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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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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布斯在1970年执政后启动了阿曼国家转型的全方位改革。在短短的50年时间内，阿曼的综合国力和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中世纪”一跃进入现代世界。阿曼的国家转型是对伊斯兰教传入前的“古代”和海上帝国鼎盛时期的“中世纪”的告别，是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带入崭新的生活状态和世界体系之中。阿曼的国家转型道路不是对西方道路的复制，没有全盘接受西方的制度模式和所谓的“普世价值”，而是立足阿曼历史文化传统，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出发，提出国家转型鲜明的价值追求，阐释阿曼承载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时代内涵，保留历史文化传统的积极因素，以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为目标，重新定义阿曼与世界关系，走出了一条有阿拉伯特色的国家转型之路。本书将卡布斯推动阿曼国家转型的50年剧变放置在阿曼2000年的历史背景中，分析考察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领域的改革措施，归纳规律性特征，分析阿曼国家转型的历史逻辑和时代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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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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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玉琢，文学博士，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阿拉伯国别研究、国别和区域研究方法论研究。曾在《西亚非洲》《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外国问题研究》《国别和区域研究》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两篇论文被《新华文摘（网络版）》《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全文转载，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教育*国别和区域研究重大委托项目各一项，主持北京市社科规划项目、教育*国别和区域研究年度项目、委托项目各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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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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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第一节阿曼国家转型研究的选题意义及研究现状/1第二节阿曼国家转型研究的主要问题及思路方法/23第三节阿曼国家转型研究的学术创新及总体框架/26
第一章阿曼国家转型的动因第一节转型内因：严重的政治危机与社会危机/30第二节转型外因：卡布斯对国家转型的顶层设计/33第三节转型基础：统一的阿曼苏丹国/36
第二章阿曼的政治转型（上）第一节神权政治推动传统国家形态产生/42第二节反殖民抗争催生民族独立意识/50第三节王权政治遭遇传统政治危机/58第三章阿曼的政治转型（下）第一节阿曼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的转型/66第二节阿曼现代政治体制形成/75第三节阿曼政治转型的特点/87
第四章阿曼的经济转型第一节转型基础：自然地理条件和传统经济结构/92第二节转型动力：资源能源型经济/101第三节转型重点：传统产业升级与工业化/106第四节转型方向：经济自由化改革/108第五节转型路径：经济多元化改革/113
第五章阿曼的社会转型第一节传统部落结构与宗教意识/124第二节改造传统社会意识适应现代发展/131第三节发展全民教育培育现代社会主体/136第四节建立全面覆盖的医疗体系保障民生/144第五节建设社会保障体系加速社会转型/148第六节推广现代传媒凝聚社会转型信心/152
第六章阿曼国家转型的外部环境第一节海湾国际体系“多元化”对国家转型的挑战/158第二节采用集体安全策略推动建立海合会/162第三节与美国建立军事合作关系寻求安全保障/165第四节坚持中立立场增强外交自主性/167第五节参与地区反恐合作维护地区稳定/170
结语一、阿曼国家转型的规律性特征/179二、阿曼国家转型的历史逻辑和时代内涵/184三、阿曼国家转型的未来展望/188
