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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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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覆盖了从晚清到新中国成立长达63年的近代中国历史的名人日记，其中涉及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极为丰富，任何关注中国近代历史的读者，都能在这部日记中看到自己感兴趣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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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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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上海图书馆所藏蒋维乔全部日记的整理本，始于光绪丙申年（1896）九月初二，止于1958年2月29日作者去世前数月，共计63年，完整展现了作者一生的生活、治学、交往、从业、游历等，也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反映了自晚清至20世纪50年代末的中国政治和文化，保留了大量珍贵史料。名人日记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早已是共识。蒋维乔一生历经晚清、民国和新中国初十年，在近代风起云涌的社会变革浪潮中占据了一席之地，亦与政、学、商等各界重要人物来往过从，因此他长达63年的日记记录，与其说是一部私人生活记录，不如说是一幅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缩影的长卷，一部真正的“私家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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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林盼，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胡欣轩，华东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字专业，复旦大学出版社编辑
王卫东，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出版社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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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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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二年(1896)
光绪二十三年(1897)
光绪二十四年(1898)
光绪二十五年(1899)
光绪二十六年(1900)
光绪二十七年(1901)
光绪二十八年(1902)
光绪二十九年(1903)
光绪三十年(1904)
光绪三十一年(1905)
光绪三十二年(1906)
光绪三十三年(1907)
光绪三十四年(1908)
宣统元年(1909)
宣统二年(1910)
宣统三年(1911)
民国元年(1912)
民国二年(1913)
民国三年(1914)
民国四年(1915)
民国五年(1916)
民国六年(1917)
民国七年(1918)
民国八年(1919)
民国九年(1920)
民国十年(1921)
民国十一年(1922)
民国十二年(1923)
民国十三年(1924)
民国十四年(1925)
民国十五年(1926)
民国十六年(1927)
民国十七年(1928)
民国十八年(1929)
民国十九年(1930)
民国二十年(1931)
民国二十一年(1932)
民国二十二年(1933)
民国二十三年(1934)
民国二十四年(1935)
