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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上演着卡夫卡的“变形记”。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如何阻止变化的到来，而是当它到来时应该如何应对。人类社会的任何情形都无法脱离时间这一规则。尽管所有有机生物都受时间支配，但我们是（至少我们认为自己是）一个能够完全感知时间的物种。我们可能不会变成甲虫，但我们会变成一幅以年轻的自己为蓝本的荒诞漫画。怪不得说神经质是人类的原始特性。 然而，与格里高尔·萨姆沙（Gregor Samsa）所经历的戏剧性变身不同，我们不会一夜之间变得白发苍苍。当我们一只脚试探性地踏入四十几岁时，衰老就缓慢而寂静无声地开始了，青春的热情逐渐离我们远去。一开始，这种转变毫无戏剧性，慢慢地才会愈演愈烈。这种循序渐进式的改变既令人宽慰，也同样令人恐惧。虽然我们是一寸寸地缓慢前进，因此总是有时间适应新的自己，但我们也开始意识到衰老不可避免，就像望着一列飞驰而来的火车却无从躲避。 这本书讲述的正是这样一寸寸老去的过程。在文学史上许多著名人物的帮助下，本书探讨了过去的我们如何理解“中年”，当下的我们如何看待“中年”，以及未来我们如何尽我们所能让“中年”更富有生产力。从“黄金时代”开始滑向缓慢而持续的衰退时代意味着什么？当我们意识到自己开始了“后半生”时，是什么样的感觉？“中年”这个没有明确开头和结尾的时期，应该如何定义？随着几个世纪以来人类寿命的演变，人们对中年的理解—即中年开始的时间、中年的内涵以及中年的意义—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我们知道婚姻会出现“七年之痒”，那么中年的一寸寸老去又会如何呢？ 我们总是忙于充实自己的生活，而很少停下来思考充实生活的意义。作为一个男人意味着什么？作为一个女人又意味着什么？在青春与苍老之间，在天真与世故之间，中年是什么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它。我们试图忽略它，反倒显得愈发重视它。当代文化中，人们坚定顽固地拒绝承认中年的到来，反而使它受到瞩目。我们认为衰老是自然的过程，但同时它也是富内涵的文化现象；我们如何老去—或者说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的老去—从来都是由我们身边的种种规矩和模式所决定。我们有多老，取决于周围的人让我们感觉到自己有多老。 当我写完这本书时，我已经43岁，已婚，有两个孩子。我虽然不再年轻，但也远称不上老。在生物学上，我毫无疑问正处于中年时代。但是在人类学上呢？文化意义上呢？真正的问题与其说是我如何看待中年这个概念，不如说是我作为一个中年人的感觉。对我而言，对其他任何一个人而言，答案都是来自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即我认知中的自我形象与我周围的社会赋予我的形象之间的关系。在21世纪，年届四五十岁的我们时常被告知要保持“年轻态”，这种事放在19世纪或者更早以前是根本无法想象的。随着人类平均寿命的延长，我们对生活的期望也变得更高。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活得更久，更是因为我们能接触到远比之前更多的机会与经历。但也因此，我们的期望也相应地变得更加难以实现。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土壤，正是让人们始终处于一种欲壑难填，并极易被广告宣传所诱惑的状态中。中年，既是一个特定年龄段，又是人生发展的一个阶段。 为什么我们允许自己的中年生活被这般操控？尽管中年的心理远不该仅仅是消极的，毕竟我们往往在中年时期享受到的权力与的声望，但令人惊讶的是，它通常都会被这样描述。男人有中年危机，女人有更年期。在大众的想象中，中年似乎并不会有什么好事发生。于是这些词语在各种语境中都被用作贬义词，正如英格兰银行副行长口不择言的名句—他形容英国的经济进入了“更年期”。