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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卖点
“鲁迅生于20世纪而活在21世纪。”鲁迅的所有一切，都包容在《鲁迅全集》里，包容在他的全部的文字遗产中。要了解中国，了解鲁迅及鲁迅与书的关系，回归原著是捷径。鲁迅的一生与书密切相关，以鲁迅书话为镜，看鲁迅如何成为鲁迅。第六届单向街书店文学奖年度致敬、鲁迅研究学者林贤治携鲁迅精选书话再度回归，突出“立意在反抗”，帮读者省时间。其篇后评注尽显多年研究鲁迅的深厚功力，与已出鲁迅书话区别开来，使本书兼具导读与回归原著的功能。当下，我们如何练就火眼金睛，快速在众多图书中找到自己的菜？鲁迅用他的所思所想间接教会我们如何翻书、选书、做书、译书，兼容性强，每个人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操作。“一个人的鲁迅”系列精装版再添新册。紧扣系列书主题，精选鲁迅书话原文，以及鲁迅的书影、手稿、信件。内文版式疏朗灵动，极富冲击力，封面设计精简大气，内文采用顺滑的胶版纸，阅读收藏两不误。
编辑推荐
谈到鲁迅，除却《狂人日记》《阿Q正传》《呐喊》这些文本我们还知道什么？而“当我们重温鲁迅的文本时，就会诧异地发现：被揭露出来的一个又一个未曾改变——鲁迅倾其一生都在促进其改变——的事实，已然包含了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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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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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关于鲁迅与书的一切。鲁迅一生与书为伴，身为著作家、翻译家、编辑家，他深知书籍在人类社会进步中的巨大作用。本书精选鲁迅书话原文，分为“出版史、书厄史、阅读史”“为他人的著译作序”“为个人的著译作序”和“读书经验谈”四辑，充分展现鲁迅独立、自由、民主、平等的思想。特别在其晚年，写于国民党政府书报审查制度下的书话，每每突破知识学的限阈，凸显反抗的锋芒。图书采用精简封面设计和顺滑内文胶版纸，篇末附赠鲁迅研究学者、本书编者林贤治老师的短评，阅读收藏两不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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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编注者
林贤治，当代著名学者和鲁迅研究专家，第六届单向街书店文学奖年度致敬人物。著有散文随笔集《平民的信使》，评论集《守夜者札记》《自制的海图》《时代与文学的肖像》，自选集《娜拉：出走或归来》，传记《人间鲁迅》《鲁迅的后十年》等。主编“20世纪外国文化名人书库”“曼陀罗译丛”“曼陀罗文丛”“流亡者之旅译丛”“流亡者丛书”“世界散文丛编”;《散文与人》《读书之旅》《记忆》等丛书、丛刊多种。选编《绝望的反抗》《野百合花》《鲁迅档案：人与神》等数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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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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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
青年书——应《京报副刊》的征求
十四年的“读经”
从帮忙到扯淡
“题未定”草(六至九)
病后杂谈
病后杂谈之余——关于“舒愤懑”
谈金圣叹
隔膜
买《小学大全》记
杂谈小品文
小品文的危机
四库全书珍本
选本
由聋而哑
关于翻译(上)
华德焚书异同论
第二辑
《尘影》题辞
叶永蓁作《小小十年》小引
《进化和退化》小引
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
《守常全集》题记
