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每人都有一个躯体，但“生活在躯体中”是一种相当矛盾的体验。我们的躯体既属于我们，又不属于我们： 它为人所亲密地熟知，但也神秘难测。焦虑、渴望、恐惧和强烈的迷恋皆由躯体诱发而生。即便医疗再先进、期望再热切，我们也知道自己的躯体终究会死亡、腐坏，无法避免地将我们拉入生命的循环。在多数人坚持无神论的时代里，没有宗教或神话能够解释存在、意识和生死，因此我们的躯体常被看作“身份”的替代品。同时，精通这一领域的医生们则承担起了旧日巫师和神父的职责。这些冲突矛盾反映在躯体中，也反映在我们想要控制、美化、升华、洞察和描绘躯体奥秘的意图里。在文艺复兴时期，对人体的研究既成了大众科学，也成了一门视觉艺术。安德烈亚斯?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的《人体的构造》（De humani corporis fabrica，1543年）等早的解剖图谱都是大开本的奢华产品，为了传播精确的插图，使用了的印刷技术。这些在直接观察的基础上绘制而成的插图也是艺术上的大师之作。此类图谱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并且十分昂贵，除了医学生，贵族们也会把它买来，放进自己的藏书柜中。对躯体秘密的痴迷鼓舞着科学家、艺术家和一些行外人。自行实施人体解剖的，不仅有维萨里等解剖学家，还有莱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 和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等艺术家。大部分解剖学知识都来自对尸体的系统解剖，而尸体则来自被处决的犯人、穷人和弱势群体。在很长的时间里，解剖都是一种禁忌，因此，解剖研究的黑暗、杂乱、违法的一面总是被巧妙地掩饰、高度地美化。他们使用大众熟悉的隐喻和艺术的修饰，使自己展示的东西更能被大众接受，而不至于引发抵触情绪。
教育让我们将科学及其物质文化视为中立而完美之物，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是现实当然没那么简单。和一切科学艺术作品一样，解剖艺术作品也是人类文化意义创造活动—“科学”的产物。它们不仅是具有指导性的示意图，也是文化和历史的产物，是创作者世界观的反映。因此，解剖插图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窗口，我们可以从中窥见对于理想躯体与病态躯体的流变认知，种族、性别等社会阶级的投射，人类在宇宙中所处地位的概念，以及一些科学绘图的固有传统。
现在我们认为艺术、科学和宗教是各自独立乃至彼此冲突的领域，但事实并非向来如此。在漫长的历史中，人们总是认为躯体不仅是物质。本书中，大部分画作都诞生于西方世界，在那里，基督教的观点几百年来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人类的躯体是上帝按照他自己的样子雕琢而成的杰作，是整个宇宙的缩影。因此，这些画作不仅展示了科学上的概念，也展示了人体与神明的联系、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以及生与死的意义。沿着画作的发展轨迹，我们得以目睹文化的转变：从一个灵魂的、形而上的、整体联系的世界观转变为一个现代的、理性主义的、唯科学论的世界观。
既然存在着这样的差异，读者若是发现本书中的许多插图极其出人意料、挑战认知甚至猎奇，大可不必惊慌。我们会认为解剖插图是简明扼要的图解，不包含任何多余的细节，但是我挑选的画作则恰恰相反，它们极具生动性和美感，十分具有表现力。在这些画作中，我们会看到完全对立之物的融合—生命与死亡、神圣与亵渎、科学与艺术、超脱与悲怆、教养与欲望、衰亡与美丽。
我一直认为解剖绘画是调理人心的艺术之作，协助我们与“生在躯体中并终将死去” 的悲剧和奇迹达成和解。这让我们对现代医药科学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在一系列逃避死亡、治愈疾病、减轻痛苦的策略中，它不过是的一种。这也同样提醒我们，尽管医学做出了许多承诺，死亡仍然是一个令人恐惧的谜题，将我们与自然和宏大的生命网联系在一起。在这样的背景下，本书中具有强烈影响力的画作也可以被看成科学时代的箴言“勿忘死亡”（拉丁语：memento mori），即促使读者舍弃虚荣、反思死亡的作品。它们也可以被看成护身符，提醒我们，这世界上总有某些力量能够从疾病、痛苦和死亡中拯救我们，不论那是未知的力量，还是专业的力量。
