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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英国历史上WEI一的共和实验，最不平凡却被忽视的时期！
作为老牌君主国家，英国也有平民推翻国王并建立共和政府的历史阶段，然而在如今的宫殿与教堂中，却很能难见到这段历史的痕迹。
◎建立共和国的克伦威尔如何转而走向独裁，这是否是历史的必然？
处决国王的克伦威尔，除不掉国王主持议会的政治传统，最终在与各方势力的博弈中，成为不戴王冠的独裁者，使英国社会陷入十年动荡。
◎英国共和的兴衰提醒我们，共和理念的衰落必然会导致暴力与独裁，正是这种原因导致克伦威尔变身为护国公，以及法国大革命后的恐怖统治、纳粹德国的崛起、美国当今的阶层矛盾，乃至当下的巴以冲突，透过英国共和的兴衰历程，审视当今世界的政局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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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国内首本英国共和史研究专著，阐述了英格兰共和国从诞生到灭亡的来龙去脉和历史影响。
1642年，克伦威尔支持议会与清教徒一起发动革命，经历两次内战，征服爱尔兰、苏格兰，处决查理一世，流放查理二世，于1649年取消君主制，成立共和国。克伦威尔于1653年成为护国公，建立护国公体制。
共和国期间，议会中派别争议不断，国内政局暗藏阴谋。ZUI终的出路似乎只有让克伦威尔戴上王冠主持议会，但克伦威尔宁肯以独裁的方式两次解散议会，直至临终前仍拒绝登基称王。克伦威尔死后，查理二世便从海外流亡归来，复辟斯图亚特王朝。英格兰共和国就此终结。
本书探索了从处决查理一世到查理二世复辟之间的一系列重大事件，这段英国历ZUI不寻常但鲜为人知的时期，有助于专家和读者更透彻地了解和认识英国和西方历史，反思共和何以沦为独裁专制，对当今西方的政局混乱根源具有一定的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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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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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莱，英国著名近代历史学家，英国广播公司（BBC）《历史》杂志创始人，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会员，亨廷顿克伦威尔博物馆理事，英国近代史高级研究员，伦敦国王学院历史研究所顾问，其代表作《英国共和兴亡史》是英国部针对英国共和时期作专题研究的著作，入围2020年坎迪尔历史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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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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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章 迈向护国公制
第二章 新旧世界
第三章 远征计划
第四章 傲慢与惨败
第五章 国王追随者
第六章 惊天阴谋
第七章 假消息与坏消息
第八章 英国新贵
第九章 全民公决
第十章 贵格会崛起
第十一章 审判与裁决
第十二章 民兵法案
第十三章 火药、叛国和阴谋
第十四章 选举与世袭
第十五章 荣誉加身
第十六章 舞蹈与异见
