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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应该说把考古发现的各种遗存之上的纹饰,作为专门的考古学的“纹饰学”进行研究,王先胜在考古学界是非常突出的……考古学在推动人类史与自然史研究两个方面取得了许多重要科学研究成果,极大的扩展、深化了考古学研究。王先胜先生的《中国远古纹饰》《中国上古纹饰》就是这方面研究的重要成果,而且他的研究涉及自然科学史、人类史的许多方面,这是他的《中国远古纹饰》与《中国上古纹饰》研究的特色。应该说这类以考古发现资料为基础,多学科结合的人类史与自然史的综合性研究,是考古学研究的发展方向,我希望今后能够看到更多这类科学研究成果出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前所长、历史学部主任 刘庆柱
在考古资料的人文阐释和开掘方面,王先胜的《中国远古纹饰》《中国上古纹饰》是解读神话图像的代表,具有引领风气之先的标杆意义。它们侧重在梳理和解读古代纹饰的神话天文学意涵,归纳出六组基本图形符号……王先胜认为这六种图形符号的意蕴,自新石器时代开始形成,一直延续到夏商周和秦汉时代,基本没有中断。这对于认识包括汉字在内的华夏传统符号编码,带来有益的启迪。这显然是对文化大传统研究做出的重要拓展,有助于从符号编码系统和规则方面,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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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本书是关于中国远古(新石器时代)纹饰的知识性和探索性读物,包括基本知识、基本情况、研究方法与现状等,较为系统地梳理和解读各地区各考古学文化的代表性纹饰、典型纹饰与一些特殊遗迹,同时也包含了图语、科学、艺术三个角度的归类介绍与解读。力求全面性、系统性、简洁性兼顾。
本书大体上阐明,远古纹饰乃史前人类知识文化(主要是数学、天文历法、易学)、思想观念、宗教信仰的主要载体(天文星象崇拜及历法是其核心、根源与灵魂),其艺术性、美学特征、设计技巧等均服务、服从于前者。从而揭示远古纹饰实为一种文化传承方式与符号系统,不仅具有相对稳定、十分严谨的特点,在甲骨文产生之前行用数千年之久,余绪也下延至秦汉时期乃至更晚。
本书主要面向大学文化程度以上的读者,可供高校相关专业或通识教育、传统文化教育选做教材或教学参考,也可供专业研究人员和爱好者参考。
全书篇幅50万字,其中文字32万字,黑白图片1360幅(组)、彩图27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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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王先胜,四川邻水人,考古纹饰学创始人。现为重庆文理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长期从事古代纹饰(远古-秦汉)、史前文化、传说历史、文化遗产、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研究,著有学术著作多种,发表论文50多篇。主持古代纹饰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省市级(重点)科研项目多项,获得重庆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四川省社科优秀成果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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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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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刚刚开始(代前言)
内容与体例说明
章 中国远古纹饰的来龙去脉
节 一种记录和传播文化的符号系统
第二节 早期的纹饰、陶器纹饰与彩陶纹饰
第三节 新石器时代纹饰的产生与分类
第四节 新石器时代纹饰的三大去向
第五节 远古纹饰、符号与古文字的关系
第六节 新石器时代纹饰在现当代的应用
第二章 中国远古纹饰的分布概况
节 新石器时代陶器纹饰区的划分
第二节 新石器时代中期纹饰的分布情况
第三节 半坡类型及相关类型的纹饰
第四节 庙底沟类型及相关类型的纹饰
第五节 以大汶口文化为中心的黄河下游
第六节 以红山文化为中心的北方地区
第七节 以马家窑文化为中心的甘青地区
第八节 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晚期纹饰
第九节 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晚期纹饰
第三章 中国远古纹饰的解读方法
节 远古纹饰解读的各种方法与现状
第二节 文化密码1:阴阳交午图形与符号
第三节 文化密码2:照亮蒙昧时代的火纹
第四节 文化密码3:八角星纹与八卦、阴阳交午
第五节 文化密码4:S纹、旋纹、蟠蜷纹与太极图
第六节 文化密码5:斗形纹饰与北极、北斗崇拜
第四章 中国远古纹饰的纪事性
节 图语1:生产与生活日常器用
第二节 图语2:日月星辰与自然万物
第三节 图语3:圆形圆满与钻孔技术
第四节 图语4:等分圆形与几何知识
第五节 图语5:别出心裁与匠心独运
第五章 中国远古纹饰的科学性
节 仰韶文化陶器记录的科学知识.
