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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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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书读懂古代中国的承袭与变革，众多历史专家倾力打造，制度、经济、朝堂、战略、军事5个大主题，史料严谨，视角独特，鞭辟入里，语言幽默，一读就上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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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秦国星耀智囊团为何多是商鞅、张仪等外籍人士？汉武帝如何赚钱又烧钱？隋炀帝南巡开凿了大运河，西巡时又干了什么？李渊何以凭借3万兵马7年定天下？战术天才李存勖吃了哪些战略短板的亏？王安石如何成为靖康之变的背锅侠？胡惟庸为何必须死？崇祯是如何远程“帮倒忙”的？袁世凯为何策划了清末“PS门”事件？
……
历史就是一出你方唱罢我方登场的戏剧，这些熟悉的名字背后，不仅有跌宕起伏的故事，也浓缩了每个时代承袭、变革和发展的偶然性与必然性。
本书是《国家人文历史》杂志公众号的精华结集，以时间为脉络，以“变化”为核心，精选制度、经济、军事、战略、朝堂5大主题、53个有戏又有料的话题，由点着面地纵向梳理了古代中国多个领域的承袭与变革，以动态的思维挖掘其背后的逻辑与本质，不仅还原了一个个鲜活多元的大时代，道出成败兴衰之理，更以诙谐的语言、独特的视角、严谨的考证，勾勒了今天中国的疆域版图、文化思想、经济格局、风俗人情和法度制度等多个领域的历史脉络。
细节决定成败，格局决定结局。翻开本书，读懂古代中国的承袭与变革，就能读懂中国几千年的风云流转，更能读懂中国何以传承至今，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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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国家人文历史》
《国家人文历史》是一本以“真相、趣味、良知”为核心价值的时事人文类半月刊，由人民日报社主管主办，以“人文家国、历久弥新”为理念，连续多年被评为“中国邮政发行畅销报刊”。荣获“中国美期刊”、国家记忆“年度历史文化品牌”、第三届全国“百强报刊”等荣誉。
“国家人文历史”微信公众号由《国家人文历史》杂志新媒体中心主办，致力于传播“真相、趣味、良知”的核心价值，以新闻为切入，以历史为深度，凭借深入独到的专业解读打造独家原创好文，为读者创建了一个触摸历史体温、发现历史真相的新平台，稳居中国微信月榜500强，连续多年入选“新榜ZUI具收藏价值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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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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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制度篇：审时顺势，以变应变
商鞅缔造一个强大到极点的政府
户口册上的中国史
古代的轻徭薄赋政策，真给百姓减负了吗？
中国古代的征兵制度，为何总是变来变去？
大家都叫“州”，差距为何那么大呢？
古代“全国统考”前的“自主招生”为什么会走向失败？
唐代“公务员考试”的困惑：外挂为何这么多？
“王者荣耀”的封禅制度为何止于宋朝？
宰相制度的终结：胡惟庸为何必须死？
分封诸子，洪武朝的失策
古代也有“宅急送”：从前的车马未必慢