参考文献/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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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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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使用境内机场及其他设置，进一步加强了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在美国的军事援助下购买了大量的美式装备，加强自身的军事力量建设。从地缘战略的考虑出发，阿曼与伊朗一直保持密切关系，无论伊朗的政权如何更迭、政策如何变化，阿曼始终将伊朗视为重要的地区伙伴。阿曼在美国与伊朗的接触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推动美伊直接接触、伊核问题谈判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阿曼灵活自主的外交政策为国家转型创造了较好的外部环境，同时保持了自身在海湾地区的独特性，被称为中东的“瑞士”。结语结语一、阿曼国家转型的规律性特征阿曼在经济基础薄弱、国内形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开启了国家转型进程，政治转型与伊斯兰传统之间的关系、食利国家的发展陷阱、“阿曼化”政策的作用、周边安全环境都是阿曼需要解决的问题。从历史演进到现实政策分析回顾阿曼国家转型进程的各阶段，就以上问题可得出以下规律性特征。（一）卡布斯苏丹是阿曼国家转型的重要动因卡布斯苏丹是阿曼国家转型的“掌舵人”。卡布斯苏丹推动了阿曼现代国家建设的思想启蒙。在泰穆尔苏丹执政时期，英国顾问曾向泰穆尔提出建立现代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等现代国家治理的建议，但泰穆尔苏丹没有采纳。阿曼民众真正意义上被动员起来参与国家建设是在卡布斯苏丹执政提出阿曼复兴运动后，复兴运动本身就是由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一次启蒙运动。卡布斯苏丹发动的思想启蒙运动与其在西方的留学经历相关，但阿曼复兴的思想启蒙运动的内涵是阿曼作为现代国家的崛起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在现代的复兴。卡布斯苏丹掀起的阿曼复兴运动，名义虽为复兴，实际上是将阿曼由中世纪的传统国家朝向现代国家的一次跃迁。卡布斯苏丹对阿曼国家转型的顶层设计建立在阿曼传统社会基础之上，在推动阿曼国家转型的50年内始终强调“复兴”二字，说明阿曼国家转型的价值追求是现代阿拉伯国家，没有简单照搬西方道路，更没有将西方所谓“普世价值”作为现代国家建设的目标。西方现代化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上，需要资本自由流动和成熟的市场机制保障。而卡布斯苏丹在国家转型起步阶段首先提出新型政府建设，优先发展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功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改善了阿曼人的生活条件，赢得阿曼民众对国家转型的支持和参与。卡布斯苏丹在萨拉莱被软禁的6年内，分析了阿曼社会发展停滞的原因，准确地找到了推动国家转型的突破口，将阿曼传统社会的特征与现代化发展的需求紧密结合在一起，上台执政后提出阿曼复兴的全面计划。（二）王权宪政为核心的政治改革阿曼政治转型的领导核心是苏丹，苏丹既是国家元首，也是政府首脑。卡布斯苏丹强调阿曼民族国家属性，用公民身份认同逐渐替代部落认同和宗教认同，将国名更改为阿曼苏丹国，弥合历史上马斯喀特苏丹国与伊玛目国之间长期对立带来的分歧。阿曼《国家基本法》规定了君主世袭制的政体，从根本上维护了王权的合法性和稳定性，同时保障了阿曼公民的基本权利，创造性地建立了阿曼委员会，将协商制度作为扩大政治参与发展政治民主的基本制度。阿曼政治转型需要妥善处理王权、族权和神权三者之间的关系，解决好王权世袭制的政体安排与伊巴迪教派伊玛目选举制历史仪轨之间的矛盾。阿曼的部落传统有2000多年的历史，伊斯兰教的宗教传统也有1300多年的历史，王权统治仅有600多年历史。族权和神权具有巨大的历史惯性，一旦王权衰落，族权和神权很快会走到权力中心，这一现象在600多年的阿曼王朝史当中不断重复。卡布斯苏丹提出建设阿曼民族国家，以《国家基本法》形式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增强阿曼人的公民意识和公民认同，减少部落政治和宗教政治对政治改革的负面影响。卡布斯苏丹尊重部落首领的权力并下令向其支付工资，将部落治理方式纳入新政府的治理体系之中。卡布斯苏丹在政府中设立宗教事务部，管理全国宗教事务，将传统宗教组织承担的社会服务和管理职能转移到新政府内相关部门，加强对全国的清真寺管理，设立大穆夫提职务，负责解答国家转型进程中遇到的新问题，使宗教与现代社会建设相适应。在封建王朝时期，王权与神权曾一度集中到苏丹一人身上，苏丹本人既是王朝最高统治者，也是伊巴迪教派的伊玛目。卡布斯苏丹没有采取这种方式化解王权与神权之间的矛盾，而是强调整体的伊斯兰信仰，倡导不同信仰、不同教派间的对话和宽容，并不突出某一教派的地位，避免陷入教派矛盾当中。