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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成的论述屠格涅夫的著作（1903） 《无根据颂》（19051） 别尔嘉耶夫等人针对《无根据颂》的批评文章 《虚无的创造（论契诃夫）》（19053） 第五章 发表于各类杂志上的文章（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别尔嘉耶夫等人，1906，1907） 《开端与终结》（1909） 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等人论述舍斯托夫创作的文章 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的“塔楼” 在雅斯纳雅·波良纳拜谒托尔斯泰（19103） 第六章 瑞士（1910—1914） 《伟大的前夜》（1911） 《惟凭信仰》 回到俄国（19148） 第七章 莫斯科（1914—1918） 与哲学家们相会 《超伟大的维亚切斯拉夫》文章与报告 基辅（1918—1919） 《钥匙的统治》 尤里安·斯克里亚宾 雅尔塔与出国（1920 1） 第八章 日内瓦（1920）；巴黎（1921—1923） 论述《现代人札记》的文章 前往柏林 索邦大学的课程 在柏林的“西徐亚人”出版社出版了三卷著作（第2、3、4卷） 用法语发表了一篇文章两部著作 戈里格里耶夫和索林的肖像 与艾金贡相识 前往庞蒂尼 第九章 与格尔申宗通信（1922—1925） 格尔申宗前往巴登维列尔 格尔申宗去世；讣告 与别尔嘉耶夫通信 别尔嘉耶夫移居巴黎 在宗教-哲学学园所做报告（1925） 第十章 巴黎（1923—1927） 生病 与茹勒·德·戈蒂耶和本雅明·方丹相识 尼采学会 论述胡塞尔、普罗提诺、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的文章 下卷 第十一章 巴黎，1928—1930 结识胡塞尔和布别尔 舍斯托夫阅读克尔凯郭尔的著作 《在约伯的天平上》俄文版和德文版的出版 托尔斯泰百年诞辰之际发表的系列演讲 《被缚的巴门尼德》 论述罗赞诺夫的文章 第十二章 滨海布洛涅，1930—1932 《在法拉利公牛的背上——论述克尔凯郭尔的五章》 修伊萨论述舍斯托夫的著作 舍斯托夫论述克洛纳和布别尔的文章 第十三章 滨海布洛涅，1933—1936 《克尔凯郭尔与存在主义哲学》 对印度哲学发生兴趣 论日尔松的文章 《雅斯纳亚·波良纳与阿斯塔波沃》作为报告和文章 70周年 巴勒斯坦之行 论雅斯贝尔斯的文章 第十四章 滨海布洛涅，1937—193810 《雅典与耶路撒冷》法文版与德文版出版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克尔凯郭尔的广播讲话 生病 舍斯托夫未能恢复其在波旁大学的讲座课 论述别尔嘉耶夫和胡塞尔的文章 第十五章 滨海布洛涅与巴黎，193811 疾病与逝世 论胡塞尔的文章 第十六章 舍斯托夫著作的命运（1947—1981） 舍斯托夫档案 舍斯托夫出版物 舍斯托夫著作的俄文版 舍斯托夫在法兰西 舍斯托夫在德意志和奥地利 舍斯托夫在美国和加拿大 舍斯托夫在日本 舍斯托夫在以色列 舍斯托夫在其他国家 增补 列夫舍斯托夫生平年表 附录 內容試閱： 《列夫·舍斯托夫评传》 张冰 译 译序 列夫·舍斯托夫是20世纪俄罗斯著名思想家、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也是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化和20世纪俄国流亡文化和侨民文化的杰出代表人物之一。在当今国际哲学界，舍斯托夫被公认为“伟大的俄国哲学家”，是20世纪存在主义哲学思潮的奠基人之一。由于很早就流亡国外的缘故，舍斯托夫成为最早对西方思想界产生影响的“俄国存在主义哲学家”，他在流亡期间与欧洲思想界代表人物有过密切的思想交流和学术碰撞，从而成为把俄国思想推向世界思想舞台的第一批俄国思想家之一。如果说，20世纪俄国哲学被誉为给世界思想界的“一件礼物”的话，那么列夫·舍斯托夫则又是20世纪俄国哲学的“头把交椅”或“第一小提琴手”。如今人们公认他是一位伟大的俄国哲学家，是存在主义主要代表人物和奠基者，也是白银时代俄国文化杰出代表之一。在追溯俄国白银时代宗教哲学思想经由欧洲各国首都等侨居地城市向欧洲思想界渗透、逐渐被吸纳并与之产生深刻共鸣的全过程时，如果缺少对于列夫·舍斯托夫思想的研究，那将是残缺不全的。列夫·舍斯托夫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俄国哲学家”，对于世界哲学文学界产生了持续而又深远的影响。在欧洲，他是名副其实的“存在主义之父”，同时早在生前就被公认为俄国文坛从象征主义问世以来所有俄国现代派的“祖师爷”和“思想前驱”。 一 列夫·舍斯托夫的哲学思想，首先植根于俄国深厚的宗教哲学思想的土壤。 在苏联，白银时代的俄国宗教哲学思想，长期以来只能为国内少数专家学者问津。苏联解体前后，伴随着旧的意识形态的解体，俄罗斯人对于旧俄宗教思想表现出浓厚兴趣。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文化出现了普遍的身份认同危机即信仰危机。在这种历史语境下，人们开始把目光投向十月革命前的旧俄思想遗产，企图寻找白银时代俄国思想与今天的继承性联系。在文化史上屡屡发生这样的现象，人们管这种现象叫“自我认同危机”，这指的是这样一种状况，即人们觉得自己无处安身，简言之，即没什么可以信仰的。 对苏联时期官僚体制的厌恶，对建基在日常生活和科学理性基础之上的理性主义认识论方法的厌恶，使人们思维·兴趣自然转向宗教哲学。宗教哲学的创始人多数都出身于贵族高雅文化圈，对民主精神不无怀疑，对充满商业气息的通俗文化不无鄙视。 哲学是对存在之终极基础的反省体系，它有助于把一个人自身的感受有序化，使之观念化。