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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世界的禅者”铃木大拙力作
了解中国哲学的必读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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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作者采取以时间为纵线的经典整理方法,以哲学范畴为起点,以伦理学与宗教为扩展,精要论述了中国哲学思想史的发展以及特点。并揭示了中国思想史与西方思想史在发展上的*不同。书中不仅提到了我们熟悉的儒家的孔子、孟子、荀子;道家的老子、庄子、列子;程朱理学的程颐、朱熹;心学的王阳明,还包含鲜少有人提及的杨朱、墨子等思想家。大量引用名家经典著作,有理有据,说理晓畅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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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铃木大拙(1870~1966),世界禅学权威,日本著名禅宗研究者与思想家。被尊称为“世界的禅者”。得到海德格尔、弗洛姆、汤因比等的极大推崇。 本名为铃木贞太郎,取名为“贞”,出自《易经》的“元亨利贞”(他的三位兄长分别叫元太郎、亨太郎、利太郎)。后在镰仓圆觉寺跟随著名禅师今洪北川学禅,改名为“大拙”。曾从事佛教典籍的英译和西方哲学、神学著作的日译,熟悉西方近代哲学、心理学等方面的成就。晚年赴中国进行佛教实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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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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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中国人的哲学_1
中国的二元论_4
关于实证主义_12
思想家老子_19
先秦时代的一元论_25
超验主义的出现_32
泛神论的神秘内核_41
思维导图
第二章中国人的伦理学_53
儒家思想_58
思想家孟子_74
道家哲学_82
思维导图
第三章中国人的宗教观_133
中国人的天与帝_151
墨子学说中的上帝_167
思维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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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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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国文明大致起源于公元前3000年,相传在黄河流域生活着许多部落,而三皇五帝[1]则是这些部落的首领。在中国,存世久远的典籍是《尚书》[2],其开篇便提到了尧舜的施政方针。在传说中,尧舜[3]是公元前2400年前后的统治者。在《尧典》和《舜典》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具有宗教色彩且意味深长的史料,并由此能大致了解一些中国哲学在古代所形成的自然观。这种自然观不仅传承到了今天,而且和当初的面貌出入不大。
中国哲学研究的真正发端理应以周朝渐衰时为起点,也就是公元前7世纪。
此前,思想家世代不息,想来已在历史舞台上等候良久,他们的思想成果或多或少地被记录在了后人所著的《周易·系辞》与老子《道德经》[4]当中。
自公元前7世纪伊始,中国相继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哲学家与伦理学家,其中尤以孔子、老子为。他们拉开了中国早期哲学发展的帷幕,并在此后好几百年间孜孜不倦地推动着哲学进步[5]。这就好比,冗长且苍白的寒冬过后定是充满生命力的春天。这一阶段大概延续了400年之久,堪称中国文明史中灿烂的时段;它终止于秦朝,因此又被称为先秦。
在此后的岁月里,中国人变得越来越理性,并愈加深入地研究了人的心理,但从来没有超越过先秦诸子的思想范畴。中国哲学变得更加精密了,然而不幸的是,它在自由发展的过程中走向了错误的方向,准确地说是毫无方向。中国哲学在先秦时代觉醒,而后致力于解决各种问题。对于思想家们而言,宇宙是新鲜的;他们总能在所关注的领域内找到突破口。他们的思想天马行空、包罗万象。与先秦时代告别之后,中国人的思想渐渐进入了刻板时期;如果说思想如同血液,那么此时的血管似乎有些衰老和硬化了。
创造力十足的先秦时代戛然而止了。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兼并六国、一统天下。面对初初萌芽的自由思想,他选择了残暴镇压。身为始皇帝,嬴政对所有异端思想嗤之以鼻,一心只想“别黑白而定一尊”。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听从了丞相李斯的进谏,制造了“焚书坑儒”[6]这一大事件。此般暴行令人心悸,而他却视之为一桩乐事。
自由思想受到了沉重打击,中国人的精神堡垒被打垮,后遗症持续了千年之久[7]。此后千年之间,中国再也没有见解独到的思想家诞生。秦始皇对思想界的摧残可以说是毁灭性的,留给后人的唯有废墟一片;后世之人没能创造出新思想,每天做的事不过是寻找曾经遗落的先秦思想。他们捧着存世经典反复研读,一发现新文献就斟字酌句地研究,再写上引经据典的备注。一部分在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文献或已失传,这便给了一些人伪造文献的机会。因此,在这个时期里,伪书大行其道。
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并不坎坷,因为当时的中国思想恰好处于惰性时期(公元前213年至公元959年)。佛教徒发现,佛教教义和中国的道家思想是有交集的,于是就借鉴了大量道家用语;当然,他们也创造了许多新词汇来表述那些中国人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理念。佛教在中国十分盛行,尤其是在文化阶层当中,并为宋代(公元960年至公元1279年)时期儒家思想的重启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渐渐地,中国人学习到印度哲学,特别是方法论与形而上的格外精深。笃信孔子的儒家在认识到佛教的长处后,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
儒家子弟潜心研究着新鲜出炉的典籍,与此同时,佛教徒则奔赴各地积极地传播佛法。他们将很多梵文书写的佛经翻译为汉文,同时还创编了大量宗教哲学著作。佛经为他们提供了灵感,不过他们自身的造化能力也十分强大,甚至可以说,中国佛教自成一家,对万物之本的领悟更加深厚。
通常情况下,许多人都会把中国哲学史和儒家哲学史画上等号,究其原因,除了当年诸子百家缔造了先秦哲学时代之外,剩下的哲学成果大概也只有儒家思想了。不过,要更深入地了解重整旗鼓的宋代儒学的思想构架,我们就必须关注:在宋代之前,儒家思想蓄势待发之时,佛教思想的发展有多么重要。
宋代年间,中国哲学得以重获新生,这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里程碑[8]。千年以后,中国人不再沉默了。相较于先秦时代,他们的思辨变得更加智慧了——尽管还没有突出重围,却参透了斯芬克斯之谜[9]。面对外来的佛教,中国的思想家们终于打起了精神。中国哲学体系吸收并消化了许多佛教思想。当然,中国人并没有盲目地大包大揽。在直觉的指引下,他们将那些和中国人的“功用”本性格格不入的部分削去了。换句话说,他们只是针对儒家思想的一系列困惑,到佛教领域中去寻找答案。中立地来看,中国哲学于宋代重获新生,但并未提出新问题,依旧是循着先秦诸子的足迹在前行。在先秦时代,儒家是百家之一,并非一枝独秀,而且其地位尚不如日后这般尊贵。那个时代充满了“诱惑”,所以思想家们并不会将自己束缚在已有的理论中。但是到了宋代,情况却完全不同了。宋代的哲学家们一直走在儒学道路上。他们对很多从西方传入的新思想颇为了解,一心想要把这些思想利用起来,好让孔孟思想继续发扬光大,并进一步解读那些像真理一样存在的儒学典义。他们从来没有考虑过离经叛道,所以宋代新儒学开创性地重新诠释了旧儒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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