趣， 余又为看画图者矣。”
在艰危的时局中， 这只是一刹那的风景。8月15日， 郑天挺离开蒙自，经昆明转河内往香港再转赴上海为表哥治丧。在 蒙自往昆明的道中， 晚间投宿于大东旅社。 郑天挺3月到云南 后九次往还于滇越公路，在大东旅社投宿四次。躺在床上的郑 天挺问自己 ：栖栖遑遑，何补于国，何利于民，更何益于心身 学问？ 这一夜，郑天挺思之怅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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