由于人都是以自身意识事实为方法定向的焦点，所以，哲学必然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哲学体系是一种动态和开放的精神探索，它随时准备吸纳新的经验和新的知识。但哲学究竟是不是科学呢？抑或哲学中科学的本质占多大份量？这个问题可以这样回答：哲学在多大程度上需要诉诸于理性思维，就在多大程度上是科学。我们也可以把哲学当作一种元科学，旨在把各个领域里认识的结论和成果整合在一起。后现代某些理论抹杀了存在的理据和根据，其理论既没有科学也没有哲学的基础。哲学的体系性最鲜明不过地表现在其认识论里，而认识论是研究认识过程、认识极限、认识的可能性以及思辩理性真理性的条件的领域。人们常常鄙弃思辩理性和繁琐哲学，将其作为空虚大脑的一种游戏，或官方中学式的哲学，但两种东西自有其正面价值。思辩一词来自拉丁语中的“观察”，“跟踪”，是指一种系统的理性活动；“繁琐”来自于希腊语的“学校的”，指中世纪神学中一种为基督教信仰寻找理论根据的活动。在俄国，认识论和本体论具有超过别国的紧密联系。 “宗教哲学”这一概念包含有矛盾。俄罗斯东正教很早就有对教会教条进行论证的神学。那么神学和哲学区别何在呢？ 首先，神学集合了一些基本公理，特定的宗教信仰体验和神秘和直觉的启示。哲学同样也阐释圣经和教会教义，但对这些东西可以允许有所怀疑、质疑、梳理，合法化论证或否定。这无疑扩展了哲学探讨的范围和疆界。哲学在俄国起源于何时这是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问题的答案取决于每个研究者所持的研究方法。一般认为俄国哲学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彼得大帝以前的罗斯。这主要指俄国圣像画所具有的深度。那时的哲学渗透在绘画、建筑和文学艺术中。这样一种观点等于否定哲学是一种专门的认识领域，从而与哲学是一种反省存在之基础的清晰体系观相矛盾，进而也剥夺哲学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所具有的科学性前提。 通常这种肯定俄国哲学起源于彼得大帝前罗斯的观点，往往与俄国哲学的特殊性和俄罗斯特殊的弥赛亚使命观比邻而居。事实上在任何文化现象中，都包含有明确的哲学定向，其表现可以非常清晰，但却不是哲学特有的定向。 每个民族的哲学都有其特殊的思维方式，它取决于人种、心理、历史文化和自然等因素。在基督教轨道里发展而来的宗教哲学，多少都与最初的启示、与“福音”有着联系。而俄国宗教哲学有下述特点：一是通过诉诸于宗教信仰体验的方式关注人的拯救理念。二是聚焦于伦理学问题，通常会通过坚定不移地遵循久经考验的道德法则的途经改造人的本性。趋向于坚定不移或平和稳健的道德化论述，而这取决于每个哲学家的特点。三是关注历史、社会历史乌托邦和渴望改造不完善的社会，渴望将其改造成为理想和正义的永久不变的王国。四是对本国历史密切关注，密切关注于论证在整个世界上俄国的历史使命和作用是独一无二的，具有决定历史命运的重大意义。这被称之为俄国宗教哲学的弥赛亚主义，该主义充满先知预言的激情及对于末世论的要求——以把人和社会彻底改造成为万物统一的绝对聚义性王国，使人和社会的关系趋于和谐为宗旨，彻底终结世界历史。五是认识论和本体论紧密结合：有关认识的方法及可能性问题，通常是与道德上的完善和特定的生活方式的要求相适应的，其前提是以关注“日常生活”方面为基础关注绝对或自然世界。 以上诸种特点引导俄国宗教哲学走向本体论，即俄国宗教哲学大多关心存在问题，而非从抽象层面探讨认识论的细节问题。所以，直觉便成为俄国宗教哲学的主要思维特征。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抨击宗教哲学，声称唯有无神论者才会从哲学立场出发不带任何先入之见地研究宗教。但宗教哲学家则认为让不信宗教者研究宗教，就犹如对聋子讨论音乐，不啻为对牛弹琴。俄国宗教哲学产生于漫长的中世纪，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则以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为杰出代表。索洛维约夫于1900年去世后，在末日论思潮笼罩下的俄国思想界涌现出一大批以其思想为导向的宗教哲学家，如洛赞诺夫、梅列日科夫斯基、列夫·舍斯托夫、尼·别尔嘉耶夫、弗洛连斯基、伊里英等，遂使白银时代俄国宗教哲学对于国际社会产生影响。 列夫·舍斯托夫的思想，既在既定的俄国宗教哲学的旧有轨道上，又基于其独特的个性、经历和体验而有独特的创造性和革新性。列夫·舍斯托夫素以其悲剧哲学、以圣经哲学批判传统哲学的自明性、思辨理性、绝对真理等核心概念而著称。他以“以头撞墙”的勇气把追求绝对自由和信仰的启示当做拯救人类自身的唯一途径，把这样一种哲学当做自己终生与之的生死攸关的事业。对于舍斯托夫而言，哲学和文学是二位一体的关系，他从研究莎士比亚起就把哲学思考深深扎进文学这片丰沃的土壤里，不断地从文学和作家的灵魂中汲取创作的养料和灵感。他既以批评作家作品的方式阐释其哲学思想，又从哲学思考的视角从事文学批评，可谓左右逢源，相得益彰。他的著述既不乏哲学的思辨性，又富含文学的诠释性，他的确是一个把文学的形象性和哲学的思辨性融为一身的个性独特的思想家。 列夫·舍斯托夫的哲理性文艺批评既无法被纳入上个世纪之初任何一种思潮的框架内，与此同时，又以其独特内容和表现形式赢得了世界各国广大读者，在世界各国哲学文学界拥有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其毕生哲学创作都致力于批判传统形而上学和追寻圣经中万能的上帝。十月革命前曾参加俄国世纪初“新宗教意识”运动，成为其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十月革命后客居巴黎在大学任教，期间开始与西方著名哲学家胡塞尔、海德格尔、著名文学家布伯尔、纪德等交往密切，其哲学思想也在这种高度紧张激烈的深度交往中得以锻炼成熟。俄国流亡哲学家尼·别尔嘉耶夫认为列·舍斯托夫是那种“以其全部存在进行哲学思考”的哲学家，对其而言，哲学不是一种学科专业，而是一件生死攸关的事业。