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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这是一本经济学视角解读历史的跨界之作
★举起经济学这柄透视镜一看，就看清了历史上空诸多谜团的真相
★重返历史现场，复盘历史人物取舍背后的“小算盘”
◆ 这是一本经济学视角读历史的跨界之作。作者王文剑自身便是一位在经济学领域出色的经济学学者，却又常年痴迷历史，用经济学视角复盘历史，往往能从中发现许多常人难以企及的动因，窥探到历史人物在复杂的历史场域中权衡利弊的“小九九”。运用经济学原理来解释，历史人物许多令后世学者困惑的行为便得到了合乎情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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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风起云涌的楚汉争霸，处于下风的刘邦在张良、萧何等人的辅佐下，通过广泛吸纳人才，重建制度，打造出一支极具凝聚力、战斗力的队伍，推翻了“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战神项羽。这样一个出身平民、崇尚侠客精神的人，为何能反败为胜？作者潜入历史深处，用经济学视角，生动还原了刘邦和项羽量大军攻集团的生死较量，为你解读这段历史中令人费解的千古谜团，剖析鸿门宴等历史事件中，当事人的决策经过了怎样的利益考量；戏水分封中中，项羽打的如意算盘，为何失算……
这是一本用经济学视角解读历史的跨界之作。本书详细梳理了刘邦、项羽两大军功集团的用人制度，利益分配制度等，使历史谜团变得清晰通透，角度新颖，有料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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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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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剑，1974年8月出生，河南大学经济学博士，河南财政金融学院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曾在《管理世界》《世界经济文汇》等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出版《大分流重探》《弓与犁——中原与草原的和与战》等历史文化书籍，在河南电视台新闻频道《传承》节目作为嘉宾主讲50集访谈节目，在“静雅思听”发表50余篇有声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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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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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秦帝国崩溃之谜
一、来自历史的评说00
二、秦朝为什么无法自救00
三、新环境下秦帝国崩溃的成本收益分析0
四、大泽乡：一次有蓄谋的兵变0
五、陈胜、吴广为什么能成功0
六、陈胜、吴广为什么败亡0
第二章 大变局中的侠客
一、秦末的那些侠客0
二、游侠刘邦0
三、刘邦的革命0
第三章 刘邦的次“飞跃”