奠定中国大一统的制度基础——羁縻统治
贰 经济篇：没有好的，只有合适的
古代版的“石油战争”：盐战
为什么古代发生战争后，粮食的需求会大量增加？
汉武帝的烧钱与赚钱
汉末三国谁有经济头脑？
唐人炫富、宋人增收的香料贸易
成也黄河，败也黄河的开封
大运河：北宋立国的生命线
长江流域的崛起：中国的南北差异从何而起？
生意越做越大、格局越来越小的广州“通海夷道”
叁 朝堂篇：人心不如水，平地起波澜
外籍人士打造的大秦强国智囊
舅爷、公公、书生，谁才是朝廷心腹？
汉献帝为什么不能直接杀了曹操？
“子贵母死”制为何无法遏制太后专权？
帝国番将：唐朝皇帝手中锋利的双刃剑
中国古代的秘书政治：万言万当，不如一默
“大宋第*伯乐”欧阳修举荐了多少人才？
北宋第*名将的巅f即悲剧
王安石如何成为靖康之变的背锅侠？
“半仙”刘伯温既然那么神，为何结局那么惨？
明英宗在土木之变被俘后，于谦为什么选择了朱祁钰？
清末PS 门事件：袁世凯为何要栽赃慈禧宠臣？
肆 战略篇：内强外柔，才能进退自如
六国合纵为何总是铩羽而归？
没有纸上谈兵的赵括，赵国能赢得长平之战吗？
邯郸之围：战国时代*后一场大国博弈
争雄镇边两不误的三国时代
隋炀帝南巡开凿了大运河，西巡时又干了什么？
李渊何以凭借3 万兵马7 年定天下？
燕云十六州为何如此重要？
北宋为何要设置4 个京城？
吾养百万兵，为何不费百姓一粒米？
崇祯是如何远程“帮倒忙”的？
“亚洲第*舰队”的全军覆没
伍 军事篇：攻人以谋，用兵以智
秦能够统一六国，在地利上究竟沾了多大的光？
“破釜沉舟”的巨鹿之战，何以成为秦末关键一战？
“官渡之战”中袁绍军队突然崩溃背后的军事逻辑
吕布没杀过一个名将，为什么还被称为三国“第*猛将”？
当战术天才吃了战略短板的亏
宋太宗北伐失利，辽人报复南侵，结局却来了个大反转
熙宁开边无愧为大宋第*军功
靖难之役开始前，没人猜到朱棣会赢
抵挡后金功不可没的熊廷弼，为何摆脱不掉被杀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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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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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口册上的中国史
中国的户籍制度早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当时诸国征战， 人口成为重要的资源，没有之一。赋税、夫役、兵丁，皆出于人口。秦国在商鞅的主持下，率先建立了严密的户口登记制度，“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 生者著，死者削”。并禁止民众自由迁徙，“废逆旅”，“使民无得擅徙”，人民 不得已外出住店，必须持有官方开具的介绍信，否则客人与店家一块儿治罪。通过建立严密的户籍制，秦国获得了强大的财税汲取能力与全民动员能力，在争霸战中胜出。秦末，刘邦的军队攻入咸阳，诸将忙着抢金银财宝、抢美女，萧何则抢先收缴了秦王朝的户籍档案，这体现了他过人的政治远见，后来“汉王（刘邦）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萧）何具得秦图书也”。
户籍制度有两个重要的功能：一是保障征税征役，二是实现社会控制。历代王朝建政之后，首先必做的事情之一便是统计、登记全国人口。
汉代：从公民到私民
大汉王朝的某年仲秋（农历八月），西北，万里晴空。张掖郡居延县的县衙门口， 排了长长一大溜人，那是居延县的居民，他们按照国家的法令，扶老携幼，前来县衙登记户口，并接受官府的验查。这个过程叫作“案比”。
居延县西道里的一名燧长（边疆哨所所长）徐宗，也夹在人群中。他今年 50 岁，
家有 7 口人，家产（包括住宅、田产及耕牛）共值 13000 钱。这些户籍信息，他必须如实报告衙门，由衙门登记造册。
