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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本书全方位考察了19世纪末英国电气发明时代关于电话、发电机、电报、电灯等电气技术的专利争执,涉及对专利归属的争执、奖励发明的不同功绩体系、不同的专利管理策略等。这些争执发生在法庭里、报刊上,对确定发明者的身份发挥了不同的作用。*重要的是,本书挑战了传统的*发明人的理念,展示了发明的集体方式,这对于框定今天的政策至关重要。
關於作者:
斯塔西斯阿拉珀斯塔提斯(Stathis Arapostath),希腊雅典大学科学哲学与历史系科技史副教授。著有《专利争执》、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等。
格雷姆古戴(Graeme Gooday),英国利兹大学哲学、宗教与科学史系科学技术史教授,著有《专利争执》(合著)、Managing the E xperience of H earing L oss i n B ritain, 1 8301940(合著)、Domesticating Electricity: Technology, Uncertainty and Gender, 18801914 等。与他人合编有Patent Cultures、Oliver Lodge: Continuity and Continuation, 18751940 等。
目錄 :
第一章 引言:对电气发明纠纷的分析 001
第二章 发明者权利管理方面的状况 044
第三章 专利策略的布置与防卫:诉讼中的专家、法官和证人 078
第四章 英国早期电话发明纠纷中的专利和身份 114
第五章 发电机和绕线法的争议:关于技术、所有权和身份的裁判 149
第六章 给世界的礼物?早期无线电报技术的地位和利益的纠纷 185
第七章 1878年到1920年间英国电灯工业中的专利、身份和所有权 230
第八章 结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发明文化和知识管理 263
索 引 289
前言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发明文化和知识管理
这本书探讨了自1880年至1920年间英国关于电力、照明、电话以及无线电方面的发明纠纷。这类冲突是跨越国界的,不仅发生在英国公司和从业者之间,也发生在它们与来自德国、意大利和北美国家的竞争技术、发明家和公司之间。按照马里奥比亚焦利的看法,长期以来,在信誉功绩和物质功绩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跨文化对立关系,我们已经探讨了许多发明家所涉及的多种多样的功绩形式。
开尔文勋爵成功地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同时取得了这两种形式的功绩,前几章讨论的发明家中,几乎没有谁能像他那样。其中一些人,如威廉艾尔登、阿尔弗雷德尤因、安布罗斯弗莱明、约翰霍普金森、约翰佩里和西尔维纳斯汤普逊,至少相对来说,做到了在法庭、车间、实验室以及伦敦皇家学会之间频繁出入,游刃有余。霍普金森可以说是其中最成功的一个,他不仅保有崇高的学术威望,担任皇家学会的会员和电气工程师协会的主席,同时还从专利权税和作为专家证人中获得了巨大的财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发明文化和知识管理
这本书探讨了自1880年至1920年间英国关于电力、照明、电话以及无线电方面的发明纠纷。这类冲突是跨越国界的,不仅发生在英国公司和从业者之间,也发生在它们与来自德国、意大利和北美国家的竞争技术、发明家和公司之间。按照马里奥比亚焦利的看法,长期以来,在信誉功绩和物质功绩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跨文化对立关系,我们已经探讨了许多发明家所涉及的多种多样的功绩形式。
开尔文勋爵成功地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同时取得了这两种形式的功绩,前几章讨论的发明家中,几乎没有谁能像他那样。其中一些人,如威廉艾尔登、阿尔弗雷德尤因、安布罗斯弗莱明、约翰霍普金森、约翰佩里和西尔维纳斯汤普逊,至少相对来说,做到了在法庭、车间、实验室以及伦敦皇家学会之间频繁出入,游刃有余。霍普金森可以说是其中最成功的一个,他不仅保有崇高的学术威望,担任皇家学会的会员和电气工程师协会的主席,同时还从专利权税和作为专家证人中获得了巨大的财富。
与之相比,我们看到,像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托马斯爱迪生和古列尔莫马可尼这些人,他们的公司对争议发明的垄断权利,其功绩则更多是经济上的而非名誉上的。他们这三位行业内的领头羊,有生之年都没有被选为伦敦皇家学会的会员。在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威尔士裔美国人戴维休斯在1902年设立了鼓励电力方面创新应用的休斯奖章。2 年后,该奖章被颁发给发明了白炽灯的约瑟夫斯万,而不是爱迪生。后来奥古斯托里吉(1905)和亨利杰克逊(Henry Jackson,1926)因为在无线电报发展上做出的贡献获奖,马可尼则榜上无名。尽管贝尔于1913年获得了休斯奖章,但是又强调指出这是因为他在电话发明中的部分贡献,特别是受话器,而不是电话本身。