一、楚怀王来了0
二、项梁之死0
三、楚怀王之约0
四、刘邦西征0
第四章 鸿门宴的千古谜团
一、刘邦与项羽的真实关系0
二、刘邦为什么成为众矢之的0
三、刘邦为什么没有守住函谷关
四、刘邦为什么不在关中与项羽作战
五、项羽是“政治幼童”吗
六、项羽想要干什么
七、项羽为什么放过刘邦
八、项羽真的放过刘邦了吗
第五章 戏水分封下的隐秘布局
一、戏水分封
二、项羽建都彭城的政治、经济意图
三、项羽建都彭城的军事意图
四、燕、齐、赵和魏的分封布局
五、中原与南楚的分封布局
六、一次影响深远的政治布局
第六章 彭城之战——一次失败的跃起
一、还定三秦——刘邦入汉中
二、还定三秦——韩信与《汉中对》
三、东出函谷关——“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隐秘
四、东出函谷关——项羽的失策
五、东出函谷关——刘邦东征为什么如此顺利
六、彭城之战
七、回守荥阳
第七章 汉军的战略大包围
一、南征北战
二、韩信伐魏
三、韩信伐赵
四、平定齐国——韩信突袭和郦食其冤死
五、平定齐国——潍水之战的谜团
第八章 楚河汉界——在相持中等待
一、刘邦的艰苦岁月——范增为什么被弃用
二、刘邦的艰苦岁月——在逃亡中的坚守
三、楚河汉界
第九章 垓下——一代英雄的落寞之地
一、一次蹊跷的千里跃进
二、灌婴攻陷了彭城吗
三、垓下在哪里
四、项羽真的不肯过江东吗
第十章 刘项成败之谜——被误解千年的评判
一、项羽不会任用贤将吗
二、项羽不愿意赏赐功臣良将吗
三、项羽用君子不用小人吗（一）
四、项羽用君子不用小人吗（二）
五、刘邦、项羽用人策略辨析（一）
六、刘邦、项羽用人策略辨析（二）
七、“放杀义帝”是项羽败亡的原因吗
八、崇尚武力是项羽败亡的原因吗
九、为什么说项羽败亡另有原因
第十一章 败亡的隐秘——一个新发现
一、项梁之死的严重后果
二、缺乏凝聚力的项家军
三、为什么项羽因寡助败亡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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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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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一
公元前209年，世界面临着一个转折点。在西方，罗马人攻占迦太基人在伊比利亚的主要基地新迦太基城，西方正处在进入罗马时代的前夜。在中国，秦始皇刚驾崩，秦帝国瞬间进入权力真空状态，到处弥漫着浓郁的骚动不安的气味。大汉帝国正在孕育之中。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历史在哪里转向，未来是什么模样。他们凭着直觉和感觉，计算着利益的得失，跌跌撞撞地闯进一个历史大变局之中。
中国人对秦帝国灭亡和楚汉相争的历史，并不陌生。从这段历史里，提炼出的很多思考的模式、做事的方式和行事立身的理念，穿越千年，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和文化。在这个千年未遇的历史大变局时代，洋溢着昂扬拼搏、激情四射的气质，遵循着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各种人物纷纷上场，不论身份、根基和血统，只论勇气、机遇和能力。在阴谋、阳谋和角力中，通过鲜血和死亡、荣耀和胜利，筛选着时代的落寞者和幸运者。
刘邦和他的拥趸们终留在舞台中心，这是一个充满偶然和意外的结局。为什么是他胜出，而不是别人？这是一个千古之谜。千年以降，我们只有从《史记》和《汉书》等为数不多的几本史料中，探索其中的奥秘。但是，这两本史书为我们呈现的场景和细节并不确切，经常在关键时刻和关键地点语焉不详，有些地方甚至自相矛盾。对个别人物和场景的描述传奇性之强，以至脱离常识。而对重要人物的行为轨迹经常付之阙如，让人迷惑不解。比如，那个充满戏剧感的鸿门宴，为何呈现出如此模样？一向做事果断的项羽在鸿门宴上为什么突然“弱爆”？诸如此类。