汉代继承了秦朝的全民户口登记制度，将全国的地主、自耕农、雇农、佣工、商人，全部编入国家的户籍，这叫作“编户齐民”。国家要求各县在每一年的仲秋， 都要进行案比，更造户籍，户籍登记的信息包括：户主姓名、性别、年龄、身份、 籍贯、家庭成员的数量和性别、家庭成员与户主的关系以及财产状况（包括奴婢数目）等。然后，县衙将各户户籍造册上报郡国，郡国汇总又上报朝廷，朝廷则设立“计相”与“户曹”，管辖全国户籍。
从法律意义上说，所谓“编户齐民”，是指所有编入户籍的大汉居民，不论东 西南北，不分男女老幼，都是国家的公民（请注意，“公民”一词，早在先秦时已 经出现了，意为“国家的人”，与隶属于贵族的“私民”相对），具有平等的权利 与义务。其中重要的义务是向国家提供赋税与徭役。汉代实行过按家赀多少“算赀” 的财产税，但主要还是征收人头税，包括“算赋”（向 15 岁至 56 岁的成年人征收）、 “口赋”（向未成年人征收）和“户赋”（按户征收）。另外，每一个成年男丁， 还必须为国家服 2 年兵役、每年“戍边”3 天，并在本县服 1 个月的无偿劳役。徐宗所担任的燧长，应该就属于“戍边”的徭役。汉代也限制自由迁徙，人户要迁移 户籍，须经“乡啬夫”批准。脱籍流亡是触犯法律的。所有赋税与徭役的征收及社 会控制的实现，都必须通过发达的户籍制度来支持。
“编户齐民”的出现，乃是中国自封建制进入郡县制的一大嬗变。在西周封建制下，是不存在全国性户籍制度的，全民登记户口既不必要，也不可能，因为周天子除了保留王畿的土地，其余的大部分土地与人口，都分封给无数的诸侯国。而诸侯也是只保留一小块封邑，将其余土地分封给各个大夫。也就是说，周天子能够直接控制的土地，只有狭小的王畿。虽然周朝设有“司民”之官，“掌登万民之数， 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但这里“书于版”（计入户籍）的人口，显然只是生活于王畿的臣民而已。至于各诸侯国的人口，周天子是管不着的。同样道理，各大夫封邑上的人口，诸侯也是管不着的。这样，经典封建制下的人口，分属于不同层次的贵族（周天子、诸侯与大夫），他们是各级贵族的“私民”，而不是国家的公民。这样的社会，也是一个多层次的塔状社会。
先秦封建制瓦解之后，社会结构变得扁平化，不再有贵族，因而也不再有“私民”，全体臣民都成了国家的编户齐民。这可以看成是时代的进步，因为编户齐民意味着将国民从隶属于贵族的人身依附状态中释放出来。但同时这也可能是一个历史的陷阱，因为失去了贵族这个中间阶层，国家直接统辖无数的“编户齐民”，极容易造成国家对国民的奴役、国民对国家的依附。
当汉王朝的居民徐宗在排队申报户口的时候，他应该想不到户籍制度背后的深刻历史变迁，但他一定知道，如果他漏报或虚报户籍信息，将受到官府的惩罚。两千年后，在中国西北居延等地出土了一批汉简，其中便有徐宗的户籍档案。感谢这批在两千年的风沙中保存下来的文物，让我们今日仍有机会见识一下汉代户籍档案的面目：
徐宗，年五十；妻一人；子男（户主儿子）一人；男同产（户主兄弟） 二人；女同产（户主姐妹）二人。宅一区，直三千；田五十亩，直五千； 用牛二，直五千。
唐代：良民与贱民并立
如果徐宗生活在唐朝，那他在申报户籍信息的时候，还必须接受一道叫作“团貌”的程序。“团貌”，继承自隋朝的“貌阅”制度，意思是说，县衙门在居民登记户籍时，要验查户籍上所有人的年貌，以防止有人虚报年龄或假冒残疾来逃避赋役。验查无误之后，便根据年龄大小在户籍档案上注明“黄小中丁老”，按唐朝的法律，男女 3 岁以下为“黄”，15 岁以下为“小”，20 岁以下为“中”，男性居民21 岁以上为“丁”，60 岁为“老”。成丁即意味着要承担赋役。
包括“团貌”在内的户籍登记，每 3 年举行一次。因为有了“团貌”的程序， 唐代的户籍档案通常还记录有人户的体貌特征，如肤色﹑身高﹑面部有何特点。在敦煌出土的唐代籍账残卷中，就发现不少户籍资料都注明了诸如“右足跛，耳下小瘤，面有黑子”之类的文字。古代没有照相技术，这些对体貌特征的描述相当于照片，可以防止作伪，也可作为民户脱籍逃亡后的追捕线索。这也显示唐代的户籍制度已发展得更加严密了。
唐朝因承创自北魏的均田制，国家要按照户籍上的丁口向每个家庭授田，18 岁以上的男丁每人授田 100 亩，其中 80 亩为“口分田”，受田之人去世之后，则由国