然而，中年时代的到来也可以激发出人们前所未有的创造力。这种突然意识到自己处于人生道路中途的感觉，催生了许多艺术和文学上伟大的作品。这里所说的人生中途，暗示了某人正处于危险的境地，被无法阻挡的衰老之力所摧残。而审美价值往往就诞生于这种必然与注定之中。 本书的目的便是追寻这些价值。我写下它的前提是，人生的中间阶段同它的结尾和开始一样值得关注。当我们提起人生的中间阶段，到底指的是什么？仅仅是我们所理解的人的一生中默认存在的一个时段吗？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创作的被称作“维特鲁威人（VitruvianMan）”的画作，或许是所有人类肖像中标志性的一幅。此画创作于他年近40岁时，大约正是他生命的中间点。这幅画作包含很多的含义，它也可以算作一幅中年艺术家的肖像画（有人声称这是达·芬奇的自画像）。这幅画受古罗马作家维特鲁威建筑思维的启发，达·芬奇在画中利用完美的对称性将人类置于已知宇宙的正中心，他的肚脐便是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世界之脐（umbilicus mundi）。换言之，达·芬奇的这幅画表现了中年男子乃丈量万物的标尺。 那么，为什么中年总是被诋毁？为什么我们一想到自己是中年人就感到畏缩？如果这个词在现代文化中已经变得如此负面，那么现在是时候去思考我们应当如何重新去积极地审视它，抑或至少从它身上将成堆的当代陈词滥调剥离。中年是一种隐喻，但要用什么来比喻它呢？从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作品中，我们逐渐熟悉了“当前史（history of the present）”这一概念。这种历史寻求的不是重建过去，而是重建当下时代的价值观与预设。与之相似，我在本书中记录的是从西方文化主要人物的眼中观察现在的“回忆录”。我想尽可能真诚地审视现在处于中年初期的我的视角，而不是发掘过去。但这并非意味着我不会参考过去，包括我自己的过去以及更广泛的文化历史，我将会更加着眼于它如何影响现在。回忆录通常是对完整的一生的回顾，而我想要思考的是刚刚过半的人生意味着什么，去记录我当下的感受，而非过去的感受。借用45岁的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之言，“我想要的是完完全全地活在当下，在我所在的地方，和我生命中的自我一同对这个世界给予全心关注。”简而言之，我想要写的正是一本位于人生中间点的回忆录。 这样一本回忆录必然会兼具个性化和共性化的内容。正因为衰老是普遍、却又是个体化的经历；不仅仅是关于我们如何变老，更是关于我们如何看待自己老去的过程，这种感受在人与人之间、不同文化以及不同性别之间或许大相径庭。我们并非在活到某一特定年龄时就一同跨越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笔下那条迈入成熟的“阴影线”，事实上我们并不一定都会跨越它；我们随时都有可能会解下象征成年的领带，重新换上青春期常穿的T恤。b一个人生命时钟的律动未必与他人同步，甚至每个专业领域都有自己独特的生命时钟：足球运动员和数学家的职业黄金期往往在中年时代，而法官和政治家的黄金期则会更晚。在我看来，作家和批评家享有处在中年所带来的“特权”。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的工作需要精力与经验的结合，更是由于他们要融合精致完美的文字和未竟的上下文，协调迸发的智慧与内心的情感。作为内化、自我批判的艺术形式，文学成为一种反思中年意义的特殊角度。因为它除了告诉我们关于中年是什么，还告诉我们中年的感受如何—这反过来能够帮助我们梳理自己的情感。文字和思想可以掌控喜怒哀乐，其秘诀就是要旁敲侧击，除了结合作者的经历去品读，还要把它们重新放在读者的生活体验中去理解，以此来打破“经典著作”那令人感到沉闷又单调的崇高性。简单来说，阅读疗法能帮助我们面对衰老。 从这个角度而言，贴近衰老的文体就是随笔（essay）。自蒙田以来，随笔成为试图将反思与引用、逸闻与权威结合起来的一种文体。随笔的内核往往是思考时间，或者思考我们想要抓住时间、传达时间的尝试。