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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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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手田野调查资料为内容基础，在如实叙述考古研究过程的同时，也包含很多霍巍教授在考古工作现场的感性认识，配以多张实地拍摄的珍贵图片，图文并茂，通俗易懂，以触手可及、面目可亲的方式带领读者穿越千年时空，将璀璨悠久的第三极文明呈现于眼前，使神秘遥远的第三极考古现场出现于触手可及之处。对于普通大众来说，比起经过考证、沉淀、整理后形成的考古工作报告，本书具有更强的现场感和冲击力，更富感染性和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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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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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一部记录霍巍教授在“第三极”青藏高原开展考古发掘工作过程中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的考古手记。作为一本带领大众走进考古现场的通俗读物，本书收录了霍巍教授多年来在第三极考古工作中写下的数十篇随笔，以在青藏高原开展的重要考古工作和手田野考察资料为基础，生动记录了作者在发掘、调查以卡若、曲贡、藏王陵等为代表的西藏古文化遗址过程中的发现、感受和思考，是认识第三极文明的生动文本，展现了青藏高原繁盛多彩的古代文化，以及青藏高原诸多民族交流融合的历史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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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霍巍，四川大学杰出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
主要研究领域为汉唐考古、西南考古、西藏考古、文物学与艺术史、中外文化交流、博物馆学等。现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中国民族史学会常务理事，四川省考古学会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会长。著有《考古发现与西藏文明史·卷：史前时代》《吐蕃时代：考古新发现及其研究》《战国秦汉时期中国西南的对外文化交流》《西藏西部佛教文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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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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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曙光：高原史前文化巡礼
美玉东来：西藏史前玉器的发现及其西传 _ 003
一个被历史尘封的史前村落 _ 008
西藏史前农业的历史见证：山南昌果沟遗址踏查记 _ 017
高原牧歌：昌果沟口的古代岩画艺术 _ 025
西藏高原腹心地带的文明曙光：拉萨曲贡遗址与墓地的发现 _ 033
“高原丝绸之路”上的遗宝：西藏发现的带柄铜镜 _ 040
王朝印记：吐蕃墓葬踏查手记
唐代的吐蕃-尼婆罗古道 _ 049
桑耶寺石刻寻访记 _ 057
拉孜县查木钦墓地访古记 _ 064
洛扎吉堆吐蕃墓地考古手记 _ 071
镌刻在石头上的历史：洛扎吐蕃石刻 _ 076
“高原金字塔”：吐蕃王陵的考古发现与调查 _ 081
向往天国：赤德松赞碑上的石雕 _ 086
“东方金字塔”：都兰吐蕃大墓考古寻访记 _ 090
