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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古释名资料的重要价值
中国训诂学的发展始终与古代学术思想息息相关。先秦时期，“名”与“实”的问题成为思想家关注的焦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提出的“正名”思想除了在政治学、逻辑学层面具有重大意义外，也推动了训诂的滥觞。所谓“正名”，就是要使得“名”（语言文字）与“实”（客观世界）相符，要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对“名”进行充分的解释与阐发，这一过程就是“释名”。先秦两汉经典中保存着大量的“释名”资料，这些资料多以“声训”的形式，传达出音义必然相关的观念，从而成为词源学的起点。
☆声训是对语言规律和社会风俗的反映
声训是一种训诂方式，通过声同或声近来解释词语，考究命名的所以然，它体现的是古人对声义关系的探求。先秦两汉的声训中，既有符合语言客观规律的语言声训，也有以声音为手段阐释义理和民俗的义理声训、民俗声训；前者揭示了大量语言事实，具有词源学上的重要意义；后者虽然具有较大的主观随意性，但也在客观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俗。更重要的是，声训中所蕴含的“因声求义”的训诂方法和“音近义通”的语言规律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揭示了语言引申孳乳过程中的理据性，指导了后世尤其是清代乾嘉时期的训诂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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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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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两汉的释名资料是儒家“正名”的产物，多以声训的方式呈现。先秦经典中保留了大量的声训材料，其中的语言学声训符合语言规律，揭示了大量的语言事实；而其中的义理声训和民俗声训虽然大都不符合语源学原理，但它们以声音为手段，阐述义理和民俗，内容涉及典章制度、社会生活、伦理道德等等，客观上反映了一个社会时段的文化。本书对先秦两汉除《释名》之外的释名资料加以系统整理与疏证，并以新的观念重新组织，从而为词源学、思想史、民俗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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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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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青松，男，汉族，河北献县人，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从事中国语言文字学的教学与科研。在《中国文字研究》《古籍整理研究学刊》《中国经学》《河北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论文若干。主持项目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白虎通〉义理声训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白虎通义〉校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释名〉笺疏》。著有《〈白虎通〉义理声训研究》，辑校有《坳堂诗文集》《河间七子诗文征》《新辑泊居剩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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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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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凡例
卷一
释天（上）
释天（下）
释地第二
释山第三
释水第四
释草木第五
释禽虫第六
释形体第七
卷二
释亲属第八
释长幼第九
释饮食第十
释用器第十一
释言语第十二
释衣服第十三
释首饰第十四
释宫室第十五
卷三
释道路第十六
释州国第十七
释爵秩第十八
释律吕第十九
释乐器第二十
释诏令第二十一
释兵戈第二十二
释车旗第二十三
卷四
释礼教第二十四
释书契第二十五
释典艺第二十六
释古史第二十七
释丧制第二十八
释祭祀第二十九
参考文献