家收回；另外 20 亩为“永业田”。口分田与永业田原则上都不允许自由买卖，只有在户籍迁移或无力丧葬时，才准许出卖永业田。女性一般不授田，只有当户主时才得授田 50 亩，寡妻妾也可授田 30 亩。商人的授田数量是平民的一半。贵胄与官僚
则可以拥有从 200 亩至 100 顷的田产。获得了国家授田的百姓，需要为国家纳税和服役。唐朝的赋役也属于人头税，每丁每年纳粟二石，叫作“租”；输绢二丈，叫作“调”；每年服徭役二十日，若不应役，则按每日三尺绢折纳，叫作“庸”，合起来，就是“租庸调”制度。
均田制是一种比较均平的财产制度，大体上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抑制了土地兼并。但农民也因此被束缚在土地上，无法自由迁徙。老百姓要出个远门，需向户籍所在地的官方申请“公验”（类似于通行证），才可以出入关津。我们以为长安城可以来去自由，那是浪漫的想象。守城的门卒若放了没有“公验”的人入关，要被罚服 1 年苦役。
但唐代户籍制度跟秦汉时期的差异，并不是增加了“团貌”的程序，而是形成了“编户”与“非编户”两个不平等的阶级，编户为良民（自由民），非编户为贱民（非自由民）。换言之，国家的编户齐民只覆盖一部分人——良民，另一部分人则属于贱民，没有资格编户，只能附籍于主家。唐代的贱民主要包括给官府服役的官贱民，如工户、乐户、杂户；还有依附于门阀世族的私贱民，即部曲、奴婢， 他们是属于私人的财产，可以像货物畜产一样交易。
唐代良贱制度源于魏晋南北朝的“第二次封建化”：一批士族慢慢演变成垄断政治权力、经济特权与社会地位的门阀世家，他们十分重视谱牒的修订，并只在豪门中通婚，以保持高贵的血统；而另一批失去土地与财产的平民，则成了依附于门阀的部曲、奴婢，丧失了独立的法律地位。这有点像先秦的贵族与私属的关系，不过魏晋以后的“封建”并不是国家建制，而是表现为一种社会结构。
如果我们想穿越到唐朝，那请先祈祷：别降生在贱户之家。
宋代：迁徙的自由
由唐入宋，中国社会发生了一场天翻地覆的大变革，拉开中古与近世的历史分期。我们这里只介绍与户籍制度有关的变迁：经过五代的厮杀，门阀世族土崩瓦解， 消失于历史烟尘之中，原来的部曲也得以摆脱人身依附状态，获得良民的身份，纳入国家的编户齐民。即从前的贱民，不管是部曲，还是奴婢，到了宋代，基本上都消失了，或者说，都成为自由民了。
宋朝的户籍制度也不再将国民区分为“良民”与“贱民”，而是根据居城或居乡， 划为“坊郭户”与“乡村户”，这是中国历早的城市居民户口，意味着城市 人口的扩张，市民阶层已然形成。又根据居民有无不动产，划分“主户”与“客户”， 再以家庭财产之多寡，将主户划为不同户等。宋朝的户籍档案叫作“五等丁产簿”， 每隔 3 年编造一次，虽然带着“丁”字，但实际上五等户的划分跟各户人丁数目毫无关系，而是以各户财产多少为标准。这里有个背景需要交代清楚：中唐之后，均田制已经解体，宋朝立国，即承认土地彻底私有的现实，允许产权自由流动，不抑兼并，于是贫富分化并经常互相转换。汉朝的那位徐宗，家产只有“一万三千钱”， 按宋代的标准，多只能混个下等户。当然，如果他辛勤劳作，积累财富，购买田地，以后上升为上等户也并非不可能。要知道，“贫富无定势”，乃是宋代社会的 一个特点。
按财产划分户等，是出于征税、征役之需。宋朝的税制，完成了从以人头税为主到以财产税为主的转变——建立在“均产”理想上的“租庸调”此时已退出历史舞台，代之以“以贫富为差”的“两税法”，上等户纳税多，下等户纳税少，客户 由于没有田产，则不用缴税。因宋朝实行募兵制（雇佣兵），国民也不再需要服兵役， 只剩下差役，从前的徭役是按人头摊派的，宋朝则出现了以钱代役的趋势，并且跟户等挂钩，即富户要承担更重的服役义务。从人头税到财产税，正是社会从中古进入近世的特征。
户籍对于老百姓的人身束缚，也正在减弱中。宋代商品经济发达（来自商业的税收与征榷收入超过了农业税，这是史无前例的），宁静而安定的小农社会秩序已被打破，农民弃耕从商的事很常见，如南宋初，岳州农民“自来兼作商旅，大半在外”。客户没有田产，更不会被束缚在土地上，“一失抚存，明年必去而之他”， 而按宋朝立法，客户要退佃离开，主户是不可以阻挠的。客户因其飘浮不定，又被称为“浮客”。一些地方，由于“主户少而客户多，往来不定，口尤难记”，连户口登记都出现困难。城市中的流动人口更多——宋代城市是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流入，商人、佣工、流民，如建康府曾为“留都之地，四方失所流徙之民，往往多聚于此，皆无作业”。宋朝的户籍管理也具有一定的开放性：一个人移居到一个地方生活一年以上，便可获得当地户口。