从词源上来说，随笔的词源—法语词“essai（尝试）”和英语词“attempt（尝试）”源于拉丁语的“天平（exagium）”，表示我们“权衡”或是评估问题的方式。 因此随笔这种体裁必须具有较高的成熟度，也意味着写作随笔需要对诸多来源的资料进行仔细地推敲。“什么东西需要如此权衡呢？”20世纪瑞士著名的批评家让·斯塔罗宾斯基（Jean Starobinski）这样问道，“正是我们在自己身上感受到的生命，一边主张自我一边走向衰退的生命。”同样地，中年也正是一边不断自我主张一边走向衰退的阶段，是对我们后半生自我实现的预言。当步入不惑之年时，我们要“品”的，是权衡事物，是体会成熟，虽然我们尚不能充分权衡和体会。 回忆录、历史、批评、散文—中年思维借鉴这些不同的文体，创造了一个糅合了智慧和情感、思考和感受的复合结构。总的来说，有权威的资料显示，尽管中年充满各种负面的老生常谈和先入为主的偏见，但中年实际上可能是人生中富有创造力的时期。换句话说，没必要恐慌。抬起下巴，收起肚子，越过了40岁，也还有美好的生活。一些著名的作家可以告诉我们它在哪里，如何找到它。对于衰老的应对就是培养这种意识，奔向它而非逃离它。经过充分审视的中年，才值得我们好好活在其中。 Ⅰ 危机与悲伤：“中年”一词的发明 危机：行动或者死亡 与“性”一样，“中年危机”这个概念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按照英国诗人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的说法，性始于1963年。那么在随后的1965年，“中年危机”首次登场。埃里奥特·杰奎斯（Elliott Jaques）在《国际精神分析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学术文章《死亡与中年危机》（Death andthe Midlife Crisis），首次在学术界使用了这个术语，并且很快流传开来。事实上“中年（midlife）”这个词在1895年就出现了，在字典中的定义是“介于青年与老年之间的生命阶段”，但是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年才与“危机”产生自动关联。而如今这两个词语之间已经变得不可分割，证明了二者之间的共鸣。中年人一边忧心自己会崩溃，一边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中年危机既是自我证明的故事，又是自我实现的预言，已经成为小说和电影的一个重要题材。任何关于成就的讲述、关于成长的传记，一定要有自我怀疑并终成功地克服信心危机的情节，才是完整的—这正是我们的文化中对于“成功”的固有观念。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这与我们在漫长的人生中逐渐走向衰老的经历不谋而合，同时也折射出现代西方文化中安稳与繁荣背后挥之不去的空虚感。“中年危机”的概念，不仅体现了我们逐渐产生的对死亡的模糊认知，也反映了我们对步入中年以后的生活意义的质疑。但，仅此而已吗？ 杰奎斯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我们是否认为自己拥有创造力。他认为，在生物学层面上，“危机”的到来是显而易见的：它会在35岁左右时开始，可以持续数年的时间，其严重程度取决于个体所处的环境与其性格，并且杰奎斯坚定地认为这个词指向的是男性。无论是在文中所引用的例子上，还是将“危机”的本质理解为“创造力”的丧失这一点上，《死亡与中年危机》描述的肯定不是“死亡与少女”。尽管在后工业时代，关于中年的思考中出现了越来越多女性化的成分，但是一旦和危机联系起来，即使在战后的世界里，中年仍然主要针对的是男性。“男性更年期”（对此有个专门的英文术语manopause）似乎更值得进行精神分析，因为它并非生理性的，而是隐喻性的概念；不过，也可能因为它（或许）只是暂时性的，是等待生产力恢复的短暂平静期。女性会真的停经（menopause），而男性只是暂停（pause）一会儿。 