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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彼得·汉德克评传
破解这位特立独行者的语言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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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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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彼得·汉德克的评传，从语言、文化、历史等角度解析彼得·汉德克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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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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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布延·哈夫纳（1966—2016 ），奥地利作家、翻译家。曾在格拉茨攻读日耳曼学和斯拉夫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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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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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引言
章离乡
1引言
2贴近理论：从斯洛文尼亚到法国
3生平故事的痕迹与影响
以家为原点
芦苇丛里的那个男人
4尝试着通过典范去控制世界
违背现实
有关方法的探讨：联想
同语言告别
界线
异乡、界外、没有关联
通过他者抵达自我：走很长的路回家
第二章启程——往家的方向
1十九岁少年的一封信
越过语言的河流译出
叫出它们的名字（我直呼你的名字）
2大黄蜂（1966）
童年风景中初的语言
喋喋不休地诉苦
通过“重现”向逝者致敬
地名的魔法
纽带、交织、和谐
传承问题
3无欲的悲歌（1972）
4错误的举动（1973）
5真实感受的时刻（1975）
解放与支持
6世界的重量（1977）
7缓慢的归乡（1979）
8圣山启示录（1980）
9孩子的故事（1981）
10铅笔的故事（1982）、关于乡村（1982）
第三章译事：从初的斯洛文尼亚语译入
背负历史重担的德语
弗洛里安·利普斯
古斯塔夫·亚诺斯
踏上重现之路
第四章在故乡（世界历史的暂停）
1痛苦的中国人（1983）
2去往第九王国（1986）
向往之地
开路者，魔法师和守护者
在幻想的南方
另一种语言
童年的那些词汇
肖茨·柯巴尔
格里高尔·汉德克
斯洛文尼亚民族
中欧
词语同一
梦与表象
写作语言：家乡
两本书
受外界控制，却不被动
瓦伦西亚国际文学奖
斯洛文尼亚语文学
3缺席（1987）
第五章失去故乡
梦想者告别第九王国（1991）
中欧现实
1我在无人湾的岁月（1994）
2黑夜离家（1997）
3筹划生命的永恒（1997）、独木舟之行（1999）
4图像消失（2002）
5愤怒与秘密（2002）
第六章归乡再无可能？
摩拉瓦河之夜（2008）
