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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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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在中国教育史乃至文化史上是一段传奇，虽仅存续8年，却影响中国长达80余年。在8000多学子中，就出了2位诺奖得主、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获得者、5位国家科技奖获得者、9位党和国家领导人、172位院士和100多位人文大师。本书作者当年就是西南联大的一位学子，日后的著名翻译家、诗人、中国比较文学的开拓者。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生动描绘了西南联大里那些孜孜以求的学生和一丝不苟的老师，回顾了他在西南联大所接爱的教育和对自己的影响，更深刻体会了西南联大“刚毅坚卓”的校训，以及西南联大精神的伟大，为后辈提供了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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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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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七年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后，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所北方高等学府联合一批中外知名学者，汇集八方爱国学子，艰难跋涉到西南边陲，抱着“抗战必胜”的信念继续办学，中国文化的血脉在烽火硝烟中得以保存。作者赵瑞蕻系当年西南联大外文系的学生，他在西南联大所接受的“刚毅艰卓”““”爱的教育“”“民主精神”，深刻影响了被老师和同学们称为“年轻的诗人”的一生。晚年他用深情的笔追忆了这段刻骨铭心的求学经历，繁忙的梅贻琦“穿着深灰色长袍走来走去”，闻一多的“炯炯目光”，沈从文的“和蔼笑容”，燕卜荪“红通通的鼻子”，吴宓“走路直挺挺的”，钱锺书“完全用英语讲课”，一位位大师的身影跃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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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赵瑞蕻 1915年11月28日生于温州。笔名阿虹、瑞虹、朱弦、朱玄。中国著名比较文学学者、翻译家、诗人。1929—1935年就读温州中学，1931年开始写诗，1938年随长沙临时大学迁昆明转入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参与成立“南湖诗社”。1940年毕业，1942年聘为重庆中央大学外文系助教，1946年随迁校至南京。1952年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1953—1957年被高教部选派赴民主德国莱比锡卡尔·马克思大学东方语言系任客座教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发起人之一，培养了我国第一批该学科硕士研究生。1984年应香港中文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中心之邀，四次赴港学术交流。1998年完成文学回忆录《离乱弦歌忆旧游》。1999年2月15日病逝于南京。
出版诗集《梅雨潭的新绿》《诗的随想录》，译作《红与黑》《爱的毁灭》《梅里美短篇小说选》《土库曼的春天》等，论文集《诗歌与浪漫主义》，专著《鲁迅<摩罗诗力说>注释·今译·解说》荣获全国首届比较文学图书荣誉奖和江苏社会科学奖。遗著《离乱弦歌忆旧游》和《欢乐颂与沉思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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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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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又一片树叶落下 杨苡
离乱弦歌忆旧游——纪念西南联大六十周年
当敌机空袭的时候
怀念英国现代派诗人燕卜荪先生梅雨潭的新绿——怀念朱自清先生
