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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2场考古大发现见证中华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年文明史！
◆《南渡北归》作者岳南重磅作品
◆“北京人”头骨的发现，把中华大地上的人类史追溯到50万年以前
◆仰韶文化的发现，破除了中国无石器时代的谬论
◆殷墟甲骨的考古发现，将中国有考据可信的历史提前到商代
◆三星堆的发现，让我们走出中华文明只起源于中原地区的误区
◆马王堆汉墓的发现，让我们得以窥见汉朝贵族的奢华日常
◆翻开本书，看一次次惊心动魄的考古大发现重建我们对中华文明的认知！
在中国历史类图书中，各种中国通史、中华史、断代史林林总总，尽管叙述方法、角度、内容等有所不同，但多是以论带史，纸上来纸上去，纸上得来终觉浅，难免有高头讲经之感。而以考古遗存和考古发现为视角、古今同框、双线并行的大中华史还实为鲜见。这本《岳南大中华史》首次以考古为角度和线索来展开叙写，田野考古现场与历史故事相结合，地上地下、阴阳两面相映成趣，历史穿透力与概括力得以淋漓尽致的体现。行文叙述简洁凝炼，故事跌岩起伏，具有极强的神秘性与趣味性，适合每一位对中国历史和考古感兴趣的中国人，尤其是青少年阅读。
著名考古学家王世民先生倾情作序。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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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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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通过北京猿人头盖骨的发现、侯马盟书、甲骨文、三星堆、银雀山汉简、曾侯乙墓、兵马俑、马王堆、南越王墓、法门寺、明定陵、清东陵12个中国高考古发现，重现以考古为独特视角的中华五十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年的文明史。破解我们之前对于中华文明史的种种迷思，如三星堆文明是不是外来文明？孙武和孙膑是不是真实存在？兵马俑到底是怎样的存在？以及其他那些伟大的、甚至改写我们历史课本的考古发现究竟是怎么回事？通过它们，我们能够追溯我们的祖先，探寻中国如“满天星斗”的文明源头，串连起从旧石器时代到清朝的中华文明史。本书让我们看到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家国一体的形成发展过程，也让我们看到考古是如何延伸历史轴线、增强历史信度、丰富历史内涵、活化历史场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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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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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南，百万级畅销书作家，擅长将历史与考古新发现融进文学之中，让掩埋于历史尘埃的人物，重新展现在读者眼前。他以严谨认真、处处有典的态度书写史著，为搜集手材料，亲自寻访考古现场，并访问多位参与考古发掘的当事人，采访手记达百万字，为读者在古今交织与中外错综的叙事宏构里，重现中华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年文明史。“考古中国”十一卷为其代表作，其中的《天赐王国》《遭遇兵圣》《西汉亡魂》《复活的军团》等数部作品被译成日、英、韩、德等国文字出版，在全球已达数百万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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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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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王世民 001
第一章 从猿到人——寻找“北京人”的故事 001
第二章 亚细亚文明的早晨039
第三章 夏商周历史年代解密085
第四章 三星堆传奇145
第五章 破译《孙子兵法》227
第六章 湮没的曾国之谜307
第七章 大秦帝国兵马俑之谜371
第八章 惊魂马王堆431
第九章 南越国兴衰501
第十章 法门之光567
第十一章 明朝那些事儿643
第十二章 寻找清东陵717