舍斯托夫认为哲学认识过程与人的命运紧密相连，存在的奥秘只有在人的生存中才能得到认识。 二 列夫·舍斯托夫认为欧洲哲学从亚里士多德之后走上了哲学的歧路，以为哲学思维是一种排除主观因素的纯客观认识，是一种纯粹思辨和纯粹逻辑思维。但是，实际上欧洲哲学在苏格拉底时代，本来还有另外一个非亚里士多德传统，这就是圣经传统。这就是不但不排除主观，相反，认为真理就是建立在主体认知基础上的一种认识，真的哲学非但不应当排除主观因素，相反，真理就是包括主体全部感官认识在内的一种主观认识。客观的，超越主体认识水平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不存在的。“上帝啊，我从深渊向你呼告！”，“以头撞墙”——这就是舍斯托夫发出的“旷野的呼告”。舍斯托夫认为流传至今的亚里士多德著作都是教科书一类著作，而祖述圣经传统的著作却未能流传下来，因此而使后人以为亚里士多德的教科书才是其哲学思想原本具有的形式和外观，以为真正的哲学就是排除了一切主观认识的纯粹客观的纯粹思辨的认识。 按照巴赫金的对话认识论，外位性是我们认识的充足必要条件之一。而我们对列夫·舍斯托夫思想的认识和评价、研究和梳理过程中，外位性同样也是获得真知的必不可少的视角。同此一理，对待列夫·舍斯托夫的宗教哲学批评，我们同样只有站在其外位立场上，才能真正洞悉其精髓。也就是说，我们不但要读进去，还要全面把握列夫·舍斯托夫宗教哲学思想的历史文化社会经济背景和语境。这也就是说，单纯从某一学科入手研究列夫·舍斯托夫的宗教存在主义思想，必然只能是捉襟见肘，鞭长莫及。今天，取代19世纪以来的学科分化趋势的，是各门学科打通，在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宏观视野上综合运用适用于人文或社会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学科综合和方法综合，这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界的一大发展趋势。从中俄两国文化发展史的角度看，两国文化历来就具有一种以文学中心主义为核心，以历史和哲学为两翼，平行并进的特点。从学科认识的角度看，单纯从某一学科入手势必难以对所研究文化，进行有机整体的把握和认识。列夫·舍斯托夫是从文艺批评入手进入存在主义哲学堂奥的，但归结起来，毕竟仍然不失为俄罗斯精神文化现象和文艺批评现象之一。 虽然列夫·舍斯托夫最终是作为哲学家而得到各国学术界认可的，但其最初的出发点和初衷，却是以文艺批评为旨归，从文艺批评入手进行人的存在问题的思考的。他的第一部成名作《莎士比亚和他的批评者勃兰兑斯》就显示了这样的特征：从对文学作品的感入和切身体验中提炼哲思。可以说列夫·舍斯托夫创造了一种非常独特的从事哲理思考的写作风格：把对某位作家或哲学家创作的文艺学或哲学史思考和作者本人的思考用一种悖论的方式结合起来，融为一体。舍斯托夫这种独特的哲理思维方式和哲理陈述方式，可以采用他自己一部重要著作的名称来加以概括，即“灵魂中的漫游”。舍斯托夫不是一个体系性思想家或哲学家，但其哲学思考的缜密和逻辑性却丝毫也不输于任何具有精密思维能力的正统哲学家。他摒弃系统性和体系性是因为他认为这些东西会戕害思维，扼杀思想。思维之所以具有属人的特性，正是因为它包含有一时难以解决的矛盾。真正的哲学思考不应当回避这些矛盾，反而应该直面这类矛盾。他在给尼·别尔嘉耶夫的信中这样写道：“任何东西也不如统一理念那样带给世人如许多冷酷的仇恨”。 哲学家舍斯托夫贯穿一生的创作主题在其成名作《莎士比亚和他的批评者勃兰兑斯》里便初现端倪：人在世上的“定向”，单只依靠科学认识是远远不够和有局限的。一般理念、体系和世界观会遮蔽我们直面具有丰富多样美丑兼具的真实的现实生活的那双眼睛。人的具体生活充满了悲剧性：并不存在什么抽象的道德规范和道德准则。舍斯托夫自述：在写作这本书时的他，还是站在道德的立场上的。说他之所以对勃兰兑斯不满，是因为后者忽略了莎士比亚悲剧的生命内涵，而单纯把它们看作是闹剧，是艺术享受而已。在《莎士比亚和他的批评者勃兰兑斯》中，舍斯托夫站在理想主义和崇高道德立场上反对泰纳的实证主义和勃兰兑斯的怀疑主义。这是舍斯托夫唯一一部教条主义的著作。在那个时代，这位丹麦批评家的威望正如日中天，实际许多人并不赞同舍斯托夫那种激烈抨击的态度。舍斯托夫这部激情洋溢感情炽烈的著作，当时并未引起批评界广泛关注。但舍斯托夫的这第一部著作却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几乎舍斯托夫成熟时期所探讨的所有主题，都可以从这部著作中找到。之后舍斯托夫又一连写作了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列·托尔斯泰、契诃夫、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著作和论文，继续申述其主导思想。 感谢四川人民出版社·鲸歌和“金色俄罗斯”丛书主编汪剑钊先生以及张春晓女士的大力支持，俾使这部在研究列夫·舍斯托夫哲学思想方面具有不可取代重大意义的评传，得以与中国读者见面，从而为国内学界同仁提供了一部详实准确的研究基础资料，为进一步深入解读列夫·舍斯托夫乃至整个俄国宗教哲学思想，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同时，笔者也借此机会对出版列夫·舍斯托夫文集的商务印书馆及其同仁，对列夫·舍斯托夫文集的责任编辑傅楚楚女士，表达最真挚的感谢！ 是为序。 2020年9月4日于京师园 2021年11月2日于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 《列夫·舍斯托夫评传》 张冰 译 样张 上卷 第一章 基辅的童年——莫斯科大学和毕业论文——最初发表于基辅出版物上的文章（1895） 列夫·伊萨科维奇·舍斯托夫（耶古达·莱勃·什瓦茨曼）1866年1月31日出生于基辅。