宋代社会因其显著的开放属性与商业属性，而呈现出远远强于前代的流动性与活力。一位宋朝人感叹说：“古者乡田同井，人皆安土重迁，流之远方，无所资给， 徒隶困辱，以至终身。近世之民，轻去乡土，转徙四方，固不为患。而居作一年， 即听附籍，比于古亦轻矣。”
明代：职业户制的建立与瓦解
历史的发展并不总是向前进步，有时也会倒退。宋朝时，农民抛弃田产，外出经商，地方政府提出将这些田产收回，而受到户部的批评和拒绝。也就是说，农民的产权与经商权利，得到朝廷的承认。到了明朝初期，农民就没有这种择业的自由了，朱元璋严禁农人弃耕从商，令民专守田业，“市村绝不许有逸夫”。
开创明王朝的朱元璋重建了一个以小农为本的宁静秩序。体现在户籍制度上， 明政府将全国户口按照职业分工，划为民户、军户、匠户等籍，民户务农，并向国家纳农业税、服徭役；军户的义务是服兵役；匠户则必须为宫廷、官府及官营手工业服劳役。各色户籍世袭职业，不容更改，农民的子弟世代务农，工匠的子孙世代做工，军人的子孙世代从军。
这一职业户制度，继承自元朝的“诸色户计”。元人入主中原之后，为强化国民对国家的人身依附，设立富有草原特色的“诸色户计”制度，境内居民被划为民户、军户、站户、灶户、匠户、儒户、医户、阴阳户、打捕鹰户等近百种户籍，职业一经划定，代代相承，不得随意变动。“诸色户计”的本质是“全民服役”，各色职业户均要向官府提供不同的劳役，较之宋代出现的赋役向财产税转化的近代化趋势，“诸色户计”无疑是历史的逆转。
朱元璋以明代元，于洪武二年下诏：“凡军、民、医、匠、阴阳诸色人户，许各以原报抄籍为定，不得妄行变乱；违者治罪，仍从原籍。”户籍登记完全照抄元朝的“诸色户计”。次年，朱元璋下令进行全国人口普查，登记造册，一册两份， 户籍保存于官府，类似于今日的户籍档案；户帖交给居民，类似于今日的户口簿。这一户籍制度还是沿袭元朝“诸色户计”，分为各色职业户。同时，建立在户籍制度上的社会控制也进一步加强，明政府规定农民的活动范围限于户籍所在地的一里之间，做到“朝出暮入，作息之道互知”，任何人离乡百里，“即验文引”；商人外出经商，也必须领取官府颁发的“路引”（类似于介绍信），否则按游民处置，“重则杀身，轻则黥窜化外”；商人户籍所在地的邻里被要求务必知道外出经商之人的归期，若两载不归，要向官方报告。
明初的户籍制度，有利于建立一种井然、安静的社会秩序，但居民的人身被紧紧束缚在户籍上，不得自由流动，社会的活力也因此丧失殆尽。直到明代中后期， 随着职业户制度的松懈、商品经济的兴起，明朝社会才恢复了两宋时代的开放性、流动性及近代化色彩。
清代时，朝廷宣布“摊丁入亩”，户籍不再作为征税的依据。但户籍制度的社会控制功能，还是一直保留着。这里不展开细述。现在，我们来回顾一遍从秦汉到唐宋再到明清的户籍制度变迁，将会发现，中国传统社会并非如一些历史学者所说的，是一个“超稳定结构”，是一段“停滞”的历史，而是一直变动不居，曾经自发演进到近代的门口，又阴差阳错出现倒退。大历史的得失，也能从户籍制度这个小小窗口，略窥一二呢。
（作者：吴钩）
古代版的“石油战争”：盐战
现代社会，人们常把石油比作黑色的黄金，以显其珍贵。
在中国古代，有一种战略物资，其地位堪比今天的“石油”，那就是盐。为了争夺盐的控制权，历朝历代大大小小打了无数次仗，成千上万的人因此丧命，有的还因此亡国。
食盐官卖
人必须吃盐，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而且，与其他生活必需品不同的是，盐只能买，一般老百姓自己产不了。
在古代，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盐的地位都很高，某种程度上相当于黄金了。古罗马、印度等国都曾实施过盐业专卖。古罗马帝国还曾用一部分盐来作为军饷， 称作“薪水钱”。今天英语中的“薪水”一词就来源于此，英语中薪水——salary， 也是从食盐的“salt”演化而来。古希腊人、古罗马人经常用盐来购买奴隶。如果奴隶主认为某个奴隶劳动不行，就说：“他不值那么多盐。”
