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推薦：
《
爱丁堡古罗马史-罗马城的起源和共和国的崛起
》
售價：NT$
349.0
《
大宋悬疑录：貔貅刑
》
售價：NT$
340.0
《
人生解忧：佛学入门四十讲
》
售價：NT$
490.0
《
东野圭吾：分身（东野圭吾无法再现的双女主之作 奇绝瑰丽、残忍又温情）
》
售價：NT$
295.0
《
浪潮将至
》
售價：NT$
395.0
《
在虚无时代：与马克斯·韦伯共同思考
》
售價：NT$
260.0
《
日内交易与波段交易的资金风险管理
》
售價：NT$
390.0
《
自然信息图：一目了然的万物奇观
》
售價：NT$
640.0
|
| 編輯推薦： |
|
《细说觉醒年代》叙事，起自 1915 年《青年杂志》问世，终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新青年》为机关刊物，聚焦深受青少年关注的49个重大党史主题，讲述了这一波澜壮阔伟大历史进程中重要先锋人物扣人心弦的奋斗故事。广大青少年跟随作者笔意，重温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火热建党初心，真切感受陈延年、陈乔年等热血青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崇高革命品格，必将进一步加深对伟大建党精神的深刻理解。
|
| 內容簡介： |
|
本书是电视剧《觉醒年代》的青少年普及配套读物，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大献礼之作。本书以49个专题的形式，围绕《觉醒年代》，重点解读和还原了小说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再现了从1915年《青年杂志》创立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期间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觉醒的过程，重点记录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大历史画卷的时代背景、详细进程和伟大意义。本书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和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必然性。
|
| 關於作者： |
|
龙平平，中央民族大学法学硕士，研究员，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三编研部主任，邓小平思想生平研究会副会长，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特邀研究员。出版有《邓小平与他的事业》《跨世纪的中国政治大视野》等作品。 李占才 主编，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通史、经济史、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问题，思想政治教育教学问题等，先后发表学术论文83篇，出版著作18部。
|
| 目錄：
|
我是如何创作《觉醒年代》的（序）/ 001
《觉醒年代》帮我们读懂先觉者的时代/ 001
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把全中国人得罪了/ 006
陈独秀办杂志请来了“德先生”和“赛先生”/ 010
《新青年》警醒了三个青年人/ 014
“三顾茅庐”：蔡元培请陈独秀“出山”/ 019
蔡元培就职演说精彩，北大改革大幕拉开/ 024
一时间北京城满地都是长辫子/ 030
河北汉子李大钊只身下江南/ 035
“三只兔子”闹北大/ 040
周树人为北大设计了一枚新奇的校徽/ 045
“辫子大师”辜鸿铭大谈中国精神/ 049
北大教授团舌战英国公使朱尔典/ 055
|
| 內容試閱：
|
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把全中国人得罪了
《觉醒年代》集有一个这样的情节：北洋政府大总统袁世凯收到了日本方面送来的“二十一条”秘密条款，日本方面威胁袁世凯，要求他立刻签署，否则就派军队攻打中国，同时日方的军舰也已经开到了中国领海之内。袁世凯害怕了，决定答应日本的大部分条件。1915年5月9号，袁世凯与日方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