虽然这些证据无疑表明了皇家学会在运作上具有政治和某些民族主义上的倾向,但它们也同时表明这样一个主要仲裁机构给出了与专利局和高等法院不同的学术评估结果。我们把眼光放到英国之外,尽管诺贝尔奖委员会认可了马可尼在无线电报方面的工作(经过他的公司的大力游说),但他最终不得不与他的德国竞争对手卡尔费迪南布劳恩分享1909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根据比亚焦利的工作,这类似于伽利略当年在美第奇家族统治下名利双收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出,独立的仲裁机构并不止一个。尽管像贝尔、爱迪生和马可尼这样的人物能够获得法庭对其专利要求的支持,但是他们并不能获得科学机构或者当时英国学术期刊的认可。
此外,某些情况下,在专利权和名誉之间存在一种权衡:一些获得名誉认可的人,就像塞缪尔华莱、约瑟夫斯万、西尔维纳斯汤普逊和奥利弗洛奇,为此放弃或者失去了专利权;其他一些人,诸如圣乔治雷恩福克斯和亨利王尔德输掉了官司,失去专利权,但是至少保住一份尊严并且获得了当时人们的些许同情,尽管他们的名字后来也逐渐在权威的电气工程史中消失;还有一些人,包括梅乌奇和瑞斯,只能依靠他人在法庭和期刊中替自己找回公道(瑞斯生前都没有这个幸运),也就没有指望能够获利,只能借此削弱对手借专利获利的能力。
因此,直到今天,在仍然沉迷于英国专利制度中独一发明者观念的体系里,反专利和反霸权的游说者们赞赏的斯万、瑞斯等人到底应该得到多少发明者的功劳,仍然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
內容試閱 :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发明文化和知识管理
这本书探讨了自1880年至1920年间英国关于电力、照明、电话以及无线电方面的发明纠纷。这类冲突是跨越国界的,不仅发生在英国公司和从业者之间,也发生在它们与来自德国、意大利和北美国家的竞争技术、发明家和公司之间。按照马里奥比亚焦利的看法,长期以来,在信誉功绩和物质功绩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跨文化对立关系,我们已经探讨了许多发明家所涉及的多种多样的功绩形式。
开尔文勋爵成功地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同时取得了这两种形式的功绩,前几章讨论的发明家中,几乎没有谁能像他那样。其中一些人,如威廉艾尔登、阿尔弗雷德尤因、安布罗斯弗莱明、约翰霍普金森、约翰佩里和西尔维纳斯汤普逊,至少相对来说,做到了在法庭、车间、实验室以及伦敦皇家学会之间频繁出入,游刃有余。霍普金森可以说是其中最成功的一个,他不仅保有崇高的学术威望,担任皇家学会的会员和电气工程师协会的主席,同时还从专利权税和作为专家证人中获得了巨大的财富。
与之相比,我们看到,像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托马斯爱迪生和古列尔莫马可尼这些人,他们的公司对争议发明的垄断权利,其功绩则更多是经济上的而非名誉上的。他们这三位行业内的领头羊,有生之年都没有被选为伦敦皇家学会的会员。在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威尔士裔美国人戴维休斯在1902年设立了鼓励电力方面创新应用的休斯奖章。2 年后,该奖章被颁发给发明了白炽灯的约瑟夫斯万,而不是爱迪生。后来奥古斯托里吉(1905)和亨利杰克逊(Henry Jackson,1926)因为在无线电报发展上做出的贡献获奖,马可尼则榜上无名。尽管贝尔于1913年获得了休斯奖章,但是又强调指出这是因为他在电话发明中的部分贡献,特别是受话器,而不是电话本身。
虽然这些证据无疑表明了皇家学会在运作上具有政治和某些民族主义上的倾向,但它们也同时表明这样一个主要仲裁机构给出了与专利局和高等法院不同的学术评估结果。我们把眼光放到英国之外,尽管诺贝尔奖委员会认可了马可尼在无线电报方面的工作(经过他的公司的大力游说),但他最终不得不与他的德国竞争对手卡尔费迪南布劳恩分享1909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根据比亚焦利的工作,这类似于伽利略当年在美第奇家族统治下名利双收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出,独立的仲裁机构并不止一个。尽管像贝尔、爱迪生和马可尼这样的人物能够获得法庭对其专利要求的支持,但是他们并不能获得科学机构或者当时英国学术期刊的认可。
此外,某些情况下,在专利权和名誉之间存在一种权衡:一些获得名誉认可的人,就像塞缪尔华莱、约瑟夫斯万、西尔维纳斯汤普逊和奥利弗洛奇,为此放弃或者失去了专利权;其他一些人,诸如圣乔治雷恩福克斯和亨利王尔德输掉了官司,失去专利权,但是至少保住一份尊严并且获得了当时人们的些许同情,尽管他们的名字后来也逐渐在权威的电气工程史中消失;还有一些人,包括梅乌奇和瑞斯,只能依靠他人在法庭和期刊中替自己找回公道(瑞斯生前都没有这个幸运),也就没有指望能够获利,只能借此削弱对手借专利获利的能力。
因此,直到今天,在仍然沉迷于英国专利制度中独一发明者观念的体系里,反专利和反霸权的游说者们赞赏的斯万、瑞斯等人到底应该得到多少发明者的功劳,仍然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