其父伊萨克·莫伊谢耶维奇·什瓦茨曼是一位有才华的商人，在基辅把一个小铺子改造成为在克连缅丘格拥有支行、在整个西南地区以品质优良的英国纺织品和莫斯科优良厂家产品闻名遐迩、年周转资金数百万的、以“伊萨克·什瓦茨曼仓库”闻名的大型手工作坊商行。由于事业发展很快，1908年商行又改组为名为“伊萨克·什瓦茨曼手工作坊商会”的伊萨克·什瓦茨曼股份公司。公司位于波多尔亚历山大广场的一幢大楼里。 舍斯托夫有两个弟弟米哈伊尔、亚历山大和四个妹妹索菲亚、玛丽娅、叶莉扎维塔、法妮娅。这个位于波多尔的大家庭洋溢着活跃的气氛。舍斯托夫的父亲是一个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古犹太文字的大专家，他定期去犹太教堂做礼拜，与此同时还是一个犹太人所谓的“爱比科伊列斯”——即自由思想者。他经常喜欢拿那些宗教狂的鼠目寸光目光短浅开涮，为人非常机智俏皮，有时会在犹太教堂举办类似俱乐部的聚会，讲笑话，有一段时期，有人甚至想以亵渎神圣的名义把他驱赶出教会。但他虽然具有高度的自由思想，但一有机会，就说：“每当庄严的教会举办盛典时，当人们穿戴着摩西五经的斯维塔袍参会时，我毕竟还是会亲吻他们的袍子的。”舍斯托夫喜欢听他父亲讲述古老的传说和迷信故事。正是出于对传统的尊重，父亲给孩子们聘请了古犹太语教师，可后来舍斯托夫却把这种古旧的语言全都忘光了。 1954年，当年的古犹太语教师法妮·洛茨卡娅80岁生日时，她的学生们在以色列日报《耶路撒冷斋期》上发表的文章，有几段回忆到什瓦茨曼一家在20世纪80-90年代的生活： 像契连诺夫、焦姆金、乌西什金这样著名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经常造访伊萨克·莫伊谢耶维奇家。沙洛姆·阿列伊赫姆还曾朗读过自己早期的作品。此类朗读会毫无疑问是在1885—1889年沙洛姆·阿列伊赫姆在基辅期间进行活动的。 文中提到的叶菲姆·契连诺夫医生、弗拉基米尔·焦姆金、米哈伊尔·乌西什金都是著名的犹太社会活动家。这些人都属于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该组织是在1897年在巴塞尔召开的首届国际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上成立的。该会主席是赫尔茨勒。两位法国作者德·拉皮耶尔和列·科林斯在其所著《啊哦，耶路撒冷》一书（第51页）中本书正文中所提到的详尽的传记资料可参阅本书下卷“所引用文献”栏。，讲到该组织成立的过程。 毫无疑问，伊萨克·莫伊谢耶维奇参加过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但他参加的究竟是什么活动，却不得而知。众所周知，舍斯托夫应他的请求出席过1898年在巴塞尔举办的第二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 舍斯托夫曾经对妻子和洛夫茨基一家谈到过自己童年的往事。以下就是妻子和洛夫茨基的三则笔记： 他10岁那年，捡了一条流浪狗，他非常喜欢那条小狗，给它起名叫“花束”。有一次家人打发小男孩去给父亲送一碗汤。小男孩端着汤碗一路上在想，如果花束变成人那就好了，就这样一不小心把汤碗给洒了。当然，小家伙挨了一顿骂。 舍斯托夫父母家住着一位年老的女穷亲戚。她住在厨房，但每逢周六就会在屋里的一角摆上一张桌子，桌上铺着白桌布，点着蜡烛。他家平常并不庆祝礼拜六。10岁左右的舍斯托夫经常坐在老太婆身边，听她读经或讲古。舍斯托夫非常喜欢老太婆那朴实的信仰。 有一次他偶尔闯进一家东正教教堂。东正教教堂里面的肃静，明晃晃的烛台和整体氛围，让他一下子就喜欢上了。他很惋惜这不是他应该进的教堂，觉得在那里祈祷心里会很宁静。 小男孩时的舍斯托夫经常跑进邻近一家兄弟修道院看人家庄严肃穆的礼拜仪式。庄重的法衣，肃穆的圣像，成排的蜡烛，深情的赞美歌，彻底征服了他的想象力，他曾跟我说，假如他能碰见一个勤谨刻苦的僧侣，他也许会皈依的。他常常不由自主地把这种恢宏壮观的礼拜仪式和破烂的犹太教堂里的礼拜仪式做对比，衣衫褴褛的犹太人在教堂里只会嘴里喊着“我有罪……”，拍打着自己的胸脯大声祈祷。（洛夫茨基，未刊文稿，第21页） 19世纪70年代末，是一个恐怖暗杀极度风行的时代，这个时代以亚历山大二世于1881年3月1日被刺杀结束。沙皇去世后开始了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格林别尔格——舍斯托夫的表兄（参阅附录）于1882年移居美国，他对其儿子斯坦利·格林（Stanley Grean）讲过在基辅城里对犹太人的大屠杀： 基辅城里的犹太人街区遭到大屠杀。我叔叔伊萨克·什瓦茨曼坐落在市场广场上的商店受到了士兵的保护，因为他是一等商人。我家住的离市场广场不远，而大屠杀恰好就是在我家那块开始起头的。我们只好从家里跑出来，跑到门口挂只十字架的修女家里躲藏。后来又跑去让警察保护。（斯坦利·格林，《家史》） 伊萨克·莫伊谢维奇家在此期间也发生了双重灾祸，关于这件事洛夫茨基写道： 老人家头婚生的大女儿多拉嫁给了“好小伙儿”杰尼斯·尼克·波杰列金——先是在亚历山大洛夫斯克，后在涅仁当技工学校的校长——成了个女革命家。父亲和女儿断绝了关系。 可紧接着就来了第二桩祸事：12岁的列夫·伊萨克维奇不见了。原来他是被一个秘密政治组织给绑架了，目的显然是索求丰厚的赎金，好补充党的经费的不足。老人家经过一番痛苦的思考，决定不对政治敲诈让步，坚决拒绝给付对方要求的赎金……。列夫·伊萨克维奇不愿意回忆他童年时代的这件往事。老父亲表现出来的坚忍不拔获得了成效：过了一段时间后，全家的朋友米·伊·库里舍尔把浑身湿漉漉的12岁的孩子领回家了，说：这不是你们家的廖利亚嘛！不难想象可怜的母亲和全家人是何等欢天喜地呀。（洛夫茨基，未刊文稿，第20、21页） 关于舍斯托夫的被劫持，亚历山大·格林别格也和其儿子讲到过： 伊萨克的大儿子，列夫，于1878年被一伙无政府主义者当作人质给劫持。政府拒绝给付赎金。6个月后列夫毫发无损地回来了。 犹太人大都关心一件事，那就是如何能尽可能多给孩子留下些“权力”。沙皇政府给予受过教育的犹太人在服兵役和在定居点以外居住权上，给予一定优惠。