跋/岳南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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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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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近20多年来，好友岳南先生以《风雪定陵》一书开端，坚持不懈地陆续撰写11本考古重大发现纪实方面的书，加上准备写作关于殷墟发掘的《青铜王国》，共计将有12本之多，总字数不下6000万字。所述多为这些年来特别吸引大众眼球的考古发现的有关情况，讲的是中国历史生动故事中的重要侧面，内容翔实，旁征博引，图文并茂，可读性强，受到广大读者的热情欢迎。有几本书，我在付梓前读到原稿，有的则是出书后时间获赠，这使我亲见这位考古文学专业作家刻苦努力、奋斗不已的成长历程。今年春节获知岳南在已出版11本书的基础上，缩写为新著《岳南大中华史——从北京猿人、三星堆到清东陵》（以下简称《岳南大中华史》）出版，来信向我索序，感到既不能推辞，又很不好写，略说一点感想。
中国是世界上五千年历史连绵未断的文明古国。历代流传下来的历史典籍，汗牛充栋，世罕匹敌。且不说纪传体“二十四史”多达三千多卷，就是如此部头的巨著，倘非专业人士无法问津。而地下埋藏的大量珍贵的古代遗迹和遗物，在考古学兴起以前，长期听任自然和人为的破坏，未能成为历史研究的资料，仅有少数人进行收集与研究。19世纪末以后，西方和日本的探险家及“考古学者”潜入我国边境地区，攫取古代文物。迟至上世纪20年代真正的中国考古学始告诞生，北洋政府聘请的外国专家安特生发现并发掘周口店、仰韶村遗址，随后，裴文中在周口店发掘出北京人个完整头盖骨化石，李济、梁思永等主持对殷墟等遗址进行长时间的发掘。中国人种外来和中国文化西来的说法，从此被扔进历史垃圾堆。不过由于抗日战争爆发等原因，截至上世纪40年代末，可靠的考古研究成果大多尚未详细发表。所以，将近五十年间迭出的中国通史专著和中学教科书，无论王桐龄《中国史》、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吕思勉《中国通史》、缪凤林《中国通史要略》、钱穆《国史大纲》，还是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翦伯赞《中国史纲要》，仅个别著作曾引用过考古资料，却还未必正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夏鼐为主要指导者的培育下，以科学发掘为基础的新中国考古学茁壮地成长起来，学科体系不断地完善。1983年出版的《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和1986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版《考古学》卷两部夏鼐主编的论著，就体现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状况。不断更新的历史教科书和博物馆历史陈列，对此也有充分的表现。即以中国历史博物馆编《简明中国历史图册》（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79年末出版）为例，西安半坡、山东大汶口、青海柳湾、浙江河姆渡、偃师二里头、郑州商城、殷墟妇好墓、周原铜器、云梦秦简、满城汉墓、马王堆汉墓，等等，都有许多文物图片入选。文物出版社还曾出版普及性的“20世纪中国文物考古发现与研究丛书”（包含数十册，每册15万字）。
通过20世纪90年代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特别是从2004年夏开始，正式命名为“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简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在进行了三年预研究（2001年—2003年）的基础上，作为“十五”“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国家科技支持的多学科结合重大科研项目，宣告正式启动，之后广泛开展，进行了一系列重要的考古发掘与研究。研究成果显示：在距今5000年前，我国已进入文明阶段，出现了国家，进入“古国”时代，表明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是一个多元一体的过程，终融汇凝聚出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文明核心，进而开启了夏商周三代文明。在此期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出版了多卷本《中国考古学》（已出《新石器时代卷》《夏商卷》《两周卷》《秦汉卷》《三国两晋南北朝卷》5卷）。这在很大程度上充实和摹写了中国悠久的文明历史，使之更加丰富多彩。