那么，袁世凯为什么要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中国人民对此又是如何反应的呢？
1914年，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等国组成同盟国，与英国、法国和俄罗斯帝国等国组成的协约国开战，战火遍及欧洲、亚洲和非洲。此时，中国正由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府统治。面对这一情况，北洋政府宣布中立，两不相帮，然而没能挡住日本侵华的邪念和野心。
日本已经通过甲午中日战争侵占了中国的台湾，通过日俄战争又染指中国东北，但这些没有填满它的胃口，它对中国的山东还是虎视眈眈、势在必得。当时中国山东地区是德国的势力范围，日本忌惮德国强大的军队，一直没敢轻举妄动。
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忙于对英、法作战，无暇东顾。日本认为这是它推行“大陆政策”、独占中国的天赐良机。因此，大战刚爆发，日本就趁火打劫，以“承担日英同盟的义务”为借口，打着“保卫东亚和平”的幌子，宣布加入英、法一边，向德国宣战。日军对德宣战，却不向欧洲派出一兵一卒，而是把进攻矛头指向中国。
当时，德国强占了位于山东地区的胶州湾，并且在青岛等地驻有军队。1914年8月27日，日军封锁胶州湾，并以进攻驻青岛德军的理由出兵山东。日本打着进攻德军的旗号，却想着要扩大侵略范围，于是派兵两万从龙口登陆，占领了莱州、济南、青岛等地以及胶济铁路沿线地区。
面对这一情况，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府，根本不敢抵抗日本的侵略，任由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的土地上烧杀掠夺，为非作歹。整个山东，凡日军占领之地，人民受难，苦不堪言。
就在中国人民挣扎在日军铁蹄之下时，身为北洋政府的大总统袁世凯却做起了皇帝梦，妄图在中国复辟帝制，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备称帝闹剧。为了寻求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袁世凯派人加紧与各国联系。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帝国主义的胃口越来越大，态度越来越蛮横。山东问题还没有解决，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又向袁世凯提出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并要求袁政府“保密，尽速答复”。
为了让袁世凯尽快签署“二十一条”，日本方面采取了各种威逼利诱的措施：一方面假惺惺地承诺，无条件支持袁世凯当所谓“中华帝国”的皇帝；另一方面也撕下虚伪的面纱，赤裸裸地威胁袁世凯，如果不答应，就采取军事行动。1915年5月7日，日本提出后通牒，限48小时内答复，否则将采取军事行动。
在《觉醒年代》电视剧中，北洋政府外交部次长曹汝霖深夜去找袁世凯，呈上日本关于“二十一条”的后通牒。袁世凯看后大发脾气，但是，为了换取日本对他复辟帝制的支持，1915年5月9日，袁世凯向日方表示，除第五项“容日后协商”外，同意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
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大量出卖中国主权的消息一经传出，举国一致视为奇耻大辱。愤怒的中国人民纷纷走上街头，举行各种抗议示威行动。
上海商、学、工各界举行国民大会，强烈反对“二十一条”，并给袁世凯发去电报，要求北洋政府拒绝“二十一条”。各地的青年学生也纷纷走上街头，高呼反对“二十一条”的口号，举行罢课示威。汉口、长沙等地工人罢工抗议，拒不承认“二十一条”，誓雪国耻。各地还掀起了抵制日货的活动，全国上下一致声讨袁世凯的卖国称帝行为。
这是中华民国成立之后，次出现如此大规模的爱国群众运动，不仅对稍后的全国人民反对袁世凯复辟斗争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成为五四爱国运动的先导。
此时，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的消息也迅速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中传开，遭到了爱国学生们的一致声讨。正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的李大钊听到这个消息，对北洋政府和袁世凯丧权辱国的行为深恶痛绝，于是召集广大留日学生，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怒骂窃国大盗袁世凯。
