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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mberger 卡地亚（Cartier）全球常务董事 Kathy Dobers 卡地亚（Cartier）瑞士总裁 Fabian Krone 朗格（A.Lange & Soehne）表全球总裁 Thomas Lindermann 历峰（Richemont）集团全球人事主管 Raphael le Masne de Chermont 上海滩全球总裁 Marc Lelandai 兰姿（Lancel）董事会主席 Georges Kern 万国（IWC）表全球总裁 Angelo Bonati 佩纳海（Panerai）表全球总裁 Philippe Leopold-Metzger 伯爵（Piaget）表全球总裁 Juan Carlos Torres 江诗丹顿（Consantin）全球总裁 Jerome Lambert 积家（Jaeger）全球总裁 Christopher Colfer 登喜路（Dunhill）全球总裁 Lutz Bethge 万宝龙（Montblanc）全球总裁 Stanislas de Quercize 梵克雅宝（Van Cleef & Arpels）董事局主席 Axel Kniehl 美诺全球首席执行官 Anders Jensen 梅赛德斯（Mercedes）市场公关总监 Leonardo Natuzzi 瑞士宝盛（Julius Bear）银行副总监 Maurizio Cavezzali 瑞士大师艺术节主席 Adelheid Sch?nborn 德国勋波恩爵士 Frank H?ger 德国甘思客（Ganske）出版集团董事 Massimo Roscigno 意大利驻上海总领事 Paolo Gasparrini 欧莱雅（L’orea）中国区总裁 Frederic Bocquillon 法国香奈儿（Chanel）品牌总监 Zhang Tao 法国阿玛尼（Armani）品牌总监 孔 众 孔子教育基金会会长 何超琼 澳门美高梅董事长 施至成 菲律宾SM集团创始人 罗康瑞 香港瑞安集团董事长（新天地地产） 杨 澜 阳光媒体集团董事长 机构收藏 瑞士乌里?希克（Uli Sieg）当代艺术收藏机构 列支敦士登凯泽（Kaiser）私人美术馆 瑞士罗博纳（Robner）艺术投资基金 巴黎卡地亚（Cartier）基金会 巴伐利亚保险联合会（Versischerungs Kammer） 巴伐利亚银行协会（Sparkassenverband） 沃夫斯堡大众（VW）汽车集团 沃夫斯堡丽思-卡尔顿（Ritz-Carlton）酒店 慕尼黑纳赫特曼（Nachmann）艺术收藏机构 慕尼黑恩格尔迈尔（Engelmeier）电影及影像收藏机构 阿莱（Arri）电影公司收藏机构（曾获19次奥斯卡奖） 德国施塔尔（Stahl）投资公司 意大利埃洛?萨克斯（Elo Sachs）艺术基金（欧宝汽车家族） 慕尼黑普雷斯特尔（Prestel）收藏机构（法兰克福汇报旗下） 海德堡伯劳斯（Braus）收藏机构 杜塞尔多夫朗恩（Langen Fondation）艺术基金会 德国科夫勒（Kuffler）集团 德国梅森（Meissen）皇家陶瓷 科隆西蒙（Simon）音乐公司 香港汇丰银行 伦敦红楼（Red Mansion）艺术基金会 纽约莱克基金会 纽约富顿F&T集团 德国魏斯豪普特（Weisshaupt）艺术收藏机构 新加坡国浩地产集团 上海美术馆 上海大剧院 上海图书馆 证大集团 中鹰黑森林 华润集团 华发集团 玛祖铭立 南京长发中心 从眼睛到眼睛 自从我发现旅行可以给我那么多的幸福和快乐，足以弥补没有孩子的缺憾时，我便开始了那极频繁的旅行。