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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大师小书，日本鲁迅研究界权威学者面向大众撰写的鲁迅全传，明白晓畅，感情真挚
◆沉浸式跟随鲁迅脚步走过两国九城，体味时代氛围，细致展现动荡年代的文人处境
◆深刻分析鲁迅名作诞生的客观背景与主观心境，揭示创作背后的炽烈情感
◆不仅瞩目伟大的写作者鲁迅，也观照普通的生活者鲁迅，还原一个立体而真实的斗士形象，弥补阅读鲁迅的先验盲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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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为日本鲁迅研究的集大成者丸尾常喜面向大众读者撰写的鲁迅全传，以具体生活场景揭示文学作品的诞生秘密。作者语言风格明白晓畅，描绘出鲁迅面对原生家庭的束缚、留学生活的寂寞、职业生涯的苦闷、朋友的离世、兄弟的反目、包办婚姻与真切爱情的纠结时，所拥有活生生的软弱和痛苦，以及克服这些痛苦后展现出的伟大、坚毅。
全书分为9章，时间跨度从鲁迅出生一直到去世，以鲁迅生活过的城市（绍兴—南京—日本—杭州、绍兴—北京—厦门、广州—上海）为线索。作者通过叙述鲁迅生活场景的变迁以及随着变迁遭遇的时代事件，讨论这些时代事件如何改变了鲁迅的内心、催生了名作（如《狂人日记》《阿Q正传》《野草》《两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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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作者丸尾常喜（1937—2008）：生于日本九州熊本县，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曾在大阪市立大学师从鲁迅的及门弟子增田涉攻读中国文学专业硕士课程。历任北海道大学助教授，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与文学部教授、大东文化大学教授、东洋文库研究员等。著作有《“人”与“鬼”的纠葛：鲁迅小说论析》《鲁迅〈野草〉研究》等，译著有《鲁迅全集》第2卷《彷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等。丸尾常喜是日本战后第二代鲁迅研究者，也被誉为日本战后鲁迅研究的集大成者，开辟出了与竹内好完全不同的、崭新的研究。他对鲁迅的研究，被誉为竹内好“竹内鲁迅”、丸山升“丸山鲁迅”之后的“丸尾鲁迅”。
译者陈青庆：现就职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鲁迅文学院第三十五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翻译家班）学员。近年来主要从事中日文学比较研究与日本文学翻译实践，译有《揪芽打仔》《别人的脚》《岛中之海》《……然后再度记下文字时》等日本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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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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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序章/1
二.绍兴/13
1.故乡/15
2.家族/19
3.读书/26
4.变故与没落/34
三.南京/41
1.“洋务”之学/43
2.“变法”之风/47
四.日本/57
1.思想的熔炉/59
2.仙台与医学/68
3.结婚/79
4.《新生》/88
五.杭州、绍兴/103
1.归国者/105
2.辛亥革命/113
六.北京之一/119
1.“辛亥”之死/121
2.《新青年》/131
