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 1914年至1918年的大战是20世纪灾难之源。
美国外交家、历史学家乔治F.凯南（George F. Kennan）
n 近期内，本书在同一主题的研究中属于权威作品。
《世界报》（Die Welt）
n 谈到我们的灾难之源以及我们从何而来本书在研究*次世界大战的作品中*为杰出，它冷静、优雅、哀伤。
德国《时代周报》（DIE ZEIT）
赫尔弗里德明克勒（Herfried Mnkler）生于1951年，柏林洪堡大学政治学教授，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Berlin-Brandenburg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成员。他出版了许多在当下堪称权威的著作，如《新战争》（2002 年）、《帝国统治的逻辑》（2005 年）、《德国人和他们的神话》（2009年，曾在莱比锡书展上获奖）、《大战》（2013年）、《新型德国人》（2016年）和《三十年战争》（2017年）。
译者简介
钟虔虔，德语、英语译者，图书编辑。曾就读于德国萨尔大学（Universitt des Saarlandes），并取得硕士学位。
我们知道，要用政治理论分析特定的事件和发展历程，前提条件就是这些对象已经成为历史，因而我们能够冷静客观、不带偏见地看待它们。从这个角度来看，让人颇觉意外的是大论战以后德国再未出现过全面描写一战的作品。最后一部这样的巨著是彼得格拉夫基尔曼斯埃格（Peter Graf Kielmansegg）的《德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Deutschland und der Erste Weltkrieg），它诞生于1968年。自那以后，国内事实上只出现过从某个特定角度研究这次世界大战的作品：有人专门研究它的爆发，有人专门研究它的结局和后续事件，有人则分析这场战争对各方面的影响，受影响的包括整个社会还有性别秩序、男女性别形象、艺术和文学以及当时的进步思潮对多数欧洲国家而言，这场战争都阻碍了思想的进步。至于战争过程中具体发生了什么，研究者们往往略去不提，即使偶尔提到了，关注的重点也在于战争的受害者。研究者习惯让一些对这些伤害负有责任的人充当罪犯，将他们置于许多受害者的对立面，而史学领域和政治理论领域过去主要就是透过这种视角研究、分析一战的。然而罪犯和受害者不可能总是分属黑白分明的两个阵营。要理解一场战争内部各因素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共同推动事件的发展，就必须先完整描述这场战争的整个过程以及它的各个方面。这并不是说，只要完整地描述一场战争，就必定能正确地认识并说明战争中各种因素如何以不同的形式相互影响；但完整地描述战争至少是正确认识其内部关系的唯一途径。
毫无疑问，德国当时的政治和军事领袖对一系列事件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和估计，这些失误又导致他们选择了错误的方针路线，造成战争的爆发以及最后德国的失败。这一切开始于海军上将提尔皮茨（Alfred von Tirpitz）组建德国舰队，并赋予其国际政治上的使命A ；继而是冯施里芬（Alfred Graf von Schlieffen）将军提出了当时被认为独具创想的作战计划，该计划解决了可能面临的双线作战问题；最后执政者发动无限制潜艇战，这一灾难性的决定最终加速了同盟国的失败。如要分析这一系列错误的决策，那么不容忽视的一点是，一些偶发状况、一些意外和未经预料的情况影响了事件的走向，所以某些决策原本看似经过精心计划和深思熟虑，执行起来却产生了与计划完全相反的效果。这主要是因为当权者高估了某些信息的价值，而且缺乏先见之明。例如1914年初夏，德国通过一名被安插在伦敦俄国大使馆的间谍获悉，英俄两国人员就一份海军协定进行了商谈，而这份协定将矛头对准了德国；如果德国不曾获知这一信息，那么帝国首相特奥巴尔德冯贝特曼霍尔韦格（Theobaldvon Bethmann Hollweg）或许会在战争爆发前夕接受英国的建议，通过调解解决问题，或者至少会更仔细地考虑这个建议，然而他却认为英俄人员商谈的内容对德国十分不利，这种认识其实与实际情况不符英国就坚决否认和俄国方面有过这样的谈话。这些情报引发的猜疑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另外，如果德国在1917年初就知道俄国将在几周之后爆发革命A ，而革命的结果是，这一长期以来令人胆寒的敌人（所谓的俄国压路机）实际上从1917 年夏天开始就不再应战如果德国能预见这一切，那么有关发动无限制潜艇战的提议或许就不会在1917 年1 月9日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而美国可能也就不会参战，那样英国和法国就只好继续凭它们自己的力量作战，并且很可能因此愿意接受和谈。
