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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 一份自我分析的行动纲领
“人们需要得到科学的凝视，这种凝视既是对象化的，又是理解性的，当它转向某人自己时，这个人就可能会接受自己，甚至提出自己的主张、要求获得做自己的权利。”
* 一座面向非专业人士的社会学智识“武器库”
在本书收录的文章中，布迪厄直言“拒绝‘向已信教者传教’”，毅然将目光转向非专业读者、被支配群体，殚精竭虑地向他们传授社会学的思想方法:“我们必须将问题掌握在自己手中……你们可以获得理解这些事情的智识资源，不要让你们的义愤、盲目剥夺了自己使用理解工具的可能，做一个知识分子不是一种病。”
* 概览布迪厄研究方法和主题的实用读本
布迪厄用一种简明扼要而不失严谨的语言阐明了其典型研究主题、理论方法和分析路径，坦诚地剖析了他与社会学家自身根深蒂固的预设的种种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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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在认识社会世界的规律这件事情上的所有进步，都会提高人们对必然性的认识程度……从而给予人们更多的自由。”就此而言，作为读者，更普遍地说，作为社会大众的一员，了解社会学，了解社会学家如何认识和分析我们自身，便是一项自我解放的事业。
本书是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的一本文集，收录了21篇访谈、讲座文稿和会议论文。在本书中，布迪厄不仅用自己的社会学方法和基本概念（场域、惯习、资本、投资等）分析了流行文化的各个领域（体育、文学、时尚、音乐等），还在这些趣味盎然的分析中穿插了他对社会科学的认识论、方法论的哲学反思。
布迪厄力图将自身所学公之于众，展示社会学家的思考和分析历程，带领读者走进社会科学的“后厨”，并且告诫我们：不要认同一种思想，而要成为一种思想方法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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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作者简介
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法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思想家和文化理论批评家，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1968年起任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社会学部主任，1982年起任法兰西学院社会学教授。布迪厄开创性地提出了场域、习性、资本等分析范畴，对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政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主要代表作有《区隔：判断力的社会批判》《实践感》《实践理论大纲》《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世界的苦难：布尔迪厄的社会调查》等。
译者简介
曹金羽，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在读博士，主要研究西方社会理论、宗教社会学和文化社会学，译有《用后即弃的人：全球经济中的新奴隶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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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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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 重拾拜德雅之学
社会学的问题
序 言
1 直面言语的艺术
2 一门制造麻烦的科学
3 社会学家的问题
4 知识分子出局了吗？
5 “自由漂浮的知识分子”如何获得自由？
6 社会学家的社会学
7 社会学家的悖论
8 说意味着什么
9 场域的一些属性
10 语言市场
11 审查制度
12 “青年”只是一个词
13 音乐爱好者：类属的起源和进化
14 品味的变形
15 一个人怎样才能成为运动员？
16 高级时装和高级文化
17 但是，谁创造了“创造者”？
18 民意不存在