笔画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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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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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两汉的释名资料是儒家“正名”的产物，多以声训的方式呈现，尽管其语义指向大多是社会政治领域而并非语言学，但作为经典中大量存在的既成事实，也是语言学应该面对的问题。从语言学角度看，这些材料零散不成系统，且符合语言规律的结论不多。但它的价值在于以声训的方式传达出音义关系必然性的观念，从而成为词源学的起点。如果说“任意性”是语言原初阶段音义结合的总规律，“音近义通”（理据性）则是语言发展到某一阶段的局部规律。音近义通是语言引申孳乳造成的必然结果，是词源学存在的理论基础。但随着语音的发展演变，音义结合的规律性逐渐被掩盖。汉代以后，声训逐渐衰微，因声求义的观念逐渐淡化。直到清代，古音学大明，音近义通的规律才重新被认识。
不可否认，先秦两汉声训具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因声求义”的训诂方法和“音近义通”的语言规律的失误。明清以来，就有人以声训结论的失误来反对声训方法，但作为乾嘉朴学中坚的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等人却没有这样做，因为他们看到了先秦两汉声训对音义关系的探求，其理论意义远远大于其具体结论的价值。自从1916年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任意性”的观点以来，音义关系的任意性被看作是语言的基本特征之一，并且成为语言研究的基本假设。加上20 世纪中后期，受政治思潮的影响，音义关系必然性的观念被贴上“唯心主义”的标签，以《白虎通》《释名》为代表的声训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批判。但随着认知科学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语言符号在发生学的层面存在一定的任意性，但在以后的引申成词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理据性，从而对语言任意性的原则是否具有普遍性表示怀疑。实际上，语言符号与意义的任意性与理据性是语言发展中的不同阶段的问题，并非水火不容、非此即彼的关系，片面地强调一点而否定另一面，都是有失偏颇的。对音义关系的再次重视，说明语言研究在不断调整自己的视域。
王宁先生将先秦两汉的声训分为三部分：义理声训、民俗声训、语言声训，从内部厘清了声训的类别，避免了片面的否定和夸大。语言声训具有词源学上的重要意义，义理声训与民俗声训虽不符合词源学原理，但以声音为手段，阐述典章制度、社会生活、伦理道德等各个方面，具有思想、民俗学上的价值。上古释名资料除了对单音词用声训探源或以确定义位的方式释名，还对双音词甚至多音词进行名源的探讨，或解释其语法结构，或对其中某一个多义语素的义位进行确定。这些方法反映了学问方式由耳治到目治的变化，是汉代学术由口耳相传发展到书于竹帛的必经阶段。同一个声音可以对应多个不同的文字，同一个文字可以记录不同的词，同一个词具备不同的义位，师法不同，解释也不尽相同。一旦写定，便会由文字而词义，由词义而义理，生发为一家之学。这些从声音出发对意义的探讨，有对史实的判定，有对义理的揣测，也不乏对时下政治形势的附会，客观上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社会风俗。
从文字角度看，先秦两汉释名大概有三个方法：一是利用经典或日常用字的假借关系构成声训，二是利用声符相同的字做声训，三是同字为训，包括字形的选择、单音词义位的认定、双音词或短语内部结构的分析。这些方法，在当时学者如杜子春、郑众、郑玄、孙炎、李巡、宋均等人的训诂实践中屡见不鲜，但随文释义的特点导致他们留下的成果零散而无系统。直到刘熙将这个方法抽绎出来，系统地运用于《释名》的创作。由于词义引申常常伴随着文字孳乳，形成大量的形声字，这为以字为单位寻求词源提供了可操作性。
《释名》成书之后，此前的释名资料因零散而被忽视。清毕沅《释名疏证》（1789）、王先谦《释名疏证补》（1896）均附类书、字书所引《释名》及韦昭《辨释名》材料若干。嘉庆间张金吾将《释名》之外探讨词源的材料辑为《广释名》二卷二十七类（1816）。20 世纪中期台湾学者李云光《三礼郑氏学发凡》（1966）将郑玄的释名材料加以系统整理，辑得389 条，在《释名》二十七类之外增《释官职》一类。在今天，无论在材料还是认知方面，较之前代，都有了巨大的提高。本书是《释名》之外先秦两汉释名资料的汇编，在前人的基础上，旁搜博讨，更加抉择，并以新的观念将这些材料重新组织，以期拓宽词源研究的范围。将《释名》之前的名源资料捉置一处，加以疏证，一来可以看到古人在语言学方面的积极探索，二来通过这些材料，可以分析当时人的思想所在。如此，这些零散的训诂资料庶可被缀合为有意义的语言现象。
须要说明的是，这些释名材料中的声训，包括先儒旧说（古音），也有汉人造作（今音），甚至为了攀附某一政治观念，不惜以方音来附会。因此这些材料反映的语音状况是杂糅的，不是某一个时期真实的语音状况，在研究中应当审慎去取。
在书稿编辑过程中，徐少娜、魏雪、张莹莹、冯元昭几位同学尝协助校勘，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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