第二节 大河村类型与大汶口文化的科学知识
第三节 马家窑文化与红山文化的科学知识
第四节 长江中游器物记录的科学知识
第五节 长江下游器物记录的科学知识
第六节 房址形制与柱洞记录的科学知识
第七节 墓葬结构与纺轮记录的科学知识
第八节 距今12000-7000年间的科学文化
第六章 中国远古纹饰的艺术性
节 远古纹饰的抽象简约之美
第二节 远古纹饰的恢宏大气之美
第三节 远古纹饰的均衡规整之美
第四节 远古纹饰的内在和谐之美
第五节 远古纹饰的新颖别致之美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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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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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天文学起源
收到王先胜寄来的《中国远古纹饰》和《中国上古纹饰》的书稿,仔细阅读之后,我不由得想起钱穆的后一篇文章《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那是1990年,钱穆已经是96岁高龄。文章中的一段话是:
我常想,现代人如果要想写一部讨论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的书,莫如先写一本中国古代人的天文观,或写一部中国古代人的天文学,或人文学。总之,中国古代人,可称为抱有一种“天即是人,人即是天,一切人生尽是天命的天人合一观”。这一观念,亦可说即是古代中国人生的一种宗教信仰,这同时也即是古代中国人主要的人文观,亦即是其天文观。如果我们今天亦要效法西方人,强要把“天文”与“人生”分别来看,那就无从去瞭解中国古代人的思想了。
王先胜写的两部关于纹饰的书正好是钱穆所说的把“天文”和“人文”结合起来的例证。
作为天文工作者,我一直对天文学史很有兴趣,当然很关心天文学的起源问题,也阅读过很多中外天文学史的书籍。由于中国的史学传统,有二十四史的正史和更多的史料,大家都认为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体系建立于2000年前的秦汉时期,或者是汉代。那么,中国天文学的源头在哪里,形成于何时,则众说纷纭。特别是在20世纪,受到“疑古派”和“言必称希腊”等思潮的影响,对于中国天文学史的研究结论往往是谨慎而低估的。
我在当时也是接受这类说法的一员。然而,到了2003年,我开展虚拟天文台的研究时,就考虑将各种天象使用现代天文学方法计算出来,以供其他学者所使用。首先是让学生把“五星连珠”的天象计算出来,时间跨度是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3000年共6000年的时间。结果发现古代文献记载的颛顼“其时正月朔旦立春、五星会于天庙”这个天象在数千年里有的时间:即公元前2807年2月26日,这使得我对中国古人记录天象的真实性信心大增。
我觉得,既然利用天象能够确定远古时代的年代,那就需要找到这些年代的旁证,如古代文献的记载,如考古学方面的证据等。为此,那时我在网络上积极参与中国古史的讨论,从而学习和积累了相关的知识。就在那时,我在网络上结识了王先胜,两人通过网络开展了讨论,后来王先胜将讨论的内容结集为《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的通信》,放到网络上。我们两人还在2005年合作发表了一篇文章《黄帝年代之历法钩沉》,依据古代文献中黄帝年代的有关历法记录来进行计算分析,认为黄帝的年代应该始于仰韶文化前期,而这与考古学结合其他文献研究得出的结论相一致。
在以后的10多年里,我对中国古代传说时代的各类天象进行了研究,得到了传说时代的帝王年代如下(以历法或天象的年代为准):
燧人氏:在公元前15000年左右,
伏羲:在公元前8217年,
28宿起源:在公元前5670年左右,
炎帝:在公元前4951年,
黄帝:在公元前4377年,
颛顼:在公元前2807年,
帝喾:在公元前2445年,
尧:在公元前2114年,
舜:在公元前2077年,
禹:在公元前2049年。
可以说,新世纪以来的研究工作将中国天文学的起源时间大大提前。正如2001年伊世同在《星象考原——中国星象的原始和演变》中指出的:“现有的多种迹象表明,涉及中国传统星象的探索研究,面临着一场极为重要的历史性全面突破。”“作为中国经典天文学的星象背景,其原始年代不会晚于六千年前,其上限可达万年,比过去学者们的谨慎论证提前了一倍。”
