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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这是一本历史系学生和文学系学生都应该读的一本书。尤其是那些面对很多史料不知如何深入的同学，这本书会告诉你，文学史料怎么使用，文学作品的价值怎么挖掘。
2.顾颉刚眼中的孟姜女故事有什么不同？陈寅恪为什么痴迷于柳如是的考证？作为历史学家却在文学史的研究领域取得了瞩目的成就，是文学作品的什么特质吸引了他们？他们以历史学家的眼光看文学作品又有哪些新发现？本书作者带着他的疑问，走进了史学家的园地，为我们揭开了其中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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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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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自述三十岁以前常做文学的东西，王国维早年更是在文学的“可爱”与哲学“可信”之间徘徊，胡适则更以考证《红楼梦》《水浒传》等扬名于学术界。在中国传统的学术研究中，史学似乎与文学总是“剪不断、理还乱”地纠缠在一起。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思考：现代史家运用文学作品研究历史的外缘因素有哪些？在现代史家眼中传统文学作品何以能够作为史料？现代史家对文学作品史料价值的解读及运用体现在哪些方面？不同史家对文学作品史料价值的认知与运用有何异同？原因何在？在整个中国现代学术风气转移的大背景下，其价值与意义何在？上述问题便是本书探讨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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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郭士礼，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后，成都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兼任中国现代史学会常务理事。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红学史的研究。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2项，博士后特别资助项目1项，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
严丹，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区域社会史、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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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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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绪 论
章 现代史家对文学作品史料价值的认知及运用
节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与现代史学 16
第二节 现代史家的文学史料观 25
第三节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在现代史学研究中的运用 33
第四节 现代史家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之价值及意义 46
第二章 顾颉刚古史研究“故事”范式的史料学价值
节 顾颉刚古史研究的“人缘”与“学缘” 54
第二节 疑古辨伪视野下的《诗经》研究 63
第三节 孟姜女故事研究与“故事”眼光的形成 80
第四节 “故事”研究范式与民众史观的史料学价值 86
第三章 陈寅恪、傅斯年的文史之学
节 陈寅恪的文艺美学观 102
第二节 陈寅恪文学研究范式探析 116
第三节 从史实考证到“心史”诠释 134
第四节 傅斯年的史料观及其古典文学研究 149
第四章 道与艺：钱穆对古代文学作品的体认
节 传统文化视野下钱穆的古典文学研究 166
第二节 钱穆论文学作品的史料价值 199
第三节 钱穆文化观的学术意义与价值 220
余 论 231