第十七章 继位之争
第十八章 回到起点
注释
参考文献
致谢
插图来源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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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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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清教徒先驱
普罗维登斯岛”位于西印度群岛腹地，紧扼西班牙盘踞地盘的门户”，不出十多年的工夫，这座火山小岛就将成为英国清教主义遥远的前哨。1629年圣诞前夜，萨默斯群岛（现称”百慕大群岛”）前总督菲利普·贝尔率领一众先行的英国清教徒，乘”罗伯特”号帆船登上普罗维登斯岛开展传教布道活动，英国人的这处新定居点距现在的尼加拉瓜加勒比海岸有一百七十七千米。岛上的景色”美得让人窒息”，这里微风拂面，散布着棕榈树、茂密的灌木丛和隐蔽的水湾，十三平方千米的小岛上到处都是火山”山峰”，从峰顶向下形成陡峻的山谷，坚硬的火山岩星罗棋布，一千多万年前火山喷出的岩浆凝固后就形成了岛上这壮丽的景观。
建立普罗维登斯岛定居点之际，正值查理一世在国内大搞个人统治，英国的清教事业遭受了重创。这位斯图亚特王朝的国王仰仗王室特权独断专行，把议会抛在了一边，他满脑子萦绕的是欧洲大陆新兴的君主制，身为一国之君，君主制这种治国理念显然对他充满诱惑，而这种理念也将在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那里臻至神圣。经过多年的冲突和对峙，英国与西班牙（西班牙扮演的是罗马教皇庇护者的角色）之间的和平很快就将分崩离析，这令一小部分清教显贵深感懊恼，因为对他们而言，与他们为敌的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奉行霸权主义的”黑暗”西班牙——是反基督的。要想推进清教事业，他们需要把眼光投向不列颠岛这片精神贫瘠之地以外的地方。
在西班牙人那里，普罗维登斯岛被称为”卡塔利娜岛”，而贝尔则把它命名为”普罗维登斯岛”，这样起名秉承的是始终不渝的英国新教理念，吸引了英国一众精英的注目。他们成长于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的黄金年代，深受德雷克、霍金斯和雷利这些冒险家的故事熏陶。和那些极负盛名的前辈一样，他们带着新锐的新教教义只身前往西班牙征服的新大陆;退一步说，即便他们没有亲力亲为，至少也鼓励了其他人投身这一伟大事业。这些”冒险家”由二十位高贵而富有的清教徒组成，他们齐聚于伦敦城的布鲁克大宅，这是他们当中富有且年轻之人的宅邸。该宅邸属于这个计划的资助人，第二世布鲁克勋爵罗伯特·格雷维尔（他的父亲是世布鲁克勋爵富尔克·格雷维尔），当时他才二十岁出头。1630年夏天，他们在这座宅邸成立了”普罗维登斯岛公司”，初的运营资金只有区区四千英镑。他们中有些显赫人物曾经参与建立弗吉尼亚定居点以及萨默斯群岛定居点，第二世沃里克伯爵罗伯特·里奇就是其中一位，他正是贝尔的雇主。里奇的父亲世沃里克伯爵曾是沃尔特·雷利后一次航海探险的担保人。雷利是伊丽莎白时代英国新教的英雄人物，他在1618年和查理一世的父王詹姆斯一世（英格兰及爱尔兰斯图亚特王朝的首位国王）发生致命冲突，激发后来英国内战的对阵双方就此慢慢展开角力。
普罗维登斯岛公司的财务主管是约翰·皮姆，此人又矮又胖，虽然其貌不扬，但面对咄咄逼人的查理一世，他却凭借雄辩的口才成为议会权利的有力捍卫者。1628年，约翰·皮姆在爱德华·柯克”权利请愿书”法案的通过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权利请愿书”与《大宪章》以及”人身保护令”一脉相承，目的就是为了保护英国臣民的自由权——只要他们不是天主教徒——不受唯我独尊的国王的侵犯。这些人下定决心要追随伊丽莎白时代的先辈，继续为保卫自由而战斗。作为被上帝选中的国家的选民代表，他们将迈向外面广阔的世界，眷顾他们的上帝会为他们扫清一切障碍。在那未被开发的崭新世界里，西班牙人攫取了数不胜数的黄金和土地，而这一切将收入他们囊中，为反击国王的侵犯提供物质保障。对他们而言，他们在新世界的胜利将意味着上帝准允他们在国内展开斗争，而他们在国内的胜利将完成上帝已在《新约》中做好的设计∶神拣选英国为新的应许之地。