附录：作品名缩写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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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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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彼得·汉德克于1942年12月6日（圣尼古拉斯日）出生于奥地利南克恩滕州的格里芬。在那里，除德语外，斯洛文尼亚方言（也）是当地的日用语。尽管多数当地人都掌握这门方言，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都在使用它。究其原因，不仅是因为斯洛文尼亚人在纳粹时期遭到了迫害，而且在更早以前，即早在1920年的克恩滕州全民公投时，多数当地人就已经在思想和情感上认同德语。至于他们用来咒骂和歌唱的那门语言，则在他们心中被淡漠。因此，当汉德克的外祖父格里高尔·肖茨·沃戈·温德（Gregor Siutz vulgo Wunder，19世纪时，Siutz也写作Sivec）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后改为南斯拉夫王国）投票的消息被传出去之后，他便收到了死亡威胁。汉德克后来讲，外祖父共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名叫格里高尔，是家里后一个有觉悟的斯洛文尼亚人。据说，由于他当时在斯洛文尼亚的东北部城市马里博尔的农业学校进修，因此很快就将国内的动乱引入家中。再后来，他和三弟汉斯作为纳粹国防军，战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二儿子名叫乔治，又名尤勒，在二战后成为了企业家，但很快就遭遇曝光，因为他的财产来自于对犹太人的“雅利安化”。汉德克的这位舅舅后来成了奥地利右翼政党自由党地方议会的议员。
战争中遇难的格里高尔舅舅是汉德克的受洗教父。后来这一角色又由汉德克的姨妈乌苏拉接任。舅舅带给家庭两方面的遗产：其一是他遵照前线规定使用德语撰写的信件，其二是他在马里博尔用斯洛文尼亚语写下的水果种植记录。前者留给了二弟乔治，后者则留给了从小到大一直对这个舅舅十分崇拜的外甥汉德克。因此，在汉德克眼中，缺席（Abwesenheit）与重现（Wiederholung）形影不离、不可分开。外祖父虽然不善言辞，但他的故事却对汉德克影响颇深。祖孙俩一起做农活，一起探索并发现格里芬及其周边：尽管仍有遗憾，但这样的童年生活也算是天堂一般。在孩提时代的汉德克眼中，外祖父和他缺席的儿子格里高尔共同决定着一切，他们共同掌控着这物质世界上的所有东西。
格里高尔（它是作品《大黄蜂》《真实感受的时刻》《关于乡村》《去往第九王国》和《我在无人湾的岁月》中所有主人公的名字）这个名字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汉德克在乡村中度过的童年，而并非联想到犹太作家卡夫卡。这位在汉德克出生时就可能已经离世的舅舅，以及这位一直陪伴汉德克，直至他进入语言世界的沉默寡言的外祖父，两人拥有着一个共同的名字——格里高尔。
汉德克始终善于从自身的直接经验出发去认知世界。这些经验源于他同世界各地传统的接触与碰撞，也掺杂着身边媒体日复一日灌输给我们的信息风暴碎片。例如，“Zimmermann”这个多意概念，既指涉汉德克的外祖父以及耶稣的养父约瑟夫的职业，即木匠，同时又是出生于美国明尼苏达州德卢斯城的民谣艺术家罗伯特·艾伦·齐默曼（Robert Allen Zimmerman）的名字，他又名鲍勃·迪伦（Bob Dylan）。每当研读《圣经》，遇到能够四重阐释解经的地方时，汉德克都至少将它划分成三重层面来进行阐释：日常生活层面，高雅诗歌层面，平庸大众层面。
汉德克的祖辈们长眠于格里芬的斯蒂芬特墓地——那里葬有他的外祖父母、姨妈和在战场上牺牲的两个舅舅（对于他们的缺席，人们只能去怀念）。汉德克的母亲、妹妹们和继父也埋葬于此。母亲一方的祖辈们都是斯洛文尼亚人，但是汉德克的亲生父亲恩斯特·施恩勒曼（Ernst Schnemann）——一位受人尊敬的先生，和继父布鲁诺·汉德克都来自德国东部，曾作为纳粹德国国防军的士兵驻扎在克恩滕州。这样的出身背景奠定了汉德克的文学创作：在巴黎市区附近的沙维尔镇，他使用生还者的语言将逝者拉回现实，这甚至可以被视为汉德克崇拜祖先的证据。