那是从1996年8月开始的，那次那布勒斯之行是我旅行生活的站。也许也像著名法国摄影家侯蒙?德巴东那样，是试图在旅行中寻找自我，寻找自己心灵的家园？他似乎在为我解释我的旅行：“那里有你以前从未看到的东西，照片充满着生机，而且你也开始复活了。那些光线，那些人，那些声音，这是一种真正的旅行，除此之外的旅行可能只是一个词汇。我是一个在次旅行，次访问中追求感觉的信徒……你永远会有些精彩的东西去发现。” 我的旅行是很随机的，多种多样的，既有与工作结合的展览、讲学、签名售书或商谈书稿等，也有访友、游览或带一些探险意味的旅行。我强调是“旅行”而不是“旅游”，因为我实实在在是个旅行者，而不是“到此一游”的观光客，那意义是完全不同的。 这几年我跑了四大洲的许许多多城市和乡村，好像要将出国前的缺憾都补回来似的。每次回到慕尼黑住上几天，稍事调整，又开始新的旅程。所以朋友们开玩笑说我比航空小姐飞得还多，在旅途中的时间比在家里还多，慕尼黑的家更像旅馆，而不像家。爸爸则说我“脖子上一把钥匙，手里一只皮箱”，这便是我的家。其实他还忘记了，我的“家当”中重要的，也是我旅途中不能缺少的两样东西是相机和钢笔，我用它们记录下我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 我喜欢的作家周国平说过这样的话，世上有两种人，一种人有往事，另一种人没有往事，有往事的人爱生命，对时光流逝无比痛惜，怀着特别的爱意“把自己所经历的一切珍藏在心灵的谷仓里”。而我们所看到、听到、经历到的一切，无不转瞬即逝，成为往事，“由于这爱，一个人才会真正用心在看，在听，在生活”，“他们才真正生活”。我喜欢他用的“心灵的谷仓”这个词，多么富有灵气。我想我是这种有往事也爱往事的人。 在庞贝古城兴奋地抓拍，就像法国著名摄影家德巴东所说的，“我是 一个在次旅行 次访问中追求感觉的信徒，，永远会有精 彩的东西等你去发现”……在旅行中，“照片充满着生机，你也开始 复活了” 旅行中对我重要的并不是那些名胜古迹，而是感受每一个地方独特的文化和那个地方特有的气息，是一种寻找与发现的过程，也是一种受诱惑和询问的过程。所以常常一个没有任何名胜古迹可寻的小村给我的印象更深，一片荒芜的沙漠或没有人的海滩使我更加难忘。主观的情绪常常影响着我所看到的景色，就像气候常常也使这些景色显得变幻无穷一样。 为了帕莱斯特出版社的书，我准备了一份这几年的旅行略记，记录了我的行踪，有人采访我时，又从中“浓缩”成像1998年这样的线路： 　1月： 悉尼，伦敦，北京，上海，天津。 　　2月： 北京，慕尼黑。 　　3月： 达姆施塔特。 　　4月： 纽约，慕尼黑，路卡诺，洛桑，柯瑞波，琉森。 　　5月： 马德里，杜丽多，慕尼黑，苏黎世，米兰，马赛，尼斯， 戛纳。 　　6月： 慕尼黑，科隆，上海，北京，天津。 　　7月： 慕尼黑，威尼斯。 　　8月： 慕尼黑，巴塞隆那。 　　9月： 慕尼黑。 　　10月：马拉加，赛维亚，庞达，塔里番，慕尼黑。 　　11月：北京，上海，天津，慕尼黑。 　　