《草鞋脚》(英译中国短篇小说集)小引
叶紫作《丰收》序
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
萧红作《生死场》序
徐懋庸作《打杂集》序
白莽作《孩儿塔》序
我和《语丝》的始终
“论语一年”——借此又谈萧伯纳
祝《涛声》
《出了象牙之塔》后记
《思想·山水·人物》题记
《书斋生活与其危险》译者附记
陀思妥夫斯基的事——为日本三笠书房《陀思妥夫斯基全集》普及本作
《争自由的波浪》小引
《竖琴》前记
《溃灭》第二部一至三章译者附记
曹靖华译《苏联作家七人集》序
《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序目
第三辑
《华盖集》题记
《华盖集续编》小引
《坟》的题记
写在《坟》后面
《三闲集》序言
《二心集》序言
《伪自由书》前记
《准风月谈》前记
《花边文学》序言
《且介亭杂文》序言
《且介亭杂文二集》序言
第四辑
读书杂谈——七月十六日在广州知用中学讲
看书琐记
看书琐记(二)
看书琐记(三)
读书忌
随便翻翻
书的还魂和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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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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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带着枷锁的跳舞”(代序)
早在留学日本时起，鲁迅决心去医从文，走“摩罗诗人”的道路，把自己置于反抗者的位置上；这样，他一生遭受权力者和专制政治的压迫，势所必然。
在北京，继女师大风潮之后，鲁迅介入了与现代评论派的斗争。从形式上看，可称“私人论战”。及至上海，国民党的“党国”开始建立，在“一党专政”之下，他所面临的已是意识形态控制日趋严密的局面了。1928年，国民党当局颁布了《著作权法》，规定有违“党义”及“其他经法律规定禁止发行”的出版物不能注册；1929年，中央宣传部公布《宣传审查条例》，同年还颁布了《查禁反动刊物令》；1930年又颁布了《新闻法》和《出版法》，规定书刊必须事先申报登记，获准后才能出版，至于涉及“党义”等敏感问题的还要送审。1933年由政府教育部颁布查禁密令，附抄作者黑名单，手段更为隐秘。1934年4月，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正式挂牌成立，6月颁布《图书杂志审查办法》，规定所有书刊必须送审，如不送审，即予以惩处。各个层级的审查委员会豢养了大批书报检查官，鲁迅称为“叭儿”；在审查过程中，他们“看文字不用视觉，专靠嗅觉”，随意删改和禁止，于是乎出版界只余一片荒漠。
在书报审查制度下，鲁迅受到的威胁，远远超出北京时期。在他的书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写作困境：“遇见我的文章，就删削一通，使你不成样子，印出去时，读者不知底细，以为我发了昏了”；“官老爷痛恨我的一切，只看名字，不管内容”；“近我的一切作品，不问新旧全被秘密禁止，在邮局里没收了”；“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近来这样的黑暗”。
鲁迅一直提倡韧战，对反抗斗争的长期性有充分的认识；然而，禁锢与压迫的严酷，仍然超乎他的预想。这对一个“精神战士”的意志、耐性和智慧，都是一场考验。他不得不在斗争的坚持中迅速作出调整，他把这叫作“周旋”“钻网”，叫作“带着枷锁的跳舞”，或“带了锁链的跳舞”，或“带了镣铐的进军”。
题作《夜记》的系列作品之一《怎么写》劈头一句是：“写什么是一个问题，怎么写又是一个问题。”本来，对于自由写作者来说，“写什么”是不应当成其为问题的，此时居然成了问题。鲁迅既然要直面人生，就不能不谈大屠杀，从“三·一八”惨案到“四·一二”清党，他都确实写到了。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前者还可以直接抨击“政府”“国务院”，痛斥“中国军人”“杀人者”，到了国民党治下，却是“吓得目瞪口呆”，揭露的文字也不得不变得“曲曲折折”“吞吞吐吐”了。1933年上半年，鲁迅还可以随时发表时评；及至下半年，形势陡变，则只好借谈风月而谈风云。只要比较一下写于同一年的《伪自由书》和《准风月谈》的目录，就可以看出这种变化。迫不得已时，鲁迅不惮站出来说话，如左联五作家被害，他的反应是激烈的；在通常情况下，大抵仍然是从侧面、从背面、从壕堑里进行他的伏击战。