在杰奎斯的文章首次发表的半个多世纪以后再来阅读，你会惊讶于从现在的角度来看，他的观点是多么的过时—他的视角完全集中在男性身上，并且认为一个人到了35岁左右，就“应该”已经建立了家庭生活；此外你还会发现，没有一个形式的中年危机能够同时适用于所有人。无论中年危机是真实存在的，或仅仅是一个流传甚广的都市传说（关于这一点，专家们还存在很大的分歧），它在不同的人身上有着完全不同的表现形式：一个中年男性的崩溃可能正是另一个中年女性的成熟。而杰奎斯却将许多不同的故事线归纳为一个：在“杰出人物”的作品中清晰可见的中年危机。杰奎斯“产生了这样的印象”，极具创造力的艺术家在35岁至39岁年龄段的死亡率显著升高。从科学的角度来看，他对于危机的认识过于印象主义，似乎是有问题的；他选出那些早逝的“天才”，引用他们的故事，不过是他在阅读了艺术家传记后对其浪漫主义调调的重复（“越深入观察天才们的生活……就越会震惊而清楚地发现，中年时期是死亡的高危阶段”）。但是他的理论却很受欢迎，说明其有一定道理。当人们步入中年后，创造力就会发生改变，可能会停滞不前、改变方向或转换形式。 创造力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杰奎斯将度过中年危机之后时期的创造力称为“经过雕琢的创造力”。他指的是不仅关注内在的非物质思想，也会重新关注到“外在的物质”；不仅会迸发灵感，同时也会产生行动的兴趣。杰奎斯从许多男性艺术家，如贝多芬、莎士比亚和歌德等人的经历中总结出一个模型—浪漫而富于直觉的青年时期，古典而充满反思的中年时期，然后再将这个模型应用于他们身上。虽然他的这一方法有些自我循环的意味，但表达出了清晰的观点。渴望和焦灼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平静和接受。 然而，要达到这种豁达的状态，需要经历杰奎斯所说的中年危机之“炼狱（purgatory）”。根据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理论，我们都保留着对永生的隐秘幻想，然而这种幻想必须被彻底消除。当我们停止成长，开始逐渐变老，我们将不得不面对终会走向死亡的残酷现实，我们不能继续假装只有别人会死去而自己不会。所有的将来时终会变成过去时。 杰奎斯可能是个广泛使用“中年危机”这一术语的人，但中年危机这个概念其实并非新创。在流行文化中，长期以来皆认为中年人，尤其是中年男性，会在40岁左右时经?法国人所谓的“正午的恶魔（le démon demidi）”。当然，心理学家一直在试图驱逐这个恶魔。1881年，神经学家乔治·米勒·比尔德（George Miller Beard）在他既往关于神经疲劳（nervous exhaustion）的研究基础上，出版了专著《美国人的神经质》（American Nervousness），创造了“神经衰弱（neurasthenia）”这一术语。此书中有一章是“脑力劳动者的寿命以及年龄与工作的关系”，他调查了750个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以及一些不太知名的人，得出了一个带有精确数字的结论：“人富有生产力的年龄是39岁”。比尔德认为创造力是年轻人的游戏，他写道：“诗歌的本质是创造性的思维，而老年人已经没有能力去思考。”在这个理论基础上，他甚至给人生每个十年起了名：三十几岁是“黄金年代”，四十几岁是“白银年代”，一直到七八十岁的“木勺年代”。比尔德关于衰老与神经衰弱的观点，正好与传统上结婚纪念日的价值等级相反。我们年纪越大，距离中年的黄金时代越远，就变得越没有价值。我们爬上了人生的第39级台阶，然后就开始一路往下。 不出所料，随后心理学家们开始寻找推翻比尔德价值递减定律的方法。 在沃尔特·皮特金（Walter Pitkin）出版他的畅销励志作品《生命始于四十岁（Life Begins at Forty）》（1932年）之前，他的同事G. 斯坦利·霍尔（G.Stanley Hall）就已经严谨地论证了这一观点。b1922年，霍尔在一项名为“衰老：生命的后半程”的研究中（这项研究是1904年霍尔一项名为“青春期”的研究的后续），霍尔创造了“中年时代的危机（middle age crisis）”一词，并将其定义为一种影响30多岁到40多岁男性心灵的一场旷日持久的高烧。 