中国古代，在春秋之前，虽然一直也把食盐作为国家战略物资，但对民间自由买卖食盐并不限制。到了齐国管仲时，这一状况被改变。
管仲是春秋时期齐国的贤相。他推行的一项计策叫“官山海”，即政府要将大海里的盐、山里的铁都收归国有。他向齐桓公进言：盐是人人必须吃的，大王您的国土又方便产盐，如果朝廷垄断了食盐的生产、销售、流通渠道，即便将食盐价格定得很高，也不怕卖不出去了；这样在一买一卖的差价中，国家就能稳收盐利，大王您的国库充盈，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管仲的改革，就是实现国家对盐业资源的垄断。齐国果然迅速崛起，齐桓公也因此成为一代霸主。不过，汉朝初年时，政府曾允许民间资本经营盐业，此举造就了一大批富商大贾。司马相如的岳父就靠着盐井生意，积聚了大量财富，家仆丫鬟多达数百人。结果，到汉武帝时，因为对外用兵需要用钱，这些盐商集体哭穷，皇帝一生气，就把盐、铁全部收归国有，实行专卖，由政府直接组织食盐生产、运输和销售，禁止私人经营。
王莽时期，富商大贾贿赂地方官府，公开或半公开地“盗煮”，食盐国营出现松动。到曹操重新施行“国营”时，食盐私营已经持续了 180 多年。三国魏晋时期， 各个政权吸取了春秋战国东方诸国“不煮盐无以富国家”的教训，纷纷推行强制性的“国营”或“军营”政策。
唐初，国力兴盛，财政收入的渠道很多，有一段时间，不光对食盐买卖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还免除食盐征税。可惜好景不长，安史之乱后，政府财政枯竭，只好重新打起了盐的主意。
与汉代那种政府负责产销一条龙、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政策相比，唐朝中后期的食盐政策有很大变化。简单说，就是盐场生产食盐，政府低价购买后，再高价卖给商人，商人运输到政府指定的经销店销售。如果说之前的政策是政府统管，考虑到民生，盐的价格还不会太离谱，那么按照后面这种做法，商人自由售卖食盐，如果价格过高，老百姓就吃不起盐，就会寻求购买私盐。
私盐如果做大，必然导致政府盐税减少。政府收入减少，就会继续提高食盐的批发价，同时加大打击私盐的力度。官与民的矛盾就这样逐步尖锐起来，直到不可调和。
官盐与私盐的 PK
食盐的利润有多高，管仲曾说过，一家 10 口人，就有 10 口人吃盐，使盐价每升增加半钱，万乘之国每月就可多钱上千万。盐业如此高的利润，引得无数人愿意火中取栗。
官府为了打击私盐，制定了严苛的刑罚。汉代规定，敢私自制盐者，割掉左脚趾。晋代，私煮盐的百姓判4 年，官吏判2 年。到了唐末，打击力度更大，唐德宗时， 敢贩私盐一石的，处以死刑，后又规定，不仅贩私盐的人要处死，街坊邻居没有检举揭发的，受连坐之罪。终，这种严刑酷法不仅没带来预期中的收入，反而把大唐江山给搭进去了。
公元 874 年，著名的私盐贩子王仙芝聚众数千人，在河南长垣揭竿而起。不久， 另一名私盐贩子黄巢也加入起义的队伍中。黄巢家三代贩私盐，是个资深私盐贩子。后来，王仙芝战死，黄巢一个人带着队伍把当时的唐僖宗赶出长安，黄巢自己还登基当了皇帝。对于一个私盐贩子来说，这算得上达到了人生的。
元朝的命运与唐相似，元后期，朝政腐败，财政吃紧，于是拼命提高盐价，食盐收入在朝廷总收入中占据重要比例。盐价像坐火箭一样直线上升，终引发了元末农民大起义。起义队伍中，要么起义头领自己是盐贩子，要么起义队伍中有很多盐工。所以有人说，元末农民起义，基本就是一伙私盐贩子在争夺江山。
后来建立明朝的朱元璋，属于非典型盐贩。他自己是农民，还当过和尚，但并没染指过贩私盐，不过他起兵的经费大多是私盐贩子提供的。公元 1354 年，他依靠私盐贩子给他提供的盐，到怀远换了几十石粮食献给他的上司郭子兴，然后才获得批准回老家招兵买马。结果就是这次回乡招兵，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 徐达、常遇春、郭英等后来的明朝著名战将，都是在这段时期招揽的。从此之后，朱元璋独立拥有了自己的人马，开始参与到争夺天下的棋局中。