雪山下的唐碑：古代中印交通的物证 _ 097
秘境藏珍：吐蕃金银器与丝绸
古格银眼：来自天边的珍奇佛像 _ 105
一方古织物和一座古城堡 _ 111
王侯丝绸、黄金面具与象雄古都 _ 118
镂金刻银铸珍奇：漫话吐蕃金银器 _ 124
锦衣华裳起惊鸿——流传海外的吐蕃织锦衣物寻访记 _ 130
考古图像中的吐蕃胡瓶 _ 136
吐蕃金银器中的带翼神兽 _ 144
吐蕃金银器中的半人半神像 _ 149
金银器上的吐蕃宝马与骑士 _ 155
天路寻古：青藏铁路沿线考古调查手记
书写在天路上的历史丰碑——青藏铁路沿线考古调查手记之一 _ 163
书写在天路上的历史丰碑——青藏铁路沿线考古调查手记之二 _ 169
书写在天路上的历史丰碑——青藏铁路沿线考古调查手记之三 _ 175
石上丰碑：石刻与古碉
藏南山谷中的神秘古碉 _ 187
人间堡垒还是天神之居？——古碉的考古人类学之问 _ 195
千年古道旁的巨石佛像——藏东芒康吐蕃石刻考古调查手记之一 _ 200
隐藏在密林中的佛教圣殿——藏东芒康吐蕃石刻考古调查手记之二 _ 204
中尼文化交流的见证：吉隆日松贡布三尊造像 _ 211
窟中丹青：阿里石窟壁画见闻录
“高原敦煌”的前世今生 _ 217
走近神秘的高原古国：古格王国考古记 _ 234
高原飞天：西藏西部石窟壁画中的精灵 _ 275
天国神兽：石窟壁画中的动物形象 _ 280
西藏阿里皮央79号窟中的女神像 _ 285
西藏阿里东嘎石窟中的一组力士像 _ 290
殿堂之美：寻访高原宫殿古寺
仙女神殿卓玛拉康 _ 297
古城寻踪：蕃尼边境的贡塘王城 _ 303
中印边境古格名寺热尼拉康踏查记 _ 310
探访“九层古碉”色喀古托 _ 319
秘境之旅：中印边境卡孜河谷考古纪行 _ 326
藏南山谷中的神奇古寺——洛扎拉隆寺考察记 _ 343
青瓦达孜宫殿遗址考古探秘 _ 350
后 记 _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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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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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大学时代，西藏这片神秘的土地便强烈地吸引着我，无论是她的自
然风光，还是她的风土民情，都让人神往。作为一名考古专业的学生，我时
刻梦想着有一天能到西藏高原去考古，用自己的双手去亲自揭开这片土地上
的无数未解之谜。1978年，一次绝好的机会与我擦肩而过：当时，应西藏自治
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的邀请，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师生将赴藏东昌都地区对新发现
的一处史前时代遗址进行联合发掘，主持发掘工作的是著名的考古学家童恩正
教授，而学生则可以从两个考古班当中选择，一是1976级的同学，二是1978级
的同学。可能因为1978级的我们刚刚考入大学，还没有系统的专业知识和发掘
能力，后1976级的老大哥们成了这场竞争的胜出者。出发那天早晨，我们全
年级同学都来给他们送行，当时还没有到昌都的飞机，他们是乘一辆大客车从
川藏公路前往西藏的。目送着兴高采烈的幸运儿们登车启程，我便在心中暗下
了决心，将来一定要像他们一样，也要踏上那片土地去实现梦想。后来，好消
息不断传来，这次由西藏自治区文管会和四川大学联合发掘的西藏昌都卡若新
石器时代遗址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为西藏有史以来次科学的考古发
掘，无数出土实物资料将西藏历史上溯到距今约5000年前，西藏的远古历史从
此改写，这更让我振奋不已。
机遇总是会给那些有准备的人。1990年，受西藏自治区文物部门邀请，四
川大学再次派员参加西藏第二次全区文物普查工作，我和考古专业的另一名青
年教师李永宪成为首批人选，终于踏上了多年来向往已久的西藏高原。当时分
配给我们的次调查任务是对雅鲁藏布江中下游地区开展文物普查。因为做
了长期的资料准备和思想准备，出发前我们认真分析过西藏不同区域的地理条
件和自然环境，尤其是对古代人类在高原地区活动的规律性（比如人群的迁徙
路线、临时性宿营地的选择、对水源的利用等）有一定认识，加上好运气（往