舍斯托夫起先上的是基辅古典文科中学，后来，由于和政治有牵扯，不得不放弃这所学校，而转学到莫斯科。1884年中学毕业后，考入莫斯科大学，起先在数学系，随后又转到法律系。期间有一个学期他是在柏林大学念的。由于和著名的大学学监勃雷日加洛夫产生一些误会，舍斯托夫从莫斯科大学弃学，又转回基辅大学，并于1889年从基辅大学法律系毕业。 大学期间舍斯托夫对财经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莫斯科大学期间他热忱地听伊·伊·扬茹尔、亚·伊·丘普罗夫的课程（参阅谢·波兹涅尔的《列·舍斯托夫传》——《最新消息》，1926年2月25日）。丘普罗夫（1842—1908）是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政论家和社会活动家，时任莫大政治经济学和统计学教研室主任。 他是大学科研为人道主义和社会理想主义精神服务思想的最杰出最著名的旗手……丘普罗夫……是作为社会发展进步之力量的大学精神的体现和象征。（基泽维杰尔） 丘普罗夫针对当时俄国经济生活最迫切的问题的铁路经营问题撰写过若干种专著。 扬茹尔（1846—1914）是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时任莫斯科大学财务法教研室主任。1882年他成为莫斯科工厂区视察员。可是，1886年法律颁布后工厂监理的状况变得很糟糕，1887年，扬茹尔辞去了工厂视察员职务，因为他对在这个岗位上富于成效的工作的可能性失去了信心。扬茹尔教授的课上永远都是满座，他的课总是能带给学生许多新的材料。他是大学实践课（财政法）的首批创办者之一，这门课学生总是踊跃参加。他拥有丰富的藏书，并且总是乐于为每个有志研究者无偿提供。扬茹尔参与了许多具有自由稳健派倾向的杂志的工作，并且出版了许多专著。 大学期间舍斯托夫撰写了两篇较长的论述工人问题的论文：一篇写于莫斯科，另一篇学位论文写于基辅。毫无疑问，这两篇文章的题目或是扬茹尔给他出的，或是受了后者著作——《1882—1883年间莫斯科省工厂的日常生活》和《1885年工厂视察报告》——的启发。关于自己的第一篇科研论文，舍斯托夫曾经在《自传》中对方丹说过： 还在当学生时期，我就和同学一起撰写了一篇《俄国工人状况》的论文——可这是一篇注定无法问世的论文——因为杂志编辑部（尽管也认为文章很有意思）认为文章既太泛又太专，而书报审查部门却认为对当时而言文章写得太尖锐了。而这是一篇合作文章，并非我个人所写。（《自传》） 我毕业于法律系……毕业考试得的是中等分4 。为取得法学副博士学位，我撰写了学位论文，题目是论述刚刚开始实行的、针对它已经开始出现了劳动监察报告的新工人法问题。我的毕业论文要在基辅大学通过：可为此我必须把论文打印出来，然后送交莫斯科的审核委员会审核。但审核委员的结论是，如果我的论文问世就可能成为在全俄掀起革命的一个信号。我动身去莫斯科搞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审核委员之一建议我提交一份按照审核委员会意见精神修改过的论文手稿，可撰写报告的那个委员却要委员会相信，任何修改都无法彻底改变这部著作的革命实质。结果手稿也没有还给我。手稿的另一份复本归学校所有。我的草稿也丢失了。这本书也就从未出版过。这本书里讲的是俄国农民的极端贫穷状态等问题的。（方丹：第86页） 关于舍斯托夫的这部论著洛夫茨基写道： 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对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持否定态度，尽管他对马克思的著作深有研究，他的那部因被当作革命的信号而遭到扬茹尔教授否定未能出版的学位论文就证明了这一点。（洛夫茨基，未刊文稿） 显然，舍斯托夫的这部著作虽然所研究的题目是扬茹尔也很感兴趣的，但却因写得过分激烈而遭到否决。 第一篇论文的题目“俄国工人的现状”是舍斯托夫在自传里提到的。第二本论著（学位论文）方丹却没写题目是什么。在其他研究舍斯托夫的著作里，这篇学位论文有两个不同的题目。波兹涅尔说题目是“俄国工厂的立法问题”，而苏伊斯和列甫夫尔却说是“俄国工人阶级的现状”，而舍斯托夫本人在1931年1月5日给格·洛夫茨基的信中，说的题目和后者一致。这篇学位论文的正确题目极有可能是波兹涅尔的说法比较可靠，而舍斯托夫在致洛夫茨基信中所给出的题目，应当断定是自传中所提到的那篇文章的题目。还有一个问题我们也无从判断，那就是这篇学位论文是为获得什么学位而撰写的。方丹说是“副博士”学位论文，而在其回忆录的其他地方又说是“博士学位论文”。很可能舍斯托夫从法律系毕业时得的是“学士”，而被否决的学位论文是获得硕士（副博士）学位而撰写的。 大学毕业后舍斯托夫在彼得堡注册为律师，但却从未经办过律师业务，而在莫斯科，从事法律工作的时间也很短暂。 青年时代的舍斯托夫和他的绝大多数同龄人一样，对政治感兴趣，而且都曾经是革命者。上文提到的那部在大学期间写作的论述工人问题的专著，便足以证明青年舍斯托夫当时所具有的革命情绪。伦德别尔格在其《作家札记》中对此题目有所涉及： 少年时代的舍斯托夫曾经与民粹党人过从甚密……有一段时期，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曾经想要吸收他参加其杂志的工作。后来他又研究过卡·马克思，并且成为基辅一地早期马克思的主要阐释者之一。（伦德别尔格，第75页） 舍斯托夫也对方丹说过： 我从8岁起就成了一个革命者，这让我父亲伤心之至。直到“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出现好久以后，我才渐渐不再是革命者了。（方丹，第62页） 舍斯托夫究竟到底是什么时候才不再是革命者并且远离政治的，这个问题很难确定。可以推断，在下文将要提到的那个时代（1891—1996），他已经离开了马克思主义，而开始研究文学和哲学。沿着舍斯托夫所走过的精神道路，后来又走来了别尔嘉耶夫、司徒卢威，布尔加科夫及其他人。这些人的青年时期都曾是信仰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而后来又抛弃了马克思主义。