在反对查理一世的清教徒眼中，他的残暴统治早已受到上帝的诘难，这再明显不过了∶当三十年战争在中欧肆虐时，衣料贸易这个维系英国数百年繁荣的根基土崩瓦解，其中不乏许多受上帝眷顾的英国贵族，他们的利益与这个行业休戚相关。查理一世对这场血腥的宗教冲突能躲则躲，这让清教徒对他甚为反感。清教徒曾敦促他为被围困的英国新教教徒提供支援，特别是应该帮助他的妹妹伊丽莎白，当时伊丽莎白的丈夫——普法尔茨的腓特烈五世——被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二世和天主教联盟的军队打败，丢掉了波希米亚。正是由于查理一世违背新教上帝的旨意，无所作为，一场瘟疫在1625年至1630年间横扫英国，粮食歉收在英伦大地蔓延。上帝是不会为那些放弃真正信仰的人伸出援手的。许多清教徒迫不得已离开他们贫瘠的家园，到新世界去播种并繁衍生息，远离罗马天主教的统治。英格兰东部具有绅士教育背景的自由民奥利弗·克伦威尔就曾冒出过这样的念头。
尽管对国王的统治极其不信任，普罗维登斯岛公司还是想办法取得了皇家特许状。他们向查理一世禀告说，有一座岛”便于停靠舰队，不管它是什么样的舰队，也不管它的目的地是驶向西印度群岛哪处背风的地方，包括卡塔赫纳、波托贝洛波托韦洛、洪都拉斯湾、伊斯帕尼奥拉岛（又名”海地岛”）、古巴岛和牙买加岛”。此外，他们还向国王强调了这座岛屿的战略价值∶环绕普罗维登斯岛的劲风和洋流会使进出古巴岛的船只，以及运载产自加勒比海诸岛珠宝的西班牙船只（西班牙在哈瓦那拥有非常优良的港口），全都得贴近这座岛高高的悬崖和防护性浅滩航行，这样一来，只要英国扼守住这处必经之路，就可以攻击和拦截那些从新世界运送财富到旧世界的船只。此举的收获就是能俘获西班牙的珍宝船队，这支船队每年都将产自墨西哥及秘鲁波托西银矿的大量财富运回欧洲。
查理一世自是巴不得能甩掉这个让他头疼不已的清教派系，1630年12月4日，他发布诏书，名为”威斯敏斯特城探险公司普罗维登斯岛或卡塔利娜岛以及亨利埃塔岛或安德莉亚岛海外拓殖事”。公司在取名时有些讨好国王的意味，把公司名称末尾靠近普罗维登斯岛的圣安德莉亚岛（西班牙人这样称呼）重新命名为”亨利埃塔岛”，这个名称是在向查理一世的信奉天主教的法国妻子亨利埃塔·玛丽亚致敬。作为恩典，查理一世要求公司上缴未来利润的五分之一就行。
虽然普罗维登斯岛不会成为百慕大群岛或巴巴多斯岛那样的岛屿——巴巴多斯岛与东加勒比海地区处于半分离状态，气候温暖——但该计划的资助者确信普罗维登斯岛先天就具备繁荣的条件，当虔敬的圣徒来到这里进行浇灌，一切就会变得欣欣向荣。资助这项计划的贵族对加勒比海地区几乎一无所知，也没有任何实际经验。他们坐在扶手椅上空谈探险，不切实际，如果一意孤行下去，计划肯定会受挫，而真的到了那么一天，一切就为时晚矣。届时，他们将独霸岛屿上的土地，让那些岛上的定居者不敢有丝毫非分之想，反倒会为了公司的利益而不惜牺牲自己的身家性命，到头来无非是为了换得一块能称得上是他们自己的耕地，这可谓他们在这场帝国博弈中的一副门面。农业学家亚瑟·杨格不无感慨地说∶”哪怕是一块布满岩石的不毛之地，如果让一个人完全拥有它，他就能把这块土地变成一片花园;可如果把一块花园之地租给他九年，到后就会变成一片荒漠。”
事实将证明，普罗维登斯岛远非一片花园之地，那里的荒漠要多得多。根据私掠船长塞缪尔﹒埃克斯1638年撰写的《走访普罗维登斯岛》报告（在当时，这份报告问世的时间实在太晚了），如果在这座岛上饲养生猪，种植谷物、木薯、大蕉和柑橘类水果，它能承受的人口总数约为一千五百人。这座岛屿是一个天然的堡垒，但要想实现真正的繁荣，的途径就是与西班牙控制下的内陆地区开展贸易。对那些已然在西印度群岛定居的英国人来说，他们乐于接受这样的妥协;他们很早就发现，与天主教徒做生意不值得他们谨小慎微，摆出一副正派的姿态，毕竞宗教理想主义并不受商人欢迎。