小说《大黄蜂》（1966）中的诸多现象、许多物品及虚假的表象和余痕引人入胜，或许正因为此，人称的叙述者才不得不失明，并将他记忆中的亲身经历与书本知识混淆起来。和所有的处女作相同，汉德克的这部作品带有明显的自传色彩：在战争中出生，恐怖与暴行，逃亡与寻找，遗忘与回忆，它们贯穿于整部作品之中。在心灵的眼睛面前，那些看似支离破碎的残缺慢慢成为一幅马赛克画面。由于沉迷于诸多空洞且无意义的现象、形式和画面，叙述者将炸弹和大黄蜂混淆起来，并难以区分其远近。在格里芬的斯蒂芬特教堂里，在大声吟唱斯洛文尼亚人受难祷告词的朗读声中，昆虫和轰炸机都被抛到脑后，好似一篇客观的自然科学论文，它的透视没影点必须集中在歌德的《亲和力》和阿兰·罗布-格里耶的《为了一种新小说》的传统之中，集中在荒谬和非理性之中。作品中细致入微的描述令人终欲罢不能，语言所重现的只是日常概念的集合。
在小说《大黄蜂》中，叙述者提到了一系列虚构的地名，其中有一个叫作格鲁登（Gruden）的地方，它使用了汉德克的出生地格里芬（Griffen）的首字母G，又与邻村的鲁登（Ruden）拼接，形成一个新的单词。在斯洛文尼亚语中，首字母小写的单词gruden一方面暗指汉德克的出生月份12月，另一方面也有乡土和乳房的意思。同时，在低地德语和中部德语里，Grude还有灰烬和遗骸之意。
但是，叙述者将斯洛文尼亚语视为一种“外来方言”，以此刻意保持与这种方言的距离：除了外来与陌生之外，与地方方言扯上关系的这个事实也令叙述者感到十分厌恶。这种主动要求保持距离的态度，决定了汉德克1957年的自传性文章。汉德克在其中回忆了自己在坦岑贝格读天主教寄宿中学的时光，在讲到他的斯洛文尼亚同学时，人们得知这位向来我行我素的青年，生平一次加入了一个多数群体，并怂恿少数群体离开农村并加入他们这个多数群体。此处不容漏掉的是，汉德克在小学阶段学习了六年斯洛文尼亚语之后，从高中六年级（约高二或高三）开始，坚持要将斯洛文尼亚语从必修科目改成选修科目。
汉德克反复强调，斯洛文尼亚语曾是他初的语言。再后来，年幼的他随家人搬迁到继父的故乡城市柏林并在那里居住，因此德语成为了他的创作语言。在乔兹·斯诺伊关于“斯洛文尼亚作家的德语元素”的观点中，汉德克被判定为一位需谨慎阅读的作家。对于汉德克而言，斯洛文尼亚语更像是一种类似于雅克·德里达所说的“先前的语言”（Vorerste Sprache）。而“斯洛文尼亚文化”，即雅克·拉康所说的“对象物简单的初始”（Objekt klein a），亦指替代物和替代者，则代表着一种对已逝去之物的纪念，或者说一种对无法再实现之事的无限向往之情。如果要在汉德克喜爱的词汇中找出两个斯洛文尼亚语单词，则一个是向往（hrepenje），另一个是乡愁（domotoje）。不知人们对此会不会感到惊讶呢？它们代表着汉德克文学创作中的向心性和离心性的趋势特征：启程（Aufbruch）和归来（Wiederkehr）。甚至汉德克同斯洛文尼亚语的离与合也需要从该角度进行理解。这种离合互动与往来的高潮出现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即他的四部曲《缓慢的归乡》中，那是汉德克在奥地利生活的那段时光。（由于去了国外，汉德克躲过了义务兵役。后来又因超龄，所以无需再次服役。此外，那时他的女儿阿米娜应该正在一所德语中学读初中。）这位格里高尔的后人首先聚焦于他的舅舅。将其比作是对《卡斯帕》里面的咒语“我想变成那个曾经的别人”（Th 97）的自传性反映也绝不为过。但是，只有将两个格里高尔结合起来，才能够得到一个完整的画面。格里高尔舅舅（他甘愿当一个农民，却被强行征兵派上了战场）背井离乡，而格里高尔外祖父留在了故土。在一个相同的名字里，寄托了两个彼此截然相反的人生。
小说《短信长别》是一部集旅行小说、成长小说、教育小说和侦探小说于一体的作品，记录了一段婚姻破裂的故事。通过这部充满影射意味和情感交织的作品，汉德克将他的试论模式推到了极致：整部作品的结构层次分明，内容饱满，有血有肉。《无欲的悲歌》（原书名是《生死疲劳皆随意》Interesseloser berdruss，在付印的后时刻才更名为《无欲的悲歌》）以一种看似事不关己的第三方的冷漠视角记录了母亲的自尽，但由于小说与风靡一时的自传性作品的潮流相违背，因此它的政治和社会批判性被低估。整部作品既是一种控诉，也是一种诉苦。但这一点容易被忽略，因为作品在事实呈现上既客观又毫无偏袒，也无意去追责任何人或事。在这部作品中，汉德克甚至也以一种中立的方式，将他本人的斯洛文尼亚身世首次公之于众，对于一个斯洛文尼亚裔的奥地利克恩滕人而言，这样的做法或许已经称得上勇敢无畏了。斯洛文尼亚语甚至在德国的首都柏林——这座以沼泽来命名的城市，和一些别的大城市一样，柏林建于沼泽之上，而沼泽在斯拉夫语中写作“barje”——斯拉夫语曾经还证明过自己的作用，那是在逃离由苏联占领的东柏林时，母亲所掌握的斯拉夫语言知识不仅很重要，它甚至还挽救了一家人的性命。
......
