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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彼得·汉德克评传
破解这位特立独行者的语言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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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本书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彼得·汉德克的评传,从语言、文化、历史等角度解析彼得·汉德克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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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法布延·哈夫纳(1966—2016 ),奥地利作家、翻译家。曾在格拉茨攻读日耳曼学和斯拉夫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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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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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引言
章离乡
1引言
2贴近理论:从斯洛文尼亚到法国
3生平故事的痕迹与影响
以家为原点
芦苇丛里的那个男人
4尝试着通过典范去控制世界
违背现实
有关方法的探讨:联想
同语言告别
界线
异乡、界外、没有关联
通过他者抵达自我:走很长的路回家
第二章启程——往家的方向
1十九岁少年的一封信
越过语言的河流译出
叫出它们的名字(我直呼你的名字)
2大黄蜂(1966)
童年风景中初的语言
喋喋不休地诉苦
通过“重现”向逝者致敬
地名的魔法
纽带、交织、和谐
传承问题
3无欲的悲歌(1972)
4错误的举动(1973)
5真实感受的时刻(1975)
解放与支持
6世界的重量(1977)
7缓慢的归乡(1979)
8圣山启示录(1980)
9孩子的故事(1981)
10铅笔的故事(1982)、关于乡村(1982)
第三章译事:从初的斯洛文尼亚语译入
背负历史重担的德语
弗洛里安·利普斯
古斯塔夫·亚诺斯
踏上重现之路
第四章在故乡(世界历史的暂停)
1痛苦的中国人(1983)
2去往第九王国(1986)
向往之地
开路者,魔法师和守护者
在幻想的南方
另一种语言
童年的那些词汇
肖茨·柯巴尔
格里高尔·汉德克
斯洛文尼亚民族
中欧
词语同一
梦与表象
写作语言:家乡
两本书
受外界控制,却不被动
瓦伦西亚国际文学奖
斯洛文尼亚语文学
3缺席(1987)
第五章失去故乡
梦想者告别第九王国(1991)
中欧现实
1我在无人湾的岁月(1994)
2黑夜离家(1997)
3筹划生命的永恒(1997)、独木舟之行(1999)
4图像消失(2002)
5愤怒与秘密(2002)
第六章归乡再无可能?
摩拉瓦河之夜(2008)
附录:作品名缩写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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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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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彼得·汉德克于1942年12月6日(圣尼古拉斯日)出生于奥地利南克恩滕州的格里芬。在那里,除德语外,斯洛文尼亚方言(也)是当地的日用语。