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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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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俾斯麦到希特勒》是德国政论大师兼历史作家塞巴斯蒂安·哈夫纳晚年的著作，被德国舆论界誉为“哈夫纳留给后世的遗产”。他以时代见证者的身份口述这部遗产时，仿佛从远方透过望远镜一般，回顾了“德意志国”的时代，将1871至1945年的德国现代史上精彩的一段娓娓道来，从而让人们对德国历史有更深入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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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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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俾斯麦到希特勒》回顾了从普鲁士王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创建德意志帝国，直到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将日耳曼民族的国家带往毁灭之路的历史。从俾斯麦到希特勒，本书为读者提供了德国历史发展的一条脉络，并由此来激发读者反思，现在的德国处境与当初德意志的发展有什么不同。通过与哈夫纳的精神对话，读者会对欧洲以及德国的历史有更深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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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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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巴斯蒂安·哈夫纳（Sebastian Haffner），1907生于柏林，逝于1999年，被公认为20世纪德国历史重要的时代见证者之一。1938年移居英国担任记者，1954年以英国《观察家报》海外特派员的身份重返德国后，自1961年起先后为德国《世界报》《明星周刊》撰写政论专栏。哈夫纳著有一系列以历史为主题的畅销书，其中包括《解读希特勒》《从俾斯麦到希特勒》《不含传说的普鲁士》《一个德国人的故事：哈夫纳回忆录，1914—1933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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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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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第一章 德意志国的形成
第二章 俾斯麦时代
第三章 德皇时代
第四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五章 1918年
第六章 魏玛与凡尔赛
第七章 兴登堡时代
第八章 希特勒时代
第九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十章 德意志国身后的历史
初版后记与致谢
1990年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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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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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假设我们通过望远镜来回顾德意志国的历史，马上可以发现三个奇特之处。
首先是这个国家的短暂寿命。 它只在前后共计七十四年的时间内，成为一个具有行为能力的整体：从1871 年到1945 年。即便有人宽宏大量，将其前身的“北德意志邦联”一并列入，同时再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四大战胜国还愿意将德国视为一个整体来管辖的短暂时期，所得出的总和也只有八十或八十一年（1867 年至 1948 年），仅仅相当于一个人一生的岁数。 就一个国家存在的期限而言，这个时间未免短得可怕。 我几乎不晓得还有任何别的国家会如此国祚短促。
其次引人注目的是，德意志国在此非常短暂的生命期限内，至 少有两度（1918 年和 1933 年）—但实际上是三次（还包括更早的 1890 年）—彻底更改了自己的内在性格与外交政策路线。 这八十年的时间内于是出现过四个泾渭分明的阶段，而且我们甚至可