1903年，布尔加科夫出版了一部题目为“从马克思主义到唯心主义：1896—1903”的著作，书中对包括舍斯托夫在内的这批学者的精神转折，作了描述。 大学毕业（1889）后，舍斯托夫自愿入伍服兵役。曾短期在莫斯科担任律师助理。但他很快（1891或1892）就被迫返回基辅，因为他父亲的事业搞得一团糟，需要他回去拯救家族企业。在基辅他一直待到1896年初。他在企业工作，读书很多，并且继续研究财经问题。在此期间或许比这还早一些，舍斯托夫曾经尝试写作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舍斯托夫在自传中写道： 我试着写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写了好多，可是却无从发表走向公众。我自己包括看过这些习作的我的为数不多几位朋友，都对这些习作评价不高。 在舍斯托夫档案里保存着10篇未完成的短篇小说的草稿手稿。这些手稿值得注意的一点毫无疑问在于其包含一定的自传成分。多数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是贫穷而又富于才华的少年-理想主义者，幻想要“开创新事业，说出新思想”。显然，这就是舍斯托夫本人青年时代的理想。这里我从两篇未完成小说中引用两个片段。小说以阴暗的色调描写了中学生的日常生活。两篇小说的主人公都叫米罗维奇。头一篇没有标题，舍斯托夫在小说中描写了一个贫穷的中学生米罗维奇的生活。第二篇标题叫作《没有中靶》，年轻而又不走运的作家米罗维奇讲述了自己的生活。小说叙事以第一人称进行。 到五、六年级时米罗维奇已经对于文坛现有的诸多“流派”了若指掌了，一个人要想赢得尊重的第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必须归属于最后一个流派，该派是在力求继承俄国知识分子在普希金时代就已经开创的事业。他懂得俄罗斯思想的追随者和载体是奥涅金、毕巧林、罗亭、巴扎罗夫、涅日丹诺夫，他要求当代的同时代人应该打造新的理念，这些理念的意义对他们而言，应当与20、40、60和70年代的文学典型代表人物眼中的理念是一样的……他的全部思考归根结底可以归结为一点，即确定当代俄国知识分子的地位。40年代的理想主义者和60年代人——现实主义者们，都曾开创了自己的事业并且完成了他们的事业……如今我们又该怎么办呢？青年时期早期的他无法回答这个问题，而且后来，在他进入成熟期以后，也同样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但他却深信一点，即这个问题一定有也应该有一个答案，而且随着时间的迁移他一定能找到这个答案。他丝毫也不怀疑自己那个时代的人们应当说出自己该说的话，应当开创自己该开创的事业。为此就必须首先把祖先给我们留下的遗产好好清点一下，到那时一切就会昭然于天下了。俄国当然有着伟大的未来。俄国一定会实现其伟大的使命，而这同样的使命，却是西欧所无力完成的——因为西欧各国和各个民族走在一条快速通向毁灭的道路上……他早在那时就已怀着自豪和喜悦的心情在房间里来回踱步，高声朗诵着普希金的名诗： 啊，朋友啊，你终将看到一个不受压迫的人民 和因沙皇的狂躁而垮台的奴隶制， 明媚的朝霞终将升起在 开明而自由的祖国上空。 他说这四句诗是天才的诗人向俄国知识分子发出的第一个号召。而俄国知识分子也对这一伟大的号召做出了响应。俄国知识分子勤奋工作刻苦学习，像以别林斯基为首的俄国知识分子刻苦自修，努力研究所面临的问题。而60年代的俄国知识分子为了农民的解放事业做了多么伟大的工作呀。舍斯托夫常常以无比激动的心情赞美道，哪个国家也不曾有一部像俄国那样一部体现了伟大的国家智慧的解放农民法案。他对亚历山大二世及其大臣在这次伟大改革中所建立的功勋无比赞扬…… 经常阅读我国优秀作家的作品导致他产生了这样一个信念，任何一种伟大社会事业在实现之前，都会事先在文学中加以讨论，文学是所有社会运动的发动机。他认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无法提出清晰明确的任务。他期待着“前夜”会到来，过去，而“真正的白天终将会到来”的那一无比幸福的时刻。对这一天终将到来这一点他始终深信不疑。我们需要做的，就只是同心协力地，精力充沛地，奋不顾身地为伟大的事业而献身，为社会而服务，也就是说，在理论上，在文学中制定一个行动纲领。因此全部事业暂时都可以都归结到文学工作中去。每个能感觉到“自己身上怦怦跳动的心脏”的人，都应该丢弃所有的利害顾虑，而全身心地投身于社会事业中去……（无标题小说） 我很早，即在上中学四年级时，也就是13岁时，就有了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我不是不能写，而是必定要当一个好作家……早在那时我的文学观就已经形成，我始终神圣地，坚毅不拔地，遵循我儿童时期的信念，置我在生活这所学校的后15年中所走过的坎坷道路于不顾。我13岁时已经读过好多书。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及其他我国经典作家就不用说了，我那时已经读过许多外国作家——莎士比亚、歌德、甚至一些小作家——奥尔巴赫、施皮尔哈根等人——的作品。当时的我在俄国作家中最喜欢涅克拉索夫。这就是说我当时也喜欢普希金，也喜欢莱蒙托夫，因为我奇迹般地避免了那个时代即使是在中学生中也十分盛行的、占统治地位的否定普希金的思潮，这也许是因为早在见识同学中盛行的否定思潮以前，我就早已经热爱上了普希金的缘故吧。但我也十分敬重涅克拉索夫身上那种对邻人的爱，对普通人民的热爱。在我的眼里他的诗歌代表了其他诗人绝口不谈的那一种真理。所有诗歌在当时的我眼里都是真理的凯旋，都是纯粹的善……我始终认为生活不是什么别的，就是这种“善”对于战胜恶的一种始终不渝的追求，善的理念的体现者的数量会不断增加，其最终胜利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未命中目标》） 在探索生活之路的过程中，舍斯托夫曾经认真幻想过当一个歌唱家的前程，他曾经拥有非常好的听力和嗓音，但据洛夫茨基所说，他的女歌唱老师毁掉了他的嗓音，而舍斯托夫本人也对格尔齐克说过，说他“少年时代非常热爱唱歌，幻想走上舞台，却把嗓音唱坏了”（格尔齐克：第101页）。