尽管多数当地人都掌握这门方言,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都在使用它。究其原因,不仅是因为斯洛文尼亚人在纳粹时期遭到了迫害,而且在更早以前,即早在1920年的克恩滕州全民公投时,多数当地人就已经在思想和情感上认同德语。至于他们用来咒骂和歌唱的那门语言,则在他们心中被淡漠。因此,当汉德克的外祖父格里高尔·肖茨·沃戈·温德(Gregor Siutz vulgo Wunder,19世纪时,Siutz也写作Sivec)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后改为南斯拉夫王国)投票的消息被传出去之后,他便收到了死亡威胁。汉德克后来讲,外祖父共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名叫格里高尔,是家里后一个有觉悟的斯洛文尼亚人。据说,由于他当时在斯洛文尼亚的东北部城市马里博尔的农业学校进修,因此很快就将国内的动乱引入家中。再后来,他和三弟汉斯作为纳粹国防军,战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二儿子名叫乔治,又名尤勒,在二战后成为了企业家,但很快就遭遇曝光,因为他的财产来自于对犹太人的“雅利安化”。汉德克的这位舅舅后来成了奥地利右翼政党自由党地方议会的议员。 战争中遇难的格里高尔舅舅是汉德克的受洗教父。后来这一角色又由汉德克的姨妈乌苏拉接任。舅舅带给家庭两方面的遗产:其一是他遵照前线规定使用德语撰写的信件,其二是他在马里博尔用斯洛文尼亚语写下的水果种植记录。前者留给了二弟乔治,后者则留给了从小到大一直对这个舅舅十分崇拜的外甥汉德克。因此,在汉德克眼中,缺席(Abwesenheit)与重现(Wiederholung)形影不离、不可分开。外祖父虽然不善言辞,但他的故事却对汉德克影响颇深。祖孙俩一起做农活,一起探索并发现格里芬及其周边:尽管仍有遗憾,但这样的童年生活也算是天堂一般。在孩提时代的汉德克眼中,外祖父和他缺席的儿子格里高尔共同决定着一切,他们共同掌控着这物质世界上的所有东西。 格里高尔(它是作品《大黄蜂》《真实感受的时刻》《关于乡村》《去往第九王国》和《我在无人湾的岁月》中所有主人公的名字)这个名字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汉德克在乡村中度过的童年,而并非联想到犹太作家卡夫卡。这位在汉德克出生时就可能已经离世的舅舅,以及这位一直陪伴汉德克,直至他进入语言世界的沉默寡言的外祖父,两人拥有着一个共同的名字——格里高尔。 汉德克始终善于从自身的直接经验出发去认知世界。这些经验源于他同世界各地传统的接触与碰撞,也掺杂着身边媒体日复一日灌输给我们的信息风暴碎片。例如,“Zimmermann”这个多意概念,既指涉汉德克的外祖父以及耶稣的养父约瑟夫的职业,即木匠,同时又是出生于美国明尼苏达州德卢斯城的民谣艺术家罗伯特·艾伦·齐默曼(Robert Allen Zimmerman)的名字,他又名鲍勃·迪伦(Bob Dylan)。每当研读《圣经》,遇到能够四重阐释解经的地方时,汉德克都至少将它划分成三重层面来进行阐释:日常生活层面,高雅诗歌层面,平庸大众层面。 汉德克的祖辈们长眠于格里芬的斯蒂芬特墓地——那里葬有他的外祖父母、姨妈和在战场上牺牲的两个舅舅(对于他们的缺席,人们只能去怀念)。汉德克的母亲、妹妹们和继父也埋葬于此。母亲一方的祖辈们都是斯洛文尼亚人,但是汉德克的亲生父亲恩斯特·施恩勒曼(Ernst Schnemann)——一位受人尊敬的先生,和继父布鲁诺·汉德克都来自德国东部,曾作为纳粹德国国防军的士兵驻扎在克恩滕州。这样的出身背景奠定了汉德克的文学创作:在巴黎市区附近的沙维尔镇,他使用生还者的语言将逝者拉回现实,这甚至可以被视为汉德克崇拜祖先的证据。 小说《大黄蜂》(1966)中的诸多现象、许多物品及虚假的表象和余痕引人入胜,或许正因为此,人称的叙述者才不得不失明,并将他记忆中的亲身经历与书本知识混淆起来。和所有的处女作相同,汉德克的这部作品带有明显的自传色彩:在战争中出生,恐怖与暴行,逃亡与寻找,遗忘与回忆,它们贯穿于整部作品之中。在心灵的眼睛面前,那些看似支离破碎的残缺慢慢成为一幅马赛克画面。由于沉迷于诸多空洞且无意义的现象、形式和画面,叙述者将炸弹和大黄蜂混淆起来,并难以区分其远近。