每个人的选择必然围绕“天时、地利、人和”来考量，但决定其如何选择时，离不开外界机遇、个人起点和朋友圈子，我们首先是环境的产物，其次是环境的改造者。本书希望从史书的蛛丝马迹中挖掘出一些隐秘的细节，尽量还原当时的真实场景，以刘邦的发展轨迹为主线，对一些重要人物的选择和其所受到的约束条件进行分析。把当时的历史人物，放在当时的“局”中，站在他们的角度，报以“理解之同情”的心态，思考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和机遇，探究他们选择时的利益考量和价值判断，以求得出一个可能更接近历史真相的观点。
二
刘邦的传奇基于他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在那个独特的波澜壮阔的秦末，被无限放大，让他从一无所有中走出，逐步占据天时、地利和人和。
在江湖，他是游侠；在庙堂，他是秦帝国的基层官员。他的社会身份是模糊不清的，这说明从年轻时，刘邦并不是一个主动且有意识地把自己往高处放的人。在主观上，他没想过决然地为梦想献身，也没想过成为帝国体制的工具。他摆出横跨江湖与庙堂的姿势，说明他面对没有明确指向的人生，哪怕活得苟且和庸常，心智和心情也不会受到任何伤害。他也不认为沿着既定轨道向上攀爬，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他几乎在混沌中，肆意妄为地在沛县地面上，准备且已经开始“按照自己的方式度过一生”。可以说，他的成长路径与传统的成功人士迥异，他不刻意地去创造什么，但也不会明确且固执地拒绝什么。按照既定的人设和思维，随着命运的摆布，他惯性而随性地走在上升的阶梯上。在他身上，值得被明确称道的优点可能就是他拥有“拥抱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的勇气。
刘邦不是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对于做一个居无定所、屡涉险地的游侠，他非常坚持，且终生不渝。但他并不会将秉承游侠精神和从事游侠事业，混为一谈。对游侠的向往，可能更像是一种精神的追求，对此，他很认真且执着。从出道之始，他并没打算扮演一个政治利益至上的政治家，与项羽不在同一个“频道”上。对侠客精神的追求，也许来自父亲刘太公和周围环境的影响，当然，也与他的内在秉性很契合。在热血江湖和尔虞我诈的丛林社会中，他保持着这份纯洁的侠客精神，并吸引到大量和他一样的人，终成为他的朋友、战友和“死忠粉”。
侠客文化和义气精神为刘邦集团注入超越功利的价值观，使这个集团内部从形成之初就拥有共同的话语体系，极大地消减了集团的内耗，集团整合度始终很高。这个来自丰沛地区的核心集团坚硬而稳定，成为刘邦集团的内核。即使之后有其他集团和各色人物陆续加入，也未能对丰沛集团的团结造成明显伤害。正因为这个带有地域性特征的政治军事集团拥有超强的凝聚力，在艰苦的征战中，抵消离心力，并滚雪球式地壮大起来，终顶住外部强大的压力。正如尼采所言，“杀不死我的只会让我更强大”。敌人、强大的敌人让刘邦及其集团更加强大，势能累积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与之不同的是，项羽从叔父项梁手上接手政治军事集团时，项氏集团已经实现多元化，吸纳进贵族集团、侠客集团、官僚集团、地方氏族集团等多方势力。项梁在世时，这些集团团结在他周围，拥有超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甚至刘邦及其集团也属于其中的一分子。但项梁突然被杀，作为晚辈的项羽接手这个集团，很难在短期内真正整合各方势力。在楚汉相争期间，这个集团始终内耗不断，在刘邦集团持续不断的冲击下，终解体、崩盘。