李大钊说道：“窃国大盗袁世凯要复辟当皇帝，中华民国危在旦夕了；卖国贼袁世凯签订了‘二十一条’，中华民族危在旦夕了。共和就要死了，青岛就要没有了，同胞们，我们怎么办？”
留日学生们听后，热血沸腾，群情激奋，近千名学生振臂高呼：“回国！倒袁！”这时，一个贵族学生张丰载却跳了出来，大放厥词，阴阳怪气地给爱国留学生们泼冷水。他认为中国陷入如此境地，就是因为民主之士不顾现实，非要建立民主共和国，明明君主立宪制才是拯救中国的正道。
对于这种谬论，李大钊痛斥：“辛亥革命以来，整个民众的思想早已得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海内外齐声倒袁的现象便是铁证。越是在民族危亡之时，就越应该唤起民众的觉悟，振作民族精神，而且要把共和的思想灌输给民众，则必须推翻封建的思想。逆历史潮流者，必被时代的洪流所淹没。我们为了爱国，必须救国，倒袁！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必须救国，倒袁！”
面对青年学生们满腔倒袁热情，陈独秀认为，中国的问题，积重难返，已经不是换一个大总统、换一个政府所能解决的了。辛亥革命打倒了皇帝，建立了民主共和制度，却上来了一个袁世凯。现在袁世凯又要做皇帝了，还是换汤不换药。因此，光靠政治革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如果想要改变中国眼下任人宰割的衰弱境地，不能再走政权更迭、循环往复的老路了，必须追根溯源，找到一条救国救民的新路。
这样一番独辟蹊径而又令人深省的话，深深触动了李大钊，但此时的李大钊，对陈独秀的观点并不完全认同，而是满腔热情地投入倒袁斗争中去，决心创办留日总会与袁世凯的卖国行为作斗争。
（吕春阳）
陈独秀办杂志请来了“德先生”和“赛先生”
《觉醒年代》第三集有这样一个画面：在熙熙攘攘的上海街头，一位说书先生手持快板，嘴上念念有词，引来一大群中国人和外国人驻足围观。只见他声情并茂地讲着：“嚓啷啷小锣敲起来，《青年杂志》已出版。中国社会多磨难，陈独秀两张药方来公开。‘德先生’‘赛先生’，已经跑到中国来。”众人听罢，纷纷拍手叫好。
那么，到底谁是“德先生”“赛先生”？又是谁把它们请到中国来的呢？故事还要从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新青年》）说起。
1915年6月中旬，因为“二次革命”反对袁世凯失败而东渡日本的陈独秀，与志同道合的革命好友易白沙一道乘船返回了上海。陈独秀的好友、上海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在家中设宴，为陈独秀接风洗尘。老友相见，分外亲热。几位故交推杯换盏，谈笑风生，话题不知不觉就引到了当前的时局上，大家都在痛斥袁世凯的卖国求荣行为，纷纷提出当今国之要事，就是打倒袁世凯，再造共和国。
陈独秀吃着手中的花生，仔细听着众人的议论。突然，他高声说道：“改造中国，首先要改造中国人的思想，提高中国人的素质；要想光复中华昔日之辉煌，首要的是造就一代新人。”
原来，基于“二次革命”失败的教训，陈独秀经过思考和求索，得出一个结论：救国图存，首先要进行思想革命。陈独秀认识到，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自然是一方面原因，但不是重要的原因。重要的是，西方列强不仅有工业时代所产生的先进武器，而且他们还有先进理念和先进的制度。在他们面前，我们的制度落后了，我们的思想也落后了。因此要想救中国，就必须从思想上改造中国，改造中国人，提高中国人的素质，造就一代新人。为此，创办杂志，大力宣传新思想，必将能够收到开启民智的效果，也是当务之急。陈独秀向好友提出自己的想法，他要创办一份杂志，作为唤醒国人政治觉悟和伦理觉悟的号角。陈独秀向在座的诸位好友保证，让他办十年杂志，全国人民思想都会为之改观。
说干就干，起初，陈独秀想让自己的好友汪孟邹赞助发行，可是亚东图书馆没有能力负担出版和发行的费用，于是汪孟邹把杂志的印刷和发行委托给群益书社的陈子沛、陈子寿兄弟承担。陈氏兄弟欣然同意，商定每月为杂志付出两百大洋的编辑费和稿费。
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卷号正式亮相。这是一本十六开、一百页的月刊，每六号为一卷。创刊号的开篇文章就是陈独秀写的《敬告青年》，即这本杂志的发刊词。
开宗明义，陈独秀提出了新青年的六个标准，那就是：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所谓自主的而非奴隶的，是要求青年牢固树立人人平等的观念，“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也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不奴役他人，更不要做他人奴隶、被他人奴役，堂堂正正地做人，堂堂正正地做事。