12月：华盛顿，拉斯维加斯，丹佛，休士顿，大峡谷，洛杉 矶，圣地亚哥，夏威夷，旧金山…… 很难说清楚我喜欢的地方，因为有太多地方让我留恋，每个地方又那么不同，那么富有个性，给我完全不同的感受，就像我拍摄的柬埔寨的那些孩子，各有各的可爱之处，假如可能的话，我真想都把他们带走。十几年前次出国整理行装时我曾想过，你有那么多东西想带走而不可能都带走，那只能将珍贵的东西保留在你的记忆中。而这记忆我必须借助我的相机或钢笔。曾经有人说拍照片会影响你的知觉与感受，而对我来说正相反，它使我更加有意识地去知觉与感受所去的地方，凡是我拍过照的东西，总会比没拍过的记忆清晰得多，好像它能帮助我那已经有太多贮存的大脑记下更多更多的形象，然后借助钢笔再慢慢把它们消化、整理。 为了爬陡峭的山顶，我会脱掉鞋 我碰到过许多记者和评论家。许多人的评论只是剪剪贴贴式地将别人的观点综合到一起，缺少个人的东西。好的记者或评论家要有足够的敏感性和理解力去感受艺术家和他的作品，并挖掘出许多甚至创作者本人都没有意识到、没能认真思考过的东西。真正好的评论家往往不用交谈就能从你的作品里读出你想说的意思，加以哲学及历史的观照，写出让你读后更明白自己的文章。 1997年次回中国展览我就幸运地碰到几位好评论家，有岛子、顾铮等人，还有林路。林路在上海师范大学教摄影理论，同时也是中国摄影界很棒的评论家。我跟他见了不过三面，一次是我在上海美术馆展览前一天的新闻发布会上，他迟到了，我们交谈了不过十分钟，而他却写出几千字充满激情的稿子，而且不光有激情，还有洞察力和极深的专业素养，令我对他刮目相看。然后是在我的电影晚会上，第三次我们能比较安静地两个人见面，在我住的酒店里，我拿给他看我在旅途中拍的人像作品。在他后来的两部关于摄影理论的专著《她的视角》和《跳出镜头的局限》中，他甚至辟出专门章节分析我的这些作品，他把这叫作“解读王小慧及她所钟爱的生活方式”。 拥挤的列车上没有座位了，坐在行李上或干脆站着，一路上我与几位新兵交谈，说到科索沃战争，说到他们有可能会被派到前线…… 他说他不仅为我“传奇般的经历”所感动，更在我的摄影中读出一种“生命的激情”——“旅途上的足迹走得艰难，走得充实，走得执着，走得富有灵性”。“从本质的意义上来说，她的旅途就是一次次与芸芸众生的对话的过程，通过她对生命意义的敏感……你读着这些照片就会产生一种欲罢不能的感动。作为女人作为摄影家的经历使照片产生了巨大的穿透力，让人一下子读出艺术对于人性塑造的可能达到的高度……”“王小慧逐渐摆脱了生命中那些不可承受的苦难和压力，一步步走得越来越完善，越来越自信，走向一位中国女性所难以想象的成功的高度。 他翻看这些由齐格丽特和托马斯帮我从上千张肖像中挑出的作品，我惊奇他的眼光与我的德国同行那么不谋而合。不过其实没什么可奇怪的，艺术家的心是相通的。 我对他讲述了这些照片将要出版一本画册的前前后后。 帕莱斯特出版社在国际艺术界是个高品质的代名词，许多美术馆只要听说是他们出的书，便已经知道你作品的定位，根本不需要看你的全部作品，这个跨国出版社同时在英、美、德三个国家同时出版的一本重要的摄影史书《150 年大师摄影作品集》收入了我的作品，这是为摄影史一百五十年而编写的。书中收入自发明摄影起全世界六十二位不同时期的著名摄影家的代表作品及评论文章和关于他们的介绍，我是其中的中国人。日本是那位荒木经惟（Araki Nobuyoshi）先生，其他有许多像曼?