3.《狂人日记》/140
4.《故乡》前后/154
5.《阿Q正传》/164
七.北京之二/177
1.《彷徨》/179
2.1925年/187
3.“三一八”事件/205
八.厦门、广州/215
1.孤岛/217
2.革命的策源地/227
九.上海/239
1.“且介”文学/241
2.死/258
后记/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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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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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章】
鲁迅写过一句话，“只要能培一朵花，就不妨做做会朽的腐草”（《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1929）。
如今回想鲁迅的一生，脑海中浮现的便是这句话。这短短的一句中包含了一种生存方式。我想要阐述的，也正是这句话呈现的生存方式的具体内涵。换言之，在思考鲁迅的人生时有几个可以被料想到的视角，而我试图思考的立足点是：作为一个将过渡性中间物视为自身命运并加以承担的人，他是如何在仅此一回的生命中活下去的。
我们人类的历史，会出现一种正如其字面意义那样可被称为 “过渡期”的时代。在长达三千年的时间里，位于亚洲东部、幅员辽阔的中国一直以周边各国难以匹敌的文化为傲。然而，19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西欧的冲击下动摇、苦闷、摸索，这一长达百年的激荡历史或许正是这种过渡期的典型代表。 出生于1881年、逝世于1936年的鲁迅，恰恰生活在这段过渡期当中。在鲁迅的一生中，与其说他常常不得不意识到自己是一种过渡性的中间物，不如说他主动背负了自己作为中间物的命运而活着。
作为一名文学家，鲁迅有意识地开始创作是在他迎来二十六岁的 1907 年（明治四十年），当时他正在东京留学。鲁迅这一时 期的代表作是《摩罗诗力说》（1907），这篇评论次向中国系统地介绍了八位欧洲浪漫派诗人的诗作及生平。在文章的末尾， 鲁迅谈到了花的意象。
俄文人凯罗连珂（V. Korolenko）作《末光》一书，有记老人教童子读书于鲜卑者，曰，书中述樱花黄鸟，而鲜卑 沍寒，不有此也。翁则解之曰，此鸟即止于樱木，引吭为好音者耳。少年乃沉思。然夫，少年处萧条之中，即不诚闻其好音，亦当得先觉之诠解；而先觉之声，乃又不来破中国之萧条也。然则吾人，其亦沉思而已夫，其亦惟沉思而已夫！
《后的光芒》是柯罗连科根据自己流放时期的经历写成的 《西伯利亚故事》中的一篇，描绘了一个流放者家庭的生活。正如 “山萧条而无兽兮，野寂漠其无人”（《楚辞·远游》）的诗句所咏， “萧条”与“寂漠”2 都表示毫无生机的荒芜景象带来的凄凉感觉。在鲁迅的作品中，“寂漠”一词频频出现。尽管寂寞是潜藏在鲁迅早期作品中的底色，但此处青年鲁迅为了冲破当时重重封闭的中国而寻求新声和光明时的寂寞与渴望，与那少年身在荒凉的西伯利亚，思念着素未见闻的樱花和鸟鸣时的身影重叠，令读者深思。紧接着在《破恶声论》（1908）中，鲁迅阐述了他对新声和光明的希望。
“吾未绝大冀于方来，则思聆知者之心声而相观其内曜。内曜者，破黮暗者也；心声者，离伪诈者也。人群有是，乃如雷霆发于孟春，而百卉为之萌动，曙色东作，深夜逝矣。”“心声”意为精神的呼声，“内曜”是指精神发出的光芒。“心声”“内曜”这简洁有力四个字，是当时的鲁迅对文学根本的定义。而“百卉为之萌动”的季节，则是他心中描画的冲破寂寞之后的光景。然而， 他们在东京的文学运动早早夭折。满怀悲伤的鲁迅选择回国。在 其后将近十年里，除了辛亥革命（1911）前后发表的几篇文章外， 鲁迅一直处于沉寂。而打破这一沉寂的，是 1918 年他以“鲁迅” 之名写下的篇小说《狂人日记》。在写给日本人青木正儿的书信（1920 年 12 月 4 日）中，鲁迅留下了一段直接谈及《狂人日记》写作动机的话语。自 1917 年起，身在日本的青木正儿就非常 关注中国的“文学革命”，其发表于 1920 年的《将胡适漩在中心 的文学革命》详细论述了中国新文学诞生初期的文学创作，是一篇值得纪念的评论文章。青木正儿将登载这篇文章的《支那学》 杂志赠与鲁迅，鲁迅的信是对此的感谢函。他在信中也谈到了歌与花的意象。