以上两种情况，一是掌握的信息太多，一是对局势了解太少，而执政者当时所能掌握的信息决定了他们选择战争还是和平，选择让冲突升级还是将其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在此过程中，德国方面已是竭尽全力避免让意外事件影响大局。尽管参战各国都制订了明确的进军和进攻计划，但没有哪一方像德国那样精确、细致地预先安排好战争的整个过程。然而德国人还是没有将所有意外状况计算在内。早先的总参谋长赫尔穆特冯毛奇（Helmuth von Moltke der Altere，又称老毛奇）曾将战略计划定义为辅助系统；B 他的后继者阿尔弗雷德冯施里芬伯爵C 则试图将每次战役安排得如普鲁士列车时刻表那般准确、可预测。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事先已经确定好德国军队在动员之后第40 天将行进到何处，所以一旦出现意外状况，整个节奏就会很快被打乱。普鲁士军官兼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称这些不可预计的事件为阻力（Friktion），并警告不可低估其影响。施里芬的战争计划在总参谋部被充满敬意地称为胜利的秘诀，而它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缺乏弹性。不过在战争史上，德国军队行动的精确性是无与伦比的，他们按照施里芬计划规定的速度行军，果真在动员后第40 天抵达施里芬预先指定的地点。然而军队的领导层忽略了补给的问题，以致各部队在抵达目的地时体力已被耗尽；军队还在比利时大肆屠杀平民，无视国际社会反对德国的舆论。如果我们深入研究这些细节，就会发现其中存在许多悖论，而整场战争的特点之一就是充满了悖论。
德国知识界的思想领袖以及战争批评者代表了那一代人反思一战的最高水平，但本书接下来的分析不会止步于此，而是从多个层面反思这场战争。笔者在描述一战的过程中会援引文学家雅罗斯拉夫哈谢克（Jaroslav Hasˇek）、恩斯特云格尔（Ernst Junger）和罗伯特冯兰克-格雷夫斯（Robert von Ranke-Graves）的作品，包括作品中对当时情况的评论或是对战争体验的描写；另外笔者也引用了普通士兵在战争中所写的书信。引用这些材料有助于我们从普通士兵的视角审视所谓统帅小丘上的视野（Blick vom Feldherrenhugel）D ，因为正是这些士兵在执行上层下达的命令并承担其后果。然而，德语界新近出版的许多探讨一战的作品局限于士兵的视角，于是有关战争的叙述就只剩下小人物如何没完没了地忍受苦难，这样的叙述无法解释战争为何持续了那么长时间，双方又为何总是在资源已经耗尽的情况下发起新一轮大规模进攻。无论是在司令部还是在前线的战壕里，战争总是混杂了各种复杂的情绪，有澎湃的激情，也有失望与消沉；有人怀着必胜的决心坚守岗位，也有人彻底放弃、拒绝作战。这些相互矛盾的情绪事实上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我们唯有将战争指挥者和底层执行者的视角结合在一起，才能理解这种矛盾与统一。要重现统帅的视角并不困难，重现普通士兵的视角就复杂得多，因为各人的看法往往相互矛盾、受情绪影响以及地域限制。为了捕捉他们的视角，笔者除了分析繁杂的信件，还研究了文学作品中的相关描述。当然有人会反驳说，文学作品中的说法都是事后提炼而成的然而这种反对理由并不仅仅适用于文学作品：有人从文学和语言学的角度审查了士兵在战争中写的书信，结果显示它们也不足以成为可靠的证据，因为写信人往往会用非常公式化的语言叙述事情。要找到适当的方式呈现底层视角，这无论如何都比呈现上层视角难得多。而笔者优先从文学作品提取信息的原因在于，已经有许多人批判地分析过这些作品，因此读者也就不会误把它们当成可靠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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