雷（Man Ray）、布列松（Cartier Bresson）、牛顿（Helmut Newten）、亚当斯（Ansel Adams）等大师。所有人物是按照出生年代排列的，我被排到了极靠后的位置。这种荣誉令我感到当之有愧。我和这本书的作者并不认识，他是一位研究摄影史的学者，也是一位优秀的评论家。他曾收集过我的书及评论，一次次以书信的形式与我对话，后选择了我。 甚至在巴塞罗那参加西班牙朋友的婚礼无法背那笨重的大相机包时，我也 要带上袖珍相机，随时拍下可能碰到的有意思的景物与人 我与帕莱斯特出版社的老板尤根（Juergen Tesch）先生在十几年前便认识了，他就是那位在我生日时，在客人留言簿上画红气球的那位出版商。多年来他一直关注着我摄影方面的发展，因为他们也是建筑、绘画、设计方面综合性的艺术出版社，早年他还开过玩笑说不知我是在他们那里出建筑理论还是摄影作品的书好。这几年我们曾几次探讨过出一本书的计划，他提议我拍摄一本黑白的慕尼黑城市画册，或者在欧共体成为人们谈话中心时出一本欧洲城市印象之类的画册。这种书会有商业效益，但我很坦白地告诉他，我已经对拍摄城市一类客观性太强的照片没有很大兴趣，也没有拍摄的激情了。这些城市，特别是慕尼黑，我已经太熟悉，太熟悉的东西也许就像人们所说初恋者与老夫老妻之间的区别，前者是跳跃闪动的火花，后者则是暖融融的火炉了，没有火花的状态我似乎很难抓到感觉去拍摄，这也是我为什么总选择没去过的地方去旅行，去拍摄，因为不光视觉，全身的所有感官与神经都会处于一种兴奋状态，你会特别敏感地发现许多东西，而这些东西对那些在那里久住而变得麻木的人来说是司空见惯的景物。总去拍摄新的地方有点像不停地谈恋爱，使人感到年轻而有活力，你会不断产生新的灵感。所以有人说外出旅行是对麻木生活的逃遁，空间距离上双脚的延伸，似乎能减少精神的凝滞。而且，我不愿做重复性的工作，尽管可能有很好的宣传效果或经济收入，由帕莱斯特出版的《一个中国女人眼里的欧洲城市》一定会引起人们的兴趣，而这类画册常常是企业送给来访的顾客好的礼物，会被企业成箱成箱地购买，当然还有游客，仅仅慕尼黑啤酒节便会有八百万来宾!十年前我初到慕尼黑时拍摄的《慕尼黑——观察与体验》一书就常被市政厅买下送给外国来宾，这是我很多年后偶然得知的。 在西班牙小城马拉嘎有许多这样的内院，地上铺着马赛克，中间有个小 喷水池。那天，我被音乐吸引，寻声入内，里面正在举行婚礼，新郎教我 跳起了西班牙佛拉门戈舞 我告诉他我初来德国时是凭着一种朦胧的激情去面对十分陌生而又新鲜的城市，但对现在的我来说这种“纯美的注视”已经不能够表达我的观念，我更关注的是人，是生命，是他们存在的状态。拍摄城市风光很难超越别人，也很难超越自己，那就意味着在创作上自我重复，这是我要避免的。但我非常珍视在他们出版社出书的机会，因为人们常开玩笑说，活着的摄影家很难得到在他那里单独出一本书的殊荣，他们或是出多位艺术家的合集，或为那些已经去世的大师们出专集。正因为如此，我更宁愿等待有更成熟的题材和更成熟的作品。他说我这么执着令他钦佩，因为很少有艺术家会拒绝他，这反而让他对我更敬重了。 尤根先生要照顾他在伦敦和纽约的公司与业务，常常飞来飞去，十分繁忙，我们难得见上一面。这样一晃又过去了两三年。1999 年圣诞前，他约我在 20 世纪再见上一面。他从纽约刚刚飞回来，带着一点时差，但毫无倦意。他送我一片在纽约中央公园里捡的银杏树叶，据说广岛被原子弹炸过后，银杏是那里存活下来的植物。