虽然如此，在众多考古发现不断涌现、争奇斗艳的今天，出版《岳南大中华史》仍有积极意义。它拨开人们心目中的迷雾，告诉大家那些脍炙人口的考古发现，例如三星堆铜人、曾侯乙编钟、秦始皇帝陵兵马俑、马王堆汉墓女尸和丝织衣物、法门寺地宫佛指舍利、北京明定陵帝后冠冕等，是怎样在考古学家的辛劳下，得以完整地重现于世，使大家更加自觉地珍爱和保护各种各样的古代文物。回想与岳南先生初识时，他将近不惑之年，而今行年也已六旬，衷心希望他再接再厉，有重点地拾遗补阙，继续将那些历史上意义重大但出土文物并不华丽的考古项目撰写出来，使“大中华史”的内容更加充实和全面。
是为序。
王世民
2022年3月7日时年八十七岁
跋
考古碎片重组中华史
（作者：岳南）
《岳南大中华史——从北京猿人、三星堆到清东陵》［（平装本），以下简称《岳南大中华史》］于2022年春节期间出版发行，在社会上引起一阵不大不小的轰动或曰喧嚣，有的读者为之叫好，认为角度新颖、架构宏阔，是近些年难得一见的好书。有的读者却认为书中材料还不够充分，特别是夏商周三代，需要进一步加大田野考古发掘的调查研究，以便提取更多的有价值的材料予以证明试设的逻辑，如此才能成为一部丰腴饱满、结构严谨并在学术上站得住脚的大著作。读者的意见我铭记在心，借这次再版的机会，谈一下这部著作的写作过程和自己的感悟，与大家共勉。
一个受过现代教育的人，历史这门课是绕不开的，只是，此前多数人所接触的《中国通史》或相似的书籍，尽管叙述方法、角度、内容等有所不同，但多是以论带史，纸上来纸上去，类似于纸上谈兵。《岳南大中华史》与前者有所不同，在角度和局面上有所创新突破，即通过一百年来的田野考古发掘，用出土的遗迹、遗物推断和验证中华民族文化与文明的来龙去脉，亦即中华大家庭与个体的人，在历史长河中所隐含的生命延续密码。对此，在数万个考古遗址、墓葬中，着重选择了十二个为重大、有代表性的遗址与陵寝，连同数十个在学术上同样重要的小型遗址及相关遗物，按其相互关联的程度，组织、连接，于考古碎片中重新构建和书写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以及劳动人民创造的伟大史诗。
人类发展与延续的缓急快慢需要很多条件促成，科学的发生、进步亦是如此。如果说欧洲在15世纪到17世纪，产生过以迪亚士、麦哲伦、哥伦布、达·伽马等为代表人物的大航海时代，那么，20世纪则是中国考古大发现的时代。一百年来，通过考古学家的探铲与辛勤汗水，在中华大地上揭开了久远的湮没在历史尘烟深处的隐秘，过往的人类身影和艰难前行的脚印得以显现，干涸的历史长河重新流淌。
像大多数近现代科学技术一样，田野考古学首创于西方，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为“泰西人”所独有，中国人只在古董鉴赏与器物买卖圈里打转。1856年，西方的考古学家在德国尼安德特山谷深处发现了尼安德特人头盖骨，1891年又在爪哇岛上发现了爪哇人头骨，而此时的亚洲大陆却是一片空白。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裴文中、贾兰坡等地质、考古学家，才在北京南部的周口店龙骨山发现了距今约五十万年的旧石器时代的“北京人”头盖骨（当时的说法）。通过对遗址、遗物以及残留灰坑的发掘鉴定，考古学家得出了“北京人”已经使用和知道保存火种的结论。
火的应用和保存，对猿人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革命性飞跃，此后的进化将以加速度向前推进，这是全球人类进化史上一个了不得的大事、要事。另经当时世界一流专家鉴定，认为“北京人”就是爪哇人和尼安德特人的祖先，换句话说，即由“北京人”进化到爪哇人和尼安德特人，然后又进化到智人和现代人类。——此一发现被誉为“地球人类的震撼”，其结论得到当时世界科学界的普遍承认与礼赞。（七十年后，科学界又提出人类起源非洲并向各地迁徙说。）
1921年春，北洋政府聘请来华工作的瑞典地质、考古学家安特生博士，在中国河南渑池仰韶村一处史前遗址中发现了彩陶，这一发现尽管比法国人类学家摩尔根在美索不达米亚苏萨地区发现彩陶几乎晚了半个世纪，但它标志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田野考古学在欧亚大陆上古老的国家之一——中国的诞生。
安特生把仰韶彩陶与此前俄属土耳其斯坦安诺遗址出土的彩陶做了对比，认为仰韶彩陶与其有相似之处，很可能二者同源同宗。经过研究推算，安特生认为仰韶文化晚于打制石器时代，早于青铜时代，属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时间约在三千年前。这一论断，否定了一些外国学者声称中国没有石器时代文化的预言，而具有史前历史的彩陶的发现，使上古中华民族的盛世时代不仅是一个推测或近似怪诞的想象，这些发现打破了西方历史学家一贯认为东亚是印度—欧罗巴文明界外的理论。
之后不久，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傅斯年、李济、董作宾、梁思永、吴金鼎等专家学者，在山东济南章丘城子崖发现了黑陶所代表的龙山文化，以及安阳殷墟后冈三叠层——仰韶、龙山、商文化，这一连串的发现连同后来的考古学家于老官台、大地湾等处文化的发现、发掘，从根本上否定了以安特生为首的“泰西人”提出的“中国文化西来说”。同时证明，中华文化既非西来，亦非东来，它就诞生在这块辽阔广袤的黄土之上，它的创造者就是那些行走在山川大地上的“黄土的儿女”。