三
刘邦的个性率真，放荡不羁，他毫不隐讳地把这种个性保留到生命的终点。他高调拒绝用儒家或者其他什么学术理念包装自己。他并不喜欢说出那些大而无当、惊世骇俗、深奥至深的“至理名言”，他不靠文化上的独特性和创新性吸引眼球。作为领袖式人物，他的独特性以及因独特而受到众人的特别关注，主要体现在可见、可感的外表和做派上。他当泗水亭长时，特意为自己制作一顶造型独特的帽子，史称“刘氏冠”，此冠据说“高七寸，宽三寸，竹皮为里，漆丝为面”。与其他循规蹈矩的官吏不同，他喜欢出门公干时，戴上这顶招摇漂亮的帽子，彰显出他的与众不同和特立独行。
他喜欢呼朋引类，散财交友，啸聚乡里，他“在乎是否被别人在乎”，拥有很强的自尊心，恩怨分明，遵循江湖规则。他模仿他的偶像信陵君，招徕门客，博取众人眼球。在形式上，成为沛县地面上侠客们的“小门主”。在日常行止上，他喜欢摆出门主风范，被人簇拥着行走在人群中，成为一个引人注目、众星捧月式的人物。为此，他倾心尽力地为兄弟们摆平各种难题，不惜为此屡犯“吏事”。
他对人生的追求，源于赤裸裸的感性，谈不上高蹈的信念。他的“好酒及色”的名声远播，成为他早期个人形象中的一个标签。当他见到秦始皇华丽的仪仗时，脱口喊出“大丈夫当如是”。而在相同的场景里，项羽说的则是“吾必将取而代之”。从中可以看出，项羽人生目标更具体，明确指向权力、地位，更显人生高度。而刘邦更在乎权力和地位的外表，语气中充满艳羡的味道。这让他横跨黑、白两道，竭尽所能地成为被江湖和庙堂都喜欢和拥戴的人物。也许在他看来，江湖即是庙堂，庙堂即是江湖，两者并没有“黑与白”的界限，都是他展现自我的舞台。当秦帝国崩溃时，经过一系列“不小心”的操作和巧合，刘邦成为沛县地面上各阶层公推的“带头大哥”。
刘邦开展的事业充满风险，长期浸染在江湖和官僚体系中，让他懂得算计权衡，何时锱铢必较，何时一掷千金。他高举务实主义的大旗，高调摒弃与解决现实问题相去甚远的任何想法、理念和人物。面对残酷环境，他摆出柔软的身段，在夹缝中生存时。如果需要，他可以暂时放弃一切既定想法和理念。那些唯利是图、贪图名利和趋炎附势、左右摇摆的群氓们，喜欢这种讲究实效的做派，逐渐齐聚在他和他的丰沛集团身边，为金钱、美女、豪宅和权力，热血偾张，屡败屡战，奋勇拼杀。汉集团从诞生之日起，充满朴素野性的侠客气质，类似于黑帮组织。
随着张良、郦食其、韩信等人的加入，这个集团逐渐被改造成政治目标至上、利益理念至上、制度规则至上的军事政治集团。这种变身当然并非一蹴而就，是屡次面对“非生即死”的困局后，不断选择、积极行动的结果。终，这个集团逐渐拥有侠义的气质，掌握务实权变的生存策略，走向庙堂的目标逐渐清晰起来。
四
拥有鲜明个性的刘邦出生和成长在沛县，这里地处齐国、赵国、魏国和楚国的交界地带。按照日本学者佐竹靖彦的观点，沛县处在一个“月牙形地带”，在周围几百里区域里，地貌以水乡山泽为主，“使这个地方在动荡时期成为绝佳的避难所”。西边不远处的大梁曾是魏国工商业的中心，地处中原，四通发达，经济繁荣。北面的齐国在战国时期，商贾云集，工商业名冠天下。随着秦帝国东征和韩国、魏国、楚国和齐国的相继灭亡，丰沛地区成为韩、魏、齐、楚等国民众躲避战火的栖息地。大量贵族和富户避难于此，更多的战争难民会集于此，为之后的起义提供充足的劳动力和必要的钱粮物资，这对于弱小的刘邦集团在短期内壮大势力，提供了可遇不可求的地理优势。
在这个月牙形地带的北面是齐国，在齐国都城临淄郊外的稷下学宫曾会集天下名士，百家争鸣发端于此。魏国、楚国等国家的文化在这里也多有影响。经过漫长的文化滋养，在以大梁为顶部、丰海为底边、齐国和楚国为左右翼的广大地区里，形成了有别于秦文化且斑驳杂糅、璀璨绚烂的人文区域。这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刘邦及其他丰沛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由于接受多元文化的熏陶，他们拥有兼容包蓄、吞吐海纳的开放气度，不会陷入某一种理念、信念的窠臼中，因画地为牢而故步自封。因此，在日后的发展中，他们有能力吸纳包括秦国在内的各地区的人力和文化资源，能够有效地化解掉来自不同地域的文化所带来的异质性，从而保持汉集团的既统一又开放的优良品性。