然而，霍尔认为这场危机标志着真正成熟的开始。他说：“现代的男性并不会在40岁前达到成就”，然后用尼采式的语气补充道，“在第4个十年开始时，他们才会化身超人，开始真正的事业”。b霍尔为何能够对中年保持如此积极的心态？引用他作品章的标题，是因为他认为中年是“老年人的青春期”。霍尔以70多岁高龄（他出生于1846年，于此项研究的两年后即1924年去世）的视角写下此文，满怀伤感地回顾了中年时代的活力。他说，在青年期与老年期之间，才是生命的本质与精华所在。因此，对中年的看法如何完全取决于你的视角。 另一个更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也认为，中年是即将开始“自我实现”的时期。在1912年和弗洛伊德闹翻后，卡尔·荣格（Carl Jung）经历了他自己的中年危机。他开始反抗无意识理论的统治，他认为从童年期到成年后，我们的人格是在持续发展的。荣格将青少年到中老年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中间阶段开始于35岁左右，在健康人中，这个阶段的特征是试图树立“宗教观”。后来他将这个阶段命名为“人的后半生（the second half of life）”并广为流传。荣格通过这种方式来传达，我们必须逐渐放下自我，学会思考人类所处状况的意义，即，我们终将走向死亡。那些畏惧承认这一点的人就会生病—陷入中年危机。用荣格的话来说：“我们不能按照上午的方式，来度过人生的下午时分”。 如果说中年是自我实现的时期，那么它也是自我救赎的时期。在互联网上搜索“卡尔·荣格的人生四个阶段”，屏幕上会跳出一大堆的关于正念、意识以及个人发展的网页吸引你的眼球。荣格还给他的四个阶段都起了别名—“运动员（athlete）”“战士（warrior）”“陈述（statement）” 和“精神（spirit）”，这些别名暗示着四个阶段之间的发展关系，我们（应该努力）从一个阶段进化到下一个阶段。在“陈述”阶段，我们成为父母、失去父母，走向成熟，对应中年以及中年的“下午心态”。四个阶段中蕴含了盘点的意味，反映了荣格希望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采取日益“宗教式”的态度。尽管这种态度需要我们从关注自我转向关注他人，但在鼓励“无我”的同时，仍然强调自我是衡量一切的标准。用德尔菲箴言（译注：源自德尔斐阿波罗神庙中的阿波罗神谕之神圣格言）来说就是，“认识你自己”—尤其是在中年时代。 但是，正如杰奎斯所指出的那样，中年危机不仅仅在概念上存在悖论，在这种“无我”的自我实现的时机上也同样存在。因为从更积极的角度来看，中年也是我们人生的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经验和成熟的能力。为何我们要在人生的黄金时期郁郁寡欢？答案当然是因为这个时期已近尾声，或者更确切地说，因为我们意识到了它已近尾声。杰奎斯引用了他的一名患者在30多岁时所说的一段颇具空间画面感的描述，“在此之前……生活就像是一望无际的上坡路，除了遥远的地平线以外别无他物。而现在，突然之间，我似乎到达了山顶，展现在眼前的是下坡路，而路途的终点就在眼前了。”换句话说，就是下坡路的开始。 和杰奎斯的患者一样，我们都会在中年时面临这样的问题。即使对于我们这些并非天才的人而言，也应该重新思考如何避免“平台期”的问题。成功而忙碌的生活并不能消弭这个问题。事实上，我们的生活越是成功和积极，就越容易倾向于逃避自我评价—但它是无可避免的，在心理上也是必需的。用意大利诗人切萨雷·帕韦泽（Cesare Pavese）的话来说，我们无法通过逃避而从某件事中获得解脱，只能学会与之共处。b杰奎斯引用了患者的一句话：每当开启新的一天，他喜欢的口号是“要么行动，要么死亡”—但是他分析了一下，记忆中自己总是把这句话缩短简化成“放手去做”。这名患者正处于人生的鼎盛时期，用杰奎斯的话来说，正是应该“放手去做”的时期。他用鼓舞人心的口号说服自己，死亡是可以被否认的。 如此说来，中年危机似乎是一个非常“上流社会”的问题，是一种由于西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传播而成为可能的现代奢侈品。