在格里芬的斯蒂芬特教堂里,在大声吟唱斯洛文尼亚人受难祷告词的朗读声中,昆虫和轰炸机都被抛到脑后,好似一篇客观的自然科学论文,它的透视没影点必须集中在歌德的《亲和力》和阿兰·罗布-格里耶的《为了一种新小说》的传统之中,集中在荒谬和非理性之中。作品中细致入微的描述令人终欲罢不能,语言所重现的只是日常概念的集合。 在小说《大黄蜂》中,叙述者提到了一系列虚构的地名,其中有一个叫作格鲁登(Gruden)的地方,它使用了汉德克的出生地格里芬(Griffen)的首字母G,又与邻村的鲁登(Ruden)拼接,形成一个新的单词。在斯洛文尼亚语中,首字母小写的单词gruden一方面暗指汉德克的出生月份12月,另一方面也有乡土和乳房的意思。同时,在低地德语和中部德语里,Grude还有灰烬和遗骸之意。 但是,叙述者将斯洛文尼亚语视为一种“外来方言”,以此刻意保持与这种方言的距离:除了外来与陌生之外,与地方方言扯上关系的这个事实也令叙述者感到十分厌恶。这种主动要求保持距离的态度,决定了汉德克1957年的自传性文章。汉德克在其中回忆了自己在坦岑贝格读天主教寄宿中学的时光,在讲到他的斯洛文尼亚同学时,人们得知这位向来我行我素的青年,生平一次加入了一个多数群体,并怂恿少数群体离开农村并加入他们这个多数群体。此处不容漏掉的是,汉德克在小学阶段学习了六年斯洛文尼亚语之后,从高中六年级(约高二或高三)开始,坚持要将斯洛文尼亚语从必修科目改成选修科目。 汉德克反复强调,斯洛文尼亚语曾是他初的语言。再后来,年幼的他随家人搬迁到继父的故乡城市柏林并在那里居住,因此德语成为了他的创作语言。在乔兹·斯诺伊关于“斯洛文尼亚作家的德语元素”的观点中,汉德克被判定为一位需谨慎阅读的作家。对于汉德克而言,斯洛文尼亚语更像是一种类似于雅克·德里达所说的“先前的语言”(Vorerste Sprache)。而“斯洛文尼亚文化”,即雅克·拉康所说的“对象物简单的初始”(Objekt klein a),亦指替代物和替代者,则代表着一种对已逝去之物的纪念,或者说一种对无法再实现之事的无限向往之情。如果要在汉德克喜爱的词汇中找出两个斯洛文尼亚语单词,则一个是向往(hrepenje),另一个是乡愁(domotoje)。不知人们对此会不会感到惊讶呢?它们代表着汉德克文学创作中的向心性和离心性的趋势特征:启程(Aufbruch)和归来(Wiederkehr)。甚至汉德克同斯洛文尼亚语的离与合也需要从该角度进行理解。这种离合互动与往来的高潮出现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即他的四部曲《缓慢的归乡》中,那是汉德克在奥地利生活的那段时光。(由于去了国外,汉德克躲过了义务兵役。后来又因超龄,所以无需再次服役。此外,那时他的女儿阿米娜应该正在一所德语中学读初中。)这位格里高尔的后人首先聚焦于他的舅舅。将其比作是对《卡斯帕》里面的咒语“我想变成那个曾经的别人”(Th 97)的自传性反映也绝不为过。但是,只有将两个格里高尔结合起来,才能够得到一个完整的画面。格里高尔舅舅(他甘愿当一个农民,却被强行征兵派上了战场)背井离乡,而格里高尔外祖父留在了故土。在一个相同的名字里,寄托了两个彼此截然相反的人生。 小说《短信长别》是一部集旅行小说、成长小说、教育小说和侦探小说于一体的作品,记录了一段婚姻破裂的故事。通过这部充满影射意味和情感交织的作品,汉德克将他的试论模式推到了极致:整部作品的结构层次分明,内容饱满,有血有肉。《无欲的悲歌》(原书名是《生死疲劳皆随意》Interesseloser berdruss,在付印的后时刻才更名为《无欲的悲歌》)以一种看似事不关己的第三方的冷漠视角记录了母亲的自尽,但由于小说与风靡一时的自传性作品的潮流相违背,因此它的政治和社会批判性被低估。整部作品既是一种控诉,也是一种诉苦。但这一点容易被忽略,因为作品在事实呈现上既客观又毫无偏袒,也无意去追责任何人或事。在这部作品中,汉德克甚至也以一种中立的方式,将他本人的斯洛文尼亚身世首次公之于众,对于一个斯洛文尼亚裔的奥地利克恩滕人而言,这样的做法或许已经称得上勇敢无畏了。斯洛文尼亚语甚至在德国的首都柏林——这座以沼泽来命名的城市,和一些别的大城市一样,柏林建于沼泽之上,而沼泽在斯拉夫语中写作“barje”——斯拉夫语曾经还证明过自己的作用,那是在逃离由苏联占领的东柏林时,母亲所掌握的斯拉夫语言知识不仅很重要,它甚至还挽救了一家人的性命。 ......