所谓进步的而非保守的，陈独秀提出，世界进化，永无止境。不能善变而与之俱进者，将不能适应环境之争，必被淘汰。人生也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只有日新求进，方能生存发展。必须抛弃固有的伦理、法律、学术、礼俗等封建制度文明，跟上时代潮流发展。
所谓进取的而非退隐的，要求青年必须明白，生存竞争，势所不免，一息尚存，绝无守退安隐之余地。排万难而前行，乃人生之天职。退隐，实际上是弱者不适应竞争而怯懦，万万不可取。
所谓世界的而非锁国的，陈独秀提出，万邦并立，动辄相关，无论其国若何富强，亦不能漠视外情，自为风气。各国制度文物，形式不必尽同，但遵循共同原则之精神，渐趋一致，潮流所及，莫之能违。锁国之精神，必无世界之智识。
所谓实利的而非虚文的，陈独秀认为，物之不切于实用者，虽金玉圭璋，不如布粟粪土。若事之无利于个人或社会现实生活者，皆虚文也，诳人之事也。诳人之事，虽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他号召青年注重实利，远离虚文。
所谓科学的而非想象的，陈独秀明确指出：近代欧洲之所以发达起来，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之下。科学与民主，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因此，国人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标志着新文化运动兴起。陈独秀倡导民主与科学：民主，英文”Democracy”，陈独秀把它称作“德先生”；科学，英文”Science”，陈独秀把它称作“赛先生”。陈独秀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在哲学、文学、教育、法律、伦理等广阔领域，向封建意识形态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起到了振聋发聩的启蒙作用。
《青年杂志》一经发行，就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正当陈独秀等准备大干一场时，群益书社的陈氏兄弟收到了一封抗议信。信是当时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写的，他们抗议说《青年杂志》与他们办的《上海青年》“名字雷同”，要求《青年杂志》改名。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陈独秀给《青年杂志》想了一个更加响亮的名字——《新青年》。从此，《新青年》成为当时渴望寻找救国救民道路的有志青年的书。
《新青年》自创办以来，就把注意力集中到思想文化领域上来，认为中国之所以会出现袁世凯复辟的现象，就是因为中国社会缺少一场对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彻底批判，大多数人的思想仍然被专制和愚昧牢牢束缚着。因此，《新青年》以及由其引发的新文化运动，把攻击的矛头集中指向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特别是被袁世凯所尊奉的孔教。
《新青年》连续刊发了一大批反对封建主义的战斗檄文，如易白沙的《孔子平议》、陈独秀的《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李大钊的《孔子与宪法》等，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封建主义文化展开了猛烈抨击。当然，《新青年》文章对孔子的批判，也不失理性。正如李大钊所说：“余之抨击孔子，非抨击孔子之本身，乃抨击孔子为历代君主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抨击孔子，乃抨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
《新青年》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似一声春雷，震醒了中华民族。自此之后，“德、赛二先生”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主流，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使许多原来处在麻木不仁状态的人猛然惊醒过来，为后来的五四运动打下了思想基础。