参考文献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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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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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就一般性而言，历史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其研究对象的时间性，带有时间性的史料构成了史学研究的基础，在动态中考察某一时段进而探求过往的真实成为史学研究的基本面相。而对文学的考察， 除了文学史书写受时间限制之外，如果我们把文学的本质与情感、审美联系起来的话就会发现，这三者的存在似乎与时间关联性不强。故而，史学与文学理应分属两个截然不同的学科，但在中国传统的学术研究中，史学似乎与文学总是“剪不断，理还乱”地纠缠在一起。即便是在中国学术完成现代转型特别是文学与史学分科以后，文学作品仍然是史家用以考证史实的重要史料，这不得不引起我们思考如下问题：现代史家运用文学作品研究历史的外缘因素或称其为“语境”有哪些？在现代史家眼中传统文学作品何以能够作为史料？现代史家对文学作品史料价值的解读及运用体现在哪些方面？不同史家对文学作品史料价值的认知与运用有何异同？原因何在？在整个中国现代学术风气转移的大背景下，其价值与意义何在？上述几个问题便是本书探讨的主要内容。
近百年来，中外文化冲突融合的事实形成了现代史家学术研究的基本框架：试图将近代中国的整个图景都置放于域外文化强势进入与本土文化如何因应的语境中去考察理解。而以异域的文化思潮为参照系，对传统文化之意义与价值重新加以评估则成为普遍遵循的基本范式。当然这一框架也只是后人出于学术史书写的便利得出的一个相当便利的概括。究其实际面目而言，近代以来中国学术发展之历程从来不是单线演进，而是多头并举，在这一历史时段中，古今、中西各种视角维度交融碰撞，正是在这种纷繁复杂的头绪之中，中国历史学科开启了由传统向现代演进的历程。
众所周知，此一演进历程的开启人便是梁启超。在《新史学》《中国历史研究法》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等作品中，梁启超已经大致勾勒出了现代史学迥异于传统史学的独特风貌。与其自称的“不惜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相印证，梁氏史学思想几经转变，前后呈现出的宗旨、理念与强调的方法前后不一，但正是这一多变的立场更凸显了近代以来中国学术演进的复杂性。而“变”与“不变”始终是贯穿近代中国学术研究进程的重要关注点。
就其“变”的层面而言，首先便体现为研究方法的改变。求新求变是其引人注目处，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以后，所谓“科学”的方法则更成为现代学术的标签。其次在学术体系层面，以传统儒家为支撑的传统四部之学或者义理、考据、辞章之学也轰然崩坍，随之而来的则是以现代大学为依托的学术分科体系的建立；在所有变化之中引人注目的莫过于观念与价值层面，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传统价值观念自近代以来不断遭受西方文化资源的挑战，终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宣告其寿终正寝，由信仰价值层面直降为现代学术研究之对象。泛观近代以来的文史大家，不论其持何种文化立场，不论其对科学方法之理解有何不同，就其实质而言，他们的观念已然与传统有别则是不争的事实。
“变化”的层面易于把握，但“不变”的层面则难探求。就其情感层面而言，虽然自近代以来，传统学术文化不可奈何地成为现代学术研究的对象，但细考近代以来史家之著述我们会发现，不论是相对趋新的胡适、傅斯年、顾颉刚，还是持相对保守立场的晚年的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钱穆等人，虽然各自文化立场不一，但就情感层面而言，传统文化仍然是他们念兹在兹的主要域场，用傅斯年的话说就是“他们安身立命之所在”； 就其思想层面而言，现代中国学术之建立，毕竟是在近代中国积贫积弱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展开的，对以学术为自己职业或毕生追求的现代学人而言，在他们浓厚学术研究兴趣的背后，恐怕都有一种强烈的使自己国家富强的内在冲动。此一愿望恐怕也与传统文化之优质资源不无关联。此一关联也说明了传统文化并非一句“打倒孔家店”就会就此消散了，它本身就是一种广泛的存在；就现代史家自身的知识结构而言，虽然近代以来学术的变化就是由传统的四部之学过渡到以西方为标准的分科之学，在此一学科分际的视阈中，从表面而言，文学与史学俨然以学科独立是尚，严守学科畛域，然以文史不分、学贵在通为基本特性的传统学术风貌，在以顾颉刚、陈寅恪、钱穆为代表的史家中仍能够清晰地呈现出来。陈寅恪游学海外长达二十年，几乎涉猎了西方大部分人文、社会科学等领域，掌握了十几种语言，回国后选择以史学研究为主，兼涉佛学、文学等学术研究领域。胡适也是在早年接受了传统文化的熏陶后在美国起初以农科为专业，后来选择以哲学为主攻专业，欲以西方哲学的理念与方法整理和关注中国传统学术，从而走向了以哲学方法论为基础的新的考据学之路。傅斯年的求学历程也与上述两位学者相似，奠定其学术基础的仍然是其深厚的传统学术素养。顾颉刚本人更是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学者。