章离乡
1引言
斯洛文尼亚语这一主题,似乎始终是贯穿于汉德克文学创作中的边缘现象。研究这样一位极其注重边缘现象的作家,有必要深入地研究其作品的上下文语境和创作语境。迄今为止,由于尚缺乏对汉德克的创作主题进行的全景式梳理,因此无论是围绕它所展开的辩论,还是单纯对汉德克的整体创作进行的权威论述,两者都显得十分多余。因此,作家生平经历与文学创作间的影响与交互关系,亟待遵照时间先后顺序进行详细地论述与整理。在资料来源方面,它要求研究者将不同质量、不同来源的一手资料整合在一起:文学的资料,随笔的资料,以及两种资料共同透露出的信息,它们彼此相互补充,互相印证,从而让信息空缺或自相矛盾变得不言自明,并终逐渐自然而然地生成一幅完整而饱满的马赛克画面。在作者自述及其生平资料的支撑下,一个完整、简要而可信度高的全景式现状将得以呈现,它能够证明斯洛文尼亚语对于汉德克而言,并不单纯只是一个生活话题。
1942年,罗伯特·穆齐尔辞世。同年,彼得·汉德克出生。1966年,海米托·封·多德勒尔辞世。同年6月8日,汉德克的《骂观众》与公众见面。与此同时,他同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大黄蜂》也一炮打响,这部出自一个剧作家的笨拙的副产品精准地触动了那个时代的神经。作为剧作家,汉德克的成就并未就此中断。他坚定不移地钻研着一种模式,一种能够尖锐地将言语与缄默置于他兴趣焦点的模式。在此过程中,有兴趣进行实验成为首当其冲的重点,而至于内容,则似乎成了可替换,却又无可奈何的不快之物。G.在形成时期,人们总是将批判因素置于首要位置:而这对您而言则完全不重要。
H.的确,根本不重要。
G.它单纯就是一场游戏,一场可以忘乎所以的游戏。
H.是的,但它当然是处于掌控之中的。(ZW 125f)上述观点似乎能够在汉德克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推销员》中得到证实。在这部作品中,汉德克使用了类似于《预言》《卡斯帕》以及《内部世界之外部世界之内部世界》中的手法,努力将预先找到的素材拼接起来,这无外乎是一种传记式的解读方式。虽然人们在《短信长别》,特别是在《无欲的悲歌》里面可以发现有关汉德克生平故事的细节,但是作为典范的、普遍性的东西才能够被视为汉德克创作的巨大成就:侦探小说,旅行小说,女性传记。他通过系统性的表述,特别是《无欲的悲歌》中那著名的离题叙述——我就逐句把叙述女人生活的公共模式储备和母亲特殊的生活作比较(WU 40)——推动了这种阐释向前发展。如果继续再往下阅读——因为我平常都是以自己或者自己的那些事为出发点,伴随着写作的过程逐渐与它们脱离,终任由自己和自己的那些事作为劳动产品或者货品渐行渐远(WU 41)——就可以发现汉德克的创作也许从一开始(或许从未中断过)就围绕着一个已知的、基于人物传记而可记载的中心所展开。
这一中心时常会被影射。位于空白中心的人物所代表的并非感知层面的不满足,借助留白,缺席变得具体而可感。汉德克“在短篇小说,即便是尚未完成,且特别是尚未完成的短篇小说,还有在梦中(B 8)而不是在回忆中‘穿梭’与‘流转’”——这是两个作家本人钟爱的词。汉德克频繁使用的传记元素有意识地构建(重构)着自己的文学世界,而此时他注重的却不是试图来展现“现实是什么样的,或者曾是什么样的[,而是]究竟什么才是可能的”(Th 91)。他反复以隐晦的方式所讲述的故事总是围绕着儿童、厨房和教堂,即:先祖,亲密的故乡,宗教。为了将这些概念集于一身,斯洛文尼亚语便成了“接近创作”的语言,斯洛文尼亚包括南克恩滕,乃至大斯拉夫区域直至整个斯拉夫,它们加在一起就成了故乡,斯洛文尼亚人则逐渐成了母亲一方的先祖:先祖们生生不息的另一面;故乡的变迁,故乡特质的消失;后代已完全不再熟练掌握的、世俗,却也超越世俗的语言。
如果说德语作为统治者和战争的语言背负着重担,那么斯洛文尼亚语则背负着粗野、被唾弃和衰落的负担。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当隔壁邻国南斯拉夫的边境被打开之后,它便作为贫穷落后的共产主义国家而声名狼藉。在人们的传统认知中,通常所向往的南边国家是意大利和希腊。而处女作《大黄蜂》(1966)文稿的绝大部分是在克罗地亚亚得里亚的克尔克岛上创作完成的。诚然,夏天在这个岛上度假的确很实惠,但寄希望于前往更广阔的地域去探寻先祖,或许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作家选择这个岛屿作为作品的诞生之地。
一开始,汉德克的确尝试摆脱自我,并与其保持着距离行进。在《大黄蜂》中,斯洛文尼亚语对汉德克而言是“外来的方言”(H 112),后来甚至是“难懂的语言”(W 194)。1968年以后,在诗歌与政治的关系逐渐成为受关注的焦点之后,对记录历史持保留态度的汉德克(后面对此将会进一步展开论述)也开始去努力追求客观。他仅仅进行描述,却不再刻意拉开距离。斯洛文尼亚语在《无欲的悲歌》中和世界战争以及逃离共产主义相关联,而在《真实感受的时刻》中则和宗教,并至少间接地和游击队员的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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