红烛颂——纪念闻一多先生
我是吴宓教授，给我开灯！——纪念吴宓先生
想念沈从文师
一个时代心灵的记录——纪念冯至先生
岁暮挽歌——追忆钱锺书先生
梦回柏溪——怀念范存忠先生，并忆中央大学柏溪分校
长留双眼看春星——忆王季思先生
南岳山中，蒙自湖畔——怀念穆旦
追思旧谊——怀念许国璋学长
读萧乾先生的一封信
读冯至先生的一封信
读沈从文先生的一封信
读柳无忌先生的一封信
赵瑞蕻致杜运燮（一）
赵瑞蕻致杜运燮（二）
赵瑞蕻致杜运燮（三）
赵瑞蕻致许渊冲
赵瑞蕻致江瑞熙
赵瑞蕻致巫宁坤、怡楷
赵瑞蕻致闻立鹏
赵瑞蕻致谢泳
赵瑞蕻致姚丹
瓯海在呼唤
籀园，我深挚美好的思念
我的一生
后记一 送给在天上爸爸的礼物 赵蘅
后记二 弦歌萦绕彩云之巅 赵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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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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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二 弦歌萦绕彩云之巅
赵 蘅
距离上一次为父亲这本遗著写后记，过去了十三年。
还清楚地记得二七年岁末我动笔时的激情，那是被烽火中成长的这一代学子深深感动的。西南联大，我从小就谙熟的校名，像是一把火炬，光亮夺目，点燃了心中埋藏已久的火种，这既是遗传基因，更是耳濡目染的结晶。
遗憾的是，那些年国人对西南联大知之甚少。中国教育史上这所最贫穷却是最优秀的大学并未得到应有的声誉，好似一眼金矿尚处在被深埋地下的尴尬境地。
终于盼来“重见天日”。现在我们可以公开坦然地宣传西南联大，歌颂它，赞美它，宣传它，传承它。
一批热心有使命感的年轻人在西南联大博物馆李红英馆长的带领下，全身心投入到抢救校史档案中，他们为尚健在的联大学子做了大量极其珍贵的口授历史，其中就有我的母亲杨苡。2018年口授历史小组由龙美光率队，二度到南京拜访九十九岁的老人，用视频记录下了学号N2214的联大外文系女生（学名杨静如）真实而生动的上学记。
同年十一月，我作为西南联大的后人，荣幸地被邀请出席了西南联大八十周年校庆，在昆明原校址的庆典会场上，西南师范大学同学们唱起了那首著名的校歌：“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再次听到熟悉的校歌，到场的九位耄耋之年的校友和联大毕业生的后代们群情激昂，热血沸腾，让庆典的气氛达到了高潮。
校庆后，博物馆还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帮助建立了被宗璞先生称作“准兄弟姐妹”的联后代微信大群。从此我们可以互相关怀，互相交流，不定期聚会。三年来我有幸参加了朱自清先生一百二十周年纪念会、闻一多先生一百二十周年纪念会，还有南开大学百年校庆等各种纪念活动。鉴于各自父辈在当年跨不同的学科，又经历了各自的曲折和磨难，相当多的联后代彼此并不认识，而现在，我们如同大家庭一群失散多年的孩子，迅速由陌生到熟悉，每回见面总是亲切无比。
只可惜父亲没能等到这一天。
《西南联大》总导演徐蓓摄制组为电影版在南京为我母亲做深度实录时，我正陪在一旁，不禁慨叹：“ 要是父亲还在，该多好啊！要不然在联大上学时被称作“年轻的诗人”的父亲，定会老泪纵横，用他有点结巴、难以抑制的激情回忆联大岁月，更要绘声绘色地历数他的老师们，还会提笔写他的十四行的“随想诗”了。
感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资深编辑麻俊生先生适时地鼎力推荐本书再版，在疫情中坚持录完长达二十万字的全书，特别是父亲生前呕心沥血完成、却未见到出版的最后一本著作，首次集中西南联大的篇目，以“离乱”和“弦歌”的主题面世，无疑这是一大亮点，有别于一九九九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和二八年（长江文艺出版社）两个版本。副标题“西南联大求学记”，更突显了一九三年代末至一九四年代中叶，民国时期一个爱国学子在战火纷飞中远赴西南边陲，接受中外第一流教育及其学术成果形成的历程。
那么，究竟是什么精神和力量吸引我们的父辈和他们的孩子们呢？父亲的这本遗著极为鲜明地回答了。写于一九九五年八月十五日的《离乱弦歌忆旧游》是本书的首篇，恰逢西南联大建立六十周年，它为读者展开了一幅历史画卷。
一年多以来，我书桌上常放着四本书，我在译述工作之余休息时，总喜欢翻翻，它们引起我无限亲切的遐想，使我一再回到那早已消逝了的遥远的苦难岁月，那些充满着抗争和求索精神的激动人心的日子，那个特殊时代特殊机遇所交织起来的奇丽梦境里。