往重大考古发现的取得都离不开“有准备加上好运气”，这一点搞考古的人大
概都不会否认），当年我们就在西藏吉隆、萨嘎、仲巴、昂仁等地调查发现了
三十多处西藏史前的细石器时代地点，从而将西藏石器时代遗存的分布面大大
扩展，并由此推测当时古代族群在西藏高原的活动范围与生营方式，这在西藏
史前考古史上，也是次由考古学者发现如此丰富的石器遗存，而过去这些
石器标本都是由地质工作者发现的。
更为重要的是，也是在这一年，在与尼泊尔交界的西藏吉隆县的马拉山口
附近，根据当地藏族干部群众所提供的线索，我们还发现了一通唐代的摩崖石
刻，它差一点因修水渠而被炸掉。经过识读发现，原来这是唐代著名的使节王
玄策和他的使团在出使北天竺的途中，在吐蕃与尼婆罗边境刻下的一通具有纪
功性质的重要碑铭，这也是迄今在中印交通线上吐蕃境内首次发现的有关王玄
策使团的实物史迹，从而对考证中外史料中所记载的王玄策出使印度的路线、
出山口、使团成员的构成、出使目的等若干重大问题，都提供了全新的资料。
在此后的三十多年里，我和我的研究团队曾经无数次踏上西藏高原，和西
藏以及来自祖国各地的考古同行们一道开展了一系列考古工作，又取得了许
多令人振奋的新发现。例如，我们曾经十多次前往被称为“世界屋脊上的屋
脊”、平均海拔达到4000多米的西藏阿里高原进行考古调查与发掘，在一名牧
羊小女孩的引导下，让多年来湮没在荒野沙海当中的东嘎·皮央佛教石窟遗址
重现世间，其后又根据这一线索相继在阿里高原的象泉河流域发现了几十处佛
教石窟遗址。这些题材丰富、构图精美、色彩艳丽的壁画不仅再现了11—17世
纪几百年间西藏西部佛教艺术的光彩，也填补了佛教艺术传播史上石窟寺艺术
在西藏的缺环，这些反映了古代藏族人民杰出成就的石窟寺遗存被海内外学术
界誉为“高原敦煌”。又如，对于在唐代史书中多次提到的“羊同国”“小羊
同”“大羊同”等地名，西藏史书如敦煌出土藏文文献中都将其记载为“象
雄”，认为其主体部分应在西藏的西部和北部地区，是西藏本土宗教——本教
的发源地，其多个都城当中为著名的是“穹隆银城”，但多年来对此只有文
献记载，在这个地区却没有发现过佛教传入之前的任何考古遗存。2006年，我
们在象泉河上游噶尔县境内调查发现了一处规模宏大的城堡，上面有城墙、居
址、暗道以及铁兵器的残片，在城堡脚下还有一处高大的石丘墓葬，当地藏族
群众就将其称为“穹隆银城”，这无疑为结合西藏古史来考察古代象雄文化的
踪迹提供了重要线索。
虽然在西藏的工作条件是十分艰苦的，我们曾经有过无数次遭遇泥石流、
洪水的经历，也有过许
多常人难以想象的精力
与体能的透支，但与这
些重要的发现相比较，
一切的艰辛都随着高原
的清风而去， 而让我
更多、更深切地体会到
的，却是西藏考古所具
有的巨大潜力，在这座
才刚刚露出一角的冰山
之下，还不知蕴藏着多
少有待人们去揭开的秘密，这使我深爱这片洒满阳光的土地。
多年来，在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我也偶尔会应一些刊物的约请撰写一点
西藏考古的随笔和手记，积少成多，不知不觉之间也有了几十篇小文。和学术
论文的不同之处在于，只有在这样的文字当中，才能够真正尽情书写“不
那么学术”的感想、感悟和感受，让自己回到一个理性和感性交织的状态。当
然，所有的这些文字的“科学性”是可以得到保证的，所有的想象也都基于事
实依据。但为重要的，我认为是可以从中看到考古工作的过程，看到往往给
人以冷峻、严肃，甚至有些刻板印象的考古学者在面对新的考古发现时，如同
平常人一样也会欣喜若狂，在面临危险时也会惊慌失措，甚至恐惧和畏缩。但
是，终而言，战胜自我，适应环境，限度地去克服困难，仍然是所有西
藏考古工作者的基调和本色所在。
现在，我将四十多篇西藏考古的随笔、手记和短文结集出版，希望读者透
过这些长短不一的文字，能够从中体会到我的心愿。我曾经说过，考古学者们
的发掘与调查工作，其终的成果往往会成为一部部厚重而严谨的科学报告，
或者是一篇篇考古简报和论文。作为科学工作整个链条上的一个环节、一个标
志、一个句号，它们的学术贡献无可否认，但是对于一般社会大众而言，这些
考古报告就好比是经过高度提炼之后的“纯净水”，虽然没有了杂质，但同时
也没有了细节，没有了故事，更没有了丰富多彩的个人情感。我一直期待着有
一个机会，能够从大众的角度，把这些严肃的工作背后那些鲜为人知的考古过
程、发现经历、亲历者的喜悦与激动、成功与失败的反省和思考等和公众分
享，能够让那些枯燥死板的“英文字母加阿拉伯数字”的考古报告中的精髓，
以一般大众能够接受的，生动、活跃的形式加以普及。
需要稍做说明的是，由于这些文字成文的年代前后跨度很大，因时代的局
限，不同时期我对问题的认识水平和研究程度也会有所不同，所以文中难免会