我写的小说是极幼稚的，只是为本国如凛冬一般既无歌唱，亦无鲜花而悲伤，是为冲破这寂寞而写的……
为了冲破当时中国如凛冬一般既无歌唱亦无鲜花的寂寞，鲁迅以这篇《狂人日记》为开端，不断写作直至去世。
鲁迅留下的著作、翻译多达 700 余万字。在此先将其列举如下（括号内时间为出版年份，* 号表示逝世后出版）：
（一）小说集三种，《呐喊》（1923）、《彷徨》（1926）、《故事新 编》（1936）；
（二）散文诗集一种，《野草》（1927）；
（三）回忆文集一种，《朝花夕拾》（1928）；
（四）评论、 杂文集 16 种，《热 风 》（1925）、《华盖集》（1926）、《华盖集续编》《坟》（1927）、《而已集》（1928）、《三闲集》《二心集》（1932）、《伪自由书》（1933）、《南腔北调集》《准风月谈》（1934）、《集外集》（1935）、《花边文学》（1936）、《且介亭 杂文 *》《且介亭杂文二集 *》《且介亭杂文末编 *》（1937）、《集外 集拾遗 *》（1938）；
（五）诗70余首；
（六）辑录、校勘古籍十余种，《唐宋传奇集（上·下）》 （1927—1928）、《嵇康集 *》《古小说钩沉 *》（1938），等等；
（七）学术著作两种，《中国小说史略（上·下）》（1923— 1924）、《汉文学史纲要 *》（1938）；
（八）翻译33册；
（九）书信集一种，《两地书》（1933，与许广平的往来书信集）。
在被公认为过渡期或启蒙期的时代里，总是会诞生一些堪称 “巨人”的人物。一般来说，这些巨人关注的并不局限于某个狭的特定领域，而是指向整个社会与历史。鲁迅亦是如此。鲁迅的评论和杂文主题涉及文艺、美术、思想、历史、民俗、自然科学、社会、时事等多个方面。翻译是鲁迅年轻时起就为重视的工作。 通过他的译笔，14个国家、近百位作家的作品被介绍到中国，体裁涉及小说、童话、散文、文艺理论、美术史论，甚至还有《药用植物》这类科学书籍。晚年的鲁迅还曾计划翻译法布尔的《昆虫记》。鲁迅主编或参与编辑的杂志共有 20 多种。不仅如此，他还是中国美术界成果丰富的木刻（版画）运动的理论指导者。
鲁迅逝世后，名为《鲁迅全集》的著作集曾分别于 1938、1958、1973、1981 年四度出版。 1973 年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尽管这一年出版的《鲁迅全集》不过是 1938 年版的重印，但也是出于当时的需求。无论如何，全集能在其去世后的45年里四度出版，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说明鲁迅在中国的地位。尤其是 1981 年为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而发行的版《鲁迅全集》（全16卷），不但收录了上述著作列表中除（六）（八）之外的所 有作品［仅将（六）（八）中作品的序、跋汇编为其中一卷］，还增加了鲁迅 1912至1936 年（缺1922 年）的日记及1456封书信。 包括书信、日记在内，所有鲁迅作品中合共添加了2.3万条注释， 完成这项工作需要耗时大约十年。鲁迅的文章旁征博引，涵盖古今中外，而且措辞大多带有文言色彩，让年轻一代对鲁迅的作品敬而远之。其中涉及的人物、团体、历史事件、出版物、引用句子的典故、已成为过去的风俗习惯，但对这些内容加上注解后， 只要读者肯花些工夫，或许就可以轻松地走入作品并与其共同思考。
在论争文章中大量引用对手的话是鲁迅作品的一大特色。这也是鲁迅本人在晚年的杂文集中尝试的做法。曾受过鲁迅亲自教导的增田涉写道，“他将自己的人生意义寄托于写作以及将作品呈现给世界”，“他对所写的文章，并非经选择后再出版，而是将所写的一切原封不动、一字不落地投向世间”（《鲁迅的印象》）。鲁迅就是这样一位文学家。如将版的《鲁迅全集》、1958年出版的《鲁迅译文集》，以及上述列表（六）中的作品结合在一起，我们就能接近鲁迅创作生涯的全貌。此外，由于很多人都写过关于鲁迅的回忆文章，我们能够从中了解鲁迅的生活方式及其生活的时代。
