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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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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学”推原》由方维规著、张颖编，为《〈文艺研究〉小丛书》的一种，本书收入作者于2015年、2017年和2020年发表于《文艺研究》的三篇文章。其中，《何谓世界文学？》《普遍、自由的“精神贸易”——歌德“世界文学”概念的历史语义》两篇文章分别从“概念”与“史”的角度对“世界文学”这一概念进行了历史的梳理与澄清；《“跨文化”述解》一文则是对“多元文化”“文化间性”“跨文化”等全球化背景下的概念进行了介绍与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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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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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册收入方维规教授的三篇文章《何谓世界文学？》《普遍、自由的“精神贸易”——歌德“世界文学”概念的历史语义》《“跨文化”述解》。作者特地为此书作序，并有编者导言。本册主要呈现近十年来方维规教授在概念史方法上的探索与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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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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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维规，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研究中心教授，著有《概念的历史分量》（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版）、《什么是概念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版）、《历史的概念向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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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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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001 何谓世界文学？
058 普遍、自由的“精神贸易”
——歌德“世界文学”概念的历史语义
115 “跨文化”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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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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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导言
张? 颖
方维规教授供职于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其研究具有开阔的跨学科视野，并未完全局限于文艺学的传统领域。他的学术关切涉足中国与西方的比较诗学、比较文学、思想
史、文学社会学、海外汉学等，尤为关注18世纪至今的长时段里现代思想的种种形态演变。在写作形式上，除用论文、专著形式在文学理论的基础部位做大文章外，他也发表过数量可
观的编著、译著、书评与学术随笔。
若有意将这些写作置于一个总题之下，或许可以名之为：世界眼光与中国意识。当然，二者浑不可分，我们总是在理解世界中认识中国，在体验中国历史与当下中对话世界；它
们不仅是胸襟与立场，而且根植于共同的学术抱负。勉强区分的话，方维规教授曾处理过的“夷”“洋”“西”“外”“文明”“文化”等概念，更多具有鲜明的中国意识；其讨论过的“世界文学”“汉学”“文学”“杂合”“政党”等概念，更多出自宽广的世界眼光。
理解本书收入的三篇长文，较好的途径应当是基于方维规教授所擅长的“概念史”方法。诚如他本人曾言，概念史是他在广泛的学术涉猎之余，持续长达二十年的研究兴趣所在。 近三年，他集合自己此前的相关思考成书，接连出版三部以“历史”与“概念”为关键词的精致专著：《概念的历史分量——近代中国思想的概念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什么是概念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历史的概念向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
《何谓世界文学？》原刊于《文艺研究》2017年第1期。该文综合当时世界范围内尽可能、广的文献资料，在此基础上尝试施展一个重要抱负：廓清在“世界文学”论题下我国学界既有的种种误解。文章部分梳理21世纪以来西方学界围绕“世界文学”这一概念展开的多重视角的立论和争论，第二部分讨论歌德之前的“世界文学”概念的面貌，第三部分探索歌德提出“世界文学”概念的语境和确切含义，第四部分辨析“世界文学”“世界的文学”“全球文学”这些基本概念在当今语用上的区别与趋势。纵观全文，其材料之崭新、之丰富，论述之清晰，用语之精准，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准，称得上是很有分量的大文章。
《普遍、自由的“精神贸易”——歌德“世界文学”概念的历史语义》原刊于《文艺研究》2020 年第8期，刊登时更名为《起源误识与拨正：歌德“世界文学”概念的历史语义》。如果说《何谓世界文学？》于“概念”与“史”二者上侧重“概念”，这一篇则侧重于“史”，或可视作前文第三部分的一种精确化扩写。文章以流畅、丰富的叙事素材，将“世界文学”的“动词性”充分铺展开来，勾勒出歌德前后左右的欧洲文学共和国的公民们从事“精神贸易”的生动群像，给人以置身其中的现场感受。这两篇围绕“世界文学”概念的长文，其一以论理为主，其二主要做史实的追究，一论一史，史论相济，搭建起“世界文学”之概念史的基础论域。
方维规教授的写作常给人以举重若轻的印象：文气贯通，说理生动，仿佛一气呵成。细察之下则会发现，他在文献爬梳方面可谓下足了功夫，丝毫不肯吝惜气力。他曾在德国求学与任教长达二十年，锻炼出令人歆羡的全面能力，包括精湛的外语水准与扎实的文献功底，这造就了其严谨的思想底色。前述两篇文章各自的注释皆超过一百个，且参考、使用了发表于近几年的相当丰富的西文研究成果并与之对话，保障了文章在该领域的国际前沿价值。
《“跨文化”述解》原刊于《文艺研究》2015 年第9期。该文同样以概念史的视角，力求还原概念的原语境。在当年编辑这篇文章的过程中，笔者本人受惠颇多，借此澄清了原
先的不少误解，首先当然就是概念上的误解，比如“多元文化”“文化间性”“跨文化”“世界文化”这些看起来都是复数文化、似乎都带有文化相对主义色彩并着眼于消解单一文化霸权的词组。作者正是在为各个概念划分疆域的基础上对“跨文化”做“述解”工作，借韦尔施的研究指出它更大的包容性和 过渡能力，但又借赫尔德指出这种“杂合”理念的盲点。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巧妙地避免了这样题目下钻牛角尖的诸多可能性，从题目、结构到语言都显得沉稳从容。
依笔者浅见，概念史，顾名思义，即致力于处理概念的历史，研究者需要在历史层面上追踪还原概念诞生的语境，理清概念何以从一般话语中生成、凸显、定型的复杂逻辑，阐明概念在定型后遭遇的内涵变迁的可能成因。这决定了概念史作为方法，需同时观照“事实”与“道理”两方面的问题。不言而喻，概念史研究者唯有具备史学与哲学、实证与思辨上的双重严谨性，才能够在纷繁的材料中发现“本”事，找出“原”理。
于是，我们常在方维规教授的写作中读到一种辨识正误的热忱，索真推原的执着，这基于其学术上的坚定信念。他曾在《历史的概念向量》一书序言中自述道：“只是根据自己见到的史料和相关文献提炼见解，不敢说观点有多高明、思想有多深刻，也不排除主观判断和偏颇言说，然深信辨析和切磋能够推动学术的进步。”人们常说，下判断要客观，而人文学术中的道理得自学术主体的思想活动，就“主体”（subject）一词而言，本身已经是“主观的”（subjective）。学术上所认定的客观，一般指无悖于事实与道理。对事实的考镜，通常依据白纸黑字的史料与文献；对道理的推敲，则往往依据辨析甚至辩难。笔者赞同方维规教授对确凿理据的维护，也能体会其辨析、“较真”的殷切心情。予岂好辩？予不得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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