民国二十五年(1936)
民国二十六年(1937)
民国二十七年(1938)
民国二十八年(1939)
民国二十九年(1940)
民国三十年(1941)
民国三十一年(1942)
民国三十二年(1943)
民国三十三年(1944)
民国三十四年(1945)
民国三十五年(1946)
民国三十六年(1947)
民国三十七年(1948)
民国三十八年（1949）
1950年
1951年
1952年
1953年
1954年
1955年
1956年
1957年
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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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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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者前言
蒋维乔（1873—1958），字竹庄，号因是子，江苏武进人，近代著名出版家、教育家、佛学家、养生家。1895年起，先后入江阴南菁书院和常州致用精舍。1902年参加中国教育会，并担任爱国学社义务教员，“苏报案”后接办爱国女校。1903年开始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辑小学教科书，并先后主持商务印书馆开办的师范讲习所、商业补习学校、尚公小学、工人夜校等。辛亥革命之后，应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蒋维乔先任南京教育部秘书长，后赴北京教育部任参事。1913年辞职后，重返商务印书馆，主持编辑中学及师范学校教科书。1916年担任江苏省教育厅长，1917年与黄炎培等6人前往日本、菲律宾进行教育考察。1922年担任南南大学校长。1929年任上海光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1938年起，任上海正风文学院（1940年改名诚明文学院）院长，并兼任鸿英图书馆馆长、《人文月刊》社社长。1949年后，蒋维乔以特邀代表身份出席苏南人民代表大会，被选为主席团常务副主席。1953年担任上海市文史馆馆务委员。1958年去世。
蒋维乔一生著述颇丰。在教科书方面，编辑《初小国文教科书》《简明国文教科书》《女子初小国文教科书》《女子高小国文教科书》等，均名噪一时，“在白话教科书未提倡之前，凡各书局所编之教科书及学部国定之教科书，大率皆模仿此书之体裁”。不仅开创了近代新式学校教科书的新时代，还奠定了商务印书馆在教科书方面的领先地位。在教育学方面，先后主持制定《中华民国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大中小学学制方案》等规章制度，其所著《学校管理法》，被誉为“颇多经验有得之作”。在哲学领域，著有《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吕氏春秋汇要》《中国哲学史纲要》《宋明理学纲要》等，提出以哲学思想为经、以哲学家为纬，构建中国哲学史编撰体例，并将中国哲学分为自然主义、人为主义、享乐主义、神秘主义、苦行主义、理性主义六大派，形成新的哲学分派思想。在佛学方面，著有《中国佛教史》《佛学概论》《佛教浅测》《佛学纲要》《大乘广五蕴论注》等，其中《中国佛教史》是中国近代部佛教史著作，《佛学纲要》是中国近代部佛教知识白话本著作，上述著作对于佛教知识的普及与佛教的近代复兴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养生学方面，蒋维乔著有《因是子静坐法》一书，影响很大，号称“行销数十万册。书出版后，购者络绎不绝，近则各省，远至南洋，无处不有学习之人”。
蒋维乔留下的文稿中，引人瞩目的就是200多万字的日记稿本。所谓日记，刘向《新序杂事》有言：“司君之过而书之，日有记也。”日记是人们根据自己的活动、交游、见闻、学习心得、思想感情的即时记录，历代文人留下了多部内容丰富、行文晓畅的日记作品。而在清末民国，日记创作进入了鼎盛时期，“晚清四大日记”《越缦堂日记》《翁同龢日记》《湘绮楼日记》《缘督庐日记》即为其中的代表。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记录了咸丰至光绪四十年间的朝野见闻、人物评述，兼有古物考据、书画鉴赏、风俗介绍及读书札记等，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翁同龢日记》由于作者本人的位高权重，使其所记的47年日记成为研究晚清政治、外交、思想风潮的重要参考资料。王闿运《湘绮楼日记》与叶昌炽《缘督庐日记》均从同治年间记至民国初年，近五十年间的学术兴衰、政治得失、风俗变迁尽在其间。民国文人同样对日记写作充满热情。胡适不仅留下300多万字的日记，还对日记提出学理要求：“日记必须较详细，否则没有多大用处。过略的日记，往往别人不能懂，有时候自己也看不懂。”顾颉刚的日记内容丰富，观点直接，展现出一种性情中人的风貌。金毓黻《静晤室日记》总共550万字，吴宓日记的字数更是超过700万。另外如郑孝胥、竺可桢、黄炎培、夏鼐、黄侃等也皆留有数百万字的日记。上述日记均已经过今人整理，有点校本行世。