将中国天文学起源向前大大推进的因素主要来自于考古学的发现,如20世纪考古发现的3300年前的殷墟甲骨文、2400年前的随州曾侯乙二十八宿漆箱、6400年前的濮阳西水坡蚌塑龙虎图,新世纪考古发现的4100年前的襄汾陶寺观象台和近发现的5300年前的郑州“河洛古国”北斗九星。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讲到科学发展历史时,他就指出:
必须研究自然科学各个部门的顺序的发展。首先是天文学——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为了定季节,就已经需要它。天文学只有借助于数学才能发展。因此也开始了数学的研究。——后来,在农业发展的某一阶段和在某个地区(埃及的提水灌溉),而特别是随着城市和大建筑的产生以及手工业的发展,力学也发展起来了。不久,航海和战争也都需要它。——它也需要数学的帮助,因而又推动了数学的发展。这样,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
这里,恩格斯正确地指出科学的开端是天文学,而天文学的发展也促进了数学的进步。在中国古代也是如此,天文学和数学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天文学用于“观象授时”,指导社会生产和生活,并形成了一套历法的体系,从而确定日月五星的运动规律。数学则用于历法的“推步”,根据日月五星的运动规律来推算各种各样的天象。比如被古人推崇为“历祖”的黄帝,《史记》中记载:“于是黄帝迎日推策,后率二十岁得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这就是“十九年七闰”的历法规则。由此,天文学发现的日月五星的运动规律,转化为历法体系中的规则和方法,并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数据,这就是古人所说的“象”和“数”。
《周髀算经》记载:“故月与日合,为一月。日复日,为一日。日复星,为一岁。外衡冬至,内衡夏至。六气复返,皆谓中气。阴阳之数,日月之法。十九岁为一章,四章为一蔀,七十六岁。二十蔀为一遂,遂千五百二十岁。三遂为一首,首四千五百六十岁。七首为一极,极三万一千九百二十岁。生数皆终,万物复始,天以更元作纪历。”其中给出的历法数据是:
1章=19岁=235月
1蔀=4章=76岁=27759日
1遂=20蔀=80章=1520岁
1首=3遂=60蔀=4560岁
1极=7首=21遂=31920岁
在这些历法数据中,历法起始日是朔日冬至,经过19年(1章),其中需要置闰7个月,朔日和冬至基本上在1天之内(因日数有余分)。经过76年(1蔀),则朔日和冬至在同一天的相同时刻(日数无余分)。经过1520年(1遂),不但朔日和冬至在同一天,其日干支与起始日相同,如历法起始日是“甲子日朔冬至”,则1遂后也是“甲子日朔冬至”。经过4560 年(1首)后,年干支也相同,如历法起始日是“甲子年甲子日朔冬至”,则1首后也是“甲子年甲子日朔冬至”。因此,4560年的“1首”是“年”(太阳)、“朔”(月亮)、“日干支”(60天)和“年干支”(60年)完整回归的历法周期。中国古代历法不但包括太阳和月亮的运动(即阳历和阴历),还包括“水、金、火、木、土”五星的运动。先秦时期测得木星的回归周期是12年,土星的回归周期是28年。“1首”4560年的历法周期是包括了木星的回归周期,而“1极”31920岁方能包括土星的回归周期。
我这里罗列了《周髀算经》中的一堆数字,是想说明在历法中出现的各种天象,其背后的运动规律是以数来表示的,这就是“象”和“数”的关系,也是天文学和数学的关系。如前所述,1天1夜为1日,太阳与月亮重合为1月。1年分4时,即春夏秋冬4季。4时分八节,即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8个节气。1年有12个月,19年7闰,即闰年时1年有13个月。还有干支纪日、干支纪年,包括10天干、12地支。还有木星的12年周期、土星的28年周期。还有日月五星在天空中的运动轨迹,即28宿作为星空的标记点。如果将这些数字排列一下,就有2、4、8、10、12、19、20、21、28、60、76、80,还有与其相关的数字,等等。
这些数字在古代文献资料中有明确的记载,甚至在考古中的文字材料也有出现。而现在,通过王先胜的研究,在我国上古时代甚至是远古时代的纹饰资料中也出现了,充分说明了我国天文学的起源甚早,其上限可以认为是2万年前。