这样，鲁迅倒过来从“怎么写”过渡到了“写什么”，正如他所说，“想从一个题目限制了作家，其实是不能够的”。他在文中大量使用典故、反语、隐喻，越过为语境所设置的重重障碍而奔赴目标。对付报刊忌讳他的名字，他使用并频繁更换笔名，乃至近百个之多，成为世界上使用笔名多的作家。这些笔名，完整地被他保留在集子里。对于文中被检查官或编辑删改的地方，编集时他特意从旁加上黑点，或用黑杠标出，或在文末加写“附记”，且不忘在序跋中加以说明。总之，他极其固执，一定要在文字中留下自己所身受的各种明诛暗杀的事实、官方书报审查的劣迹，用他的话说，因为那是“党老爷的蹄痕”。
除了创作，他还十分看重翻译，从留下的文字遗产看，译文的分量甚至更大。翻译对他来说，是“偷运军火”，借用国外的思想文化武器破除官方对言论的钳制。从他的译著看，除了文学作品，还有理论著作。他十分注重介绍苏俄，以及其他弱小国家和民族的状况；对于苏联，也介绍著名的“不同政见者”如托洛茨基的理论和“同路人”的作品。他以译作直接介入中国现实中的政治斗争和文艺斗争。对于翻译，他的选择是十分严格的，目的性十分明确。譬如翻译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故意撇下其中题为《文学者和政治家》一文不译，据他在后记里介绍，原因是原文说文学和政治都是来源于社会生活，所以文学家和政治家是接近的。他表示：“我以为这诚然也有理，但和中国现在的政客官僚们讲论此事，却是对牛弹琴；至于两方面的接近，在北京却时常有，几多丑态和恶行，都在这新而黑暗的阴影中开演，不过还想不出作者所说似的好招牌，——我们的文士们的思想也特别俭啬……所以全书中独缺那一篇。”这是典型的“拿来主义”，用自己的眼光来拿。在政治与文艺的关系问题上，鲁迅与作者的观点是完全相反的。他在著名的讲演《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中说过，“政治家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而“文学家出来，对于社会现状不满意，这样批评，那样批评”，因此他认为，“要维持现状”的政治与“不安于现状”的文艺不免时时处在冲突之中。
鲁迅不但从事著译，而且热心做编辑、办刊物、搞出版。他的目的，归根结底在改造中国这一点上。他要借刊物培养更多的战士，以集团的力量对付强大百倍的反动政府和专制制度。从在日本流产的杂志《新生》，到北京时代的《莽原》《语丝》，到上海的《奔流》《萌芽》《译文》等，可谓从不间断；此外还参与别的报刊的编辑，包括有名的《新青年》。一个刊物封闭了、停办了，接着再办一个。仅为复刊《译文》的努力，即可见他的用意与决心。当他和青年朋友的书稿无法出版时，就搞地下印刷，诸如“奴隶社”“三闲书屋”之类的临时出版社，就这样搞了起来；而一批违禁的书籍，也就这样走出了地面。
出版图书的时候，无论著译，鲁迅都极其看重序跋的写作。他历来重视“边缘”，序跋也是边缘，从边缘进入中心。举例来说，像《伪自由书》《准风月谈》《且介亭杂文二集》的后记，篇幅比正文长得多，其中虽然多是报章剪贴，却保留了文网史的大量故实；加上作者随机的批评，结果确如他所说，有了这样的“尾巴”，形象便见得更完全了。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曾几何时，一个高踞人民之上的威赫无比的政权，在一个早上黯淡收场；而希望自己“速朽”的鲁迅的作品，却在反抗它的斗争中获得了不朽的意义。历史悖论的力量如此，令人惊叹。
二〇〇六年十月十九日
林贤治评《青年书——应〈京报副刊〉的征求》：1925年1月，《京报副刊》刊出启事，征求“青年书”十部书目。本文是作者应约所作的答复。发表后，遭到媒体及不少读者的攻击，作者曾撰文作答，后来还不止一次提及此事。他提醒说，答文并非愤激之辞，而是得自“自己经验”。对于中国书和外国书，作者给出阅读的两个标准：一个是为人生，一个是当下性，强调自由生存高于一切。
林贤治评《写在〈坟〉后面》：文章体现了鲁迅决心与“正人君子”为敌的反抗状态，同时显示了一种严于解剖自己的精神。关于“中间物”的思想，是鲁迅的一个重要思想，是他有如上述的反抗旧物、喊出新声、牺牲自我、不惮消亡的一个哲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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