再后来，考古学家通过对河南登封二里岗遗址、偃师二里岗遗址、安阳殷墟遗址，山西陶寺遗址、晋都新田遗址、晋侯墓地，陕西丰镐遗址等大型遗址、墓葬的发掘，验证了传说中的夏王朝和史书记载中的商王朝、周朝的存在，揭示了这些朝代人类生存状况和他们创造的文化与文明形态。而考古人员在陕西临潼发现、发掘秦始皇帝陵兵马俑坑，透过出土的八千兵马俑和大量青铜兵器，连同陵园出土的不同类型的陶俑、青铜器物、石质兵器、铠甲等遗物，对大秦帝国以及那个时代中华民族文化与文明进程在整个世界的地位，有了一个清晰的了解和判断。
通过考古实物推断，当中华民族的历史进展到春秋战国和大秦帝国一统的时代，其物质实力和人类素质、民族整体的文明高度，与西方的迦太基汉尼拔时代、亚历山大时代，以及稍后的金色罗马时代完全可以匹敌，甚至有超越的趋势。当年亚历山大大帝以倾国之力率部东征，行至锡尔河为止，未能进入中华民族的领地。倘若亚历山大铁骑越过锡尔河，踏上中华大地，一场血战自不可避免，而就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论，中华民族的文化与文明完全可以抵御外来入侵者。——这一大胆提法是否正确，可另行讨论，但就田野考古发现、发掘成果的相互对比、勘验，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无论是对作者本人还是读者或不无启发。
就《岳南大中华史》一书的写作方式与方法言之，主要特点有三：
首先，本书以点带面，通过十二个的考古发现，以发掘出土的实物编排亮相，让读者看到祖先实实在在的过往生活，以及在生活中形成的独特的中华民族文化习俗与礼仪。尽管有些习俗和礼仪在今天看来是腐朽的、封建的、落后的，却是有血有肉的人类进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存在。如此构成了真实的而不是虚空的历史影像，重新建构起读者对中华民族远古先辈物质与精神层面的认知。
同时，透过这十二个伟大的考古发现、发掘现场，简要地把北京猿人用火的时代；智人——刀耕火种的旧石器时代；人——农业与定居的新石器时代，以及烧制陶器的亚细亚文明的早晨——城邦与文字产生，国家形成的文明成熟时代——秦汉以降的上世、中世、近世人类有史籍记载的新历史时代等，借助考古发掘成果一一检验并表述出来，让读者看到历久弥新的中华民族史诗，运行着一条涌动不息的大动脉，而这条动脉历五千年苦难历程与战争兵燹没有中断，从而独步天下，未有匹敌者。
这个脉络的表现程式和文本书写内容为：夏朝（二里头遗址为代表）、商朝（安阳殷墟、三星堆遗址为代表）、周朝（晋都新田、晋侯墓地为代表）、春秋（曾侯乙墓为代表）、战国（银雀山汉简为代表）、秦（秦始皇兵马俑坑为代表）、汉（马王堆汉墓、南越王墓为代表）、唐（法门寺地宫为代表）、宋元（无代表性考古遗址，略）、明（定陵地宫为代表）、清（清东陵为代表），以此由远及近、由点成线地连接起来，以物证对应史籍，加以论述。
其次，每一个考古遗址或陵寝、墓葬的发掘，都充满了惊险传奇故事。书中尽可能地对描述的遗址、遗物以及发现、发掘经过加以调查、梳理，形成了考古物证—史料史籍—发现、发掘故事三者融会贯通的写作格局。如此这般书写，在阅读的层面避免了读者味同嚼蜡或不知所云的感受。反之使读者兴趣盎然，如亲临其境，仿佛进入了古今同框、远古与现代相互交替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读者可直接与祖先们对视、对话，聆听他们的欢乐与苦难，感知他们的艰辛与血泪，以及贯穿古今的精神歌吟。
后，本著除十二个考古发现、发掘现场外，另有十几个小型考古发掘现场穿插其间，在弥补大的历史阶段空白的同时，也令读者感知田野考古的神秘性与实际工作之不易。正是通过考古学家们长年辛勤劳作，才使中国考古学在国内成为一门显学，并在短短的时间内走向世界，且有力压群芳之势。也正是得益于这百年的考古成果，才有了今天的我们重新认识中华历史原貌的可能，从而增强了民族自信心和精神力量，更有勇气与担当面向未来。
当然，这部书的缺点也是明显的，即相对于百年考古的伟大成就，所表述的考古遗址、遗物还是少了些，给人一种“块”大于“条”的不流畅之感，如在各朝代之间起承转合的时候，更需要有硬实的考古遗址、遗物来佐证，以推进历史演化的内在与外在的逻辑，如此才能形成一部前后照应、层层递进的历史文学作品，而这恰恰是书中所缺乏的。特别是宋、元两个时代，几乎没有利用有影响的、可信的考古遗址、遗物来加以描述，成了本书不可绕开的缺憾。尽管这个缺憾与宋、元两个历史朝代的考古发现、出土遗物较少，或与相关材料不丰有关，但全部舍弃，或视而不见，总不是上上之策，何况有的宋、元遗址从考古成果来看，完全可加以利用，以使这部作品更全面、更流畅、更优秀。这是读者给予的批评意见，也是本人所认可和为之惭愧的。对此，我计划在未来几年，拿出专门时间，迈开脚步，有针对性地选择访问、研究五十到一百个具有代表性的遗址、遗物，把考古成果尽可能地、适当地融合于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书写之中，以在结构、内容和逻辑上弥补书中的遗漏和不足，使作品更加完整与尽可能地完美，以不辜负读者的期待与厚望。
2022年3月10日于北京亚运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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