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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冯友兰先生晚年口述自传。揆之“自序”旧例,“意欲使后之读其书者,知其人,论其事,更易知其书短长之所在,得失之所由”,实乃冯先生所有著述之“总序”,1984年由三联书店初版。
全书忆往思,述旧闻,怀古人,望来者;所涉之时代,起自19世纪90年代,迄于20世纪80年代,为中国历史急剧发展变化之时期。作者从社会、哲学、大学与展望四部切入,回顾自己一生所历时代环境之变迁,学术思想之演进,真诚剖析特殊历史时期的人生际遇,并对未来怀抱信心。《三松堂自序》既是“总结”,亦是“明志”,更是一代哲人对历史、时代与自我的剖判沉思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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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冯友兰(1895—1990),字芝生,河南唐河人。1915年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46年赴美任客座教授。1947年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曾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印度德里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博士学位。1952年后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20世纪30年代初出版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把中国哲学史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肯定了传统儒学的价值。40年代写《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以程朱理学结合新实在论,构建其“新理学”体系。1949年后著有《中国哲学史新编》等,论著编为《三松堂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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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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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之自序
一 社会
清末帝制时期
民国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二 哲学
20年代
30年代
40年代
50年代及以后
三 大学
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西南联合大学
四 展望
明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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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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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西南联合大学
抗日战争是中国社会中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高潮。这个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结束,标志着中国社会摆脱了半封建半殖民地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在这个过程中,北大、清华和南开联合起来,在战争的艰苦条件下,维持正规教育,发展五四传统。这就是西南联合大学的历史意义。在长沙临时大学时期,没有校长,由三个学校的校长组织常务委员会,共同主持校务。到了昆明以后,这个制度继续下去。常务委员会开会的时候,教务长、总务长和各学院院长列席。南开的校长张伯苓,不常在昆明,实际上只有两个校长在校。北大校长蒋梦麟负责对外,清华校长梅贻琦负责对内,处理日常事务。办事的职员也以清华的为多。梅贻琦说过,好比一个戏班,有一个班底子。联合大学的班底子是清华,北大、南开派出些名角共同演出。但是步骤都很协调,演出也很成功。当时还有一个西北联合大学,也是从北京迁去的几个学校联合起来而成的,设在陕西城固。但是它们内部经常有矛盾,闹别扭。蒋梦麟说,它们好比三个人穿两条裤子,互相牵扯,谁也走不动。当然这只是说有问题的一方面,而另一方面,西北联大也是很有成绩的。
三校有联合的部分,也有不联合的部分。本科学生和在本科担任课程的教师,以及在联合大学负责行政工作的人员,是联合的部分。本科学生都是联大的学生。担任课程的教师及行政人员有两重身份:一重是联大的人,接受联大的聘书和委任;另一重是原来三校的人,同时也接受原来学校的聘书和委任。原来从北京出来的人,当然都有这两重身份。但是如果不在联大任职,那就只有一重身份了。在昆明新聘请的人,如果是为教学的需要,那就只有联大的聘书,如果三校之中有一校认为这个人很好,那就给他另加一份聘书,表示将来三校分家的时候,可以继续聘请他一起回北京或天津。当时一般师生,对于后胜利都有坚强的信心,都认为联大是暂时的,三校是永久的,而三校除了维持其原有的班子外,也都随时网罗人才,以为将来的补充。