协商制度是阿曼政治转型改革的重大制度创新，它既不是西方代议制的“仿制品”，也不是伊斯兰传统“舒拉”制的“复制品”，其核心特征是王权控制下的有序政治表达和政治参与，兼顾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政治表达渠道，吸收了伊斯兰传统“舒拉”的价值理念和西方代议制民主的组织形式，调动了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保障了政治改革的稳定性。（三）混合式经济制度的发展模式阿曼在国家转型起步阶段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完全依靠石油产业带来的收益满足国家建设的资金需求，在经济转型启动的前10年阿曼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依赖石油产业拉动的国家资本主义，阿曼通过“五年计划”的方式推动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领域快速发展。石油依赖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受到国际油价波动影响较大，经济结构单一化经济体系抗风险能力差，石油产业“阿曼化”程度较低，大量劳动力仍然集中在传统产业，这些问题使阿曼经济发展遭遇瓶颈。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际油价大幅下挫，卡布斯苏丹开始推动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开启了经济自由化改革，大力推动非石油产业的发展，向私营资本和外国资本开放市场，大力推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采矿业、天然气、制造业成为非石油产业重点的发展方向，同时积极参与地区国家间经济合作，提高阿曼经济向国际市场的开放程度，提升经济抗风险能力。阿曼在加入世贸组织后，加快了国内市场开放的规模和速度，启动经济多元化改革，确定优先发展的支柱产业，将采矿业、物流业、制造业、渔业和旅游业作为优先发展的重点产业，改善国内营商环境，吸引外国投资，设立自贸区和工业园区推动市场国际化，增强阿曼国内经济增长动力。在经济自由化和经济多元化的改革当中，阿曼经济体制发生根本性变化，国家资本在石油产业中发挥主导作用，私营资本在非石油产业发挥重要作用，国内市场开放程度不断提高，资本流动性不断增强，非石油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度不断提升，经济抗风险能力显著增强。在市场充分开放，资本自由流动的同时，阿曼仍然保留“五年计划”的推动经济发展模式，用于协调经济发展与社会福利、中央与地方、沿海与内地、近期利益与长期利益之间的关系，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经历了两轮经济体制的改革，阿曼基本改变石油依赖型的经济结构，跳出食利国家的发展陷阱，特别是现代物流业和旅游业的发展已经展示出良好的发展势头，阿曼经济活力不断增强。（四）保留阿曼传统的现代社会转型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对于社会转型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传统文化和价值观是阿曼社会的重要特点，失去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社会转型将造成“历史传承性的断裂”，失去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基础，阿曼现代社会也无从谈起；另一方面，传统文化和价值观与现代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意识的变化之间存在矛盾，将影响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阿曼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保留了阿曼传统文化和价值观中的积极因素，将其作为社会转型的重要文化资源，成为对阿拉伯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再阐释、再实践的基础。阿曼社会转型突出“阿曼化”的特点。在精神层面，卡布斯苏丹强调阿曼历史的丰富性和民族性，将阿曼国家转型称为复兴运动，倡导包容平和的传统文化，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积极引导伊斯兰教与现代社会相适应，强调国家的伊斯兰属性，突出“整体性”的伊斯兰信仰，强调伊斯兰教不同教派之间，以及伊斯兰教与其他宗教之间的共同特征，倡导宗教宽容、相互理解、和平共处的信仰观。在物质层面，通过经济自由化和经济多元化改革，阿曼政府大力发展非石油产业，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引导劳动力从传统的农业和渔业生产中向新兴产业转移，加速社会分工精细化，加强劳动力在沿海和内陆地区的流动，从而加速传统社会组织形式的解构；同时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和免费医疗体系的建设，促进劳动力进一步从内陆地区释放，劳动力产业化程度不断提升，城市化建设加快，改变了传统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客观上加速了社会转型。（五）中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阿曼所处的重要战略位置和不稳定的地区安全格局对阿曼国家转型产生重要影响，从冷战的两极对抗格局到美国主导的地区安全秩序，先后爆发了两伊战争、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地区安全环境对阿曼国家转型带来不利的影响。