以如此表示：德国在其中的每一个阶段都变成了另外一个德国。
第三个奇特之处则在于，这段如此短暂的历史是以三场战争作为序幕，然后以两场骇人听闻的世界大战收尾，而其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或多或少脱胎自第一次世界大战。 由此看来，德意志国的历史简直就像是一部战争史，而且难免会有人设法把德意志国称作“战争之国”。
人们自然会想问个明白，那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莫非德国人天生就比其他民族更加好战吗？ 我倒并不这么认为。 若将德国人的历史看成一个整体，亦即着眼于一千年出头的时光，便可发现德国人在俾斯麦的时代以前很少发动战争，而且几乎没有发动过侵略战争。 德国自从近代初期以来就位于欧洲的中央，成为一个巨大而呈现出多元面貌的缓冲地带，不但时而有外力介入干预，德境内部也爆发过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诸如“施马尔卡尔登战争”“三十年战争”“七年战争”等等。 但是这些内部纷扰并未演变成对外侵略的行动，不像德意志国在 20 世纪的时候有两次那么做了，并且随之走上末路。
德意志国究竟为何覆亡？ 它为什么会偏离其创建者俾斯麦的初衷，变成了一个向外扩张、侵略成性的国家？ 对此出现过各种不同的理论，但我认为它们都不怎么具有说服力。
其中有一种论点把全部责任都推给普鲁士—德意志国毕竟是通过普鲁士才建立起来的。 德意志国完全被看成是某种形式的“大普鲁士国”（至少其建国者如此认为），普鲁士在德境享有主导地位。 在此过程中同时出现了德国的第一次分裂：奥地利被排除在德国之外。 这么说来，一切都该归咎于普鲁士了？假如当初法兰克福“保罗教堂” 内召开的国民议会，在 1848 年革命时就能够将德国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一切岂不可以发展得比较理想？
但说来奇怪的是，情况并非如此。 即便有许多人这么认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外交政策可一点也不和平。“保罗教堂” 事实上甚至将许多场战争一并纳入考虑—“左派” 的国民议会成员巴不得跟俄国大打一仗来解放波兰；中间派及“右派” 的议员则为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缘故，不惜与丹麦开战，而且普鲁士果真在 1848 年把那场“代理战争”进行了好一阵子，然后才半途收兵。除此之外，“保罗教堂” 内许多身为自由民主派人士的政界显要还大咧咧地公开宣示：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为德国争取权力。“德意志民族已对原则与教条、字面上的‘伟大’和理论上的‘存在’深感厌烦。 它所要求的，就是权力、权力、权力！ 能够给它权力的人，就可以从它那边得到荣耀，而且所能得到的荣耀将超出其人自己的想象。” 以上是尤利乌斯?福禄贝尔的用语；此人今日早已遭到遗
忘，然而当时他是“保罗教堂” 大德意志派政治人物中的翘楚。
在整个“保罗教堂” 里面都有非常强烈的愿望，就是要摆脱德国人数百年来在欧洲中央所处的被动状态。 他们希望能够仿效欧洲外围列强已经行之有年的做法，也来推动权力政治与扩张政策。此类愿望在俾斯麦身上却淡薄许多，而且他在 1871 年后不断强调，德意志国是一个已经饱足的国家。 但比较正确的讲法其实是：普鲁士在这个国家的内部已经饱足，而且过于饱足。 或许普鲁士向南德的进展，甚至已略微超出自身势力范围的天然界限。 不过，一直要等到俾斯麦下台以后，才可发现德国其实完全未曾餍足—而且随着普鲁士的色彩日益减少，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成分不断增多，那个现象也就愈益显著。 因此我们无法用普鲁士的罪过来解释德意志国的罪过（假如我们硬要使用“罪过” 一词的话）。 反之：当普鲁士依然在德意志国境内享有支配权的时候，它实际上扮演了刹车而非发动机的角色。
此外还有各种不同的说法被拿来解释德意志国走上扩张与覆亡的理由。 例如有一派理论将工业化视为主要原因，因为它促成德意志国在极短时间内跃升为欧陆首屈一指的经济强权：这种快速工业化释放出强大的社会动能，最后爆炸开来。
这种论点可以用一个事实来加以反驳：工业化并非德国特有的发展。 工业革命在 19 世纪的时候分成几个阶段逐步传遍了欧洲大陆。它传到法国的时间稍早于德国，以及荷兰和比利时等较小型的西欧强国。 奥地利开始工业化的时候又比德国晚一点，而俄国开始的时间更晚。 那是一个全欧洲性的发展过程。德国固然将工业化进行得特别彻底和特别成功，但整体而言仍大致与欧洲其余各国同步迈进。 假如德意志国的骇人动能与扩张主义是工业化所导致的结果，那么自然而然就会衍生出另外一个问题：为何偏偏只有德国如此？ 莫非一个目前正走红的史学流派在此发挥了作用，有意以言过其实的方式将经济与政治紧密地结合到一起？
其他若干解释模式则让人注意到，它们涉及了特定政治立场的意识形态，而且实际上是被刻意构思出来的，以便为相关政治立场做出证明。 比方说吧，如果有谁的看法与列宁一致，也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形式” 的话，那么免不了就会怪罪于资本主义，认为是它害得德意志国走上帝国主义，并且为此而土崩瓦解。