要想让普罗维登斯岛维系下去，只能先将宗教信仰搁在一旁，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世俗贸易上，而不是追求所谓的精神完美。那些宗教信仰更炽烈的英国新教徒（他们中有很多人从来没有踏出英国半步）认为，西班牙人会”拒绝和你做生意，除非你也信仰天主教”。这显然是胡说八道。从17世纪初开始，西班牙的商船队就开始日益萎缩，而且，那时和英国开展贸易仍是违法的，但这样的禁令在实践中根本不可能强制实行。西班牙和新世界的贸易，以及西班牙在新世界内部的贸易，大部分都是通过荷兰与英国的贸易商实现的，他们对黄金的崇拜丝毫不亚于其对上帝的信仰，甚或过之。
在美洲，对英国船只发动什么样的挑衅，是由远离本土的西班牙军官决定并执行的，马德里的官方政策鞭长莫及。加勒比海地区通信受限，这一点甚至比早期的现代欧洲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那里享有高度的自由，根本不受数千公里以外政府的约束。西班牙永远不会在它的本土正式宣布与英国或任何其他国家开展贸易。但实际上，正如克伦威尔的表兄弟、未来的情报总管约翰·瑟洛（他是一位非常老到的商人）所指出的，西班牙的地方政府非常乐意与英国人有生意上的往来，而且在这件事上对任何其他国家的人都来者不拒。做生意讲的是国际语言。对没出过国门的探险家以及他们的清教徒同僚而言，这些人观念老旧，意识僵化，和那些远在美洲的商人相比，他们和现实严重脱节，也不懂得如何向生活妥协;这些人属于先知性的政治完美主义者，他们找寻的是关于上帝杰作的神启，不会像实用主义者那样去寻求利润。
上帝和玛门在普罗维登斯岛上角逐。让定居者和投资者都感到沮丧的是，烟草虽然”用途不光彩”，但在其短暂的生命期中一直是定居点的主要作物。清教徒的探险家站在伦敦城的道德制高点鄙视烟草种植，憎恶吸烟习惯，这种态度和查理一世的父亲詹姆斯一世如出一辙。早在1604年，詹姆斯一世就在《坚决抵制烟草》中，以典型巴洛克风格的雄辩和气势对烟草大加鞭挞。普罗维登斯岛公司的显要人物布鲁克勋爵就曾这样描述过烟草，说烟草是”既能杀人又能救人的印度草药”，而官方则断定”烟草对人体有害，有损英国公民的举止”。
但在普罗维登斯岛，还有一种比贩卖烟草更恶劣的贸易兴盛起来。从这个定居点建成之日起，非洲奴隶就被带到了这座岛上，尽管就探险家来说，他们并不情愿这么做。英国的探险家反对奴隶登岛，这倒不是因为他们觉得蓄奴是不道德的∶在英国治下”纯净天空”的外部，非洲人是可以被奴役的，他们并不会因此而感到道义上的谴责，因为”非洲人对基督教而言就是异类”。他们之所以排斥黑人奴隶，是担心奴隶会污染他们秉承上帝旨意在这座岛上建立的自治社会，而这是清教徒追寻的理想。尽管存在这样的反对声音，普罗维登斯岛还是成为奴隶数量超过当地人口总数一半以上的个英国殖民地。
普罗维登斯岛公司竭尽全力地吸引虔诚的清教徒来到加勒比海地区，比如亨利·哈尔黑德这样的人，他是牛津郡清教徒聚居的班伯里市前市长（班伯里市素以”激情、蛋糕和啤酒”著称），1632年携家眷和朋友来到这里定居。然而，在这样一个充满挑战的环境中定居，意味着他们必须根据现实情况对初的理想做出妥协。新殖民地需要武装人员、士兵和水手，他们要具备在加勒比海地区艰难环境中生存下来的实际经验，这些人的”私下争执和暗自不满”可能与殖民地创始人的道德与精神理想并不相符。
1633年，威廉·劳德被任命为坎特伯雷大主教，这使得英国国内的政治和宗教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作为受国王青睐的世白金汉公爵的门客，劳德是一位极富雄辩力的反清教主义者，同时也是高派圣公会正统教义的坚定捍卫者。对劳德来说，王室和英格兰圣公会（英国国教会）的命运紧紧维系在一起，他警告说∶”如果圣公会被扳倒，我们就不得不担心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劳德的地位如日中天，再加上查理一世爱统治，这在清教徒眼中无疑又是一道明证∶天主教偶像崇拜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就在同一年，诗人兼政治家，同时也是1630年新定居点投资人之一的本杰明·鲁迪亚德爵士察觉到了异样，普罗维登斯岛陷入紧张局势之中，”我们真的希望（按照我们的意图），我们设想的普罗维登斯岛已经成为一个虔敬的殖民地，而不是到头来发现痛苦的根源深深植入你们中间………·这些都是宗教带来的令人难受的苦果”。鲁德尔鲁迪亚德爵士的察觉成了预示分裂的先兆，十多年后，克伦威尔的护国公制就将面临这样的挑战。