19 文化和政治
20 罢工和政治行动
21 “智力”种族主义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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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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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本书所涉文章皆为口头回答和访谈，面向非专业人士；如果再用冗长的序言开篇，多少会显得不合时宜。但我至少应该在此阐明，将这些此前以更长篇幅、无疑也以更严格的方式讨论过的不同主题放在一起，并且以这样一种更平易近人，但论证不够充分的方式去呈现它们，为何对一些读者来说是更有益且合理的。
社会学至少在一个方面不同于其他学科：人们必须以一种既非物理学，甚至亦非符号学或哲学提供的方式去接近它。谴责晦涩或许也是一种方式，这表明一个人愿意去理解，或有把握去理解那些他觉得值得理解的事情。总之，或许没有哪个领域的“专家权力”和“能力”垄断比社会学的更危险、更不可容忍；如果社会学是一种仅供专家玩赏的专业知识，那它就不值得任何人为之花上哪怕一小时的时间。
可想而知，其他任何学科都不会如此明目张胆地拿社会群体的利益——有时是至关重要的利益——冒险。这使得社会学话语的生产和传播变得极为困难。有的研究揭示了雇主、福音传道士或记者的支配地位的隐藏基础，人们很难指望他们会称赞社会学研究的科学性或帮助发表研究成果。那些对当权者（无论是俗世的还是精神的）所颁发科学证书感到钦佩的人应该回想一下这个场面，19 世纪40年代，工业家格兰丹（Grandin）在法国众议院发言时感谢了“真正的科学家”，他们证明了雇用孩子往往是一种慷慨的行为。这些格兰丹们和“真正的科学家”至今仍与我们同在。
同样，在致力于将其所学公之于众的过程中，社会学家也几乎不能指望从这些人那里得到帮助，后者的工作是日复一日、周而复始地——围绕时代所需的一切主题，“暴力”、“青年”、“毒品”、“宗教复兴”，等等——制造一些连虚假都算不上的话语，这些话语成了高中生惯常的作文题目。然而，社会学家在这项任务中亟需帮助。因为真理没有内在的流行能力，而科学话语本身就深陷它所揭示的权力关系之中。这种话语的传播恰好受制于它所阐述的文化传播规律。那些拥有理解这种话语所需的文化能力的人，并不是对这种话语感兴趣的人。简而言之，在与我们的社会中调的政客、社论家和评论家的斗争中，科学话语处于极其不利的境地：它的构建困难而缓慢，这意味着它只能扮演事后诸葛的角色；它不可避免的复杂性往往会让那些头脑简单或多疑的人——或者简单地说，那些没有文化资本解读它的人——望而却步；它抽象的客观性阻止了认同和一切形式的满足投射；以及重要的是，它与普遍接受的观念和无意识的信念相距遥远。要使这种话语具有某种真正的力量，的办法是在那里积累社会力量，使其能够自我宣扬；一个明显的矛盾在于，这可能需要人们同意参与那场被揭露了其逻辑的社会游戏。必须事先接受将会妥协的怀疑。在采访中，我试图描述智识时尚的机制，负责采访的杂志却是智识时尚的灯塔；我使用知识宣传的工具，为的是准确地传达出通常为它们所掩盖的东西，特别是这些工具的功能及其惯常使用者所扮演的角色；我试图在为知识分子而准备的政党杂志中，界定共产党和法国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通过去说一些在那个场合中不可预期、不可能、不合适的事情，将智识权力的武器对准智识权力。这意味着拒绝“向已信教者传教”，放弃寻常话语，后者之所以深受欢迎，是因为它只告诉听众他们想听的。
精彩论述选摘
◎《社会学家的问题》
话虽如此，人们使用“决定论”这个术语，指的往往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东西，一种是客观的必然性，它隐含在现实本身中；另一种是“经验的”、明显的、主观的必然性，即必然或自由的感觉。在我们看来，社会世界在多大程度上是被决定的，取决于我们对它的认识。另一方面，世界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被决定的，这不是一个意见问题。作为一名社会学家，我的任务不是要“支持决定论”或“支持自由”，而是要在有必然性之处发现必然性（如果它存在的话）。因为在认识社会世界的规律这件事情上的所有进步，都会提高人们对必然性的认识程度，所以社会科学越往前发展，自然会越来越多地被指责为“决定论”。