他还尝试过诗歌创作，但他的习作没有成功过。这个充满精神力量的有才华的少年在努力寻找着适合他非凡能力的事业。一段时期内他对阿尔弗雷德·缪塞及其他法国浪漫主义作家非常入迷。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和维尔伦的诗歌，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De la musique avand toute chose et tout le reste est litterature”（首先是音乐，其余才是文学）——他经常说。他1898年4月8日，他在A.E的诗歌习作本上书写了缪塞《十月之夜》的几行诗，也许是他亲自译成俄语的。所有这些尝试都没有成功过，于是舍斯托夫转向了柏拉图所说的“伟大的音乐”——哲学。在论述胡塞尔的文章中舍斯托夫谈到过这一点。他说： 或许有人会觉得这很奇怪，但我的第一位哲学导师是莎士比亚。从她那里我听到了如此神秘而又不可理喻，如此令人内心惊恐而又忧心忡忡的音乐：时代错位了…… 从莎士比亚我又一头扑到康德怀里，他通过《实践理性批判》以无与伦比的技巧，以其著名的公理，将他以其自己的《纯粹理性批判》所发现了的存在的百年缝隙，全都弥合了起来。但康德并未回答我所提出的问题。于是我的目光开始转到另一个方向——《圣经》。（《思辨与启示》，第304页） 1895年舍斯托夫开始与基辅的进步出版物合作，开始以文学和哲学为题写文章。舍斯托夫本人在其自传中这样讲到： 我写了几篇文章……文章很短小，我当时就住在基辅，所以，自然会想到要把文章首先发表在基辅的报纸上。当时基辅有三家报纸：《基辅人报》《基辅言论报》和《生活与艺术》。《基辅人报》对文学和哲学不太感兴趣。而且此报就是在当时就已经在坚持一种明确的保守主义倾向——所以，我甚至都没有尝试与其对话。我把我的第一篇好像我记得题目叫作“良心问题”投给了《基辅言论报》。编辑部拒绝发表，借口是我虽然提出了问题，但却并未解决它。这篇文章是针对波塔别科的一个短篇小说（我已经记不得小说的题目了）和弗·索洛维约夫在《田地》上发表的《善的证明》的个别章节——《论战争的意义》——而写的。我接着想找一找《生活与艺术》，可有人告诉我说，你要真的想要文章能发表，就必须不是直接找编辑部，而是去找一个叫Т.Я的编委，我于是便照办了。Т.接受了稿子答应发表。果不其然，稿子真的发表了，只不过被大加修改和补充了一番。凡是和波塔别科有关的文字，都被删掉了，而凡是和索洛维约夫牵涉的文字，都被修改了。看到报纸上发表的我的文章《良心问题》，《生活与艺术》，1895年12月5日。署名：乔尔内。，我都认不得了……嗣后我又给了Т.两篇文章其中一篇是：《杂志评论（论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生活与艺术》，1896年1月9日。署名：一读者。第二篇文章没有找到。（他把文章作为自己的给发了，不然的话他就不接受），文章发表时署名是“一读者”——其中一篇没有经过任何修改，除了印刷错误扭曲了原意以外；另一篇经过很大幅度的缩简，有几处修改，像上文的引文似的。 同年的12月份，《基辅言论报》编辑委员会发生了变动，我从而得以在上面发表了一篇文章《勃兰兑斯论哈姆雷特》《格奥尔格·勃兰兑斯论哈姆雷特》，《基辅言论报》，1895年12月22日。署名：列·舍。。因为这次发表文章我已经不再需要隐身了，所以，此篇文章发表时没有经过改动，而且也没有印刷错误。 1896年初，舍斯托夫写了一篇书评文章《论“北方信使报”的唯心主义与象征主义》杂志《北方信使》创办于1885年，由于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的加盟而享有广泛知名度。从1891年或1892年起，改由亚·列·沃隆斯基主编。他出面反对当时已经根深蒂固的实证主义-唯物主义传统，在其主持的杂志上发表颓废派和象征派诗人的作品。该杂志在沃隆斯基主持下很不成功，遂于1898年夏停刊。，该文章的手稿草稿见于舍斯托夫的档案。1879年该文章以俄文发表，手稿原稿或许是首次发表于美国刊物《俄国文学季刊》（R.L.T）（第16期）。舍斯托夫在这篇文章中对《北方信使》1895年第11期、第12期和1896年第1期做了一个批评概述。舍斯托夫在文章中以一位文学批评家的面目出现，文章反映他青年时代的个性和体验，对19世纪末文学界的氛围做了评述。他公开表明自己对于60年代那批活动家们和托尔斯泰的实证主义布道的景仰之情。舍斯托夫的托尔斯泰观后来有所变化，但他此文中虽然并未直截了当表达的对于托翁的崇敬和景仰之情， 却渗透到了舍斯托夫嗣后涉及托尔斯泰的所有著作中。舍斯托夫对于《北方信使》发表的所有文章和诗歌，几乎都给予了否定评价。他说沃隆斯基空话连篇，卡列宁弗·卡列宁，笔名弗·德·科马洛瓦-斯塔索瓦——一部论述乔治·桑基本著作的作者。论乔治·桑和缪塞的文章令他怒火填膺，对梅列日科夫斯基和明斯基的诗歌大肆嘲弄。舍斯托夫只对梅特林克的戏剧《丁达奇尔之死》和吉皮乌斯发表于《北方信使》1895年第12期的诗歌《歌谣》给予了正面评价。他写到这首诗“是一颗璀璨的不能不欣赏赞美的宝石”，说沃隆斯基先生理应为此诗的发表感到自豪。吉皮乌斯的这首诗后来被人多次引用，而且主要引用其中的最后两行诗： “我需要世上没有的东西，世上没有的东西。” 值得注意的是，舍斯托夫对于《北方信使》的观点嗣后彻底改变了。在1905年发表于《我们的生活》中的《文学分离派》分离派——1892年慕尼黑、1897年维也纳，1899年柏林的美术家团体的名称。——译者这篇文章中，关于沃隆斯基舍斯托夫说了几句话，他满怀尊敬地称其为给新派作家提供园地的一个“拓荒者”。他写道：“《北方信使》关闭了，但它开始从事的斗争却无止境。” 在此期间（1893—1895），舍斯托夫已经开始与文学圈有所交往。他认识彼得堡女作家季娜伊达·文格罗娃（参阅附录），彼得堡记者，彼得堡《言论报》编委，律师大卫·阿勃拉莫维奇·列文（1863-？）