《易?系辞》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路史》记载伏羲“稽夬象,肇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百官以治,万民以察,而文籍由是兴矣。”这些文献说明在1万年前的伏羲时代,就发明了“书契”(即早期图画文字),用以取代过去的“刻木结绳”的管理办法。百官用书契来治理,万民用书契做交流,从此开始有了文化的发展。王先胜所研究的古代纹饰,应该就是古人所称的“书契”。
王先胜在《中国远古纹饰》和《中国上古纹饰》两书中,“通过详尽地分析器物纹饰的构造、来源及其本义,认为中国古代纹饰(新石器时代-秦汉)是类似于文字文献的另一种文化传播、传承符号体系。其主要文化内涵就是与古代天文历法、太极八卦、河图洛书有关的知识、观念和信仰。”王先胜对古代纹饰的研究充分说明天文和人文同时发展起来的。也证明了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的观点,他曾将中国历史的基本国情概括为四句话:“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
当然到了后来还有“仓颉造字”的文字发明,又极大地推动了古代文明的发展。如在4100年前的山西陶寺遗址中考古发现了朱书“文”“尧”二字和骨耜刻文“辰”字。
值得指出的是,王先胜的研究特别强调了在古代纹饰中体现的思想和文化是从远古贯通到上古,甚至直到秦汉时期。这也反映了中华文明的悠久性、持续性和兼容性的特点。我在研究圭表测影时,也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一点。在中国古代,圭表测影是用来确定年、季节和节气的,甚至用来确定“地中”。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就出土了公元前2100年的圭表。而从公元前2042年“禹都阳城”、公元前1035年“周公卜洛”、公元前511年的《周髀算经》、到公元前51年的刘向在洛阳测影,在长达2000年的时间里,采用的是同样的测量方法和相同的盖天模型,但在不同的时期则是针对当时的北极星进行测量的,可谓是“有常有变”。
我想,王先胜的这两部关于古代纹饰研究的著作对于了解中国古代的文化,如天文观和人文观,有着重要的意义,他的研究是具有开创性的工作。
后,我以著名科幻作家刘慈欣的小说《朝闻道》中的一段故事来做结束,他的这部小说也是在2001年发表的。
“这个原始人仰望星空的时间超过了预誓阀值,已对宇宙表现出了充分的好奇。到此为止,已在不同的地点观察到了十例这样的超限事件,符合报警条件。”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前面说过,只有当有能力产生创世能级能量、过程的文明出现时,预警系统才会报警。”
“你们看到的不正是这样一个文明吗?”
人们面面相觑,一片茫然。
排险者露出那毫无特点的微笑说:“这很难理解吗?当生命意识到宇宙奥秘的存在时,距它终解开这个奥秘只有一步之遥了。”看到人们仍不明白,他接着说,“比如地球生命,用了四十多亿年时间才次意识到宇宙奥秘的存在,但那一时刻距你们建成爱因斯坦赤道只有不到四十万年时间,而这一进程关键的加速期只有不到五百年时间。如果说那个原始人对宇宙的几分钟凝视是看到了一颗宝石,其后你们所谓的整个人类文明,不过是弯腰去拾它罢了。”
赵永恒
2020年6月21日
赵永恒: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重大科学工程LAMOST项目总经理,中国天文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天文学会理事长。主要从事活动天体的理论研究、高能天体的观测分析、多波段观测、数据分析技术、天文年代学研究以及 LAMOST项目的科学研究和管理等工作。参加和主持过“攀登计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研究工作;在国内外著名学术刊物和国际会议上发表学术论文115篇。1997年入选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1999年获教育部科技进步奖三等奖,2000年获政府特殊津贴,2003年获中国科学院优秀导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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