父亲说的这四本书是《国立西南联大校史——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六年的北大、清华、南开》《笳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笳吹弦诵情弥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五十周年纪念文集》《西南联大在蒙自》。我在整理父亲的遗物里，陆续找到了这些珍贵的书籍史料，尤其是《西南联大在蒙自》这本，封面已破损，显然是老人家翻看多遍，爱不释手。二一九年三月，我第一次见到通信已久的李光荣先生，我们作为《北京青年报》《青睐·人文寻访》栏目的嘉宾，一起赴西南联大旧址考察。这才了解李先生正是策划《西南联大在蒙自》的编辑，他还和父亲有过通信交往。只可惜那些年我没能参与其中，没能多帮父亲做一点辅助工作，哪怕陪他重回故里，到他一生难以忘怀阔别几十年的昆明、蒙自走一走，看一看。如果时光倒流，我相信，父亲那颗炽热滚烫的心一定会得以更大的释放！
重温父亲的文字，印证了好书常读常新的道理。那些字里行间散发的青春、热血和激情，那些对师长敬重、爱戴和感恩，那样如数家珍似的详尽介绍先生们的著作，包括几位同学的成就及其影响，在务实功利文人相轻的社会环境下，如此大气、诚挚，实在难能可贵！
阅读中，我一次次被父亲学问之精深敬佩之至，被他治学之严谨深深感动。那些年我们家人总是笑他，写文章动不动好引经据典，今天看来，我们得重新认识了。父亲之所以在文中经常摘录中外名家金句，引用前辈同辈的文字，是因为他认为那些论述感悟，实在是太有共鸣，太感动，太能表达出比自己还要精准的思想来，而这些思想正是他撰写的主题必须阐述的。另一方面，也说明父亲对其他人的著作文章都是认真阅读过的，是他非常熟悉的，他才能信手拈来，引用恰当，贯穿一气，读起来，不失他的文笔风格，并不觉得累赘和多余。
眼前又出现父亲埋头写作的画面，他如此专注，聚精会神，孜孜不倦。外界的任何动静、噪音、干扰，都难以撼动他。他的理想王国始终在指引他前行，为追求光明与仁爱，谴责黑暗与不公正，放歌，呼吁，不遗余力！
不敢说我真正了解父亲。虽然母亲在他去世后，断然决定“以后爸爸的事都归你来管了”。二十一年里，我又为父亲做了多少呢？他的丰厚之极的文化遗产，他有意留给我保存的藏书、手稿、书信、纪念品，他的字字句句，得意或遗憾，带着岁月的尘埃，江南潮湿的霉味，一股脑儿都被我捧到了京城。我仿佛面对的是一部沉甸甸的文化历史，一串中国知识分子艰难跋涉的脚印，我常常会因其责任而感到压力，更为自身的水平有限而汗颜和愧疚，忐忑不安。
为了更妥帖地安放在别人看来只是破烂的故纸堆、对我却视为珍宝的父亲遗稿，我买来几个新柜子分类收好，父亲喜欢红色，我就买红色橱柜。从此我的小友秘书华丽除了节假日，每天都来帮着清理录入，“八后”的她，这是一个陌生又崭新的世界，眼看她认真投入，收获的是眼界和学养。她不时告诉我，又找到什么重要的信了，她会欣喜地说：这是赵先生关于西南联大的，是写给杜运燮的，是写给许渊冲的……
遗憾的是，父亲没有完整持续不断的日记留下。他生前在家里就寡言少语，几乎不食人间烟火。他惜时如金，年复一年伏案工作，很少和我们姐弟畅聊。他礼貌隐忍多于爽直，没能像母亲那样喜怒笑骂的痛快。因而父亲心底的欲望、需求、惦念，特别是他生命最后的几年，我只能从他的文章，大量的信札中了解了。还有许许多多他没有表述在纸面上、那些刻骨铭心的心思呢，我便无从知晓了。
我曾在《〈红与黑〉第一个中译本》一文里这样写道：
一九九九年九月十八日，我陪父亲出席了江苏译林的“戈宝全翻译文学奖发奖大会”。他坐在主席台上，做了一个简短而意义深刻的发言。他的追忆带我又回到五十年代的莫斯科城，那时他已译完了马雅可夫斯基的长诗《列宁》。为了跟上新时代，他自学了俄语。他说：“翻译永远是不可缺少的很有意义的工作，只要有人类存在，就有交流。地球上有四十亿人，三千多种语言，我们的工作要永远做下去。”他还特别向获奖的女作者祝贺，使我这半个外文盲羡慕不已。二十日这天晚上，父亲设便宴为即将赴法工作的研究生饯行。应邀的都是南大中文系外国文学教研室的同人。席间，他感慨岁月如梭，四十五年前是高教部杨秀峰部长为年轻的他饯行。如今头发白了，风烛残年。然而他要告诉大家，他完成了一本文学回忆录，一个晚秋的金色夙愿！
这就是父亲的胸襟、抱负，他们这代学人的担当，他们的可爱、可敬，后人难以达到了。
父亲也是有福气的，他精心爱护培养过的几位南大研究生范东兴、唐建清、黄乔生，他们在父亲过世后，念念不忘师恩，关爱师母，特别是这几年，他们商议着为老师再版他的第一本译著《红与黑》，完成老师的心愿。旧版，新版，跨度七十余年，补译、校对、撰写导读，工作量之繁重，可想而知。值得欣慰的是，这件难上加难，如同挖掘文物的工作，最终在译林出版社的鼎力支持，各方通力合作下，排除疫情干扰得以完成。
最后我以沉痛的心情告诉读者朋友，《离乱弦歌忆旧游》首版的责编，《文汇读书周报》原主编徐坚忠先生，在今年年初因病去世，令人扼腕。他和父亲从未谋面，当年为了高质量地出版这本书，他们只留下大量的书信往来，堪称作者和编者精诚合作的典范。如今两位认真治学的一老一少，可以在天国继续切磋恳谈了。那里没有阴霾，宁静而安详，更没有时间的障碍，可以尽情放飞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对于珍惜光阴重于生命的人，还是快乐的。
完稿于二0二0年五月二十八日北京，十一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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