这在美国被作为重要科研项目，已经有了许多药物制品；在德国，银杏树是被作为阴阳合一的植物来看，它不需要交配便可繁殖，生命力很强。歌德非常喜欢它而且常常写到它，它的叶子也好像是两片叶子长在一起的，很奇特。后来我把这片叶子用多次曝光的方法拍成像富士山那样的抽象风景作为 2000 年的贺卡，他一眼没认出那竟是这片他送我的小小的银杏叶，他把我称作“用相机变魔术”的人。 他在一个有名的意大利餐馆订了位，那里总是宾客满堂，特别是圣诞前许多公司的老板为慰劳下属会把有功之臣请到餐馆酬劳一番，这似乎是个很有人情味的传统，我想这会比单纯“发红包”更能赢得人心。餐馆老板跑前跑后地招待客人，那天重要的客人出奇的多。尤根先生是他三十年来的老顾客。这位老板虽然在德国那么多年但仍然一眼就能从他的举止和眼神上看出是个意大利人，也许就是那种意大利式的坦诚与热情，他们不像德国人那么收敛克制自己的情感不轻易外露。我奇怪他身为餐馆老板，每天被美味佳肴包围却那么瘦，我向他询问“减肥秘诀”，他告诉我他得过胃癌，几乎死去，现在胃差不多全被切光，一天要吃十次饭——但每顿饭只可以吃一小勺半流质食物，他从此与所有美食绝缘，但他不愿放弃他苦心经营三十年的餐馆。他说他的钱这辈子是用不完的，这一点他在病中想过，人只为挣钱而工作没意思，他实在是舍不得离开这个被他称作“大舞台”的餐馆。在这里有不少著名的人物是他的常客。他指着奔驰公司的董事长说，他每次从斯图加特来慕尼黑都到他这里吃饭。他要看这舞台上人们的表演，他喜欢他这个社交场所，这对他已经不是“工作”的意义了，更是一种“人生享受”。他总是说几句话又跑开去照应别的客人。 在旅途中，我也常拍些流浪者、乞丐等“边缘人” 我对尤根先生讲我这几年的旅行，讲到许多旅行中的小故事和插曲，讲到我当作一个“系统工程”来拍的不同国家的人，并拿了一些照片给他看，那些不同民族、不同肤色、不同年龄、不同阶层、不同生活背景的肖像……他翻看着，并说我们要为这些照片找一个共同的题目。这时那餐馆老板又跑过来，为我们讲了一个笑话，我们正在吃饭，在西方嘴里有食物说笑是不礼貌的举动，但我又为他那笑话忍俊不禁，用手掩住嘴笑了起来。那笑话的内容我早已忘记，只记得他忽然指着我说：“你看她那双眼睛讲了多少话!眼睛是好的名片。”我说中国人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他说意大利民歌里唱“从眼睛到心怀”，如果我这样再笑下去会把他的心怀打开…… 尤根先生忽然拍案叫绝，说德国俗话是“从眼睛到眼睛”，这不就是我们的书名？!的确，所有这些照片的共同点都是那些直视镜头的会说话的眼睛，我们一拍即合，这书名很有灵性，让我喜欢。他马上向老板要来了纸笔，当即画出书的封面设计，并让我们用中文和意大利文在旁边写上那三句不同语言的俗语，然后请老板复印了三份，说待到书出版时我们会到他餐厅开庆祝会的。 后来他看到一篇对我的评论中有这样的句子：“从东方到西方，从绚丽到平凡。集智慧、美丽、能量于一身，由广与深造就出如此不凡的女人。”便又为画册加上了副标题：“东方到西方旅途中的肖像摄影和随想”。这是个很好的副标题，但同时也是为我跳高的横杆又向上加了一个刻度，因为这“随想”听听容易，写好却很难，又要用我不熟悉的语言去写。有时越是看上去简单的事做起来越难用平平淡淡的语言说出不同凡响的见解，这对我又是一个挑战，但也让我不光去感受，也去思想。 美丽的风景令人陶醉，但所有这些美景都不如人更吸引我想要拍照的欲望，所以我拍了大量的人像照片，虽然在许多国家我语言不通，但好像用镜头能与他们交谈。 