当那个崭新的德意志国为了石勒苏益格一荷尔斯 泰因的缘故，打算在1848年向丹麦开战的时候，便委 托普鲁士军方代为执行，而且战事起先进行得还相当 顺利(那是在1848年夏初，当时普鲁士自己也仍然拥 有一个革命政府)。等到普鲁士由于列强的干预而在 同年9月被迫退出战局，同时法兰克福也爆发骚乱之 后，普鲁士军队又被召唤过来进行救援。时至革命的 最后阶段，亦即1849年初，保罗教堂国民议会完成自 己建国大业的做法就是进行表决，以微弱多数通过将 普鲁士国王选举为世袭的德意志皇帝。但众所周知的 结果是，普鲁士国王拒绝了那顶皇冠，因为他再也无 意跟革命有所瓜葛。
对保罗教堂里面的那些先生们而言，此事不啻晴 天霹雳。但更加令人诧异的事情(起初就连他们自己 也大感意外)，却是那些议员竟然派团劝进，请求普 鲁士国王接受德意志的皇冠。德意志民族运动其实向 来具有大德意志色彩，而且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成员 也一面倒地心怀大德意志：他们推举出来的“帝国摄 政王”是一位哈布斯堡家族的大公爵；奥地利人在“ 德意志国政府”内的声势非常浩大；奥地利的代表们 还一起参加了投票。那么他们为什么会突然转而投向 普鲁士的怀抱呢? 这是一种权宜之计、一种退让行动，以及向现实 投降——因为奥地利帝国非但出人意料地并未土崩瓦 解，反而还铆足全力恢复原样，并且再也不打算将自 己的德裔百姓释放出去，让他们加入一个新炮制出来 的大德意志国。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于是迫不得已而限 缩范围，愿意接受一个由普鲁士出面领导的小德意志 国。那是民族主义革命者所采取的“现实政治”，是 一种令人心痛的牺牲，更何况还是遭到拒绝以后所作 出的牺牲。但无论如何，德意志民族主义首度认同了 普鲁士的小德意志方案，即便那只是退而求其次的选 择。结果早在俾斯麦登台之前，德意志民族主义运动 已经一度主动着眼于这种替代性的联盟。
这种普鲁士与德意志的协同一致，甚至还在俾斯 麦主政以前第二度短暂成真，而且是直接发生于1848年革命结束后。但这一回是由普鲁士采取主动。
普鲁士虽曾拒绝从革命者手中接受德意志的皇冠，可 是有关普鲁士出面领导小德意志统一的构想，在柏林 并未被当成耳边风看待。柏林当局的构想是组成一个 诸侯同盟，它固然结构松散，不过最起码已初具邦联 的形式，并且还拥有一个国会——更何况那一切当然 与革命无关。于是普鲁士在腓特烈?威廉四世国王主 导下，在1849年成立了“德意志联盟”，一个由二十 八个德意志邦国所组成的邦联。其涵盖范围与日后的 德意志国不尽相同，因为巴伐利亚和符腾堡白始就不 捧场。汉诺威和萨克森两个王国也在加入不久以后便 退出了。
其中值得注意的地方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残 余成员在哥塔继续集会，并决议支持“德意志联盟” 。他们对此作出的解释是：应以实现之前在法兰克福所追求的“目标” 为重（即统一德国，必要时不惜采取小德意志统一方案），而非斤斤计较表面上的形式。
因而，民主派的民族主义者并非导致“德意志联盟” 失败的理由，外交方面的因素才使得它未能成功。 奥地利在俄国的支持下强力反对“德意志联盟”，最后并以战争为威胁，要求重建昔日的“德意志邦联”。 结果普鲁士被迫让步，同时俾斯麦在普鲁士下议院发表了关键性的演说来声援退让措施。 俾斯麦当时仍然反对与德意志民族主义结盟、支持恢复旧邦联，并赞成重建普鲁士与奥地利之间的良好关系—正因为这层缘故，他在 1851 年 7 月被送去法兰克福，担任普鲁士派驻重建后的德意志邦联之代表。 俾斯麦在法兰克福一直任职到 1859 年 3 月初。 他是在那段期间才逐渐痛下决心，要让普鲁士与德意志民族运动结盟。
接下来必须对俾斯麦多加着墨。 但是，我们在转向俾斯麦的故事之前最好先说明一下，普鲁士与德意志民族运动矛盾百出的结合，如何在 1866 年和 1870 年被俾斯麦带向成功之前，就已经昙花一现地有过具体结果。
1849 年至 1850 年的“德意志联盟”，在宗旨上已经与 1870 年至 1871 年的德意志帝国相同，在实务上则有些类似 1867 年俾斯麦的“北德意志邦联”—若无法涵盖整个德国的话，那么至少也应该在德境北部组成一个由普鲁士出面领导的诸侯同盟，并且将奥地利排除在外。 不过，这种行动必须获得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以及议会成员的积极认同与配合。 至于在普鲁士与民族革命运动结成的同盟里面，到底应该由谁来当马、由谁来当骑士呢？ 就连这个问题也已经完全用类似日后俾斯麦的方式加以解决。
1848 年至 1849 年的时候，民族革命运动还打算让普鲁士为自己出力，可是那种做法遭到拒绝。 到了 1849 年至 1850 年，却是普鲁士让民族革命运动为普鲁士的德国政策效劳。 随着主客形势的易位，双方于是在哥塔缔结了盟约。那整个行动之所以失败的原因，则在于缺乏外交上的保障与作战的意愿。 俾斯麦后来在 1866 年和1870 年补足了这两样东西。 俾斯麦个人对德意志建国所作出的贡献就在于此—而且基本上仅止于此。 建国构想本身在他之前早已存在，所需要的只是争取到俾斯麦，让他皈依过来罢了。
此事发生于俾斯麦派驻法兰克福的时期，亦即 19世纪 50年代；促成俾斯麦改变信念的因素，则是他在重建后的德意志邦联所亲身领教的奥地利政策。 1855 年他在一份递交柏林的报告中写道：当我四年前过来的时候，我绝非彻头彻尾地与奥地利为敌；然而现在，除非我否认自己的每一滴普鲁士血液，否则便无法对时下奥地利当权者所认知的那种奥地利维持最起码的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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