正是在这种“变”与“不变”的学术风貌之下，以史学为代表的现代中国学术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进入了蓬勃的发展期，在各个层面均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此一阶段的史学研究中所展现出来的整体风貌即是重视对史料的挖掘、扩充与考证，这一时期亦正是传统中国史学向现代新史学过渡、转折的重要时期。在这一过程中，对边陲民族历史的重视，对比较语言学的研究，对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偏重，以及考古发现和新材料的发掘成为当时中国学术界的主流取向。有学者指出：也就是 1929 年前后，真正可以称得上“新”的历史学，就开始在中国学术界初现端倪了。新史料的发现则成为历史学由旧向新的一个重要标志。一时之间，崇重史料的风气弥漫。在史料尽量扩充的过程中，文学作品的史料价值逐渐得到众多史家的重视，并将其大量运用于史学研究实践中。
当然现代史家具有的深厚文学修养也是促使他们对古典文学进行关注的重要因素。也许其兴趣点不同、关注领域不一，但多数现代史家对传统文学均抱有一种浓厚的兴趣且在文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也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颇为有趣且有意义的现象。如梁启超晚年虽然自认“若将来于学术上稍有成就，一定在史学方面”，但也坦承“于文史两样都有兴趣，且三十岁以前常做文学的东西”。王国维早年更是在文学的“可爱” 与哲学的“可信”之间徘徊，而在具体研究成果上分别有《红楼梦评论》《宋元戏曲考》《人间词话》等经典文学研究名著问世。顾颉刚自述其在早年，文学是其主要的爱好，且将此一爱好投入到学术研究之中，分别在《诗经》研究与民歌、故事研究之中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胡适则更以考证《红楼梦》《水浒传》等传统小说扬名于学术界。傅斯年早年也曾在课堂上讲授《诗经》与中国古代文学的课程，且颇有新论。钱穆更是“幼嗜文学，得一诗文，往往手钞口诵，往复烂熟而不已”，《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传统小说在其发蒙不久就开始阅读，部分章节甚至能够达到熟练背诵的程度。直到晚年其对传统文学的兴趣仍旧不减，正如他所宣称：“大家称我是史学家，其实我更爱文学，更爱思想。” 此种对待文学的持久热情与关注深刻影响了钱穆后来的学术研究趋向，“凡余之于中国古人略有所知，中国古籍略有所窥，则亦惟以自幼一片爱好文学之心情，为其入门之阶梯”。马克思主义史家翦伯赞本人在诗、散文及多种文艺形式的研究与写作上都有精深的造诣，他的辞章之华美亦为学界所叹服。如侯外庐这样说：“伯赞的口才和文才都很不凡。一件事经过他的口和笔，总能变得趣味横生。伯赞的文章以优美潇洒见称于世。那文采，反映他的风格……特别肯在文字上下功夫。”
不管是“变”与“不变”的学术氛围，还是出于个人浓厚的兴趣，现代史家此种宽泛的知识结构及有意识地将所有学术研究门类打成一片的研究取向，在中国学术史上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与价值，而此种意义与价值在对传统文学作品史料价值的解读及运用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首先，回顾中国近代以来的史学研究可以发现，在现代中国思想文化舞台上许多重要的人物，如梁启超、顾颉刚、陈寅恪、傅斯年、翦伯赞、郭沫若、钱穆、范文澜、吕振羽等对文学作品的史料价值都有不同程度的认知与应用，这在近代学术史、文化史上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这些史学大家横跨文史，对文学作品史料价值的关注带有鲜明的史学特征和方法自觉，促成了史学研究“范式”的不断转变，对此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在史学研究上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其次，“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通过考察现代史家对文学作品史料价值的解读与运用，可以洞悉现代学术流变的历程。20 世纪初，随着西方新史学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传播，一些史家在借鉴西方史学即反思传统史学的基础上，更加重视对史料的挖掘、整理与研究工作。“史学即史料学”便是此一时期史学研究中所倡导的口号，对史料的重视可以说波及当时中国史学界各家各派。在“史料尽量扩充”的过程中，文学作品的史料价值逐渐得到众多史家的重视，并将其大量运用于史学研究中。“尺表能审玑衡之度，寸管能测往复之气。”考察史学家对文学作品史料价值的解读与运用，反思近代的学术演变与发展，无论是对史学乃至其他学科的示范意义，还是对学术发展的推进，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后，现代史家对文学作品史料价值的解读与运用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此一研究工作所体现的文学、史学的学科交叉性并由此促进了史学与文学研究的共同发展，其深层次的价值还体现在它所呈现出的现代中国学术由旧学到新学的转变以及中学与西学的融汇的全息图景。由此图景我们不但能够系统地考察现代史家的治学风貌与品格，而且还能对其各自所呈现出的文化观作一大致的把握，并进而为当下文化建设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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