本书中插图的选取标准是画作的美学价值和表达质量，而我认为下文中的画作是同类画作中说服力、为动人、奇怪或令人感到困惑的。本书不按照时间顺序叙述，而是以身体部位或系统进行划分，以便强调各种用以理解和描绘人体的象征、艺术和形式上的手法。画作产生于过去的500 年间，主要来自西方，适逢西方解剖研究从古希腊罗马的体液学说向尸体分解转变。而东方的独特传统是从道教的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中蓬勃发展而来，直到后期才吸纳了西方的观点。
本书一气呵成地介绍了各种各样富于创造的、挑战人心的、具有力量的画作，是为了证明人体从不仅仅是人体。我们与它的关系亲密又神秘，对它的感情也十分矛盾，因此人体总是具有更多的含义。这本书可能也具有“勿忘死亡”的作用：它邀请读者对自己终将迎来的死亡进行温和的思考，带领读者欣赏自身短暂且不可思议的生命有多么脆弱、美丽。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成为灵感的源泉，激励艺术家、解剖学家和对人体及其运转方式感到好奇的人们；尽管我们的文化倡导理性主义，但也要去共鸣、去痴迷、去表达心中所想。
整体
直到近现代，人体才被看作是物质性、机械性的。在人类历史中，躯体被长期赋予特殊的地位，具有宗教和象征意义上的重要意义，人死后尸体的处理方式也受到各种仪式和习俗的约束。在几百年中，无论西方的体液学说，还是东方的传统中医学说，都把躯体看作世界、元素和宇宙的缩影。在一些文化里，人体的器官与星群或星座相对应；也有一些文化认为人体中存在着能量的中心，如果正确地培育，就可能达到开悟的境界；还有一些文化把人体当作理解上帝思想的途径，因为人体不但是他伟大的造物，更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做成的。
早在人们有意准确描述人体解剖结构之前，尸体、骨骼和无皮者（écorchés）就已经是纯粹艺术和大众艺术经常描绘的对象了。即使到了19世纪，解剖画家也总会使用这一传统的隐喻和意象。科学、艺术和形而上学的界线时时模糊，彼此之间如水乳交融，“勿忘死亡”“死亡之舞”（拉丁语：danse macabre）和被剥皮的林神科学准确乃至指导性地呈现着对人体的描绘。
这些有趣的无皮者正在展示男性肌肉系统。无皮者—被剥去皮肤展示其下肌肉的形象—不仅在解剖书中常见， 也常被美术家用于作品的准备与研究。事实上，一直到19世纪，解剖艺术品描绘的对象都是一副生机盎然、没有痛苦的样子，展示着明显的快乐。这种手法使解剖画作不仅适合医生和医学生观看，也方便非专业的观众欣赏。另外，此类手法也掩饰了这一真相：解剖知识来自尸体解剖，而许多尸体都是被处决的罪犯。
这幅雕版画选自1800 年左右出版的不知名百科全书，图像翻印自威廉?切泽尔登的《人体解剖学》（Anatomy of the Human Body，1713年）。解剖绘画通常会把美术先例用作意象，而对无皮者来说，圣巴塞洛缪（St Bartholomew） 和玛息阿（Marsyas）的意象被使用了几百年。前者是被剥皮而殉教的圣人，后者是希腊神话中半羊半人的森林之神，因与阿波罗比赛演奏音乐而被绑在树上，活剥了皮。图中右侧的形象与林神的常见形象颇为一致，而左侧呈跪姿祈祷的形象则有种说教的意味，暗示基督教世界观中死亡与亚当、夏娃的原罪之间的关联。
这位潇洒的无皮者出自《著名人士巴托洛梅奥?埃乌斯塔基的解剖图解》（Tabulae Anatomicae Clarissimi Viri Bartholomaei Eustachii，1714年），其作者于1574 年去世，一百多年后本书才得以出版。巴托洛梅奥?埃乌斯塔基（Bartholomeo Eustachi，1500—1574年）又被称为埃乌斯塔基奥（Eustachio） 或埃乌斯塔丘斯（Eustachius），他与维萨里生活在同一时代，但远不如后者出名。埃乌斯塔基在罗马教授解剖学，同时也是乌尔比诺公爵（Duke of Urbino）和红衣主教朱利奥?德拉?罗维雷（Cardinal Giulio della Rovere）等权贵的医生。埃乌斯塔基去世后，人们发现了许多铜版画。他本来想把它们收录在一本解剖书中，但此书终究未能完成。这些铜版画由朱利奥?德?穆希（Giulio de’Musi）制作，终加上了配文，在1714年出版。图画周围带编码的边框有助于定位配文中描述的解剖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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