但是，与表象相反，社会科学正是通过提高人们对必然性的认识程度，通过让人们更好地认识社会世界的规律，从而给予人们更多的自由。所有在对必然性的认识上的进步，都是潜在的自由的进步。对必然性的误识包含着一种对必然性的认知的形式——而且可能是、彻底的那一种，因为它没有认知到自己是一种必然性，然而对必然性的认识则一点儿也不意味着那种对必然性的认知的必然性。相反，它使人们看清了选择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隐含在“如果X，那么Y”一类的关系中。只要人们没有意识到这种把“如果”与“那么……”联系在一起的关系，那么选择接受或拒绝这个“如果”的自由就没有任何意义。通过把预设不干预（即无意识地接受预期效果的实现条件）的规律揭示出来，人们扩大了自由的范围。未知的法则是一种本性、一种命运（例如，继承的文化资本与教育成就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已知的法则以一种自由的可能性的面貌出现。
◎《“青年”只是一个词》
工人阶级的孩子终会不适应工作世界吗？
在学校系统中，人可以足够自在地与工作世界隔绝，但还不足以凭借文凭成功地找到工作（在1880年代的保守主义文学中这已经是一个主题了，那时的保守主义文学已经在谈论失业的业士，表达对机会、愿望以及与之相关的不证自明之事的圈子被打破的担忧）。在教育体系中，人可能会十分不开心，觉得自己完全不适应，但仍然参与到学生亚文化中，加入那帮在舞厅里晃荡的中学生。这帮人发展出了一种学生的风格，并且为了远离家庭而充分地融入了这种生活方式（他们不再理解家人，家人也不再理解孩子——“他们有这么多优势，为什么还要这样！”），同时他们对工作有一种混乱、绝望的感觉。事实上，在这种打破圈子的效果之外，无论如何，他们还有一种对这一问题的混乱的认识，即教育系统为某些人提供了什么，有一种——甚至是通过失败而获取的——对这一事实的混乱的认识，即这种系统有助于特权的再生产。
我认为——而且我在十年前就写过——工人阶级必须通过教育系统，才能发现教育系统是作为社会再生产的工具而发挥作用的。只要他们——除了读小学的时候——与这个系统毫无关系，他们就很可能会接受旧的共和主义意识形态，即“学校教育是一种解放力量”，或者实际上，不管发言人说什么，他们都没有意见。现在，在工人阶级中，无论是成年人还是青少年都发现教育制度是特权的工具（即使他们还没有找到表达这一发现的语言）。
◎《但是，谁创造了“创造者”？》
为了让事情更清楚，我将以高级时装为例，它为绘画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情提供了一个放大的意象。我们知道设计师标签的魔力，它们被贴在了任何物品上——香水、鞋子，甚至一个坐浴盆（这是一个真实的例子），能以一种非凡的方式使其增值。这的确是一种神奇的、炼金术般的行为，因为物的社会性质和价值被改变了，而它的物理性质或（考虑到香水）化学性质却没有任何改变。自杜尚以来，绘画已经提供了无数的例子，你们都有所了解，这些神奇的行为就像时装设计师的行为一样，它们的价值明显源于生产者的社会价值，所以要问的问题不是艺术家创造了什么，而是谁创造了艺术家，也就是艺术家所行使的转化力量。这是马塞尔·莫斯绝望地寻找巫师力量的所有可能基础后，终于问到的问题，即谁创造了巫师。你可能会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杜尚的小便器和自行车（从那时起，我们已经看到了更好的作品）是特殊的案例。但只要分析一下“真正的”原作和赝品、仿品或复制品之间的关系，或者再分析一下归属（传统艺术史的主要目的，如果不是目的的话，它延续了鉴赏家和专家的传统）对作品的社会和经济价值的影响，我们就会发现作品的价值不是来自产品的稀有性（独特性），而是来自生产者的稀有性，它体现在签名上，签名相当于设计者的标签，也就是对生产者及其产品价值的集体信仰。我想到了沃霍尔，他从贾斯培·琼斯（Jasper Jones）及其百龄坛（Ballantine）青铜啤酒瓶的例子出发，在15美分的金宝汤罐头上签名，以6美元的价格出售。
◎《“智力”种族主义》
在我看来，对种族主义的形式进行分析非常重要，因为这些形式微妙、容易被误识，因此也不容易受到谴责。这也许是因为那些谴责种族主义的人通常具有一些利于该形式的种族主义的特性。我想到的是智商种族主义，即智力种族主义。智商种族主义是支配阶级的种族主义，它在许多方面不同于通常所说的种族主义，即小资产阶级的种族主义，后者是大多数经典的种族主义批判——包括萨特提出的有力的批判——的中心目标。
这种种族主义是支配阶级的特征，他们的再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资本——一种具身的，因而显然是自然的、先天的资本——的传播。智力种族主义是支配阶级成员的手段，他们旨在通过这种手段来创造一种“自身特权的神义论”，换言之，正如韦伯所说的那样，为他们所统治的社会秩序辩护。这使得支配阶级觉得自己的支配是合理的：他们觉得自己本质上是优越的。每一种种族主义都是一种本质主义，而智力种族主义是占支配地位的阶级所特有的社会正义论（sociodicée）形式。占支配地位的阶级的权力部分建立在拥有“头衔”的基础上，这些头衔（如学历）被认作智力的保证，在许多社会中，这些头衔甚至是获得经济权力的地位的保证，这些头衔已经取代了早期的头衔（如财产头衔和贵族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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