与上述人相比，蒋维乔日记在字数上并不是多的，但论时间跨度之长，则在各人之上。自光绪二十二年（1896）九月至1958年1月，蒋维乔共记了近62年的日记。以上提到的文化人中，仅有郑孝胥的56年日记堪可比肩。除了1900年之前因没有养成习惯，不时出现数日未写日记的情况之外，其他年份的蒋维乔日记几乎从未间断。根据邹振环教授所作的日记分类法，蒋维乔的日记既不是生前公开发表的日记，也不是撰写时就准备日后发表的，而是在一种“非公共写作”的心态下完成的，即生前不愿公开、死后作为遗文问世。这使得日记并不注重文字上的修饰与增补，没有考虑他人阅读的问题。
从内容上来看，蒋维乔日记的主要篇幅属于记事备忘性质，内容多为编教科书、学校授课、参加会议、与人交往、修身练功、学习佛法等，细致到每日天气情况、几时起床、几时到单位、几时授课、几时与何人在何地吃饭、几时睡觉等，其目的在于备日后之查阅，以便于年谱的修订与完善。如光绪三十三年（1907）正月十九日的日记：
“晴。星期，休沐。晨虞含章来，同往访梦旦，托伊兄高啸桐先生代发电致桂抚，要求保护仪器馆派往广西教员。十一时偕练如至教育总会访友卿，在会午餐。后即至辛园游散，练如先去，余独在园静坐，至三时后沈朵山亦至，盖昨日预约者也。余复至天足会女工学堂，代程瑶笙夫人报名，复至仪器馆，又往棋盘街购一时辰钟而归。晚至尚公小学商议明日开校事。”
又如1946年12月10日的日记：
“星二，晴。晨六时起，七时至九时修法。上午赴光华审查中国史学系转学生成绩。十一时授《尚书》。十二时偕九成夫妇、重孙女回，顺道接大小如、全成。午后二时半赴工专。三时授国学常识。四时回。九时洗足，十时睡。”
可见，蒋维乔日记的记述风格一以贯之，前后变化不大。在这些“记账式日记”中，蒋维乔一般不太透露真实情感，但也有如1913年4月19日辞去教育部参事之职时，在日记中写下“余等复向总长陈说，无效，遂仍复提出辞职书。从此余得脱离恶浊之政界，喜可知也”，如此直抒胸臆的表达，在日记中较为罕见。这些如流水账般琐碎的记录，可读性相对较低，但是对于治出版史、佛教史、哲学史及近代文人交往史的学者而言，蒋氏日记中所提及的人名、地名、书名等，包含着不少极有价值的信息。例如张人凤先生在编著《张元济年谱长编》时，根据蒋维乔1911年5月26日的日记中“天保里对面嵩庆里复发现鼠疫，可惧之甚”一句，确定张元济是在1911年6月份从闸北长康里搬迁到英租界长吉里。
除了这种“记账式日记”之外，蒋维乔日记中还包括四个部分。一是读书笔记。蒋维乔早年在南菁书院和致用精舍读书期间，常在日记中将其所读之书与所考之题一一加以记述，并留下对《史记?平准书》、西人仰观天文之法等议题的评论文章。据其自言“凡从前未竟之书，则补读之；每日作记，力除从前之弊，凡每日之行事有关学问者，或心之所得，亦备录于此尔”，说明他一度想将日记作为读书笔记来使用。这种想法虽然在其进入商务印书馆之后出现变化，但在日后的工作期间，蒋维乔仍然不时将其阅书之心得体会写于日记之中，如1912年7月4日“阅毕《上下古今谈》，共四册，此书为吴君稚晖所作，以小说笔墨发挥天文地理深奥之学理，实杰作也”；1947年4月3日“是日阅毕《新宗教哲学思想体系》，此书李君玉阶所作，李君在华山静修十余年，自创天人教，殊无从断其是非。此书内容依据科学，谈宗教哲学，颇有独到之处，亦属难得。”
二是作文初稿。蒋维乔早年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期间，曾为《东方杂志》《女子世界》《警钟日报》《东浙杂志》等报刊撰稿。如《中国女学不兴之害》《女权说》《记日本娼妇安藤夭史事》《论音乐之关系》等文章，初都是在日记中完成初稿，在此基础上略作修改，再行发表。尤其是发表于1904年4月7日《警钟日报》上的“中国教育会会员议案”中，有蒋维乔的长篇提议，慷慨激昂、据理力争，而在先前4月3日的日记中，则可见“拟致教育会诸君书稿”，乃是数日之后公开发布之提议的扩充版，文字更为尖锐，内容更为充实。关于蒋维乔对教育会的态度及其参与情况，学界一般重视《警钟日报》上的文章与1936年的《中国教育会之回忆》，而对日记中的“扩充版”缺乏关注。而在整理本中，阅者尽可领略蒋维乔犀利辛辣、鞭辟入里的文风。