从帝国的边缘地带起步，刘邦踏上了建立新朝的道路。此时，除了拥有并不高级的社会资本外，他尚未掌握足够的军力、钱粮和社会资本。为此，他以结“姻亲”的方式，争取到吕氏家族的支持，捞取“桶金”。而后，他先后投靠秦嘉和景驹、项梁、楚怀王，通过积极效命、努力工作和主动或者被动的政治斡旋，牢牢掌握住一支独立的武装力量。在鸿门宴上，刘邦通过与项羽合作或者说投靠项羽，参加项羽在戏水河畔主持的分封大会，意外地获得一块封国，终成长为一方诸侯。他的“逆袭”充满传奇性，甚至可以说，是一系列意外叠加后的结果。之后，他与项羽争夺天下，闯入一个以天下为舞台的生死场，江湖变成了“黑白博弈”的棋局，这个棋局既简单又残酷，后他力战获胜，成为大汉帝国的开国之帝。英国著名史学家约瑟夫·汤因比对刘邦评价很高，他说：“人类历有远见、对后世影响的两位政治人物，一位是开创罗马帝国的恺撒，另一位便是创建大汉文明的汉太祖刘邦。恺撒未能目睹罗马帝国的建立以及文明的兴起，便不幸遇刺身亡；而刘邦却亲手缔造了一个昌盛的时期，并以其极富远见的领导才能，为人类历史开创了新纪元！”
五
本书沿着时间线索，从秦帝国崩溃开始讲述，到项羽自刎乌江，沿着刘邦及其集团成长、壮大的路径，抽丝剥茧，结合有限的史料，分析刘邦在各个时期遇到的问题及其发生的原因，力求以较新的角度解读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历史事件，使读者获得一个较为崭新的认识。比如，在全国起义浪潮波及沛县时，为什么是刘邦从沛县一跃而起，成为当地起义领袖？为什么说在鸿门宴上项羽与刘邦达成和解，是项羽做出的理性选择？为什么说“刘胜项败”并不能完全归于两人的个性上？诸如此类。全书以问题为导向，重点不是讲故事，而是在分析问题、解释原因。所以，虽然这本书的主角是刘邦，但并不是一本有关刘邦的传记文学。
2013年，我在河南电视台新闻频道《传承》节目讲述过这段历史，这本书是在讲稿的基础上修订而成。在此，我非常感谢当年《传承》节目的编导冯玉坚和主持人陈静华两位老师以及节目组的所有编辑，正是他们的信任、支持和帮助，才有本书的诞生。八年来，我对讲稿有过多次修订，在这期间，我曾与著名文史作家史杰鹏、河南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李峰教授、中国石油大学人文学院饶胜文教授、河南大学郭灿金教授等学者进行过深入而持久的讨论，得到很多有价值的帮助和有营养的启发。也正是他们的鼓励，让我有信心将书稿送到出版社。河南文艺出版社王淑贵老师是本书的责任编辑，在她的鼓励和指导下，本书完成了多次修改。同时，感谢我的母亲、妻子和女儿的无私支持，她们为我完成这本书给予了无穷的力量。而这本书也是我给予已故父亲的礼物，正是他早给我讲述过这段历史，希望这本书能够告慰于他。后，也要感谢当年在电视机前看过我的讲述的观众，他们是这本书早的读者。但那时我在电视上的讲述留下很多缺憾，希望这本书能有所弥补。
是为序。
章 秦帝国崩溃之谜
一、来自历史的评说
秦朝是一个很倒霉的、不值得同情的王朝。从实用主义角度看，说它倒霉，无外乎是指，秦国经历几代君主省吃俭用、前赴后继地勤苦打拼，好不容易一统江湖，可仅十几年后，王朝历二世而亡。那么多的辛苦付出，瞬间打了“水漂”。几代秦国君主如果在天有知，又将情何以堪呢？
后世的历代王朝明明一直在免费享受着秦帝国以亡国的代价探索出来的新制度，也就是所谓的“百代皆行秦政制，万年咸用始皇心”。可是，后世历代皇帝、大臣和百姓依然不遗余力地诅咒秦朝，对秦帝国毫无同情之心。更可悲的是，后世帝王和官僚们没少模仿秦朝牧民施政，却总能理直气壮地站在秦帝国的对立面，耻于与之类比。