出现前后观点有所不同、对考古对象的描述的详略程度有所变化等各种情况。
为了尽可能让前后的书写趋于一致，部分文字在此次收入文集时也做了一些必
要的修改，与初发文字会有一些差别。另外，同一事件，可能会在不同的篇目
中有所涉及，内容也会稍有不同。这些问题，我都基于忠实于原始文字这一准
则，未做大的修改。希望得到读者的体谅！
回到标题，我期待读者和我一道，从一个您可能从未体验过的角度，走进
这片洒满阳光的高原，去探寻这片雪域高原上深厚的历史文化、绝美的自然风
光和灿烂的文明风貌。
以此为序。
中华民族有着5000年的悠久文明史，创造出了无数辉煌灿烂的文明成就，
作为中国古代文明的代表性物质文化，青铜器、丝织品、瓷器和玉器都是举世
闻名的。玉器以其细腻坚硬的质地、温润典雅的色泽、晶莹剔透的光洁，一直
伴随着中华民族文明史的始终。
什么是玉？历来对它有不同的解释，古人对玉的笼统概念是“石之美
者”，将那些色彩艳丽、质地细密、表面光洁的美石皆列为玉。汉代学者许
慎在《说文解字》中就列出了140多个带“玉”旁的字，其中许多都是古人
认为的“美石”。现代人对玉的解释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玉包括软
玉、硬玉、碧石、蛇纹石玉、水晶、玉髓、玛瑙、斜长石、汉白玉、石英
岩、芙蓉石、松石、青金石等，传统的古玉学家们一般采用这个定义。狭义
的玉指的是软玉、硬玉、蛇纹石玉和独山玉，这个定义相对比较严格，被考
古学界广泛采用。
玉器在中国古代有着漫长的发展历史和广泛的分布地域。在辽河流域、黄
河流域、长江流域和岭南等地都发现过史前时代的玉器，其中年代早的是发
现于辽河流域的兴隆洼遗址中的玉器，年代距今7000年左右，而制作为精
美、纹饰为丰富的则是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玉器，其中不少玉器都带有神秘
的兽面纹和神人纹，被认为是用于原始祭祀的礼器。那么，在冰封雪覆的西藏
高原，原始人类是否也曾经发现玉这种“美石”并且制作和使用过玉器呢？长
期以来，对于西藏高原史前玉器的发现和研究都未引起人们的关注，似乎这片
人迹罕至的荒原因未留下用玉的遗痕而游离于中华史前玉文化圈之外。20世纪
以来西藏高原一系列重大的考古发现，给我们提供了研究了解西藏史前玉器流
行情况的十分宝贵的实物资料。
西藏高原早发现的玉器，是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中发现的。根据《昌
都卡若》发掘报告记载，有好几件器物都是用玉石制成的。石凿标本F18：
9，形体修长，刃部平齐，器体较厚实，出土时顶部已残。石凿标本T13②206
斜平顶， 形体也是长条形，体厚，带有平刃。石凿标本T3②118出土时上
半部已经残破，从残存部分观察原来的形体是中锋斜刃，一侧棱脊上仍然保
留着切割玉料时断裂的痕迹。石凿标本F8：82通体被磨光，两端的偏刃在同
一面磨成，器体厚实，横剖面约呈长方形，制作得相当精细。石凿标本T14
扩②19器体扁长，弧刃在扁平面上磨出，窄刃的一侧边向另一侧边磨出，两
刃的方向相错。石刀标本T13④214是一件形体狭长的石刀，石刀上两面穿有小孔，使用过程中残断，
但人们并未将其舍弃，而是在残断处再磨出刃部，将其改造为石锛使用。另一
件石刀标本T61④26平背弧刃，背部有刻槽穿孔。除了制作石凿、石锛等刃部
要求坚硬的工具外，卡若遗址的居民还用玉髓制作石镞。标本TG4H1：2即是
一件呈桂叶形的石镞，通体加以磨光。
昌都卡若遗址是西藏高原首次科学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年代距今
5000—4000年，卡若遗址中出土的这些玉器，揭开了西藏高原史前玉器发现
的序幕，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从这些玉器来看，它们均采用硬质玉石材料
制作而成，虽然器型比较简单，但仍然需要经过选料、切割、打磨、开刃等
一系列治玉工艺，表明当时人们通过长期制作石器，已经对各类石料中质地
细腻坚硬、表面光洁温润的玉石有了一定认识。这些玉凿、玉刀和玉锛的形
体、长度都十分小巧，在卡若遗址出土的大量石器中属于较为精巧的一类，
可见人们对这类玉器的外观、色泽也独有钟爱，将其作为制作兼有实用功能
和审美价值的小件器物进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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