另一名典型的盐贩子是张士诚。张士诚，原名张九四，是泰州白驹场的亭民， 也是世代以煮盐为生的人。白驹场是元末两淮 29 个盐场之一，也是张士诚干活的地方。这个盐场有个小领导叫丘义，丘义经常滥用职权欺负盐民，名声很臭。终于有一天，张士诚和三个弟弟，加上其他盐民共计 18 个人，拿着刀棍，把丘义给杀了，连带着把平时欺负他们的盐商、官吏 10 多个人也给一锅端了，跑到临近的草堰场， 召集到盐丁数百人，公开举起了反元大旗。
还有个义军首领叫方国珍，浙江黄岩人，也是世代以贩私盐为生。与张士诚不同，他的起义带有很大偶然性，是在拒捕时杀了朝廷官员，不得已走上了反抗的道路。不过，方国珍自己没什么文化，没有什么政治野心，也不懂得经营天下，所以就满足于在浙东沿海活动，以水军为主，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乘船逃跑，占岛为王。
方国珍的局限性，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大多数盐民的局限性。比如，黄巢也是这样，他攻克长安之后不思进取，未消灭分镇关中的唐朝禁军，又缺乏经济政策，后被唐军击败。张士诚在起义后，也很快就开始建号称王，忙着给他的兄弟们分封官爵。反而是一开始实力弱的朱元璋，因为有明确的目标，后夺得天下。
不过，从另一个意义上说，这种小富即安的性格也不算是坏事。方国珍后来得以保全性命，后代还做了明朝大官，而张士诚却在与朱元璋的争斗中落得个自缢身亡的下场。
私盐贩子之间的争斗
盐贩子不仅跟朝廷斗，有时，他们之间也互斗。
比如，黄巢起义就受到了当时另一名盐贩子钱镠的顽强阻击。
钱镠是杭州临安人，也是个专业私盐贩子。史书载他“善射与槊，稍通图纬诸书”，是个文武双全的人物。这样的能力素质在盐贩子中间自然算得上出类拔萃，所以成为盐贩子的首领。
黄巢起义后不久，官府兵力不够用，就招用民间武装力量，这时也不管这支武装原来是干啥的，只要反对起义军就是朝廷的人。钱镠的队伍就这样被招安，成为临安石鉴镇董昌的部下。黄巢兵临临安城时，钱镠献计，认为敌我兵力悬殊，不可力敌，只能智取，他亲自率领一队人马埋伏在黄巢必经的山谷中，狙杀了黄巢先锋军的头领，趁着义军群龙无首的空档，主动追击，斩杀数百人。之后，他放出风声， 说临安的兵屯到八百里了。黄巢是外地人，不知道八百里是当地的一个地名，感慨道，一队人马我们况且打不过，何况屯兵八百里，于是就撤退了。
钱镠借此一战成名，之后晋升为吴王，安稳度过晚年。安全着陆的钱镠，成为众多盐贩子的人生偶像。元末的方国珍与他命运相似。
方国珍虽然是早起义的，但立场并不坚定，中间多次投降于元朝，并被利用来攻打另一个盐贩子张士诚的义军。这明显是朝廷借刀杀人的计策。不知为何，方国珍反而在作战中十分卖力。公元 1357 年，方国珍以江浙行省参政之衔领兵攻打张
士诚部镇守的昆山。方在作战中身先士卒，冲锋在前，斩杀张士诚麾下二将，以 5
万水兵力克张士诚的 7 万陆军，兵锋直指平江府城。没过多久，张士诚也投降于元朝，方国珍这才撤兵回浙。后来才知道，方国珍并不是没看透朝廷的诡计，而是听说昆山城内有好多金银财宝，为了这些东西，他才拼命的。
此战之后，方国珍升任太尉、江浙行省左丞相，堂而皇之地当起了朝廷的一方大员，后见形势不对，再次举起反元大旗。期间，有人劝他组织武力，一统天下。他立马表示“吾始志不及此”，也就是说他从来没这么想过。朱元璋得势后进攻他的老巢浙东，他一触即溃，献地投降。尽管朱元璋很看不起方国珍，说方国珍这个私盐贩子，懒惰又惜命，总是首鼠两端。话虽这么说，方投降后还是被封为广西行省左丞相，得了善终，他的后人也都做了明朝的官，可谓是钱镠的复制版。
另一名私盐贩子张士诚可就没这么好的运气了。张士诚起义后，先后攻克平江、湖州、松江、杭州等地，之后在平江府自称吴王。朱元璋这个时候势力还不够强， 特意派使者给张士诚送信，一来套套近乎，二来希望加强联合，合力抗元。兵多将广的张士诚根本看不起朱元璋，傲慢地拒绝了对方，并扣押了朱元璋的使者。
朱、张从此结怨，并很快爆发战争。张士诚的弟弟张士德被朱元璋围城，绝食而亡。张士诚被朱元璋挤压在苏南的狭小地带，动弹不得。在他困难的时候，方国珍又来攻打，所以也难怪张士诚打不过方国珍的水军。为了报复朱元璋，张士诚向元朝投降，被封为太尉。