我强调让他们注视着我，这些照片都是在和被拍摄者至多两米的距离内拍摄的。林路在评论中说：“所有的人物都直接面对照相机镜头，每一次对话可能都是毫无准备的，但快门声响起的那一瞬间，拍摄者和被拍摄者同时处于一种为自然的状态中。”“她扔开长焦距镜头，寻求面对面的对话和交流”，而这种面对面的直接冲撞，获得的是人们的内心世界。美国摄影家马克?彻斯特说他用了二十年时间才扔掉了长焦距镜头，不再把自己隐蔽在镜头后面，这使我想到我的这一过程也并非一件易事。 所谓用长焦镜拍摄，是可以躲得很远“偷拍”，我以前曾经没少做过这类事情，非常轻松，毫不费力，你可以像在歌剧院的包厢里用望远镜去对那些歌唱演员随意地浏览，只是在你想保留一个画面时轻轻按一下快门，就这么简单!但拍出的照片只是一种瞬间的状态，一个过程性的东西，有太多的随意性，缺少紧张度。而面对面地拍摄则要困难得多，你首先要有勇气走近你拍摄的对象，征得他许可，并让他按照你的意愿面对镜头，我还要告诉他们不要像拍留念照那样做出“拍照”的样子，很多人感到不太习惯不太自在，对他们来说自自然然地面对镜头并不容易，常可能拍很多张才有一张好的。所以我想远程“偷拍”的照片好像是那随意在水龙头里接来的自来水，而近距离拍摄便像是一杯“工夫茶”了，它有浓度和味道，值得品尝与回味。而且偷拍照片总有点那么不光明正大（当然，体育摄影除外）。我反感那些围在名人住宅或下榻的宾馆周围，脖子上挂着长焦镜相机，百无聊赖地等上几小时为了“抢”拍或“偷”拍到一张可以卖给三流小报的照片行为。这些人没有资格称为记者，戴安娜王妃之意外事故有一半责任可以归于这些人的无赖追踪，他们的“作案工具”便是长焦镜。 十几年前，俞霖就劝我不要用长焦镜拍摄，还包括风景摄影，因为长焦镜光圈较小，成像率也较差，除了特别的用途，应尽可能少用。而我那时很懒，即便是拍风景，也不愿跑很多路到近前去拍摄，那多费力。另外一位师长般的艺术家友人也总对我说，“走到人们近前去拍，跟他们说话，别怕”。可人总是很难走出他不熟悉的步的。 后来俞霖为我买了一个用120胶片拍摄的中型的相机，它有个固定的广角镜头，只能很近距离地拍摄，因为图像大而成像清晰，我非常喜欢用它，从此开始慢慢走近人群。可惜这相机在车祸中被完全挤毁，成了一个纪念品，但这却使我迈出近距离拍摄人像的那难走的“步”。 那时我也常用中型相机(也就是120胶卷)，这样拍出的照片可以放大到很大尺寸。 虽然当时对我来说这要花费一笔不小的费用，但我宁愿节衣缩食，也不愿降低标准 有个用广角镜近摄的很好的例子，是那位世界著名的美国女摄影家南?戈丁（Nan Goldin）。她的真实和勇敢甚至令我也吃惊。20世纪70 年代她生活在纽约艺术家圈子里，深受性解放思潮影响，吸毒、滥交，她的许多好友都死于艾滋病，她自己也很久无法从对死亡的恐惧和戒毒的痛苦中自拔出来。她拍了许多在戒毒所里的自拍像和那些她所爱的、亲密的甚至有些已临近死亡的朋友们。给我印象深的是那艾滋病女孩的婚礼和她的葬礼，那是多么悲惨而又感人的一幕!她拍摄的人像虽然是用十分冷静而极为写实的彩色胶片，用很夸张的色彩(甚至闪光灯)和极为随意的构图来拍摄，你看不出任何摆布的痕迹。但她作品中总有种温暖洋溢其中，这温暖又与她所拍摄的冷峻而残酷的现实形成强烈对比，从而使作品更具有强烈的震撼力。她自己说：“我用暖的而不是冷的眼睛去看。”对她来说“拍摄是对人的抚摸，是一种温柔”。这话说得多好!