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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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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20世纪50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着手分辑刊行，至2011年已先后分十二辑印行名著500种。现继续编印第十三辑。到2012年出版至550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仍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把这套丛书出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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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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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论（汉译名著本13）》是凡勃伦的主要著作之一，产生于芝加哥大学执教时期，论述了当时的“现代资本主义”。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凡勃伦的《资本论》，从企业与产业两个方面来剖析资本主义体制，站在保守的改良主义立场，迎合好战的君主制，排斥社会主义，哀悼行将衰亡的营利企业。他依据德国历史学派的发展阶级概念，批评了适用货币经济亚当斯密以后今日经济学主流所犯的时代错误，提出了股份资本论。其中所提出的大量命题，奠定了制度学派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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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托尔斯坦?本德?凡勃伦（1857—1929），1857年7月30日生于美国威斯康辛州卡托，挪威裔美国人，经济学家，制度学派的创始人，制度经济学鼻祖。
译者简介：
蔡受百(1902-1986)，杭县人。20世纪20年代在上海金融界工作，曾任“银行周报”编辑，翻译耿?爱德著作《中国货币论》，1933年由商务印书馆印刷出版。抗日战争胜利后，任杭州浙江兴业银行副经理。50年代中期专门从事翻译工作，译著美国罗?海尔布罗纳的《几位著名经济思想学家的生平、时代和思想》一书，介绍了马克思、李嘉图、傅立叶、圣西门、凯恩斯等人的经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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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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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序
章 引言
第二章 机械操作
第三章 企业
第四章 企业原则
第五章 贷放信用的使用
第六章 现代企业资本
第七章 现代福利理论
第八章 法律与政治方面的企业原则
第九章 机械操作在文化上的影响
第十章 企业的自然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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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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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对于企业的本质、目的、功用以及进一步动向的探讨，就它的出发点而言，与其他对于同样一般事实的研究有所不同。如果有任何不习见的结论，只是由于观点上的这种采择，而不是由于事实、理论条例或所使用的论证方法有什么特殊之处。观点是从企业家的事业——那些决定着当前企业经营的目的、动机和方法一一产生的。一个观点的这种采择，它本身就是从当前的经济情况产生的，这个情况在根本上也就是一个企业情况。
对于企业和企业原理的许多支派和论断，要作格外广泛、详尽的探讨应当是办得到的，并且将得出有兴趣的结果。对于现代经济学说的主要部分，在不止一点上，也许可以由此引起某些修正（革新）。但在进行时，对于这个现代动力，除了它的直接经济关系以外，如果能深入钻研它及于文化发展的方面，则显然将证明更加特别有意味。不过企业的这种文化的方面，实在是属于社会学家而不是属于专门经济学家的范围；因此这次的研究，在本书后几章里，关于这一题材不是短少了，而是违反了常规，超越了经济讨论的合法界限。为使减轻这一罪愆，应当指出，在那儿章里所叙及的一般文化特征与经济情况本身是那样地密切，实在不容许把它们完全置之不顾。
列入本书的各章内第五章关于信用贷款，曾作为一篇专论，载芝加哥大学《十周年纪念刊》第四卷，转录时内容没有作多大变动。
这里也许值得研究一下，关于所有权的后根据，在现代常识下所想象的，同中世纪时所惯常感觉到的，其间有着什么样的区别。过去通常认为权利、势力和特种利益的大致根据是经由习惯而来的权能。认为从一个在上者转移权利的立场如果能够确切成立，那么所要求的权利已经由此确定；任何要求权，不能使它以这样的移转行为或转移的实际行为为根据时，就认为这个要求权是不确定的。权利，不论是所有权或是别的，是从一个在上者那里移转来的，在上者所以享有权利，是由于他具有威力，这种力量是为习惯所容许因此获得巩固的；当某种权利和权力授予一个在下者以后，他是通过习惯所容许的服务和忠诚，在这样的情况下保持着所获得的幸运的。这里实质上是一个个人的关系，是一个地位、权能和屈从的关系。是遗传的持续使所有权获得了认定，而不是相反的。分析到后，转移的连续——这是与一个普通人的一切权利、权力有着关系的——通过一连串的在上者，可以一直追溯到人间的主权，然后由此仍然追溯到上帝。但是不论就人世的主权或神的主权来说，都认为凭以授与或移转权力、权利的资格，并不是以劳动或创造的效能为依据的。所以把上帝认为是人类权利和义务的根源和决定者，并不完全是由于他的作为一个创造者的职分，而是由于他的作为一个宗主的职分。通过文化上的变迁，中世纪的意识和环境开始染上了比较近代的色彩，在所有这一类问题的讨论中，提到上帝对人类事务创造的关系的渐渐地多了，主张也渐渐地坚决了，但就这里所说的问题而言，直到完全步入现代为止，上帝对人类权利的主权关系还没有为他的创造关系所代替。可以说，在中世纪对事物的概念中，认为上帝职分的保有是威力的保有，而人们，不论贵贱，保持着上帝所赋与的权利和权力时，是奴属性的保有。在这样的想象中，所有权是一个管事的职司。这是一个较近地处于人世统治者裁决之下、而较远地处于神圣的大统治者裁决之下的管事职司。当关涉到任何一项人类的安排或制度，在权限或合法性方面发生了疑问，迫切要求解答时，所提出的问题不是上帝所作出的是什么？而是上帝所注定的是什么？
这种中世纪的概念范围，首先在意大利、在文艺复兴中被打破，由近代的观念代之而兴。但是自然权利的现代概念所依据的意识形态，是在英语社会中首先形成、进而达到了有力表现的。关于自然权利的现代学说与古代的显然不同的情况也是这样。自然权利学说的现代特征是导源于英国的。关于所有权的自然权利，情况更加是这样。这种英国对所有权的看法，作为一种思想习惯，它那物质的、历史的基础，是由手工业和商业的经济因素形成的，这种制度在形态上、权力上与中世纪的制度正相反。英国与欧洲大陆不同，当近代时期，很快就把商人和普遍存在的自由劳动者的工作代替了贵族、兵士和僧侣，作为影响它日常生活情调的因素。日常生活中的主要势力有了这样的变化以后，于是由日常生活习惯所形成的锻炼也跟着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结果是涉及人类生活意义的新的意识形态，以及人类制度究极目的原因的新的根据，都在增长中。新的权利和真理的准则夺去了旧的，新的思想习惯代替了旧的。
这种替换过程是政治理论上究极目的原因的敌对概念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当1688年英吉利革命时期达到了戏剧性的峰。作为一种原则上的斗争，通过约翰?洛克与罗卜?斐尔麦爵士（Sir Robert Filmer）之间的论争，这种转变达到了严重关头。斐尔麦是关于权利移转的中世纪原则后的、有力的代言人。洛克把自然权利，其中包括财产权利，推源到造物主的技巧成就，这就标志了在转变开始时现代观念的形态，这个观念形态对于已被废弃的权利转移原则未尝不加以注意，但终于离开了它。
在近代后期，对所有权所赋与的界限，是商业经营的要求的结果，是在“货币经济”下盛行着买进与卖出的结果。由于这类要求，由于普遍存在、反复发生的买进和卖出，不得不产生一种思想习惯。这种思想习惯决定：所有权必须是自然的、正常的所有权，对于所享有事物的使用和处理，必须具有自由的、不受限制的决定权。由于社会的便利，对于这种充分的自由决定权或者需要作某种限制，但对于这类限制，往往认为是所有人权限的“自然”范围内的例外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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