《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滥觞之作。青木正儿在上文提及的论文中评论了《狂人日记》，认为“鲁迅在小说方面是一位颇具前途的作家”。这部小说的日译版在文库本中的篇幅不足 20 页，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问世所呈现的划时代意义已变得愈发显著。鲁迅的代表作《阿 Q 正传》已被翻译成40多个国家的60多种语言，它与鲁迅的名字一同在世界文学中占据着不可动摇的地位。他的《中国小说史略》是一部为中国现代小说研究开辟道路的学术著作，作为一部基于独创性历史观和实证性研究的通史，时至今日仍未被全面超越。
不过，鲁迅的著作无一不是在背负生活重担的情形下写成的。 面对剧烈动荡的历史洪流，他并没有选择逃避，而是在旋涡中颠簸辗转地不断创作。因此他的小说都是短篇作品，曾在心里构思的几部长篇小说均未能实现。中国文学史的写作计划终未成型， 毕生难以割舍的中国字体史终也未能问世。他的文章中大约有三分之二被他自称是杂文、杂感的时事评论所占据。为此，甚至常有人揶揄他是“杂文专家”。
也有人劝我不要做这样的短评。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 而且也并非不知道创作之可贵。然而要做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恐怕也还要做这样的东西，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
这是杂文集《华盖集》（1925）题记中的一段话，该书具有强烈的论争性。中国北方有一种现象名为“沙尘”——风将地上的沙砾卷起，形成遮蔽天空的沙尘。鲁迅爱惜这些杂文，将其唤作自己摸爬辗转于“沙尘”中、被飞沙走石击打而流血的“伤痕”。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鲁迅将自己写于“彷徨”时期的散文诗集 《野草》中的诸篇文章，称为“地狱边沿的惨白色小花”（《〈野草〉 英文译本序》，1931）。与《野草》几乎同时期编纂的评论集，被他取名为《坟》。
鲁迅认为自己的文章不可能是盛开的蔷薇，也不是香气浓的兰花。而他甘愿忍受这种命运。为了让中国这片大地有朝一日 能够迎来百花齐放的季节，他宁可选择成为泥土。而要化为肥沃的泥土，就必须首先变成腐朽的杂草，这便是本文开头的那一句。
【上海·死】
到了1936年，鲁迅突感肩膀和腋下剧痛，3月开始卧床不起，体重下降至37公斤，5月时发现是肺结核晚期，此时他才次意识到死亡。据说，为鲁迅诊断的美国医生说过，这要是欧洲人的话大概五年前就已经死了。病情忽好忽坏反反复复，6月和8月时曾两度危急万分。7、8月时，就连鲁迅自己也开始认真考虑去镰仓等其他地方疗养。
然而，鲁迅这一年不仅要与疾病抗争，还不得不面对思想上的巨大难关。1935 年，随着日军进一步侵略中国华北地区，要求抗议的呼声日渐高涨。8月1日，正在长征途中的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0月，率领的红军抵达陕西省北部的革命根据地，完成了长征。元旦过后的1936年1月，鲁迅收到莫斯科的萧三寄来的一封信。信的内容是根据新政策，向“左联”提出解散组织的建议（这是当时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代表王明的指示）。这封信被迅速送到“左联”的领导层手中，但鲁迅却难以从命。当时“左联”的领导层由周扬、夏衍等人组成。红军开始长征后，他们与中共中央长期失去联络，像守护孤垒一般继续“左联”的活动。他们接受了这一建议，决定取消左翼的框架限制，建立一个更加广泛的文艺团体，于是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建立新组织“中国文艺家协会”。鲁迅提出，既然要解散“左联”，就应该发表解散宣言，但他的主张并未得到实现，“左联”就这样一点点地自动解散了。不论是从政治上，还是从文学上，新口号的内容都模糊不清。重要的是，在这个崭新的方向中，“左联”六年来顶着国民党政府的严酷镇压不懈斗争的传统并未得到继承和发扬。鲁迅对此非常不满，拒绝加入新组织。鲁迅的极度不满，对于周扬等人而言也是一种损失。一部分人开始公然攻击鲁迅，引起了鲁迅的愤怒。就这样，鲁迅在这一年迎来了前所未料的精神危机。