三是教育考察。1915至1918年，蒋维乔多次前往各地进行教育考察：1915年5、6月前往湖北、湖南；1916年1、2月前往日本、菲律宾，顺道考察广州、香港；1917年9、10月前往山西。每到一地，均约请当地教育官员、校长及任课教师进行座谈，询问在校学生数量、学费状况、日常经费来源等。此外，他还前往各校参观，了解教科书的使用情况、教室及实验室的布局等，并旁听课程。他的所见所闻均写于日记之中，往往单日记录超过2000字。其中一小部分内容经过整理之后，先后以《湘省教育视察记》《考察斐律宾教育记》《斐律宾之师范教育》《斐律宾之家事教育》《斐律宾之工业教育》《斐律宾之农业教育》《阎锡山督军治晋记》等为题，连载于《教育杂志》之中。但大部分考察日记并未见世，此番阅者在整理本中可见真章。
四是旅行手记。1913年后，蒋维乔多次利用出差及教育考察的机会赴各地旅行，如江苏之宝华山、栖霞山、云台山，浙江之普陀山、雁荡山、天台山、莫干山、天目山，安徽之黄山、九华山，湖南之恒山，山东之泰山、崂山，山西之五台山、恒山，陕西之华山、终南山，北京周边之居庸关、妙峰山等，凡见山川形势、名胜古迹、碑碣遗址，均一一记录，并细加考订，在历史地理及民俗研究方面价值很高。这些游记陆续刊载于《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旅行杂志》之上，而在其日记之中，则可看到这些游记的“初模样”。与“发表版”相比，初稿在文字上有所增删。阅者可将整理本与“发表版”进行对比，体会其中的差异。
关于蒋维乔日记的保存和整理情况，依据其日记中的夫子自道，1956年7月20日，顾廷龙与舒新城来见他，希望他将历年日记送往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即原合众图书馆）。蒋维乔很高兴，“因为后代不识此物有历史价值，将来必以废纸称斤量卖去”。次日上午，图书馆员王煦华来，蒋维乔将“日记七十一册，另有一九四九年及五〇年两次苏南人民代表文件等畀之”。1958年蒋维乔去世之后，其余日记也一并入存。此时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已并入上海图书馆，蒋维乔日记遂成为馆中所存文献，直至今日。1992年第2期《出版史料》上，汪家熔先生以选注的形式，呈现了1902—1912年蒋维乔日记的部分内容。2011、2012年的季刊《出版博物馆》上，林盼（本书整理者之一）将1913年10月至1915年4月蒋维乔日记进行全文连载。2019年，汪家熔先生更整理了蒋维乔1896—1914年共19年间的日记，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可谓嘉惠学林之举。
2014年12月，中华书局将蒋维乔日记全文影印出版。虽然影印本《蒋维乔日记》终于得以走出上海图书馆，然而其高昂的价格令读者望而却步。再加上蒋维乔日记字迹潦草，常有涂改；且其颇有学问，尤其是涉及佛学、哲学等部分，阅读难度较大，直接使用影印本多为不便，因此专出一部《蒋维乔日记》的整理点校全本，其重要价值不言而喻。本书三位整理者耗费多年心血，终将200余万字的蒋维乔日记全本整理点校完毕。
藏于上海图书馆的蒋维乔日记稿本共分八十一册，前三册题“鹪居日记”，第四至三十二册题“退庵日记”，第三十三至五十九册题“因是斋日记”，第六十、六十一册题“退庵日记”，第六十二至八十一册题“因是斋日记”。由于日记前后时间连贯，与上述题名关系不大，因此我们在整理和校点时取消了原题名，仅按年排序，以清眉目。辛亥革命之前，蒋维乔以阴历纪年，及至革命后，则以阳历纪年，只有1912年1月1日至2月17日这48天新旧二历并存，整理本均予以保留，以便读者查照。日记手稿为竖排繁体无标点，整理本作横排简体，并加标点。有一些明显与今天使用有出入的地方，例如“畅谭”“论理学”等，在不影响阅读的前提下，整理本按原书著录，尽量不做改动。蒋氏在日记中记录人名的方式较为随意，时常出现“一人多名”的情况，但往往是音近字或形近字，并不影响辨识，因此整理本均予保留，不作统一，请阅者自辨。原文字迹模糊、辨识不清之处，用￡表示付阙；缺漏之处，在〔〕中进行补缺。原文有误记、缺记、衍文等影响阅读之处，则以脚注的形式加以说明。
在《蒋维乔日记》的整理过程中，曾得到邹振环教授的鼓励帮助，上海人民出版社各级领导的热情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由于日记卷帙浩繁，整理者虽竭尽全力，然而水平有限，仍不免有错讹遗漏之处，敬希阅者批评指正。
整理者
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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