章离乡
1引言
斯洛文尼亚语这一主题，似乎始终是贯穿于汉德克文学创作中的边缘现象。研究这样一位极其注重边缘现象的作家，有必要深入地研究其作品的上下文语境和创作语境。迄今为止，由于尚缺乏对汉德克的创作主题进行的全景式梳理，因此无论是围绕它所展开的辩论，还是单纯对汉德克的整体创作进行的权威论述，两者都显得十分多余。因此，作家生平经历与文学创作间的影响与交互关系，亟待遵照时间先后顺序进行详细地论述与整理。在资料来源方面，它要求研究者将不同质量、不同来源的一手资料整合在一起：文学的资料，随笔的资料，以及两种资料共同透露出的信息，它们彼此相互补充，互相印证，从而让信息空缺或自相矛盾变得不言自明，并终逐渐自然而然地生成一幅完整而饱满的马赛克画面。在作者自述及其生平资料的支撑下，一个完整、简要而可信度高的全景式现状将得以呈现，它能够证明斯洛文尼亚语对于汉德克而言，并不单纯只是一个生活话题。
1942年，罗伯特·穆齐尔辞世。同年，彼得·汉德克出生。1966年，海米托·封·多德勒尔辞世。同年6月8日，汉德克的《骂观众》与公众见面。与此同时，他同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大黄蜂》也一炮打响，这部出自一个剧作家的笨拙的副产品精准地触动了那个时代的神经。作为剧作家，汉德克的成就并未就此中断。他坚定不移地钻研着一种模式，一种能够尖锐地将言语与缄默置于他兴趣焦点的模式。在此过程中，有兴趣进行实验成为首当其冲的重点，而至于内容，则似乎成了可替换，却又无可奈何的不快之物。G．在形成时期，人们总是将批判因素置于首要位置：而这对您而言则完全不重要。
H．的确，根本不重要。
G．它单纯就是一场游戏，一场可以忘乎所以的游戏。
H．是的，但它当然是处于掌控之中的。（ZW 125f）上述观点似乎能够在汉德克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推销员》中得到证实。在这部作品中，汉德克使用了类似于《预言》《卡斯帕》以及《内部世界之外部世界之内部世界》中的手法，努力将预先找到的素材拼接起来，这无外乎是一种传记式的解读方式。虽然人们在《短信长别》，特别是在《无欲的悲歌》里面可以发现有关汉德克生平故事的细节，但是作为典范的、普遍性的东西才能够被视为汉德克创作的巨大成就：侦探小说，旅行小说，女性传记。他通过系统性的表述，特别是《无欲的悲歌》中那著名的离题叙述——我就逐句把叙述女人生活的公共模式储备和母亲特殊的生活作比较（WU 40）——推动了这种阐释向前发展。如果继续再往下阅读——因为我平常都是以自己或者自己的那些事为出发点，伴随着写作的过程逐渐与它们脱离，终任由自己和自己的那些事作为劳动产品或者货品渐行渐远（WU 41）——就可以发现汉德克的创作也许从一开始（或许从未中断过）就围绕着一个已知的、基于人物传记而可记载的中心所展开。
这一中心时常会被影射。位于空白中心的人物所代表的并非感知层面的不满足，借助留白，缺席变得具体而可感。汉德克“在短篇小说，即便是尚未完成，且特别是尚未完成的短篇小说，还有在梦中（B 8）而不是在回忆中‘穿梭’与‘流转’”——这是两个作家本人钟爱的词。汉德克频繁使用的传记元素有意识地构建（重构）着自己的文学世界，而此时他注重的却不是试图来展现“现实是什么样的，或者曾是什么样的［，而是］究竟什么才是可能的”（Th 91）。他反复以隐晦的方式所讲述的故事总是围绕着儿童、厨房和教堂，即：先祖，亲密的故乡，宗教。为了将这些概念集于一身，斯洛文尼亚语便成了“接近创作”的语言，斯洛文尼亚包括南克恩滕，乃至大斯拉夫区域直至整个斯拉夫，它们加在一起就成了故乡，斯洛文尼亚人则逐渐成了母亲一方的先祖：先祖们生生不息的另一面；故乡的变迁，故乡特质的消失；后代已完全不再熟练掌握的、世俗，却也超越世俗的语言。
如果说德语作为统治者和战争的语言背负着重担，那么斯洛文尼亚语则背负着粗野、被唾弃和衰落的负担。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当隔壁邻国南斯拉夫的边境被打开之后，它便作为贫穷落后的共产主义国家而声名狼藉。在人们的传统认知中，通常所向往的南边国家是意大利和希腊。而处女作《大黄蜂》（1966）文稿的绝大部分是在克罗地亚亚得里亚的克尔克岛上创作完成的。诚然，夏天在这个岛上度假的确很实惠，但寄希望于前往更广阔的地域去探寻先祖，或许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作家选择这个岛屿作为作品的诞生之地。
一开始，汉德克的确尝试摆脱自我，并与其保持着距离行进。在《大黄蜂》中，斯洛文尼亚语对汉德克而言是“外来的方言”（H 112），后来甚至是“难懂的语言”（W 194）。1968年以后，在诗歌与政治的关系逐渐成为受关注的焦点之后，对记录历史持保留态度的汉德克（后面对此将会进一步展开论述）也开始去努力追求客观。他仅仅进行描述，却不再刻意拉开距离。斯洛文尼亚语在《无欲的悲歌》中和世界战争以及逃离共产主义相关联，而在《真实感受的时刻》中则和宗教，并至少间接地和游击队员的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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