阿曼一直采取中立立场妥善处理与周边国家和域外大国的关系，在获得佐法尔战争胜利后，阿曼推动波斯湾八国集体安全机制的建设，在英国撤出海湾地区后建立新的安全保障机制，但由于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矛盾，波斯湾八国机制方案没有实现。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后，海湾地区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沙特、阿联酋、巴林将伊朗视为地区安全威胁的主要来源，而阿曼从地缘政治战略角度出发，将伊朗视为重要的地区伙伴，伊朗发生政权更迭或政策变动没有影响到阿曼与伊朗之间的密切联系。两伊战争的爆发使海湾阿拉伯国家意识到伊朗对地区安全的潜在威胁性，一定程度上促成海合会的建立，海合会的成立为海湾地区阿拉伯国家提供了安全合作的平台，但与阿曼提出的地区集体安全机制还有很大差距。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阿盟和海合会都没有能力为科威特提供安全保障，阿曼与美国建立军事合作关系，寻求美国的安全保障。阿曼在发展与以色列的关系上展现出外交上的自主性，积极参与中东和平进程，以水资源开发和研究为平台促成与以色列关系的正常化。在“9·11”事件后，美国发动“反恐战争”，阿曼积极参与地区反恐行动，与沙特建立边境管控机制，防止“基地”组织向阿拉伯半岛其他地区渗透。在伊朗核危机期间，阿曼积极为美国和伊朗提供第三方沟通渠道，促成伊核协议的谈判。在沙特与卡特尔断交事件发生后，阿曼向卡塔尔开放领空和港口，避免地区对抗局势进一步升级，维护海合会的团结，反对沙特将海合会改造成反对什叶派的政治联盟。阿曼中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为国家转型发展创造了较好的周边环境，虽然其与沙特和阿联酋存在边境划分的分歧，但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在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海湾阿拉伯国家将伊朗视为主要的安全威胁，而阿曼将伊朗视为重要的合作伙伴，在地区性事务中与伊朗保持密切联系。在沙特和伊朗矛盾升级的形势下，阿曼避免卷入教派冲突当中，倡导通过对话和政治解决冲突危机，促进逊尼派与什叶派的和解。二、阿曼国家转型的历史逻辑和时代内涵“一元多线史观”中指出的现代社会是区别于传统的社会类型，它是社会在工业化推动下发生全面变革而形成的属性，这些属性是各发达国家在技术、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所具有的社会特征。这些特征包括民主化、工业化、社会阶层流动化、社会福利化、教育普及化等。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页。阿曼从1970年开启国家转型进程，历经了50年的转型发展，阿曼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卡布斯苏丹领导阿曼人从中世纪社会跨入现代社会，探索出一条具有阿曼特色的国家转型之路。阿曼的国家转型道路不是对西方道路的复制，没有全盘接受西方的制度模式和所谓的“普世价值”，而是立足阿曼历史文化传统，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出发，提出国家转型鲜明的价值追求，对阿曼承载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进行时代阐释，保留历史文化传统的积极因素，以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为目标推动国家向现代转型，并重新定义阿曼与世界的关系。第一，追求民族复兴和国家发展是阿曼国家转型的价值追求。作为阿曼国家转型的顶层设计者，卡布斯苏丹将阿曼复兴作为国家转型的远大目标，在历次国庆节讲话中都将国家复兴作为号召阿曼人参与国家建设的精神感召。阿曼经历了50年的国家转型建设，从贫穷落后极端封闭的状态一跃进入现代社会，阿曼人对民族复兴的强大自信以及对国家发展的坚定信心已经内化为阿曼国家转型的价值追求，50年内取得的伟大成就也成为现代阿曼引以为傲的精神财富。第二，海上帝国的辉煌历史是阿曼现代国家文化自信的来源。从17世纪初到19世纪中叶的200多年里，阿曼曾是一个强大的海上帝国。阿曼的舰队在海上打败了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阿曼的势力范围扩大到伊朗海岸、海湾地区以及非洲东部地区，控制着从波斯湾到非洲东部海岸的海上贸易。这段辉煌的海上帝国史是阿曼复兴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的来源。在阿曼现代性构成中，阿曼复兴的基础和目标就是海上帝国时期繁荣强盛的阿曼。历史上的海上帝国已经被高度抽象化，成为阿曼现代性的精神内核，阿曼复兴指的是重现国家繁荣兴盛的状态，而实现伟大复兴的路径是国家的转型建设，而非历史上的阿曼海军。第三，历史文化传统是阿曼国家转型顶层设计的思想来源。卡布斯苏丹作为阿曼国家转型的顶层设计者，创造性地将西方现代国家发展的措施与阿曼传统历史文化相融合，突出阿曼由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鲜明特征，给西方现代国家转型的措施注入阿曼文化的时代价值。