（吕春阳）
《新青年》警醒了三个青年人
《新青年》号召广大青年，要用民主与科学的良药，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敢于向封建思潮进行勇敢的斗争。这种战斗精神，警醒了当时正处于彷徨和苦闷中寻找救国救民道路的有志青年，、周恩来、胡适就是其中的代表。
《觉醒年代》中的出场，非常精彩。长沙街头，绵绵细雨中，士兵骑着高头大马，挥舞着鞭子，耀武扬威。身穿长衫，夹着布包，淋着雨，蹚着泥水，向前奔跑。他看到，街边衣衫褴褛、灰头土脸的孩子，头上插着稻草，正被人贩子吆喝着叫卖。另一边，一个富家少爷，坐在小汽车里正有滋有味地吃着三明治。前边，地上匍匐着一位衣衫褴褛的老人，在垃圾中翻找可吃的东西。这就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有良知的读书人，对此不可能完全无动于衷。但是，出路在哪里？既有远大志向又极富同情心的一脚深一脚浅、一脚泥一脚水，向前奔跑着，他在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
街边一个遮雨棚下面聚集着的同学、朋友。他们是萧子升、蔡和森、何叔衡、陈昌，还有蔡和森的母亲葛健豪。她在给大家弄吃的。突然来了个李立三，他是新人，看到以“二十八画生”为笔名发的求友告示，慕名而来。的二十八画生笔名，是他的繁体字名字笔画数。他征求志同道合者做朋友，共同奋斗。
“我淘到宝贝啦，我淘到宝贝啦！”一边喊着，一边跑了进来。打开布包，原来他自己无遮无拦地淋着雨奔跑，却用布包裹、紧紧抱着的，是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新青年》）。说：“我找到了救国的药方。看到《敬告青年》这篇文章，我就已经觉得头上炸出了一道惊雷，醍醐灌顶。各位，我现在浑身都是劲儿，咱们不是一直在说，要再造新民吗？那何为新青年？陈仲甫先生在这里谈到了六条标准。”一同学读出声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接着说：“这六条标准虽好，但是我觉得还不够全面，至少再加上一条，健壮的而非体弱的。各位，敢于努力救国之新青年，筋骨强，方能气力雄，才能真的把外国人叫我们‘东亚病夫’的帽子，彻底踩在脚下。文明其思想，野蛮其体魄，心力体力合二为一，世上事未有不成。诸位，这才是我们中国的新青年。我已经想好了，我要投稿《青年杂志》，好好谈谈我们中国人的体育。”《新青年》打开了的眼界，启迪了的思想。
在湖南省立师范读书时，得遇恩师杨昌济先生。杨昌济是近代著名的伦理学家、教育家，曾在国外留学十年，学成归国，致力于教育救国。杨昌济认为自古俊才多起于清寒之家，他“欲栽大木拄长天”，热衷于发现和培育可造之才。他对、蔡和森等青年才俊关爱有加。杨昌济拥护新文化运动，是新文化的积极传播者。他十分喜爱《新青年》杂志，不仅自己阅读、投稿，还积极向朋友和学生推荐。杨昌济考虑到学生们经济上都不富裕，于是自己出钱买了一些《新青年》杂志，送给他得意的学生、蔡和森等人传阅。
很快就成了《新青年》的忠实读者，几乎每期，甚至有的文章都能背诵。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天除上课、阅报以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问题。在看来，《新青年》中所提出的思想革命、文学革命、妇女革命以及倡导民主与科学，反对封建主义旧文化，都是好主张。在《新青年》的影响下，认识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都需要一个根本性改造。后来，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回忆这一时期的学习与生活时，说道：“《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1917年4月1日，署名为“二十八画生”的《体育之研究》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发表，全文约7000字。在这篇文章中，引经据典，谈古论今，强调青年要“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加强身体锻炼和意志磨炼，养成武勇刚强、朝气蓬勃的性格。《体育之研究》是公开发表的篇文章，其中提出的观点一直到现在依然闪烁着思想的光辉，对我们今天仍然有指导意义。
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湖南的、蔡和森等有志青年逐渐走到了一起，每天畅谈中国的命运和前途，逐渐萌发了成立一个组织的想法。1918年4月，他们正式发起组织新民学会，探求中国新的出路。