虽然当了官，但张士诚仍旧保留有很大的自主性，拥有自己的军队。公元 1363 年，他攻占杭州，复称吴王，再次反元。朱元璋后来在攻打他前，曾给他写过一封劝降书。张士诚倒是挺有骨气，至死不降，数次突围未成，后被俘，自缢身亡。 元末算是私盐贩子活动的。明清两代，依旧实行的是官府专卖制度，虽然仍存在私盐贩子，但面对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封建统治的严密，他们更乐意成为游走在灰色地带的商人，不再把权势放在心上。而对于官府来说，也乐于让这些商人成为朝廷的代理人。乾隆时的两淮盐商，固定资本达 9000 万两白银，是朝廷两年财政收入的总和。有钱的盐商大多追求生活享受。当时有一名叫黄均太的盐商，吃一碗蛋炒饭，成本是白银 50 两，之所以这么贵，是因为下蛋的母鸡每天吃各种名贵的药材，配饭的鱼汤使用了 32 种珍贵的鲜鱼。
私盐贩子为何这么强？
在中国历史的各个朝代中，盐民一直过得比较苦。
比如在宋代，每到收盐的时候，分管食盐专卖的领导必去盐场严密监控，盐民想离开盐场出去办事，得先脱光衣服接受检查，以免他们把盐夹带出去。这些盐民专业从事食盐制造，不交农业税，只交成品盐，政府每年发给口粮和少量生活费。
元代在盐场劳动的农民被称为盐户。盐户为世袭，不得改业，每年除了要向国家缴纳足额的食盐外，还要承担一定的差役，待遇比宋朝时还要差。元朝朝廷自己也认为，“煎盐、炼铁、运粮船户，较之其他，尤为劳苦”，所以古代的盐民，与种地的农民相比，某种意义上，已经与近代的产业工人相似了。
另一方面，贩卖私盐，毕竟是刀口上舔血的营生，不少私盐贩子有了钱，就招兵买马，组建自己的武装力量，形成贩盐集团。唐末的江淮产盐区，就有这么一伙人，他们全副武装，驾着大船在江河中畅行无阻，每到一处，就用抢来的财物换取食盐和茶叶，如果敢拒绝，就点火烧了房屋；碰到有朝廷设卡征税的关口，他们就直接武力闯关。由于实力太强，当地官府只能睁一眼闭一眼。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黄巢那样的大盐枭也就不足为奇了。
所谓高风险才有高回报，古代但凡能成为私盐贩子的，大多是些头脑活跃、胆大心细之人，他们既有钱又有武装，为了运盐要和地方豪强、贩夫走卒、三教九流打交道，有的还和官吏勾结，因此当天下有变，一些有野心且嗅觉比较灵敏的盐枭就会乘势而起。这些人平时或在一起做工，或一起从事贩卖私盐的活动，组织性、纪律性都较一般种地的农民要更强，他们组织起来，更加团结，战斗力也更强。比如，元末绍兴山阴县的私盐贩子，为栽赃嫁祸给巡查的官兵，把自己的孩子给杀了，可见当时斗争之惨烈，也可见盐贩子有多狠。
往往也因为眼光和见识的限制，这帮人只能割据一方，后被真正具有更长远眼光的英雄吞并。无论是黄巢还是张士诚、方国珍，都没能逃脱这样的命运，反而是非典型私盐贩子朱元璋，终夺得天下。
从官盐与私盐斗争的历史看，食盐专营确实能够给政府带来稳定、可观的税收收入，但由于盐政中往往存在着巨大的权力空间，其带来的破坏力也是显而易见的。2016 年，我国废止了盐业专营有关规定，允许现有食盐生产定点经营企业退出市场，允许食盐流通企业跨区经营，放开所有盐产品价格，放开食盐批发、流通经营。
（作者：番茄汁）
参考资料：
[1]吴晗 . 朱元璋传 [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
[2]宋濂等撰 . 元史 [M]. 北京：中华书局，1976.
[3]张国旺 . 元代榷盐与社会 [M].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
[4]于海根. 张士诚与威震江浙的元末盐民大起义 [J]. 盐业史研究，1992（03）.
[5]胡正武 . 方国珍首义之功与割据之局简论 [J]. 台州学院学报，2013（05）.
[6]陈彩云 . 元代私盐整治与帝国漕粮海运体制的终结 [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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