后世研究朝代兴替的人和给皇帝讲课的老师，对秦朝灭亡的原因向来极为关注。汉朝是在秦帝国的废墟上站起来的，汉朝初立的君臣亲身经历秦末血染的疆场和横暴的战争，皇帝不想丢社稷江山，将帅臣僚不想浴血沙场，百姓不想被搅进天下混战离乱中。因此，汉朝重视秦帝国倾覆的教训，反思得更深入且彻底。汉朝的主流认识是由全国著名的大才子贾谊总结出来的。
贾谊在他的著名文章《过秦论》中提出，秦朝灭亡的主要原因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具体而言，在他看来，秦朝灭亡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秦始皇的品行太差。贾谊认为，秦始皇自私自利，内怀贪婪卑鄙之心，只想炫耀自己的智慧和能力。不信任功臣，也不亲近士民，特别是不实行仁政王道。为树立个人权威，禁除诗书古籍，钳制言论，控制百姓思想。在密如织网的酷法下，老百姓动辄得咎，噤若寒蝉。他迷信诡诈权谋，把仁德信义丢到脑后，把残暴苛虐作为治理天下“不二法门”，丢弃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
二是把兼并战争时期的立国政策，用于建国时期，不懂得变通。实行兼并战争，要重视诡诈和军力。安定国家，则要重视顺时权变，夺天下和保天下不能用同样方法。秦国从战国到天下一统，它的执政路线没有改，政令没有变，没有变革图新，顺应民心、天时。秦王孤身无辅，享国之日自然无多。按照贾谊的说法，秦朝如能改弦易辙，实行像商、周时期的宽容并包的政策和仁义厚德的执政理念，即使后代里出现骄奢淫逸的君主，国家也不会如此快速灭亡。
三是秦二世不思改弦易辙，而是更加暴虐无度。秦二世即位后，暴虐程度比秦始皇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破坏宗庙法度，屠杀兄弟姐妹，残害百姓。重修阿房宫，刑罚更加繁多，杀戮更加严酷，官吏执法苛刻狠毒，赏罚失序，赋税搜刮失去限度。国家内外事务繁多，令各级官吏们不堪重负。百姓穷困已极，而君主却不加收容救济。于是，上下互相欺骗，蒙受罪罚的人越来越多。史载，道路上遭到刑戮的人前后相望，连绵不断，天下人都陷入了苦难。从君卿以下直到平民百姓，人人心中自危，身处穷苦之境。陈涉在大泽乡振臂一呼，即得天下响应，率身景从，其原因就在于人民正处于危难之中，“天下苦秦久矣！”
四是忠臣谏言无门，秦二世刚愎自用，任意妄为，更加钳制不同言论。在秦朝，有很多忌讳和禁规。贾谊在《过秦论》提到，各路忠言还没说完，忠臣即被杀戮。天下有识之士只能侧着耳朵听，肃穆站立，闭上嘴巴不敢说话了。一个堵塞忠言的王朝，一个弃天下名士的王朝，一个以吏为师的王朝，一个崇尚“利出一孔”的王朝，天下必弃之。
贾谊生于公元前200年，死于公元前166年，距离秦朝灭亡不过几十年。他的思想体系比较庞杂，融合了儒家、道家和法家的思想。他总结秦朝灭亡的原因，主要立足于儒家、道家的思想。这些观点没什么错，反躬自省，通达人情。一个人总是被别人欺负，还看不到解困的希望，达到一个临界点后，奋起反击，于情于理，理所应当。这种观点经常被人拿来教育后世那些太子和年龄小的皇帝，提示他们，要有意识地约束没有止境的欲望，休养生息，尊重自然规律，才能确保国泰民安，国祚延续，避免走上秦朝二世而亡的老路。
但现在看，贾谊的观点带有很强的主观性。他写的《过秦论》虽然文采斐然，但无形中夸大了一些史实，我们不能把其中的内容都当成真实历史看待。从史料分析，秦始皇很多作为并不如贾谊所说的不堪。贾谊的论点虽然很全面，也很精到，但过分关注人主的德才优劣，给人一种感觉，只要“遇到明君，所有的事都好办。万一碰到像秦始皇和秦二世这样的君主，一切也都完了”。这样分析历史进程，略显肤浅。
秦朝成立一段时间后，有人发现在国家治理上存在问题，便从国家制度层面提出谏言，以图维护秦朝长治久安。这个人是淳于越。