抚摸当然要很近，与人温柔也是一种肌肤之亲，用相机作为你的眼睛和手，你的感觉器官的延伸来接触你想“触摸”的人，以至他的灵魂，这绝不是站在远处用长焦镜头能达到的。虽然她作品的风格与我完全不同，但这感觉多么相近!也许这是女性艺术家的共性？与她相比，荒木经惟则是用非常男性的、冷静得近乎冷酷的眼睛去看世界以及他周围的人。 我也愿用相机去“触摸 ”我想触摸的人，以至他的灵魂 我是在拍过车祸后的自拍像和“视觉日记”后很久才看到他们的东西的。那时南?戈丁在慕尼黑有个展览，几年后有朋友送给我她的画册，初看展览时我似乎觉得这些照片太生活化，“不够艺术”，而且有些太直接、太露骨，以至于令我感到可怕或恶心，不能像一本随便翻翻的好看的“咖啡桌画册”那样给人美感。但随着我对艺术的理解加深，随着我自己人生阅历的增加，细细体味她画册里的图与文，我越来越觉得她作为艺术家值得钦佩，她做了一件常人做不到或不去做的事。她的这本画册并不是拍那些每个搞摄影的人都能拍出的旅游风光画册，所以只有她这样的人才能被称为“真正意义的艺术家”，而不仅仅是一个“制造美的人”。人们把她称作“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家”，是因为她属于那样的人，是把人生变为艺术，又把艺术作为人生的，他们的人生与他们所创造的艺术是一体，是不可分离的。艺术家不是手工匠人。 这一点我过去不理解，我一直以为艺术首先要美，现在才明白，那些只会用一些技巧来“制造美的人”被误认为是艺术家，这种观念可能是倒退若干年时人们对艺术的理解与解释。我自己也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才悟出这个道理，艺术中的“真”是重要的，而艺术中的“美”可能是生活中的“丑”。 有一次在西班牙小城赛维亚，我看到了一个年轻的女乞丐。她用破麻毯紧紧将自己裹起来，好像很冷的样子。我与她打招呼她毫无反应，我试着拍了一张照片，她无动于衷，于是我再走近拍了第二张、第三张。这时我已经离她近在咫尺，她似乎没看见我，她那空空的目光让我在那炎热的夏日也忽然感到有一股冷气迎面袭来。我想到一位作家写过一个死去了丈夫的孤独老妇人的后的日子：“她活着为了等待死亡。”而这女人还那么年轻，这对比令我震惊，甚至感到一种恐怖。我无法再拍下去，我无法用徒劳的方式送给她我含有谢意与歉意的微笑，因为她什么也不会看见，虽然她睁着双眼，一眨也不眨……我摸出几枚硬币，遵照爷爷教导过的方式蹲下身来轻轻放入她面前的钱罐中。爷爷曾说过，哪怕是个盲人，你施舍时也绝不要居高临下，因为他也是人，你要尊重他，要弯下腰来“放”而不是“扔”钱。我认为说得非常有理，非常人道，一直记在心里，这种做人的方式当然不仅限于对乞丐。 拍《赛维亚的女乞丐》的经历使我久久难以忘怀。我们近在咫尺， 但她对我视而不见，那空空的目光让我甚至在炎热的夏日感到冷 气逼人，令我想到一位作家所说的“她活着，为了等待死亡”， 而她还那么年轻 我拍的大部分肖像突出的是他们的眼睛，我惊叹普通人的眼睛里能放出那么不普通的光。于是，我似乎养成了一种下意识的习惯，注意别人的眼睛。虽然有时候当我过多看一个陌生人时会造成一点误解，但我总是马上解释，我只是想拍一张他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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