卡布斯在英国学习接受了西方现代理念，并且目睹了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发达和西方民主政治的实践，但在推动阿曼国家转型的构思中，没有全盘照搬西方现代化模式，吸收其中的有益形式，与阿曼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相结合，探索出一条具有阿曼特色的转型之路。王权宪政的政治体制和协商制度的设计都是改革传统政治治理形式的重大制度创新成果。第四，统一的阿曼苏丹国是阿曼现代国家的承载主体。阿曼传统社会一体化程度低，传统国家本质上是分裂的。部落政治、神权政治与王权政治轮番上台争夺权力中心，但族权、神权和王权的渗透力有限，加之内陆和沿海地区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阿曼形成“沿海—内陆”“苏丹国—伊玛目国”的二元对立结构。阿曼苏丹国的建立打破了传统空间和话语区分造成的二元对立结构，通过建设新型现代政府将王权治理体系渗透到国家的各个角落，不仅赋予阿曼新的国家形态，而且推行“阿曼化”政策，提高阿曼人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感，将阿曼苏丹国作为现代国家的承载主体。第五，现代产业体系和开放的市场经济是阿曼国家转型的发展动力。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与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密不可分。阿曼依靠石油收益从零开始带动工业化发展，建立起以石油化工为核心的工业体系，初步完成工业化。通过经济自由化，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完善现代产业结构，进一步将劳动力从传统农业和渔业中释放出来；以经济多元化为方向，逐步摆脱对石化产业的依赖，加强经济抗风险能力和可持续性。经济持续发展带来社会分工的精细化，加速了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社会财富的积累也为社会流动创造条件，促使阿曼人在不同产业领域和生活地区之间的流动，为现代性的生成提供发展动力。第六，全民教育和媒体发展是阿曼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重要基础。人作为社会主体，是社会转型过程中最活跃的因素，也是决定转型成败的关键因素。在泰穆尔苏丹执政时期，绝大多数阿曼人是文盲或半文盲，人口素质远远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卡布斯苏丹推动全民教育，提升国民文化素质，国内文盲率大大下降。职业教育和技能教育的普及，培养了大量现代产业工人，促进人口从传统部落向城市中心聚集，改变了阿曼人的生活方式，成为阿曼现代社会主体的重要基础。现代传媒向阿曼人展示了丰富多彩的外部世界，帮助阿曼人更快地接受新思想新事物，客观上加速了社会意识领域的解放。第七，现代社会保障体系是阿曼国家转型的重要支撑。人的自由流动是现代社会生成的前提，在传统的社会结构中阿曼人依靠部落或宗教组织生存，社会流动性极低。主要原因是社会生产力低下，个人的生活物资和生存保障由部落或宗教组织提供。而政府成为现代社会保障体系的保障主体，消除了部落和宗教组织的空间区格，极大地释放了社会流动性，使阿曼人可以在国内甚至海湾地区内自由流动，为阿曼社会转型提供重要支撑。第八，中立自主的对外政策是阿曼国家转型的鲜明特色。二战结束后，英国以托管名义控制海湾地区，采取“分而治之”的方式瓜分了阿曼对波斯湾重要港口的控制权，扶植当地部落力量在1968年撤军后促成阿联酋和巴林的独立，削弱了阿曼在波斯湾内的影响。阿曼开启国家转型后，摆脱了英国的控制，在处理周边国家关系上展现出中立自主的政策特点，也是波斯湾内唯一一个和伊朗保持密切关系的阿拉伯国家，在中东和平进程和伊朗核问题谈判上发挥了重要的协调作用。阿曼在海湾地区事务上的特殊作用与殖民时期形成鲜明对比，也成为国家现代性的鲜明特色。阿曼国家转型的历史逻辑和时代内涵再次证明西方道路不是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模板，发展中国家转型是一个历史性的生成过程，在没有发生“历史传承性的断裂”的情况下，阿曼的国家转型从历史文化价值中汲取营养，在转型进程中不断生成并赋予其时代内涵。阿曼的国家转型是对伊斯兰教传入前的“古代”和海上帝国鼎盛时期的“中世纪”的告别，是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带入崭新的生活状态和世界体系之中，现代阿拉伯国家的生成性特征决定其只有阶段性没有终结点。因此，阿曼经历了50年的改革发展，仅仅处于国家转型的初级阶段，传统与现代在转型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适应，随着国家转型的不断深入，传统因素和现代因素在实践尺度和时间尺度上不断转化，保留阿拉伯伊斯兰的文化属性，与时代发展理念相契合是阿曼国家转型的发展趋势，在转变和融合的过程中实现现代国家的自我革新。三、阿曼国家转型的未来展望西方学者对阿曼国家转型的担忧集中在卡布斯苏丹的继任者问题上，卡布斯苏丹没有子女，也没有公开宣布继任者。其他海湾阿拉伯国家有设立王储的制度安排，但阿曼并没有类似的制度。到后卡布斯时代权力如何交接，能否实现国内政局稳定一直是阿曼政治研究关注的焦点。2020年1月10日晚，卡布斯苏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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