纳撒尼尔·巴特勒上尉是普罗维登斯岛的管理者之一，此人系私掠船长，在治理萨默斯群岛时堪称典范。他对当前的环境大为光火∶”我从来没有和这样的人一起生活过，他们要么脾气暴躁，要么蠢得不知道怎么掩饰愤怒。”Ⅱ当安德鲁·卡特取代他的位置时，本来就已经很困难的局面变得更难应付了;然而，一批已经置身新世界的大胆定居者还是愿意给普罗维登斯岛后一次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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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始建造普罗维登斯岛定居点之后的十年间，北美洲的教友将陆续加入到身院困境的岛民队伍中，有人劝说这些教友南下冒险，放弃新英格兰那个固若金汤、个人行为受到严格限制的地方。很长时间以来，英国清教徒一直都在暗地里发着牢骚，怀疑那些来自马萨诸塞湾的同胞和他们到底是不是”同道之人”∶1641年，对那些驶向普罗维登斯岛的投奔者，他们无疑就是这样的人，而且他们也愿意证明这一点。他们希望能成为其他人效仿的先驱。
选择南下的先驱者当中有一位是约翰·汉弗莱上尉，1640年，他在缺席的情况下被任命为普罗维登斯岛的总督。汉弗莱通过婚姻关系与塞伊-塞里勋爵结成远亲，这位勋爵是普罗维登斯岛公司背后另一位清教徒贵族，也是奥利弗·克伦威尔早期政治生涯的导师。在塞伊-塞里勋爵位于牛津北部的布劳顿城堡，汉弗莱接触的圈内人士都是对国王持批评态度的显赫人物。汉弗莱是律师出身，曾担任多切斯特公司的财务主管，这家公司是马萨诸塞海湾公司的前身，该公司为股份制贸易公司，1629年获得英国政府的特许状，在新英格兰的广袤地区开展拓殖。汉弗莱于1634年移民波士顿，成为当地赫赫有名的成员，并于1638年被任命为陆军准将，进入高级军官队伍。
约翰·温思罗普是汉弗莱的竞争对手，他也是马萨诸塞海湾公司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对那些决定南下的新英格兰同胞感到非常不解，这些人为什么要放弃北美相对稳定而安全的地区，”将他们自己以及妻子和孩子置于强敌的危险之中”?温思罗普代表的是一批”被动消极的”清教徒，为了躲避旧世界的迫害，他们逃到新大陆的北方地区定居，这里远离西班牙的侵犯;而汉弗莱代表的则是另外一种类型的清教徒，他们锐意进取，要么在英国与清教主义的敌人做斗争，要么在加勒比海地区与西班牙人鏖战。这两类清教徒之间的关系一直都很紧张。
汉弗莱招募了大约三百人与他一同前往普罗维登斯岛。他的这一壮举让远在伦敦的公司高层钦佩不已，后者决定把公司的股份授予汉弗莱及随行的定居者。实际上，海外定居者的财产权一直都缺乏保障，这已经成为殖民地定居的症结所在，严重阻碍了海外殖民事业的发展，这个问题很快就将浮出水面。普罗维登斯岛公司的高层先是恭维汉弗莱，说总督的位置对他来说肯定是”大材小用”，接下来又对他许诺，以后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整个大陆都将归他管辖，普罗维登斯岛只不过是个跳板而已。
从新英格兰到普罗维登斯岛的新一轮移民潮并没有逃过西班牙人的注意。1640年，西班牙对普罗维登斯岛发动的第二次进攻被击退，但事情并未就此结束，西班牙人满脑子想的是这个问题∶一大群更有经验的定居者涌向这里，这分明是公然对西班牙的美洲帝国图谋不轨。敌基督者不会再被羞辱第三次。