当时,除了联大的总部外,三校各有其自己的办事处,自己设立一些机构,与联大无干。清华的办事处,自己设立的机构也比较多,主要的是那些原来办的研究所,有农业、航空、无线电、金属和国情普查等研究所,这些所都不招学生,与联大毫无关系。清华还有研究院,招收研究生,他们虽然也往联大听课,可是不算联大的学生。北大办有文科研究所,招收研究生,也与联大无关。
当时的联大,好像是一个旧社会中的大家庭,上边有老爷爷、老奶奶作为家长,下边又分成几个房头。每个房头都有自己的“私房”。他们的一般生活靠大家庭,但各房又各有自己的经营的事业。“官中”“私房”,并行不悖,互不干涉,各不相妨,真是像《中庸》所说的“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
当时联大的学生,有的是跟着三校来的,有的是在昆明录取的,他们的家大部分是在日本占领区,他们不肯接受日本的统治,离开了父母家庭,经过许多艰险困难,来到了当时的大后方。他们都是有志之士,可是往往与家里信息不通,生活困难,就在昆明自谋生计,勤工俭学。教师也因为通货膨胀而生活困难。当时有人说,现在什么都值钱,就是钱不值钱。教师所得到的,就是这种越来越不值钱的钱。他们大部分都是靠卖文或其他业余工作以补贴生活,也可以说是勤工俭教吧,但仍不够花。联大的部分教师,曾经组织了一个合作社,公开卖文卖字卖图章,我也列在卖字的之内。
可是生意不佳,我卖字始终没有发市。师生们同时还天天遭受日本空袭的威胁。虽然在这样的艰难危险的情况下,联大师生对于后胜利的信心,始终没有动摇。这种信心,这种精神,在联大的校歌歌词中充分地表现出来,歌词说: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需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这首词是我作的,调寄《满江红》。(参看本章附记)
国民党对于高等院校的直接控制空前地加强了。1939 年就要求院长以上的教职员都必须加入国民党,并在联大公开设立国民党党部,称为区党部,在各学院设立区分部。这种公开地以党治校,在中国教育史上还是次。在学生中还公开设立了三民主义青年团分团部。出席联大常委会的人都是国民党党员,而且还要受区党部的“协助”。在学校还设有训导处,由训导长负责对学生进行“训导”。从表面上看来,联大成为国民党完全统治的学校了。其实并不尽然。据我所知,联大还是照三校原有的传统办事,联大没有因政治的原因聘请或解聘教授;没有因政治的原因录取或开除学生;没有因政治的原因干涉学术工作;所以在当时虽然有这些表面的措施,但社会上仍然认为联大是一个“民主堡垒”。这个民主,当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但是在封建法西斯的统治下,维持资产阶级民主也不是容易的事。
三校有一个传统,就是“教授治校”。这个传统联大也继承和发扬了。其表现为教授会的权威。这种权威在学校正常的情况下,不显得有什么作用;但是遇到学校有对内或对外的大斗争的时候,这种权威就显出作用了。
1944 年国民党政府接受了美国的军事援助,征发高中和大学的学生从军,组成青年军。国民党政府的这个措施,如果是在抗战初期,学生们是会争先恐后报名参加的;可是在这个时候,学生们对于抗战后胜利的信心虽然没有动摇,但是对于国民党政府的幻想已经破灭了,对于青年军的报名疑虑很多,观望不前。当时的教育部为各大学分配了名额,规定了指标。联大的常委会慌了,于是召开动员大会,请教授们向学生劝说。我的发言大意说,抗战已经进行了这几年了,以前国家、政府不征发高中以上的学生,实行免役,这是因为当时没有新式武器,还用不着有科技训练的人。现在美国送新式武器来了,正需要有科技训练的人去使用。如果有科技训练的青年不去从军,叫谁使用呢?这个仗以后怎么打呢?闻一多发言突出,大意说,现在我们在政治上受压迫,说话也没有人听,这是因为我们手里没有枪。现在有人给我们送枪,这是一个好的机会。不管怎么样,我们要先把枪接过来,拿在手里,谁要反对我们,我们就先向他下手。这次会开得很热烈。散会以后,我走出校门,看见有人正在那里贴大字报,反对报名从军。我心里很气愤,走上前去,把大字报撕了,并且说,我怀疑这张大字报是中国人写的。这次动员会开过以后,学生报名从军的多起来了,不过几天就超过了指标。
青年军成立了,蒋介石派霍揆彰到昆明主持训练。后来又把青年军开到印度,接受美国运来的武器,就地训练。到 1945 年日本就投降了,青年军并没有开到前线和日本作战。
日本投降以后,联大师生虽然实现了原来的信心和期望,但没有表现应有的欢乐,大家都看到,蒋介石一定要向解放区进攻,内战迫在眉睫。国民党政府的贪污无能,有加无已。有一件事情直接使联大师生感到痛心。当时从昆明到重庆的铁路已经通到曲靖,有一段正从联大旁边经过,常常有军队顺着铁轨行走。师生们常常看见,经过的士兵都是面黄肌瘦,疲惫不堪,真正走不动了的就躺在路旁,军官们不但不救护,反而举鞭就打。真是像当时所说的:前线的士兵要啥无啥,后方的大官要啥有啥。这种情况使进步的师生更加愤怒,不怎么进步的师生也觉得寒心。在这种情况下,联大中的政治空气越来越浓厚了。进步的学生们经常举行集会,请教授们讲演,评论时事,报告些不见于报刊的新闻。1945 年 11 月下旬,学生罢课反内战。25 日下午,我家里的人上街买菜回来说,也许有什么事,就要戒严了。果然当天晚上,联大学生在联大操场中举行时事晚会。正在开会的时候,就有军队在联大后面土山上放枪。联大及他校学生不为所动,仍然把会开完,但是都大为愤慨,加紧戒备。联大的校门紧闭,不准闲人进去。到了 12 月 1 日,我在家里,忽然听到联大新校舍内发出了两阵手榴弹爆炸的声音,看见吴晗匆匆地从他家里跑出来,对我说:“开火了!杀了人了!学校赶紧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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