可以想象，黑暗时代无论是贫穷的佃户还是自给自足的农民，都有的是事情需要担心，没空管自己的头发是否正在逐渐花白。他们甚至不一定能活到足以享受中年的年龄。目前我们倾向于相信，是由于现代医学的出现才大大延长了人类的平均寿命。如果计算一个时代整体人群的平均寿命，将那些英年早逝（在当时很常见）的人也包含在内，那么情况确实如此。但是如果只考虑知识阶层，并排除新生儿死亡率这个因素，那么受教育人群的平均寿命在数个世纪里保持了相对稳定的状态。 尽管预期寿命的统计受到样本量和数据来源（统计对象）的影响而有很大的波动，但毫无疑问的是，那些历史上能够存活到成年的人，其实比我们现在所想象的要长寿。到20世纪后期，人类寿命相较于过去一千年的平均值延长了大约10年；21世纪早期，又进一步延长了将近十年的时间，大多数发达国家预期寿命的估计值达到了80岁上下。然而，从古至今，一个人只要能够安然度过童年，并进入受教育阶段，那么就有很高的机会可以达到旧约圣经中所言的“古稀之年”（除了嗜血的罗马人）a。在维多利亚时期，5岁以上男性的预期寿命已经远超过了70岁。b托马斯·霍布斯认为，20世纪前人们的生活是肮脏、野蛮且短暂的，而上述数据有力地反驳了这样的观点。 延伸一下，这些数据还可以进一步表明，在历史上“中年时期”的定义是相对不变的，保持在30岁到40岁的中间阶段（35岁上下）。诚然，这并不意味着对中年的理解也是一式一样。无论在西方—对于30多岁的意义，莎士比亚和蒙田与当下的我们有着不同的理解—还是在东方，历史上不同时期日本人对于“大叔（ossan）”的定义徘徊在“老人”和“中年人”之间，近期甚至衍生出了一个商业概念—“可供租用的中年人”。但是至少在生物学上，中年的定义意外地保持了相对一致。 至少对于受教育的男性来说，确是如此。但对于女性而言，情况却有着惊人的不同。 从女性预期寿命的上升中可以得出两个显而易见的结论：首先，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女性的寿命明显比男性要短；其次，从20世纪开始，女性的寿命显著延长。如果要说导致这种转变的关键因素，那么无疑是分娩过程相关的医疗技术的提高，这意味着现代女性在生育年龄之后还能享受较长的一段中年时期。帕特里夏·科恩（Patricia Cohen）对此似乎有所感悟，在她撰写的文化史《我们的黄金时代》（In Our Prime）（2012年）中提到，“中年”一词原本只是在19世纪晚期的美国女性杂志中作为一个人口统计学的概念出现。只有在那个工业生产规模化、工作方式“泰勒化”的时代，刚获得解放的中产阶级妇女可以自由追求个人利益；只有在那个后工业时代，女性的中年生活才变得美好。是机器时代创造了女性的中年时期。 这种现代的性别偏见不仅体现在中年的概念上，也体现在商业上。19世纪的大众媒体几乎不会传播年龄焦虑，他们只会利用它牟利。60年代的中年还没有危机的含义，他们编造这个词汇只是为了刺激大众消费。敏锐的作家和思想家们，早在杂志向他们兜售美容产品之前，在精神科医生向他们解释这些症状之前，就已经凭直觉感受到了衰老的危机和焦虑。例如安达卢西亚诗人耶胡达·哈莱维（Yehuda Halevi）在20世纪初写下的诗句，智慧而简洁，几乎达到了形而上学的地步： 当一根白发孤零零地出现在我的头上，我用手把它拔了出来，它说：“你可以一根一根地拔掉我，但是大军即将到来，你要如何应对？” 我们中的每一个人，谁不曾有过这样的感觉呢？从古至今，无论男女，我们都在与时间赛跑，并且总是一败涂地。否认是一个强大的武器，并且在一段时间内十分有效。正如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所说，遗忘是通往良好心理健康的大门。但是迟早我们必须接受这个事实：我们已经不再年轻，剩下的时间已经比已度过的时间要短了。我们迟早要考虑如何对付来势汹汹的白发大军。我找不到一个委婉轻松的说法，只能直截了当地说：我们拼尽全力，仍然会走向死亡。既然悲伤总会到来，那么不如早一点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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