”珍宝船队”的司令弗朗西斯科·迪亚兹·皮米蒂纳皮米恩塔将军每年都指挥这支船队将产自美洲的珍宝运回欧洲，他向腓力四世报告了汉弗莱的意图。腓力四世授权皮米恩塔在卡塔赫纳（西班牙在新世界的主要陆上盘踞地）组建一支由七艘战舰组成的舰队，兵力为一千四百人。
1641年5月19日，西班牙舰队抵达普罗维登斯岛”尖顶帽”的周围海域。皮米恩塔下决心汲取以前失败的经验教训。他计划从岛屿的东部发起进攻，那里防御工事薄弱，但一场风暴让他的计划泡汤，随即他把进攻方向转到号称小岛”首都”的新威斯敏斯特港口。5月24日拂晓，西班牙人发起进攻。尽管由英国人、爱尔兰人和自由非洲人（他们可能是作为船员抵达该岛的）组成的防守部队奋力抵抗，但无奈敌人的军队具有压倒性的优势，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旗帜在总督空旷的住所上方升起。囚禁在普罗维登斯岛的西班牙修士通过谈判达成和平，保住了英国定居者的性命。妇女和儿童被直接送回英国，而男性定居者将经由卡塔赫纳港被运送到加的斯，在那里他们会被释放并自掏腰包回国。与此同时，已经陷落的普罗维登斯岛在等待着后一批上帝选民的到来。
*
作为新英格兰商人和”专业的水手”的威廉·皮尔斯是两艘小船的船主兼船长，此时他正驾驶着这两艘船从新英格兰出发，载着三十名男人、五名女人和八个孩子共同奔向普罗维登斯岛的新生活。1641年5月，一行人经停小安德烈斯群岛的圣克里斯托弗（圣基茨岛）补充给养，这座小岛从1622年就一直被控制在英国人手中，当时是与法国共治。在那里，皮尔斯得到警告，说”有一支西班牙舰队在外面游弋”。皮尔斯建议，他们这一小队人马应该掉头返回北美家园。如果传言属实，西班牙人很可能在经过两次失败的尝试后，终拿下了普罗维登斯岛这座”天然堡垒”。身为商船的水手，皮尔斯生性谨慎，但他的乘客们已经把灵魂托付给上帝，因而坚持继续向目的地进发，不管是生是死。
拗不过乘客的满心期许，皮尔斯只好逆来顺受并无奈地感慨道;”我的命算是交待了。”1几天后，当普罗维登斯岛进入视野时，他像每个早晨那样当着船上所有人员的面朗读一段《圣经》中的经文，这次，他选的是《创世记》中的一段;”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去那该去之地。”
1641年7月13日，当两艘船抵近时，岛上并没有竖起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旗帜，但是，当他们向逼仄的新威斯敏斯特港口靠近时，一颗炮弹瞬间击中了领头的船只。不消一刻，皮尔斯便躺在那里奄奄一息了，他旁边是来自康涅狄格州哈特福特的棉花商人塞缪尔·韦克曼。更多的炮弹倾泻如雨，好在第二艘船落在后面，不在西班牙大炮的火力范围内，似乎得到了上帝的眷顾。迅速脱身后，惊魂不定的流亡者恳求把他们扔在凶险的莫斯基托斯海岸，他们要在这里赎罪。他们中有少数人实现了愿望，但大多数人凭借熟练的航海技术安全返回新英格兰。显然，普罗维登斯岛在西班牙人第三次索要下已落入他们手里。
约翰·汉弗莱从来不曾到过普罗维登斯岛。岛上的批定居者在担惊受怕中安全返回波士顿后不久，他就踏上了返回英国的航程。差不多十年后，他将在约翰·布拉德肖——英国皇家高等法院院长，负责审判查理一世并将其判处死刑——麾下为国家冲锋陷阵。
普罗维登斯岛落入西班牙人手中时，正值斯图亚特王朝三个王国———英格兰、爱尔兰和苏格兰——陷入内战的前景开始明朗之际。许多参与创建普罗维登斯岛公司的人都在英国议会中担任要职。约翰·皮姆成为下议院领袖，而塞伊-塞里勋爵则在上议院占据一席之地。沃里克伯爵在内战中被任命为议会麾下舰队的上将。第二世曼彻斯特伯爵爱德华·蒙塔古成为”东部联盟”军队的领导人（他基本没发挥作用），在1644年史诗般的马斯顿荒原战役之后，奥利弗·克伦威尔将一跃成为这支军队的救星。对普罗维登斯岛的定居者，他们当中有很多人都支持议会的事业;可一旦斗争的硝烟散尽，胜利近在咫尺，他们就会再次梦想着清教徒能现身西班牙新世界。”似乎是天意引领我们来到这里\，克伦威尔暗自思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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