和一样，周恩来也深受《新青年》的影响。
当《青年杂志》（《新青年》）创刊时，周恩来正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陈独秀写的发刊词《敬告青年》一文，让周恩来赞不绝口。陈独秀提出的新青年的六条标准，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周恩来的心灵。
1917年，周恩来以优异的成绩从南开中学毕业，踏上了赴日本留学的旅途。临行前，友人又赠送他一本《新青年》第三卷第四号。在旅途中，周恩来仔细阅读了这本杂志，思想上受到了极大震动，产生了共鸣。到东京后，周恩来迫不及待地从他的朋友严智开那里借来了《新青年》，如饥似渴地通读了一遍。他深受启发，觉得自己“从前的一切谬见”被打退了好多。
在《新青年》的警醒下，周恩来开始树立这样一个信念：在“思想”“学问”“事业”上，都要毫不犹豫地抛弃“旧”的，追求“新”的，“去开一个新纪元才好”。他在日记里兴奋地写下两句诗：“风雪残留犹未尽，一轮红日已东升。”
同、周恩来一样，胡适也受到了《新青年》的影响。他不仅是《新青年》忠实的读者，同时也成为《新青年》重要的撰稿人、编辑者，为《新青年》的发展壮大做出了很大贡献。
当陈独秀从日本归国创办《青年杂志》（《新青年》）时，年轻的胡适正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读书。当时的胡适，因为主张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而在文学界已经小有名气。他经常在章士钊创办的《甲寅》杂志上发表一些西方名著的译作，受到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关注和欢迎。
当陈独秀的《青年杂志》创刊后，陈、胡两人共同的朋友汪孟邹把这本杂志寄给了远在美国的胡适。胡适收到后，对陈独秀的《敬告青年》一文十分佩服，给汪孟邹来信大加赞赏。
就在此时，陈独秀正在寻找一些文笔好的学者为《新青年》撰稿，汪孟邹就向陈独秀大力推荐了胡适。陈独秀大喜过望。他读过胡适在《甲寅》杂志上发表的译作，对胡适提倡的文学革命的主张十分认同。于是陈独秀急忙要求汪孟邹给胡适去信，向他约稿，要求他尽快把稿件寄来。
经过汪孟邹的穿针引线，胡适与《新青年》建立了初的联系。面对萌动着的文学革命大潮，经过长期的思索和与朋友们的交流，胡适逐渐认识到中国文学革命的关键是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改变半死不活的文字。但这种认识在当时应者寥寥，同在美国求学的一帮朋友不赞成胡适的意见。
1916年夏天，胡适的稿件和信件寄到了陈独秀的手上。这次寄来的稿件，是胡适用白话文翻译的俄国短篇小说《决斗》。陈独秀看了译文，文字流畅，白话文功底深厚，十分喜欢，当即决定采用。
1916年9月1日，这篇作品在《新青年》第二卷号发表，这是胡适发表在《新青年》上的篇作品。作品一经刊出，就受到了广大青年的热烈欢迎，其清新流畅的文笔，让人耳目一新。
1916年10月，经过周密的思考，胡适给陈独秀写了一封信，将自己关于文学革命的思考告诉了陈独秀，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八点主张。陈独秀接信后，甚为叹服。他积极鼓励胡适将这些意见表述成更为完整的文章。胡适在他的鼓励下将自己的思考写成了《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在1917年1月《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上，该文章系统阐述了他对文学改良的八条建议：（一）须言之有物；（二）不摹仿古人；（三）须讲求文法；（四）不作无病之呻吟；（五）务去滥调套语；（六）不用典；（七）不讲对仗；（八）不避俗字俗语。
《文学改良刍议》的发表，在中国知识界激起了一场“思想风暴”，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引发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革命性的变革，掀起了新文化运动中文学革命高潮。白话文成燎原之势，风行一时。一夜之间，大洋彼岸的胡适名声大震。年仅26岁的胡适，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舞台上“闪亮登场”。
|
|
購物車/收銀台(0) | 在線留言板
| 付款方式
| 聯絡我們
| 運費計算
| 幫助中心 |
加入書簽
HOME
新書上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