对这样的鲁迅来说，冯雪峰的出现可谓是一个奇迹。4月26日，参加长征后变得更加魁梧的冯雪峰出现在鲁迅面前。中共中央历尽艰辛在陕北地区建立根据地，与北方的日军对峙，同时呼吁在中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派冯雪峰来上海设立正式联络处。此时的鲁迅按捺住与冯雪峰重逢的兴奋，表示“我成为破坏国家大计的人了”“我真想休息休息”。“破坏国家大计”，是指他拒绝加入“文艺家协会”。冯雪峰向鲁迅介绍了长征的艰难险阻， 说明等人制定的新路线。经过与急于联合国民党的王明等人的论争，中共确立了依靠根据地壮大实力，呼吁广大国民一致抗日，迫使国民党政府结成统一战线的方针。冯雪峰的话语令鲁迅深受感动。
鲁迅与他商谈之后，又联合胡风提出新的口号——“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胡风率先写作文章《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大概在5月末），首次提出这个口号。“左联”内部对胡风早有批判，他本人在这文章中对鲁迅是新口号倡导者一事也只字未提，因此这篇文章受到国防文学倡导者的猛烈批判，暴发了“国防文学论争”，又名“两个口号的论争”。鲁迅在病中发表了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6月）和《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8月）三篇文章，均是由鲁迅口述，冯雪峰记录。尤其是给徐懋庸的公开信，据说花了四天才完成鲁迅口述的记录。
在这些文章中鲁迅明确表达对中共新路线的赞同。“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答徐懋庸并关于抗 日统一战线问题》）鲁迅虽然承认“国防文学”作为具体口号的效果，但坚持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作为整体性口号。在即将迎来“抗日战争”的时代中，他试图一面发扬“左联”传统， 贯彻革命文学的阶级责任；一面以此为中心，创造出更广泛且深入扎根于中国人民的新文学。他认为“国防文学”的口号无法贯 彻这一核心。
同年10月，论战双方的当事人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 与言论自由宣言》，暂时结束了论争。9月，鲁迅的病情突然好转， 甚至可以去看电影了。在此期间，鲁迅写下了《死》《女吊》等优秀的散文，回想起已故恩师章炳麟，又写作了《关于太炎先生 二三事》。同年10月，在一篇发表于杂志的文章中（执笔时间一般被认为大概是8月），有这样一段话。
庄生以为“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螘食”，死后的身体，大可随便处置，因为横竖结果都一样。我却没有这么旷达。假使我的血肉该喂动物，我情愿喂狮虎鹰隼，却一点也不给癞皮狗们吃。 养肥了狮虎鹰隼，它们在天空，岩角，大漠，丛莽里是伟美的壮观，捕来放在动物园里，打死制成标本，也令人看了神旺，消去啬吝的心。 但养胖一群癞皮狗，只会乱钻，乱叫，可多么讨厌！（《半夏小集》）
10月8日，鲁迅来到八仙桥青年会举办的“第二届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的现场，与青年们畅谈。当时留下的照片，成了鲁迅生前的后一张照片。17 日，鲁迅顺路经过内山书店，然后到访当时正在翻译其作品的鹿地亘的住处。当天夜里，鲁迅开始写作《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写到辫子的部分时发了高烧，18日清晨开始哮喘。写给内山完造托其去请医生的便条，成了他的绝笔。19 日清晨5时25分，在须藤医生、许广平、周建人等的注视下，鲁迅停止了呼吸。
蔡元培、宋庆龄、内山完造、沈钧儒、茅盾、许寿裳等担任治丧委员。亦是委员之一，但并没有公布。自10月20日起，鲁迅遗体被安置在上海万国殡仪馆，两天里有7000多位市民来向遗体告别。10月22日，在七八千位上海市民的送别下，鲁迅被葬于虹桥的万国公墓。覆盖在棺木的白旗上，写着“民族魂” 三个黑色大字。
据说，身在北京的鲁瑞得知后，深受打击，以至于连路都走不动了。她将宣布鲁迅死讯的报纸新闻和追悼文章收集起来，摆放在床上，说：“还好，这样子，儿子死得不太冤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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