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的一天，秦始皇在咸阳宫和群臣举行宴会。其间，一个叫周青臣的博士向始皇帝唱颂词，高度评价郡县制的作用。郡县制度是秦始皇和李斯以及秦国几代国君都引以为豪的制度创举，在秦帝国，被公认为秦国一统天下的两大法宝之一（另一个是军功爵制）。秦始皇听完周博士的盛赞，《史记》记载，“始皇悦”。这表示始皇帝对郡县制很得意，对周青臣博士的盛赞，“深以为然”。
但另一个博士淳于越，当场站出来唱反调。他说，殷周两个王朝之所以能够存在千余年，是由于大封子弟、功臣作为辅助的缘故，陛下拥有天下，可儿孙却是匹夫。如果天下动乱，皇帝依靠什么来救助危难呢？丞相王绾等人比较认可淳于越的说法。他们认为，新征服的地方如燕、齐、楚等地，距离秦国故地太远，如果不在那些地方设置宗王，就没法有效行使国家权力。这些大臣建议，“册立诸位公子为诸侯王”。
淳于越和王绾的意思是，皇帝分封儿子们到全国各地，对镇压反秦势力，既直接，又有效。可以设想，如果出现造反者，那些嬴姓藩王割据地方，出于保卫中央就是保卫自己的动机，肯定毫不犹豫地起兵，以雷霆万钧之力镇压反叛。等到作乱的火苗被吹灭，皇帝还可能一无所知。推而言之，有强大的藩王存在，下面那些刁民即使有造反的心，也可能根本就没有造反的胆了，天下从此祥和而安宁。
淳于越和王绾等人实际上主张“一国两制”，有策略性地实施封建制度，降低统治成本。汉朝落实了这一主张。《汉书》的作者班固，认同这个观点。他说：“秦讪笑三代，窃自号为皇帝，而子弟为匹夫，内无骨肉本根之辅，外无尺土籓翼之卫。”后世很多人也都对这一观点深以为然。唐初萧瑀认为，“三代封建而长久，秦孤立而速亡”。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认为，自秦以来，有乱无治，甚至夷狄灭国，“是废封建之罪也”。
不过，淳于越的主张遭到丞相李斯的迎头痛击。李斯认为，在春秋战国时代，那些诸侯国为争抢私利，使天下陷入内战泥潭，不能自拔，后王朝易代，国祚毁灭，天下尽归秦。现在，再实施分封，天下还会回到战国时代。如此而为，秦朝“大一统”的千秋伟业，从何而谈？所以，非封建，推行皇权专制和郡县制，要坚持不懈，做到全国一盘棋，不能有丝毫更改。从后来看，秦始皇认可李斯的主张。在秦帝国，他不遗余力地强化皇权专制，推行郡县制度，没有对他的儿孙们封王拜侯。
从后来历史发展的结果看，有一点可以证明，当时，秦朝在远离秦国故地的楚地和齐地等地区，统治基础确实很差，依靠郡县制度对那里实施统治，存在很大问题。虽然那里的郡守和县令是中央委派的，但基层管理人员都是通过考试在当地招录的。比如，刘邦、萧何等人参加秦朝的公务员考试，成为当地的基层官吏。让这些对秦朝缺乏文化和心理认同的人成为秦朝基层官吏，而之后的“政治思想”工作又做不到位，后果相当可怕。
虽然郡县制度有助于政令统一，但各地方的文化、经济和地理存在很大区别。如果不加区别对待，同样一个政令在不同地区会带来不同结果。有的地区会得到好结果，有的地区会被同样的政令戕害。秦朝的法律在关中地区执行了一二百年，但用到关东六国地区，很难避免各种反弹。
但不能说淳于越和王绾的说法完全没问题，李斯所说的也并非一无是处。从后世的一些教训看，汉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西晋的“十国之乱”和明朝的“朱棣造反”，都说明藩王势力过大，对国家的长治久安很不利。一旦失控，改朝易代，国祚毁灭，社稷倾覆，国家离乱，几乎不可避免。
站在不同角度看问题，各有各的道理，都能做到逻辑自洽，在现实和历史中找到可资支持的案例，但从中很难找到秦朝灭亡的底层逻辑和真实原因。
秦帝国初立时，陷入两难境地。无论怎样选择，都会掉入一个深不见底的坑。后世很多王朝总结秦朝迅速大崩溃的原因和教训，各有特点，但大体上和贾谊、班固等人的说法很类似。可能是贾谊在总结秦帝国灭亡时，主要遵从儒家和道家的思想，在后世，儒学逐渐成为各朝代的主流学说，文人以儒学入仕当官，自然支持贾谊等人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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