。但在此期间他在首都或许还有另外一些熟人。 在基辅什瓦茨曼一家和糖厂主格里格里·巴拉霍夫斯基一家住得很近。舍斯托夫的妹妹索菲亚嫁给了达尼伊尔·格里戈里耶维奇·巴拉霍夫斯基，而索菲亚·格里戈里耶夫娜，达尼伊尔的妹妹，是一个教养优厚，典雅文静的女性，和舍斯托夫关系密切，对其工作很感兴趣。那些年里她已经嫁给一个法国律师叶甫盖尼·尤里耶维奇·别佳，并住在巴黎。现保存有19封舍斯托夫写给索菲亚·格里戈里耶夫娜的信。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1896至1897年的书信（共6封信）。舍斯托夫在信中谈了自己工作的进展，读过的书籍和文学写作计划。下文我将引用一些书信的片段。索菲亚·格里戈里耶夫娜家境优裕，在巴黎读书期间经常帮助自己的同学，并且不止一次救助陷入困境中的人。她还援助过舍斯托夫，当他不知为何“不方便”向自己的亲人开口要钱时。 舍斯托夫和记者格·拉波特尼科夫关系很好。现保存5封拉波特尼科夫写给舍斯托夫的信，写于1895年7月20日到1895年11月24日之间。拉波特尼科夫在书信中谈了长达10年和舍斯托夫交往的过程，谈自己在各类报纸杂志的工作，谈他正在写作的论述缪塞和舍尼艾的文章，但主要谈自己面临的困难和缺钱花的状况。舍斯托夫向他“提供金钱”，并且完成了他的各类委托交办的事。1895年，舍斯托夫就他和拉波特尼科夫共同参与把亨利希·格列茨多卷本《犹太史》翻译成俄文的问题进行谈判。舍斯托夫档案里保存着该著作若干章节的译文手稿。显然，把他们联系起来的是一种真挚的友谊，尽管在拉波特尼科夫的书信中感觉不到这一点。舍斯托夫在1896年11月3日写给索菲亚·格里戈里耶夫娜的信中，说他是他的“老朋友”，“比那两个新朋友好”。拉波特尼科夫的命运十分悲惨。他当记者的前程显然很不得意，除此之外他还患有肺病。1895年末或1896年初，他动身去罗马治病。舍斯托夫一家给他寄去了生活费，但却没能拯救了他，他于1897年逝世于意大利。 舍斯托夫和来自沃罗涅日的女作家瓦尔瓦拉·格里戈里耶夫娜·玛拉希耶娃-米罗维奇的关系也很好，她当时给基辅各家报纸写文章，后来成为莫斯科和彼得堡许多杂志的编委。10年代末她支持《俄国思想》的小品文栏。现保存有她写给舍斯托夫的17封信。其中9封写于1895—1896年间，8封写于1921至1925年间。一封见下文，另一封见附录。书信的语气非常客气。信中有许多关于崇高话题的议论，但瓦尔瓦拉·格里戈里耶夫娜同样也经常求助于舍斯托夫，而舍斯托夫对她总是有求必应。可以推断他们两人是在1892—1893年间认识。后来多次在基辅和莫斯科见面。 舍斯托夫在科贝居留期间（1910—1914），瓦尔瓦拉·格里戈里耶夫娜·玛拉希耶娃-米罗维奇就住在舍斯托夫在瑞士的家。舍斯托夫与拉波特尼科夫和玛拉希耶娃-米罗维奇的关系就很说明问题。舍斯托夫一生都爱帮助朋友。有些朋友他以金钱资助，另一些朋友，他则奔波操劳帮助他们摆脱困境。 1895年8月舍斯托夫客居于索菲亚·格里戈里耶夫娜父亲的庄园，别列维尔佐夫卡，巴拉霍夫斯基一家的几位家庭成员（索菲亚·格里戈里耶夫娜，她的丈夫叶甫盖尼·尤里耶维奇·别佳、德米特里·格里戈里耶维奇、塔季雅娜·格里戈里耶夫娜、索菲亚·伊萨科夫娜和孩子们）。瓦尔瓦拉·格里戈里耶夫娜·玛拉希耶娃-米罗维奇当时也住在那儿（那年夏天和冬天瓦尔瓦拉·格里戈里耶夫娜担任索菲亚·格里戈里耶夫娜孩子们的家庭教师）。舍斯托夫从别列维尔佐夫卡离开后，瓦尔瓦拉·格里戈里耶夫娜从那里给他写过两封信。下面是前一封信的片段： “整个别列维尔佐夫卡和它的森林、湖泊在您走后显得多么抑郁呀！我已经习惯于您的在场了，而且对您有了更好的了解，您在我身边我感到分外亲切。可是，Les joies sont toujours trop courtes， les adieux sont toujours trop longs。”这是维克多·雨果说的话。而我这封信绝不是为了说这句话才写，而是不知怎么搞的这句话自己就蹦了出来。不过话说回来，我也确信，这句话会使您心情愉快的——而为了让您心情愉快，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只要您不像最近这些天以来那么沉闷，那么压抑就好。您让现在的我比从前更好了……多么遗憾，您不能在这儿多待些日子了。我现在认为您每天的在场，要比托尔斯泰的全部著作都更加能令我确信，“天国就在我们心中”。许多事情我现在还搞不明白，但一线光明已经注入了我灵魂的混沌，而从这混沌中无疑会诞生一种预感……而当您临终时，您和我的相会无疑会给您的良心以安宁，虽然您在生活中实际上还没有做过任何事。多么好呀，您的天赋可以让您无论到什么地方，几乎时时处处您都可以做这件“不同的事”。如果您的事业不是与纺织品有关的话，您肯定能在生活中为自己开辟出一条道路来，一条和凡夫俗子所走的道路截然不同的路。这条路虽然艰难，但却是一条没有虚伪和妥协而通向真理之路。喏，您瞧我又一次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了。我写这封信的目的其实很散漫。能否帮我到编辑部打听一下我最近发表在《生活与艺术》上那篇毫无内容的小说……《在五月》——稿费究竟多少。（别列维尔佐夫卡，1895年8月14日） 舍斯托夫和什瓦茨曼家的女清洁工安妞塔·里斯托帕托娃发生关系，并生下了非婚生子谢尔盖（也许是1892年）的事，也发生在这些年。舍斯托夫很挂念这个孩子，终其一生都非常关心他。谢廖沙和母亲一起住在莫斯科，随后又住进了一位莫斯科记者的家。在莫斯科读完了中学。不知道他战前是否考上大学。他以后备军士官生身份参加了战争，并获得两枚格奥尔吉铁十字勋章，并晋升为准尉。他战死于战场，也许是在1917年春。休假时他就住在舍斯托夫在莫斯科的家。某次回家时还见过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安全保证书》，第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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